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西柏坡呆了约有十个月。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他喜欢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边抽边对警卫战士说：“咱们没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
听说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兴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墙。
毛泽东身穿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向会议代表招手，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
这大概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
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上讲话。完全体现出他作为一位诗人政治家的特质。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大会首先鸣49响礼炮。
为了物色少数民族代表，新政协筹备会费了很大的力气。
毛泽东、周恩来“进京赶考”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是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北坡、向北平进发的。当天上午十点，卫士长李银桥把毛泽东叫醒。
这天凌晨3点多，毛泽东还在工作。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时才上床休息。
毛泽东揉了揉眼睛，问道：“银桥，几点了？”
李银桥说：“快10点了。”
毛泽东埋怨他：“要你9点以前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
李银桥回答：“这是周副主席的意思。周副主席说，你晚上三四点钟才休息的，不让急着叫你起床，让你多睡一会儿。休息好，怕你路上太疲劳。”
既然是老战友对自己的关心，毛泽东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吃过饭后，毛泽东带好手头上用的东西，刚走出门口，周恩来就迎了上去。
周恩来问道：“主席，没休息好吧？”
毛泽东说：“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阿。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把赴平说成是进京“赶考”，这个比喻是意味深长的。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1辆吉普车排成一大溜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一大早，司机就发动车，检查有没有毛病，最后确信都没有什么问题。司机和保卫人员在旁边整装待命。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吉普车队走过来。
毛泽东上车前，再一次回头凝视着西柏坡，向西柏坡默默地告别。
毛泽东在西柏坡呆了约有十个月。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他喜欢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喜欢这里宁静的山间小道，更喜欢柏坡岭上那一片翠柏。在这里，他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在一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小民房里，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这里的一切都使他留恋，都使他难以忘怀！
“主席，该上车了。”李银桥小声地提醒他。
毛泽东坐上了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也都依次坐上吉普车。
车队发动了，冒出一团团青烟。随着马达的轰鸣声，一支浩浩荡荡的草绿色的吉普车队驶离西柏坡。
车队最前面的一辆是带路车，紧挨着的便是毛泽东的中吉普，其后是其他中央首长的车子。在吉普车队后面，是十辆大卡车，其中五辆拉的是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另外五辆是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
车队沿着山间大路，向东北方向驶去。不久，就来到了华北大平原。到了大平原，车上人们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这天的天气很好，春风吹过，带来阵阵暖意。毛泽东神采奕奕，兴致很高坐在车上，透过玻璃窗，欣赏着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春色。
有些常年在山沟、农村生活和战斗的战士，急切想看到铁路和火车，问阎长林：“你说平原上有铁路和火车，怎么看不见呀？”
阎长林说：“你别急，有你看的铁路和火车。”
毛泽东也不断地加入到警卫战士们的谈话中去，和他们说说笑笑。
毛泽东问阎长林等：“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阎长林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
毛泽东搬起一个指头，又问：“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1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
毛泽东搬起第二个指头，说：“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1号只差两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又搬起了第三个指头，然后又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的话，引得同车的人都大笑起来。
毛泽东又问大家：“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原因？”阎长林说：“主席讲过，三年到五年打败蒋介石，五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啊。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边抽边对警卫战士说：“咱们没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主子美国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抗日战争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蒋介石向美国夸下海口，要三至六个月消灭我们。他们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继续前进，村庄、小河、果园不断地被抛在身后。车队经过的地方，所看到的人，要么是妇女和老人，要么是小孩儿，很少能看到青壮年男子。
阎长林看到这种情况，就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农村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人和小孩子。”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是呀，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由于路是土路，不好走，车子不能开得太快，当天晚上，中共中央的车队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停下休息。
24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
吃过中午饭后，在会议室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汇报了工作。
下午三点多，毛泽东等人离开保定，前往涿县。
当晚，叶剑英与滕代远从北平来到涿县，迎接毛泽东等进入北平。
叶剑英将具体的安排告诉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他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改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然后开到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再乘汽车夜宿颐和园。3月25日下午，在西苑飞机场举行入城式，检阅部队，接受各界代表的欢迎，与民主人士见面。
叶剑英、滕代远和毛泽东等，又具体商量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决定明天凌晨两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先乘火车进北平，其余同志乘汽车随中央机关明日出发。
凌晨，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专列已在涿县火车站等候。
中共中央领导人坐上专列后，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呼啸着向北平驶去。
专列有两节软卧车厢，每位中央领导都住了一个房间。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等先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叶剑英向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汇报了北平的情况。
叶剑英说：“北平这次和平解决，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受到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共产党伟大，说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北平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呢。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到了北平。也有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了他们的心情，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更好地宣传，争取更多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平解放北平，这也是一大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国都、大城市，不是打不下来被迫退兵，就是强行攻占，将敌人消灭。有条件的和平解放，在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道：“战史上不多见，咱们今天就见到了。这也是傅作义将军立了一大功。他带了一个好头。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的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决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又继续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我们都派了军代表接管。北平社会秩序很好，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泽东说：“北平一切照常，这就好了。要对我们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能管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周恩来说道：“我们在延安山沟里的时候，既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大工业生产，许多外国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直到蒋介石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像张治中将军这类人，都称赞我们不仅能打仗，将来胜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国家经济。因为他们看透了蒋介石集团太腐败了，离开了外国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到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
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叶剑英往外一看，说：“卢沟桥快到了。”
听叶剑英这么一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忙往窗外看。由于天比较黑，只模模糊糊看了个大概。
列车飞奔，一会儿便驶过了卢沟桥。毛泽东等人又继续交谈起来。
火车过了丰台车站之后，叶剑英对大家说：“再过不远就能看到北平的城墙了，我们就算到了北平城了。”
听说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兴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墙。
叶剑英感慨地说：“我过去到过北平，那是在军调部工作的时候。那时在北平，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对面地斗争了一年多。这一回，我比你们先到北平。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这一次是代表人民去接管北平，心情、环境大不一样啊！”
毛泽东也说道：“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算起来整整30年了。”
“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到北平的。还不错，遇到了一位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毛泽东等人谈着，谈着，只听见火车汽笛一声长鸣，接着就慢慢停下来，清华园火车站到了。
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在车站迎候中央首长的到来。看到毛泽东等下了火车，他们高兴地走上前去和毛泽东等握手问候。接着，一行人坐上小卧车前往颐和园。
1949年3月25日，这是中共中央迁入北平的日子，从此，北平就成了中国的政治心脏。
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后，北平的接管工作，便得到了党中央的直接指导。
“明星”的声音回荡在中南海
自从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转眼间夏天就到了。
这是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夏天。
天气已有几分炎热。耀眼的丽日悬挂在湛蓝无际的天空，将这座新生的都市照得更加美丽，勃勃有生机。
在天安门城楼西侧，有一片广袤的水泊和杂置错落的古代建筑，它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南海。
中南海是中海、南海的统称，始建于辽、金、元、明三个朝代递加增饰，至清朝则更臻完善，几百年来一直是皇家园林，与北海一起被称为“太液池”、“西海子”或“西苑”。
民国初年，袁世凯占据中南海作为大总统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第二年，中南海改成公园。北平解放前夕，这里成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的所在地。
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后，中南海成了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也成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议国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新中国的主要活动场地。
6月15日傍晚，夕阳把最后的余辉抹上北平这座古城后，就从西山落下了，大街小巷已亮起了万家灯火。
7时40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的百余名代表已肃然地坐在勤政殿的座位上。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这时走进了会场。
大厅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身穿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向会议代表招手，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朱德则坐在其左边。
周恩来担任大会的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毛泽东走上了主席台。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鼓掌。很多参加筹备会的代表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的风姿和面容。他们早就想见到这位指挥人民解放军推翻蒋家王朝、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领袖。
待掌声停止，毛泽东开始用那洪亮的湖南口音发表讲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接着，毛泽东回忆了发起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并提醒人们对帝国主义及中国残余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继续破坏中国革命的各种阴谋活动要予以密切的注意。
毛泽东那洪亮的声音在勤政殿里回荡着：“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勤政殿，位于中南海瀛台岛最北端。
瀛台，又名南台，也称！台，东、南、西三面临水，是位于南海之中的半岛。四周碧波如画。岛上，人造假山，奇峰峭壁，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黄瓦朱墙，雕梁画柱，建筑精巧，风景宜人，一如海上蓬莱，故名瀛台。这里不仅是清皇宫游幸避暑胜地，也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居园理朝听政之所。
岛北的勤政殿为清代所建。光绪时，皇帝与太后多居西苑，即以此作为听政之处。
民国时，袁世凯将其改建成西式礼堂，作为接见外宾之处。
北平和平解放后，勤政殿又得到了改建。
30年前，毛泽东于1918年和1920年两次来过北京。那时，他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北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他的老师杨昌济、李大钊等人一直念念不忘。
然而，他那时的生活条件是很清苦的。
1936年，他对美国作家斯诺回忆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大概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30年后，56岁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第一号领袖进入北平，在勤政殿这个帝王之殿聚集天下群英，商筹建国大计。这时再回想30年之前的事，感慨也就要更深了。
勤政殿主席台上，毛泽东用他那激昂有力、充满信心的语气结束了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最后，毛泽东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朱德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了。经过这个筹备会的工作，将要产生一个真正民主团结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经过这个会议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的历史，从此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全国人民都要感到万分的兴奋和愉快！”
22年前，朱德率领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成为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之一。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掌握武装和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
现在，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回首往昔追求革命真理和曲折的革命斗争的历程时，禁不住心潮澎湃。
前线捷报频传，百余万人民解放军自4月21日渡江后，已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芜湖、南昌、九江、武昌、汉口等大城市；在华北和西北，也相继解放了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西安等地。
朱德仿佛看到了前方战场飘扬的战旗、弥漫的硝烟，仿佛听到了那激烈的厮杀声……
他站在勤政殿的主席台上，向百多位参与新政协筹备的代表意味深长地说：“这一支中袖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下而进行战斗的。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也遭受过不少的挫折与失败，但是它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它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下，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夺取了敌人的装备而装备了自己。今天，这一支人民武装是空前的壮大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它是在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的思想指导下而进行战斗的。”
最后，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大家表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是新政协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坚定不移的柱石。他预祝新政协筹备会的成功和新政协会议的迅速召开，预祝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出现于世界。
勤政殿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会上讲话表示：新政协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深谋远虑地制定好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在1946年参加过旧政协，现在又站在新政协筹备会会场的讲台上发言，感叹说：“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被蒋介石彻底撕毁，到今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之日止，足足经过了三年整的时间。这三年整的时间，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与泪写成的历史，是中国的革命对于反革命进行最后清算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争取彻底解放的历史。”
这位73岁的老人目睹了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政坛所发生的一切，深感人民民主政权来之不易。他充满信心地表示：“钧儒和此次民盟出席代表以及全体盟员深深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在筹备会全体同人的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上讲话。那奔放的情感、浪漫的气质、优美的语言，完全体现出他作为一位诗人政治家的特质。他说：“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反动分子占绝对多数；新政协是革命的民主势力做主体，反动分子是一个也不会参加了。”
“因此我感觉着，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诗的序幕，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
1946年1月，郭沫若作为社会贤达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旧政协闭幕刚过十天，国民党特务即袭击了在校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李公仆、章乃器等民主人士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也被歹徒抓住胸口，打得他眼镜落地，额角红肿，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还被狠狠踢了一脚……
然而，郭沫若并未屈服退让。他对前来慰问的朋友们说：“我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第三次再去流血的的！”
郭沫若所盼望的民主，现在终于开始实现了，他怎么能不激动而欢歌呢！
20万人冒雨集会天安门
1949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北平城，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但是，北平20万群众却冒雨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七七抗战20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
这一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但会场还是布置得壮丽而辉煌。
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插着30面红旗。
城楼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
在两幅画像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红星，远远望去，闪烁夺目。
会议在下午召开。广场上人山人海。到会的20万人中，有北平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大会首先鸣49响礼炮。
随后开始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天安门广场上，风雨声，礼炮声，乐曲声，响成一片。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萧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瑞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组成主席团。
然后，全体与会者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静默致哀。
然后由主席团主席彭真讲话。
接着，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以及沈钧儒、许德衍、吴晗、萧明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作了演讲。
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说到毛泽东、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事，人们对此太熟悉了。这两位领袖多少次登上了天安门？人们恐怕难以统计清楚。
但是，若问毛泽东、周恩来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呢？一般人可能回答不出来。要回答，也只会回答他们是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不是开国大典上第一次登上开安门的，而在此之前，1949年7月7日晚上9时20分就已登上天安门城楼了。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城楼上后，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人顿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第一次听到北平人民喊“毛主席万岁”，他心里十分激动和高兴，马上领着全体到会者高呼：
“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巨雷般的掌声与口号声中，毛泽东、朱德、沈钧儒，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接着，毛泽东在全场的热烈的欢呼声中，又领着大家高呼：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这时，虽然雨下得越来越大，但参加大会的20万人却情绪高昂地在大雨滂沱中跟着毛主席呼喊口号。
晚上十时半，宣布散会。但参加大会的人在倾盆大雨里，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在喧天的秧歌鼓声中，高唱着，欢呼着。
662位政协代表产生的内幕
8月中旬的北京，气候还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蝉儿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树叶被烈日炙烤得发蔫。人们不停地摇着扇子，驱赶身上的热气。
虽然气候炎热，但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小组的代表们仍照旧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随着新政协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他们的工作也就日益紧张。
8月18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会聚在这里，座谈关于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彭泽民、陈其尤、马叙伦、周建人、张奚若等近30人。
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就《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发了言。
他说：“新政协任务大，筹备会规定了参加单位45个，另设一特邀单位，范围很广，这是由于：”
（一）此次会议是首届会议，是一个历史的总结的会议，故其范围包括一切参加奋斗的方面，直到最后对地方性的和平解决有贡献者均包括在内；
（二）这次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要制定宪法性的纲领与组织法。由于整个革命战争的发展具备了今天的条件，在去年的情况下，召集像今天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是较困难的。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开这个包括各方面、各地区，范围很广的会议，这是根据政治环境的发展和需要来决定的。
会场里虽然闷热，但仍是静悄悄的，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李维汉对两个月来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
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是一件很复杂、很繁重又繁琐的工作。它由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具体负责。
第一小组组长是李维汉，副组长是章伯钧。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人。秘书为于刚。
实际上，这项工作从1948年下半年就已开始。
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响应。而且第一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即商议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哈尔滨召开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个人，共180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
随后，由于人民解放军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所以原来的设想也就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了，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召开一个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加隆重的全国性大会，制定共同纲领，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
这样，经过各方面协商，决定在北平召开新政协，并由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新的方案要求新的政协的阵容必须扩大，具有相当的广泛性，足以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和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决定》。
这个决议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的名额，定为45个单位，代表名额510名。它包括：
党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各16人；其他11个单位（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分别为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区域代表102人，其中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各15人；华南解放区8人；内蒙古自治区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6人；待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军队代表60人，其中人民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各10人；华南人民解放军8人。
团体代表206人，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各为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各12人；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和国内少数民族各10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人民团体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为7人。
6月19日通过的这个决议还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选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另外，还确定除已列的45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商定。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筹备会工作小组在李维汉的组织下，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在8月18日的座谈会上，李维汉还介绍说：“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原则性的界限，必须严格尊重。我们在工作中也极注意此问题，虽然现在的名单中，仍有个别的人，被人举出带政治性的材料，如果确切，自当送请其所属单位考虑，我们希望参加的每一代表，不至有此种问题，名单最后还须请常委会考虑与选择。”
“在上述原则下，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关于华侨单位，我们同陈嘉庚先生商定，已照顾到各地名额的配备。又如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上共有28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宗教单位原想物色一个天主教方面的，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无党派单位，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根据照顾各方面的原则，来推选代表的。”
李维汉介绍完有关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后，参加座谈会的各单位首席代表纷纷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新政协筹备工作开展以后，全国各地各方面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来函达28件之多。对此，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工作小组以及筹备会常委一一作了处理。
关于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可以参加新政协的问题，1948年10月高岗、李富春等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人士商讨时，就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上，各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协商，认为民社党革新派不宜作为一个政党参加新政协。
6月中旬，民社党革新派代表汪世铭自香港来到北平，通过李济深、章伯钧和陈叔通三人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转交了《民主社会党党内斗争经过》和《告全党同志书》，要求参加新政协。
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期间，第一小组又研究了民社党革新派的要求，提出了处理意见。
6月19日，李维汉在筹备会全体会上作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报告了第一小组的意见，指出民社党革新派内确实存在民主分子，但就整体来说，确实成分复杂，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有必要参加的民主分子，可以考虑个别邀请。
6月22日，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45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
6月27日，李维汉找到汪世铭，亲自对他说：“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号时，它还是动摇的。所以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它现在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员可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请其一二人参加。”
这次谈话后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出笼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很反动。
李维汉又找到汪世铭，当面质问他：“民社党革新派何以干这样的事？”
汪世铭显得有点尴尬，回答说：“发表这份告全国同胞书的内情我不清楚。不过看了之后，我也感到这封告全国同胞书措词太偏激，实为解决问题的阻碍。我往上海写过信查问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维汉用严肃的语气对汪说：“这份告同胞书不但内容反动，其本身也是民社党革新派的一个反动的行动。如果你愿意，希望能公开驳斥这份告同胞书上的观点。”
后来汪世铭写信进行了反驳，但驳的内容很少。
鉴于上述情况，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民社党革新派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要求，并让汪世铭向北平市公安局声明其已解散。
为处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参加新政协的要求，中央统战部特意与该盟负责人许闻天谈话，许介绍了他们的反蒋斗争和态度的转变，并且说他们已为此牺牲了不少人。
李维汉表示“孙盟”中的陈惕庐确实因反对蒋介石被杀了，但他过去也确实是有罪的叛徒；还有刘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面骂蒋介石，一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孙盟”最好是结束，可个别加入民革。
对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中国农民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民主进步党等组织，筹备会也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进行具体研究和分别处理。
对以上组织、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后，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有的则在联合政府中作了适当安排。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汪世铭，“孙盟”中的许闻天、邓昊明等，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了政协。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光复会的周亚卫等，分别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等职务。1954年他们都被邀请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政治标准的把握是十分严格的。
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除中共及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十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标准又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
九三学社成立于1946年。它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因其总部在北平，直接处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声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时才提出来。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和标准。
台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参加和领导过1947年2月台湾同胞反对美蒋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组织台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它是台湾人民的一个革命组织，筹备会各单位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组织。它成立时间虽比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都一致赞成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另外，简称“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有密切联系、对民主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政治组织。由于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获得胜利，“小民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便于1949年9月17日发表声明，宣告结束。
声明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个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秘密组成的革命团体，因为人民民主革命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历史条件已经变更，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现在公开宣告结束。”
“现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在这光明、自由、民主、进步的新中国，本盟盟员都要参加广大人民的各种工作队伍，从事新时代的建设事业。”
“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的意志，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并授权同人等代表本盟发表这个声明。”
“小民革”结束后，大部分盟员参加了新政治学会，其领导人物绝大部分都分别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单位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新政协代表人选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另一种是由本人申请。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筹备会工作小组所有提名都逐个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反复研究。
当发现代表候选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况时，则反复进行了调查。筹备会时常为了某个代表的适当与否，与各地函电往返，多方协商，反复斟酌，费时达几个星期之久。
对发现有问题的提名或申请人，因不宜参加政协，则取得推荐人的同意而撤销，或对其本人加以说明。
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讨论，以确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选。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类共有45个单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即特邀代表确定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达662人。
中央统战部把新政协筹备会确定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共中央，最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把表册翻了翻，幽默而风趣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部天书。”
上了这部“天书”名单的人，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协筹备会在确定代表时，吸收了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连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
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中，专列“特别邀请人士”一类。在这个单位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她被选为特邀单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有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有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有国民党的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有老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和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此外，还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对当时尚未解放地区，新政协筹备会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政协，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额，使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派代表参加。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协筹备会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国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拟定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妇女代表少了些。
少数民族代表实际共有28位，占4.23%，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
李维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了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
为了物色少数民族代表，新政协筹备会费了很大的力气。
李维汉为此事专门同朱早观、奎璧、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都困难重重。
在物色少数民族代表人选时，最大的一个疏漏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虽然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人，但不是作为满族代表出席新政协的。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公布后，北平城的满族群众因没有代表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有些满族人为此事哭泣流泪。
这一情况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遗憾，同情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
解放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物色和补充了满族代表。
关于妇女代表，周恩来第一次就新政协会议的一些问题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见时，史良女士对参加会议的妇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雍容大度的周恩来对史良的批评态度毫不计较，反而称赞史良的意见提得好。他表示：
“关于妇女代表，党中央也很重视和注意这个问题。你放心，新中国的妇女一定会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不会受歧视的。”
听了周恩来的话，史良舒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六国饭店内发生了一场国号之争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各自举行了第一次小组全体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二小组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二小组组长为谭平山，副组长为周新民。组员有李德全、符定一、史良、叶圣陶、沈兹九等21人，秘书为陈昭。
在6月18日会议上，第二小组讨论了本组的工作。组员们就新政协的任务及其存续性交换了看法。最后推定谭平山、周新民、王绍鏊、叶圣陶、沈兹九五人起草讨论提纲。
十天后，第二小组于6月28日召集了第二次会议。
根据讨论提纲的安排，这次会议已开始研讨新政协组织的基本组成起草委员会。
起草委员会又推周新民、史良起草新政协组织法的初稿。
周、史两人冒着酷暑苦战几天，拿出了初稿，首先是在起草委员会内进行讨论，然后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一再加以修改。
8月18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第二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举行第三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经过一番文字整理润色，然后上交给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草案经常委会通过后，第二小组于9月15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根据常委会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处理，并对文字进一步加以整理，然后送常委会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在原则上获得了会议的通过。
经过若干次的讨论修改，该草案正式取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呢？主要是当时考虑到出席新政协的代表达660多人，就成分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到东南的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包括少数民族和国外侨胞。这是一次四面八方的大团结，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会，所以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能反映新政协大会的特点和本质。
9月22日，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介绍了起草和修改这个组织法的经过。
9月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举行会议，对该草案进行了最后的审议。
9月27日，这个组织法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
政协组织法在起草过程中虽有多次修改，但讨论中意见争论不大，因而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
与它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过程就复杂一些了。
筹备会第四小组担负了起草这个组织法的任务。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
6月1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七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随后，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先后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瑞升、王之相、邓初民等政法方面的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
8月30日，以上五人聚集开会，进行讨论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作了文字修改。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没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称即须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看法被整理为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这时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的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造成误解。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
“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详、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他们中只有几位不到70岁。
周恩来主持宴会。
宴会之前，周恩来要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一生中不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他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苦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年高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话，这次由司徒丙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口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里显得很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
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众人齐声称好。
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当面称赞他“老成谋国”，这时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的人几乎都反对用这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中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待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一时半。宴席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这样，表情显得十分严肃。
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席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用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和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要有这样一个法律性规定。
自此之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完全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国”在人们心目中的痕迹渐渐淡化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