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
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非农化思潮。所谓思，就是在市（区）对县级的考评体系中，涉农的考核指标少，分值低，而涉工涉城的指标多，分值高。在工作部署上，涉农问题一般一年部署一次，而招商引资，争资争项一般一个季度部署一次，检查一次，兑现奖罚一次，力度之大，不言而喻。有些地方明确提出，工作的主战场就在城区和园区。在县乡干部的提拔使用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那就是谁是英雄谁好汉招商引资比比看。所谓潮，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广泛的普遍性，这也是当今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潮流，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潮流同样没有改变。而在乡镇层面，乡镇主要领导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系统考虑乡村治理问题，乡村问题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乡村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有的甚至导致新的乡村社会矛盾。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下，县域经济在一定层面得到了壮大，但新的乡村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和发展。
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的根本动因是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在广大的传统农区，由于工业发展基础薄弱，工业税收少，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县内事业发展缺资金，民生需求得不到满足，许多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资金的民生工程难以落实，甚至公务员的津补贴都难以解决，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县级只能走捷径，一是通过招商，增加工业税收，二是通过跑部跑省争资金，三是做大城区，通过土地的级差变现资金。实践证明，这三条路也是当前体制条件下，解决县级财政困难行之有效的好路子。所以就有了县域经济发展中生动的图景：主要的干部力度放两区（园区、城区），主要的资源向两区，主要的时间议两区。
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的理论误区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的向往和错误判断。2006年以后，一方面县级财政来自农业的税费大幅减少，而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却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工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加上统计口径的需要，一些欠发达县二三产产值出现了高于一产的可喜变化，这让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者们主观臆断：农业时代已经过去，工业时代已经到来。从整个国家的情况看，我们已经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社会，这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传统农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由此放任农业经济的发展，无论怎么讲这都是不理智的。在传统农区二三产产值超过一产，并不能说明农业时代的过去，工业时代的到来。一个时代文明的主流，取决于这个区域在不同产业领域的从业人数和投资以及消费心理的变化。这是根本的问题。依靠政策的优惠，尤其是廉价土地吸纳资本发展工业是不能长久的，最重要的是县域经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焕发出内在的创造力。
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的发展误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运用。县域经济是一个连着农村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县域经济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有别于城市经济，而县域经济自身的困境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县域经济朝着快捷利好方向运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快捷利好必须是持久的，不能持久，甚至倒退，将对脆弱的县域经济造成历史性的伤害，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修复。
县域经济
招商办工业主旨是解决税源，什么污染、就业等问题并不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至于结构更是无从谈起。毫无疑问，税收在发展中取得，有发展就一定会有税。但有税收就发展了吗？发展的重要显示是投资和消费，没有投资和消费的拉动，这样的发展是不是海市蜃楼呢？现在的无数事实说明了有税收并不说明就发展了，更不能说明是科学发展。当工业的贡献不足以弥补生态的治理时，这个县域经济的摊子就算是彻底砸碎了。游离于“三农”之外去搞县域经济，热衷于克隆城市工业，盲目上工业项目，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是对农村形势和农村工作的错误估计。税改以后，农民不但没有税费负担，而且还有国家的直补，有人籍此认为束缚农村发展的体制破除了，农民可以休养生息了，而乡镇已经完成了征粮收钱的使命，其职能越来越少，甚至可以消灭这个长期存在的一级政权。对农村形势的乐观估计，导致了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的极度盛行，乡镇干部在这样的思潮中迷失方向，甚至怀疑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事实上，农村的形势远没有乐观到这般田地，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收入中，城乡收入差距创历史新高，也就是说农村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仍然没有能力追赶城市发展的步伐，更不要说缩小差距了。面对这样一个警示，还能让非农化思潮站住脚吗？县级作为三农问题的前沿指挥部，如果非农化了，农村问题还有谁去解决？从现实状态下考察农村，我以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落实政策的前提下，自创机制，解决阻碍农民增收的原发性问题，引发农村自治朝着有利用于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方向迈进，避免农村发展中的转圈圈现象。而要做好这些工作，没有理论的指导不行，没有县级党委的领导不行，没有乡镇干部扎实的探索不行。
应该肯定的是工业经济的发展能够改变农民的结构，减少事耕者数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但必须在可能和理性的前提下运作。改造农村的命运，无非是减少农民，改变事农的方式。我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坚持长短结合的发展原则，以培植税源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抓手，按照部门职能落实工作职责，以平稳的心态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发展和壮大。在目前情况下，不抓工业县域经济是死棋，都抓工业是臭棋。一方面引资难度大，好的项目进不来，另一方面招商成本大，有些县一年的招商费用达到了500万之巨，而十年招商的成果，表现在税收上不足一亿，这是经济成本，还有无法计算的人力成本呢？而更大的损害是长期忽视农村的发展，一方面农村的一些问题需要慢慢修复，这是农村的现实，长期忽视，等到问题暴露时已经是无法修复，另一方面农民的增收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不下大力气，不化长时间是难有成效的，期待着别的捷径是不可能的。而没有农民消费的拉动，县域经济难有大作为，更不可能实现县域经济的繁荣。因此必须把农村发展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把拉动农村需求作为长期的任务。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业产业，并在做大做强上下功夫，增强产生的辐射力，对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引向农民发展创汇农业，注重发展依托农业发展的工业企业，引向资本向深度农、林产品加工流动，提高农、林产品的附加值。
同样应该肯定的是，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很多县级主官是有能力有见地的，他们或受制于考评体系或被眼前财政窘迫所困，做了很多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结果是让县域经济蒙生了许多病症。在县域经济中土地被誉为第二财政，一些县甚至是第一财政，本来这也无可指责。问题是运作的导向出了问题，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高价炒作出去，让农民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破坏了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可信度，由此也滋生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有些地方搞工业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但打造宜居生态却非常有条件，而做这项工作又非一日之功，必须是长期努力，水到渠成。可现实中不是这么一回事，规划搞得大大的，建设标准却是低低的，一切皆以牺牲土地资源为代价，在农村一户一宅无法控制，非村庄性零星建房举目皆是，城镇做不大，村庄做不美，打造宜居生态只不过是一句时髦的标签。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导致急功近利的则是不科学的考评，不正确的干部考核和使用导向。考核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主要应该看到他为这个区域是否羸得了一个好的基础，谋得一个好的发向，至于速度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发展的基础，又要看到发展的条件，不能拿一个死的标准来对照不同地方的干部。这种所谓的公平难道就科学吗？我国古代没有目标考核，不是也有发明创造和中兴之治吗？关键还是官员的素质和良心，允许不同条件下不同方法的治理，这是对下级官员的尊重，也是对群众负责的体现。
必须肯定的是乡镇干部经过一茬茬变换，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中的很多人热爱农村，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农村自治的困难、农村劳动力出路，农业产业化建设等许多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乡镇干部心里有谱，他们期待着三农理论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具体，期待着三农问题更有抓手更有抓头。从我的经验看，乡镇干部的努力是有效的，对解决农村治理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极有好处，并且影响深远。问题是谁来重视，并且给乡镇干部这种创造给予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鼓励？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乡镇干部期盼着抓农村工作的春天，但事实让他们失望，县域经济的非农化思潮仍然顽固而鲜活，乡镇的作为空间越来越少，面对农村社会的矛盾并不因为非农化的作为而减少，乡镇干部能不困惑吗？在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中，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吗？县域经济非农化思潮不批不行，不解决就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