王俊义
素有“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称誉的宝鸡市，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里既是姜炎文化的发祥之地，又是周秦文化的肇兴之区，同时，还是汉唐盛世许多文明象征的所在之域。今天，他作为现代化城市之一，又朝气蓬勃，一片欣欣向荣。对这块文明宝地，我久已心向往之。这次能应邀出席“2005年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及“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恭临圣地，如愿以偿。此间，先后参加了“朝圣大典”，拜谒炎帝陵，实地考察了反映炎帝时期文化的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还参观了青铜器博物馆与佛教圣地法门寺。如此将参观考察与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实使与会学者受益良多，特别是对宝鸡在炎帝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有了切实感受。仅据自己的认识与感受撰此小文，以求教于与会的专家学者。
一、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对于炎帝的研究理应深入和加强
炎帝与黄帝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几千年以来一直受到后世炎黄子孙的缅怀与崇敬。由于其在开创中华远古文明的过程中，砍榛劈莽，前驱先路。加之，该氏族部落因生产、生活发展需求，或受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交融征战，曾南北流动，辗转迁徙，氏族代代相传，繁衍生息，足迹所至，几乎遍布各地。因此在全国各地都留下瞻仰祭祀的遗址、遗迹如湖南、湖北、河北、山西、河南等，都有炎帝庙、炎帝陵、炎帝故里等等，这是合乎情理的，勿需争论何者为真，那个是假。《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据宝鸡及其附近河流的地理地望与考古发掘相印证，宝鸡无疑是炎帝及炎帝文化产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炎帝氏族的先民可能曾长期在此地生息，甚至开创农耕文明，具有部族领袖称号的炎帝一世就在此地诞生。
有鉴于上述情况，在陕西省领导及学术文化界的支持下，在宝鸡市当地党政领导及各相关部门的组织推动下，对姜炎文化与炎帝文化的研究已开展多年，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研究力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对这里的炎帝遗址、遗迹和有关文物的保护与开发也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又举办了“2005年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和“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想，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炎帝文化研究，也将为“开发古陈仓，建设新宝鸡”带来新的契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全国上下都在倡导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复兴中华民族绝非抽象、空洞的口号，也不能只停留在动员与号召层面，而必须是通过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各自历史与现状的特点，按所制订的复兴规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大量切实的工作，通过一地一地的复兴，来促进全国、全民族的复兴。以“炎帝故里”的宝鸡为例，如能通过弘扬炎帝文化，以文化促经济，带动各方面的工作向前发展，在当地早日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小康社会，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力推动；其他地区同样如此。因此，大家有必要共同思考，如何加强对炎帝文化的深入研究。
人所共知，炎帝与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都为缔造中华文明，熔铸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人常“炎黄”并称，这是他们的共性。但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的共性，还要认识他们的个性。除共性外，他们又各有自己独具的秉性、特点和贡献，有各自不可取代的独特之处。譬如炎帝在开创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方面，在尝百草、医疾病方面，就较之黄帝更为突出，因而被称谓“农神”与“医神”。所以，炎黄二帝，都应同样受到全球华人的尊崇与祭祀，他们的历史伟业都应得到弘扬与发展。历史也和现实基本如是。目前，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炎帝陵、炎帝庙，以及历朝历代帝王百官、文人墨客与黎民百姓对炎帝陵庙的祭典、祭祀活动，流传下来的大量碑刻、诗文，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客观而论，在历史与现实中，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黄轻炎”、“厚此薄彼”的现象。对这种现象已有学者撰文论述，高强、田延峰：《“重黄轻炎”现象及其文化透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这里不再列举。有关各方面应针对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共同努力逐步加以扭转和改变。就各级政府而言，特别是各级文化部门，应在指导思想上，对炎帝与黄帝都给以应有的尊崇，从二者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出发，强调和肯定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对有关炎帝的遗址、遗迹，应大力保护与开发。因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历史的发展是无数的杰出人物与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而不是某个或少数杰出人物的独有功劳。凡是对人类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都应受到尊崇与表彰，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他们的历史功勋，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就学术文化界而言，应大力加强和深入对炎帝及炎帝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有炎帝遗址、遗迹所在的地区与部门，更应依靠和发展本地的研究力量并组织各地学者，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研究；舆论媒体，也应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广为宣传与普及炎帝的功绩与精神，使之同黄帝一样，成为在新时期振兴中华民族，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支柱与纽带。
这里想就学术界如何加强和深入研究炎帝与炎帝文化谈点浅见。近些年来，在当代兴起的“炎黄文化”热中，已经有不少关于炎帝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陆续编辑出版。就我接触阅读到的，诸如陕西宝鸡、湖南炎帝陵基金会及山西省长治市、高平市的炎帝遗址、遗迹所在地，都结合本地特点，组织编辑出版了一些炎帝文化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丛书，及开展学术研讨的论文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辑了由李学勤、张岂之先生总编的包括炎帝在内的大型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炎黄汇典》，李学勤、张岂之总编：《炎黄汇典》全八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还编辑出版了专门研究炎黄文化的学术丛刊《炎黄文化研究》《炎黄文化研究》自1994年起作为《炎黄春秋》增刊，先后出版10辑，自2004年起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正式独立出版。等。有些研究论文还刊载于全国各有关报刊。这些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都为进一步研究炎黄文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便。但也应看到，已有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虽不乏有水平、有价值的独到之作，但多数尚属初始阶段，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加强与提高，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努力开展：
其一，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关资料需进一步分析、考辨和整理。对于炎帝与黄帝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以及根据传说已载入各种历史文献典籍中的资料，近年来，有炎帝故里、陵、庙及其他遗迹的地区，已程度不同地做了些资料撰编工作。由于这些资料的编辑多是从当地情况出发，或不够完善，或缺乏考辨，或互有矛盾与重复，或是炎黄二帝合编。应在各地原有资料基础上，对已编的各种资料，进一步梳理和考辨，加一审视与鉴别，分工合作，专门编辑更加系统、全面的《炎帝文化资料汇编》，以供深入研究炎帝文化参考。
其二，改进研究方法。过去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各自独立进行的现象。从事历史文献研究的学者，只着重对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学者，只偏重文物的收集与考古的发掘。今后应运用将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辨和地下考古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学家应吸收近年来考古学界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考古学界对新发掘的成果应据已有的历史文献分析新发掘的文物，二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同时，由于炎黄与今天相距的年代久远，要研究当时的问题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自然科技等各相关学科，各个学科应互相配合，综合研究，才有可能使相关问题的研究获得新的突破与进展。
其三，对尚存争论的问题，应采用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开展自由深入的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对于炎黄二帝及炎黄文化的研究已逐渐取得了一些共识，如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要往前推；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炎帝、黄帝或是某一具体祖先的名字，或是炎帝氏族与黄帝氏族领袖的共同称谓，但都是人而不是神，被后世敬为神灵则是另外的事情；由于炎黄两大远古氏族部落，都曾各传多世，并都有流动迁徙，所以，在今天全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炎黄的遗址与遗迹，当可并行不悖，不必争论我是你非与上下高低。对于这些已成为多数人共识的问题，就应肯定下来，作为推进深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仍有少数不同意见者，仍可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炎帝及炎帝文化的研究仍有一些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论。诸如炎帝与神农氏究竟是同一人，同一氏族，还是不相同的两个人，两个氏族。历史文献记载或同或不同。目前学术界也还存在或主张前者，或同意后者的不同意见。虽然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有些史学家不承认炎帝是神农氏，但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我认为承认这个说法是较有理由”。张岱年语，见《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但也还有些学者仍坚持二者并非同一，因而还须继续研究讨论。另如炎帝生在何处？定都于何地？死在哪里？自古至今就有多种说法，如湖南炎陵说、陕西宝鸡说、湖北厉山说、河南淮阳说、山西高平说等等，各自都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依据，当然各种说法的道理充分与否也各有不同。还有既然炎帝氏族有多代延续，不断迁徙流动，其迁徙流动的具体情况如何？各个世代具体如何迁徙？落脚在何处？也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认为炎帝一世在宝鸡，而后沿渭水向东北、东南发展，分别向山西、河南发展，经过涿鹿大战，炎帝八世到了湖南炎陵。何光岳：《炎黄源流史》，转引自《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但也有学者认为，炎帝一世起源于辽宁红山文化地带而后入关在燕山山脉一带，再后迁徙至山西、陕西、湖南陈平：《略论阪泉·涿鹿大战前后炎帝的来龙去脉》，《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367页。对此问题还有其他说法，兹不一一列举。
对于深入开展炎帝、炎帝文化及炎黄文化的研究，我还有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就是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应多从宏观上把握，宜粗不宜细。一定要遵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依据史实，结合时代精神，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爱祖国、爱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出发，来深入研究和阐发炎帝与黄帝开创的远古文明的伟大功绩及其熔铸的民族精神。由于炎黄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相距十分遥远，且当时尚无直接的文字记载，因而对当时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神农氏究竟是“十七世而有天下”，或者是“七十世而有天下”，又或者说“炎帝有八代，历时五百年”等等，这些说法只能是对研究那个时代用来分析参考，而不可能对每一世的氏族领袖名称是什么？生存时间有多长？生死在何地？考证出清楚明确的结论。再如炎帝氏族确曾有流动与迁徙，对于流动迁徙的具体情况，也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与地下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存，研究出一个大的趋势，而很难把“炎帝八世”或“十七世”的每一世原在何处？迁到哪里？葬在何地？等等，一一得出明确结论。如真有这样的结论，似乎很明确、很具体，但又必然令人疑窦丛生，难以置信，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正像有的考古学家所说：“我想现在无论是关于传说资料的研究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还难于做出确切判断，因此暂时还是采取一点儿模糊数学态度为好”。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炎黄汇典》（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
二、炎帝的历史功绩与崇高精神
炎帝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被誉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就在于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彪炳史册、造福万代的伟大贡献和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是自古就以农立国的中国农神，在世界农业史上也应有崇高的地位。
但要论炎帝的历史功绩，首先要弄清他与神农氏的关系。因为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中，有关炎帝与神农氏互相关系的说法不一，有的将二者完全分开，或只讲神农氏，或只讲炎帝；而且一个时间在前，一个时间较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也有的将“神农氏炎帝”，或“炎帝神农氏”连称，视为一体，没有分别。《史记·五帝本纪》还记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司马迁显然是把神农氏与炎帝分开的，神农氏在前，炎帝在后，与黄帝大致同时。《史记》之后的历代史籍，如班固的《汉书》等才将“炎帝神农氏”连称。汉代以后，虽仍有不同看法，但炎帝神农氏连称却一直未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先秦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开的有关文献中，也反映了二者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不同的文献都记载说：神农氏“宏身而牛首”；炎帝“人身牛首”，这说明他们都以“牛”为图腾崇拜，有着相同血缘与氏族的联系。还说他们均以“火”为特点，又都姓姜。如说：“神农火师火名”，“神农氏，姜姓也，母任姒”；“炎帝火师，姜姓也”、“炎帝以姜水成，……故炎帝为姜”。既然都姓姜，当然属于同一氏族。另外，在讲到神农氏，或炎帝的历史功绩时，二者的功绩都在农业方面，几乎完全相同，民间传说也如此，都是“制耒耜”，“种嘉谷”，“制陶器”，“尝百草”等等。从这些材料反映的信息看，神农氏与炎帝虽是时代前后不同的二人，但又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共同特征。须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经历有漫长而遥远的过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野蛮到走向文明，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到构木为巢用火熟食，从渔猎采集，到畜牧农耕，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一步一步都经历了艰难曲折，路漫漫兮。同样，一个世代繁衍生息的氏族部落，即以开创原始农业为特征的神农氏氏族而论，也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我国近二三十年南北各地考古发掘出的粮食作物来看，早在一万多年前，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就发现了完整的经栽培的稻谷，而在长江下游距今约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发现有相当多的稻谷、稻秆和稻叶吴汝祚：《炎黄时代的农业》，《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而在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的文化遗存中，竟在80个空穴中都发现有粟的朽灰，粟的储存量估算在10万斤以上任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但根据考古学家的测算，与黄帝大致同时的炎帝的生存时间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他也是中国古代原始农业的集大成者。当时的农业作物品种繁多，农具既有石制，也有木制，又有储存粮食与食品的陶器，还有做衣被的麻布纺织等。既然神农氏和炎帝有着共同的姓氏和崇拜，也都以开创农业而著称，而只是在世的时间有先后之不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二者是一个以发展农业为特征的同一个氏族，神农氏是氏族称号，炎帝则是氏族领袖的通称。从早期的神农氏氏族，到与黄帝同时的神农氏氏族领袖的炎帝，已经历了二三千年以上，难怪有“神农氏十七世而有天下”，或“神农氏七十世而有天下”的说法。这也说明原始农业的发明创造，从萌芽到成熟，曾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其各种农作物的发明者，也必然有千千万万的无名氏，最为突出者则是炎帝。因此，作为神农氏氏族领袖的炎帝就成了农业发明的集中代表。为表彰与纪念他的历史功绩，后人便将其尊为农神，于是神农氏炎帝，或炎帝神农氏，便连在一起。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曾说：“炎帝即神农氏。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世本·帝系编》宋衷《世本注》。所以，在各种历史文献典籍中有关农业发明创造者的功绩便都归在炎帝神农氏名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倘若都肯定神农氏是一个以开创农业为特征的远古氏族，炎帝则是该氏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氏族领袖的称号，作为氏族领袖的某一具体的人都以此符号为代称，而且又不可能确指某一炎帝是神农氏氏族的某一炎帝，那也就无须去分辨神农氏与炎帝究竟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了，笼统的将之称为神农氏炎帝则更为符合历史事实。总之，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明者、创造者，是中国的农神。
关于炎帝神农氏的历史功绩，古代文献与当代学界已多有论述，概括言之有以下数端：
其一，种嘉谷，教民耕种，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易传·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耜作为垦殖农具，其发明创造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相传，炎帝将原本野生的狗尾巴草，经过培育使之成为耐旱易种的嘉谷——粟。直到今天，许多有关炎帝的遗存中都有炎帝神农氏种谷得谷之遗迹，如山西高平神农城，山下有神农镇之羊头山。《后汉书·郡国志》便记载：“羊头山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右有散盖，即神农尝谷之所也”。北魏时的《风土记》也有类似记载：“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
其二，作陶器，织麻布，日中为市，促进了原始手工业和原始交易的发展。在各地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大量陶器，而炎帝则是制作陶器的始祖，如古籍所记载：炎帝“耕而作陶”、“作陶冶斤斧”、“埏埴以为器”；又说其“教之麻桑，以为布帛”，还“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些都说明炎帝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相当发达，有了一定的劳动剩余物和剩余劳动力，可以储存，可以交换。在农时劳动外，还兴起了手工业，用来制作陶器，纺织麻布等。在“炎帝故里”的宝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窑遗址，证明当时的陶器制作技术与制作规模有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规模。
其三，尝百草，制草药，医民疾，发明和推动了我国原始医药卫生的发展。关于炎帝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更是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我国古代的中草药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冠名神农，就表明其这方面开创性的贡献。炎帝针对远古时代“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时多疾病”，为免除民间的疾病痛苦，甘冒生命之险，“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刘安：《淮南子·修务训》。据各地相传的民间故事，炎帝就是在尝百草的过程中，误尝一种有毒性的火焰子而逝世，为救死扶伤而献出个人宝贵的生命。
其四，造弦琴，创祭舞，推动原始音乐与舞蹈的发展。远古时期的先民在劳事之余，也要休息娱乐，还会有各种喜庆礼仪活动。炎帝“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焉”。本文对炎帝功绩的概述参考吸收了《炎帝论》一书的有关论说。制造了五弦琴，兴起了音乐。据说周文王就是在炎帝所造弦琴的基础上发展成七弦琴。炎帝为了庆贺农业丰收与驱除鬼邪，还创作了蜡祭与傩舞。如史籍所说：“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于是作蜡祭”。可见，蜡祭是感谢上天赐予农业的丰收。傩舞则是为举行驱除鬼邪仪式而创作的雄浑强劲的舞蹈。炎帝时创作的蜡祭与傩舞，也为周以后的历代所继承。历代在京城建立的先农坛，就保留有上古腊祭的遗风，炎帝还被作为腊祭的对象。
其五，在长期的迁徙流转、部族间的战争与交融中，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基础。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两个最大的氏族部落及其首领。这两大氏族部落在世代繁衍生息过程中，都曾迁徙流转，把自己部落较为先进的生产、生活与文明影响到其他地区的氏族，互相交流与交融。如炎帝农耕文明就传播到更广的地区。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各种利害的矛盾和冲突，各氏族部落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战争。而战争也是各部族之间交融与统一的手段。通过战争往往建立起大的部落联盟，如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间的联盟打败蚩尤，就加速了古代中国统一的进程。此后黄帝与炎帝两大部族间的战争，又使黄帝成为“协和万邦”的盟主，实现了华夏族的早期统一，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基础。炎帝在此过程中自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对炎帝功绩的概述参考吸收了《炎帝论》一书的有关论说。
炎帝在对中华民族做出伟大历史功绩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崇高的精神、情操和品德。诸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锐意进取，有志革新，敢为天下先的发明创新精神；热爱自己的氏族和民众，以人为本，为造福于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既英勇顽强，敢于斗争，又宽厚包容，交融和谐，顾全大局的统一精神等等。我们缅怀炎帝的伟业，不仅要追念他在物质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同时要发扬他的精神、品德和情操，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弘扬炎帝精神，振兴中华民族
炎帝与黄帝一样，既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也肇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并开创了炎黄文化，炎黄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也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就是源于炎帝和黄帝时代。我们要缅怀和祭奠先祖炎帝，对之“报功崇德”，“志意思慕之情”，根本的目的是要“继志述事”，发扬光大其精神，学习其在开创物质文明中所反映出的品德和情操，而不是学习其所开创的那些具体物质文明。
炎帝作为中国的农神，其一生最大、最集中的贡献就在于开创了原始农业和农耕文明，解决了民众的温饱，改善和提高了当时族民的生活，奠定了国家和民族物质生活的基础。我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历朝历代政权的成败得失，生死存亡，往往取决于对农业与农民问题解决得成功与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起，就一直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直到今天，能否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建成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以科学发展观建立的和谐社会，关键依然是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能否正确妥善的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的生活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近年来，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发展滞后问题日益突出。参见吉炳轩：《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日。关系农村、农民的诸多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劳动收入等，甚至少数偏僻山区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能解决，这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会对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隐患。为此，党和政府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新农村一定要做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把这些工作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重要的战略部署，这是十分正确的决策。我们要弘扬炎帝精神，就要切实、认真地学习和贯彻党和政府的这些战略部署和决策，全党、全国都要重视农业，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心和提高农民的收入与生活的改善，改变一些农村至今还存在的贫困落后面貌，要发扬炎帝开创农耕文明时所具有的披荆斩棘、勇于开拓、坚毅顽强、百折不挠，乃至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全心全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非如此则不能实现全民族的振兴。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有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情怀。炎帝为了广大黎民百姓，摆脱吃荤腥生食，“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滋胃之病，而天下化之”。他为了医治民众的疾病，而尝百草，敢于“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甚至“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最后，甚至误食毒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以人为本，关心人的生活与疾苦的思想、情操和品德，尤其值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见物不见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不顾他人死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的人们认真反省。
炎帝与黄帝统一了远古时期的各个部落，为中华民族更大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早期和谐统一社会，因而成为全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近年来，不仅中国内地同胞，而且香港、澳门、台湾和远在世界各地的侨胞，每年络绎不绝地回到祖国，认祖归宗，祭祀炎帝与黄帝，这说明炎帝与黄帝一样，至今仍是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和精神支柱。缅怀与祭典炎帝，就要继承弘扬他们的统一和谐思想，最大限度地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只有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才能真正实现新世纪全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