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
先秦文献中记载有两种不同含义的后稷，一个是作为官名的后稷，另一个是作为神名的后稷。《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周穆王说：“昔我先王世后稷”；《周语上》虢文公谏周宣王说：“是故稷为大官”、“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这些书篇中的“后稷”、“稷”为农官之名。《国语·鲁语上》展禽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些篇章所说中的“稷”就是稷神。
从《鲁语上》展禽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所说的情况看，稷神也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稷神：一个是姜炎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礼记·祭法》中有与上引《国语·鲁语上》展禽所说大致相同的一段异文，其中“烈山氏”作“厉山氏”。陈澔《礼记集说》卷八云：“炎帝……其后世子孙有名柱者，能殖百谷，作农官，因名农。”这就是说，烈山氏时代，姜炎部族因从事农业生产而名扬天下，其族首领柱被奉为农神而在夏代之前为天下人祭祀；虞夏以来，先周族弃因从事农业生产而名扬天下，其族首领弃被奉为农神而在夏代以来为天下人祭祀。这两位农神是不同时代不同部族的人物，但同时这两位农神又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因周族后稷弃就是姜族之女姜嫄的儿子。
一、神农氏、烈山氏后稷与姜炎文化
结合这些古文献我们可知，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姜炎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大概不仅是烈山氏柱生前为稷官，死后便被奉为稷神；而且传说中姜炎部落的始祖炎帝也就被视为“神农”。《国语·鲁语上》韦昭注云：“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郑玄注有大致相同的说法。陈澔《礼记集说·祭法》云：“炎帝，神农也。”有关炎帝神农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在古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周易·系辞下》。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
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义》卷一《爵》。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石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算地》云“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这些传说时代的资料皆言炎帝时代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发展起来了，所以炎帝后来便被尊之为“神农氏”。汉代还有所谓神农、后稷的藏种之方。《论衡·乱龙篇》云：“神农、后稷藏种之方，煮马屎以汁渍种者，令禾不虫。”虽然此说大概为伪托，但从炎帝时代农业开始兴盛起来，却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尽管《国语·晋语四》认为炎帝、黄帝同为兄弟，后因居住地不同而为异姓，但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常常把炎帝置于黄帝之前。如不把炎黄二帝看作具体的某一个人，而看作各为一个时代。我们说，把炎帝置于黄帝之前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我们把五帝作为龙山文化的代表人物，那么早一个时期的炎帝神农氏就相当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时期的晚期。这时农业经济也正是达到了一个兴盛的发展阶段。据古文献记载，姜炎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其农业生产发展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而作为一个姜炎神农氏时代，我认为其时间阶段不妨作为一个更为长的时代来看待。据《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易·系辞下》、《白虎通义·爵》、《淮南子·修务训》等书篇记述，在神农氏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之前，是有巢氏、燧人氏或相应的采集渔猎社会。从距今8000—5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正是全新世大暖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生物土壤条件优越，形成了被称之为古土壤的黑垆土或褐土。农业生产开始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活动，采集渔猎的活动逐步降为辅助地位。黄河流域是粟（稷）、黍的起源地，长江流域是水稻的起源地。姜炎部落的首领之所以被称为“神农氏”，是因为其活动区域为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层疏松而深厚，被《书·禹贡》称之为九州九等土壤中的“上上”，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就不足为怪了。
《国语·鲁语上》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说烈山氏后裔柱，为田正而被称为“后稷”，并在夏代之前被尊之为稷神，这个时代应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也就是炎帝被尊为“神农氏”的时代，实际上是姜炎部落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发展良好的证明。
二、先周后稷弃时代考
今文《书·尧典》以及《孟子·滕文公上》、《史记·五帝本纪》等古文献皆谓姬周族后稷弃是尧舜时代的人。但近现代学者多认为周祖弃本为商之稷官，时代约在夏末商初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426页；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笔者过去也同意这种看法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422页，但现在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一，不少早期古文献皆言周先祖弃活动在舜、禹时期。不仅有今文《尧典》明谓舜命弃主管农业的稷官，而且西周穆王时期的文献《书·吕刑》把稷与伯夷、禹并列，谓“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孟子·滕文公上》谓尧大洪水时代，舜受命治天下之时，益治火，禹治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近来上博《楚竹书·容成氏》谓舜命禹治水，命皋陶治狱，并命后稷治谷：“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宿于野，复谷豢（换）土，五年乃穰”（第28－29简）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图版，第91-146页，释文第249-293页。另外《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周本纪》皆谓先周后稷弃之母姜嫄为帝喾元妃，固不必全信，但谓姜姓部族与帝喾之族通婚倒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资料都显示了姬周先祖弃活动的时代是在夏代之前，而不是夏代之后。第二，古文献中谓从周族始祖弃到周文王只有十五代。《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时太子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又载卫彪傒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据《史记·周本纪》、《世本》《史记·周本纪》索隐及集解所引，不过《世本》所见十五世周先祖名字与《周本纪》不同。及《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所言，后稷弃至周文王十五世有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太王、王季、文王。但是从虞夏后稷弃到商末周文王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只有十五世。
对于这种情况，古代一些学者如谯周等认为这是“失其代数”《史记·周本纪》索隐引谯周之说；而如上所举近现代一些学者依据《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则认为周始祖弃活动在夏末商初之时。笔者认为谯周“失其代数”的说法是对的。一方面，《祭法》篇“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在《国语·鲁语上》则作“夏之兴也，周弃继之”，《鲁语上》说法与其他文献的说法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谏周穆王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细细琢磨这段话中“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就是说虞夏时代，先周族是世世代代继承后稷一职，这样一直到不窋时代才“弃稷不务”，这已经是“夏之衰”了。《史记·刘敬列传》载娄敬对汉高祖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按《周本纪》后稷之后有不窋、鞠、公刘四代，而汉初娄敬却说后稷到公刘有十余代，亦可见其间有失代现象。依此看，《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是不对的。后稷既然在虞夏之际，而不窋已经到了夏末之时，不窋绝不可能是后稷弃的儿子，显然“失其代数”就在后稷弃至不窋这一段时间之内。因先周族世袭后稷一职，夏代许多世袭后稷的周先祖之名便失传了。
后稷弃至不窋之间“失其代数”的现象可得到《山海经》的证明。《大荒西经》云：“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海内经》亦云：“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荒北经》云“叔均乃为田祖”，也就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者。“田祖”也就是稷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云“稷，田正也”，可知叔均曾担任过后稷一职。这说明先周族叔均曾为后稷（田祖），此即周先祖失代现象确实存在。
三、论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
夏代末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的原因，笔者以为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夏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高峰已经过去，气候已从温暖湿润型向干旱型逐步转变。一些学者通过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4000Abp～3600Abp期间采集的孢粉样品鉴定分析，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末期，气候温暖湿润。其周围环境是以落叶阔叶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从水生植物含量推断，当时遗址周围可能存在面积较大的水面。但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前段植被中木本植物以松为主，参有一定量的阔叶植物，表明当时的气温略有降低，为温凉温润气候。而二里头文化一期后段植被覆盖度大大降低，水生植物大量减少，旱生植物明显增加，说明当时的气候温凉较干。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气候干旱程度不断加深并形成了稀树草原植被。二里头文化四期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植被中含有一定量的水生植物，并形成以落叶阔叶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气候温凉较湿。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同时其他文化类型与其前的当地文化遗址相比，衰落得则更为严重。例如，在青海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川西一带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之后的青铜时代文化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等，前者以农业为主，而后者则以畜牧业为主，或为半农半牧型。其时东方及东有山东、苏北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之后青铜器时代文化是岳石文化；继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文化是马桥文化；北方内蒙古东南部继老虎山文化之后青铜器时代早期文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南部是朱开沟文化。在这些地区均可见相当于夏代的青铜器时代早期已经落后于之前的一个时代，特别是我国西北部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地区青铜器时代早期已由之前以农业为主变为以畜牧业为主。
也正是夏代中后期干冷型气候，处于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武功一带的先周族其情况可能更为恶劣。关中地区土壤条件虽然优越，但全是靠天吃饭。我国黄河流域全年雨量稀少，但黄河中游的关中与黄河下游的华北地区相比，情况更为不好。华北全年雨量虽少，不过由于它的雨量相对集中在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夏季6～8月，相当于夏历的五至六月，对农事还是有所裨益的竺可桢：《华北之干旱及前因后果》，《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而关中就不同了，属华西秋雨区的关中雨量相对集中在9～10月，相当于夏历的八至九月，各种农作物已基本成熟，正是不需太多雨量的时节；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却往往少雨。碰上干冷型气候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禹贡》把关中土壤条件列为九州第一等“上上”，而贡赋却是第六等“中下”，其因可能在此。在夏代中后期这种干冷型气候环境下，关中已经不再适宜于种植粟麦一类农作物了，不窋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
四、商人尊祀后稷弃与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周弃作为稷神自商以来被祭祀的情况，在《逸周书·商誓》篇中可得到印证：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惟后稷之元谷用蒸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惟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帝之来，革纣之□，予亦无敢违大命。
这是周武王在克商之后向殷遗民宣讲的一段训诰之辞。这一段是说，后稷播种百谷成功之后，商代的天下之民，没有不用后稷嘉谷去祭祀商先哲王及上帝的。而且天下之民用后稷嘉谷去供献，并作为食粮。也正是因此缘故，商先哲王才重视我西土之国。从这一点看，商代的先周族（实际上是豳国及岐周）之所以得到商王国的重视，原因是自后稷弃粟稷等谷类的种植成功，后来周族也成了向商王国提供谷类作物的重要产地。反映商代先周族的农业生产是很成功的。不过，这种情况应是从夏末公刘时代开始的。《诗经·大雅·公刘》云：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公刘所迁之地，故有在今陕西旬邑县之说，近现代则有在晋南汾水下游闻喜一带说钱穆：《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笔者依其诗中有“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既然在豳建筑宫室时，曾涉渭河取石材，可肯定豳地在陕西旬邑一带的说法是可信的。公刘的时代《周本纪》，言之不详。《史记·刘敬列传》记娄敬说：“公刘避桀居豳。”《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亦云：“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依此说可知公刘迁豳的时代大概在夏代末年后桀之时。这与《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所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的说法也是相合的。
公刘为夏桀时代，也就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如前所说，这时气候属于温凉较湿，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植被中含有一定量的水生植物，并形成以落叶阔叶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气候条件好转了，于是公刘也就在泾水流域的豳地又重新继承后稷的农业生产。这时豳地水文条件显然是比较好的：“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可见豳地水泉甚多；“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皇”、“过”是二处涧水之名；“芮”又作“汭”，是水边向内的凹处，“鞫”是水边向外的凸处，由于随从公刘到豳地定居的人口日益密集，公刘就安排他们到水边两边的地方居住。也正是从公刘时代起气候水文条件逐渐好转，农业生产也就得到了很快地发展。于是才有《逸周书·商誓》篇所说的情况：商代天下之民没有不食后稷之谷的，也没有不用后稷嘉谷去祭祀商先哲王及上帝的。因此西土之国豳地和岐周才得到商先哲王的重视。这应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