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扛着国旗一走就是25年。
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老北京的民居里，面对早已两鬓斑白的胡其俊老人，一种岁月沧桑之感盘桓在我心头。
胡其俊老人说，那天他升国旗时，特别小心翼翼，他不愿碰落杆和玉石栏杆上的人民的声音。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会反复证明这一点的。
“第一位升旗手”叫程宏年
1949年10月2日，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后的第一个黎明，北京市供电局一个名叫程宏年的老人，扛着五星红旗，穿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前，将国旗升上了蔚蓝的天宇。
当程宏年老人扛着昨天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走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几个小时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情景。
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后，庄严的阅兵式开始了。
阅兵总司令朱德走下天安门城楼，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登上黑色敞篷汽车，从天安门中间门洞外开出，驶过金水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一系列乐曲声中，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和前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和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队伍。
阅兵式结束时正是黄昏，群众的庆祝活动开始了。在苍茫的暮色中，欢腾的群众点燃了灯笼火把，把天安门广场装点成绚丽的万花世界。突然，“砰”的一声响，一颗碧绿的信号弹带着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刹那间，广场周围轰然爆响，五彩斑斓的“礼花”飞向广场上空，有的像喷射的彩泉，有的如怒放的花雨，有的胜似琳琅的明珠，叠织出奇光异彩的美丽图案，把大典之夜装点得壮丽辉煌。伴随着“礼花”的起落，歌声、口号声犹如滚滚的海潮起伏不停。
程宏年老人清楚地记得，从午后2时55分到晚上10时，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不肯坐，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有力地挥动，他不停地在城楼上走动，时而走向东面，时而又走向西面，向广场上的群众频频招手。
……
几个小时过去了，程宏年老人走在广场上，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一片静谧。
天边露出淡淡的白色，黎明就要到了，新的太阳，将喷薄而出。
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庄严壮观的升旗仪式，偌大的广场上没有什么行人，更谈不上观看升旗的群众了。但程宏年老人还是非常庄重地仰望着祖国的东方，当太阳刚刚在地平线上探出头来时，他将手中的五星红旗缓缓地升了上去……
默默无闻的25年
见到胡其俊老人，是在北京宣武区右安门西街老人的家中。老人已于前几年退休，老人看上去精神饱满。他的屋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花盆，在朝阳的一面墙上钉着一面小五星红旗。
从1951年国庆节到1976年的25个年头里，胡其俊老人承担了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
他扛着国旗一走就是25年。
谈起升旗这个话题，老人回忆说：“开国大典后的两年，是由程宏年升降国旗，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是从1951年的国庆节开始接替升降国旗任务的。当时对升旗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能够把国旗顺利地升到杆顶即可。那时候也不是每天升降国旗，只在春节、元旦、‘五一’、‘七一’、‘八一’、‘十一’等节日时才升挂国旗。比如，春节放三天假，我就在正月初一早晨从天安门管理处取出国旗并将旗升上去，正月初三傍晚再将国旗降下来，交回管理处保管。”
“当时升国旗时，边上没有什么人观看，广场上除了有几个解放军哨兵外，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围观群众。升旗的设备没有现在好，也不奏国歌。每次我跳进旗杆边的汉白玉栏杆，爬上2米高的旗杆座，用铜丝将旗套紧紧绑在旗杆的升降钢丝绳上，然后就等着日出。当时北京没什么高大的建筑物，广场东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也没开始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就看得见太阳升起来。等天边的太阳一冒红，我就赶紧扳动旗杆底座下小配电箱上的开关，旗帜就缓缓地升上了天空。看着五星红旗和太阳一起升高，我的心里还是十分激动的。每次升完国旗后，我都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再看一看，确认国旗是升到顶了，才放心离去。”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停，拿起桌上的纸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我赶紧拿起火柴为老人点燃香烟。
老人缓缓地吸了一口，香烟味在小屋里弥漫开去。
老人陷入了沉思，我没有打扰他。
“升降国旗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胡其俊老人接着说起了他的身世。他在10岁时，由于家里贫困，不得不进了一家私人的电行当学徒，一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还经常吃不饱饭。当时电工这一行不像现在是机械化，电梯会稳稳地将人送上去修理。那时完全是靠气力硬爬电线杆子。稍不注意就可能触电。就有生命的危险。
北京解放后，胡其俊被安排在北京市供电局工作。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使他仿佛获得了新生，焕发了青春。他干起活来有劲，走起路来带劲，单位有什么事，他总是跑去抢着干，深得领导和同志的好评。
一天下班后，班长把胡其俊叫到一边，告诉他组织上决定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接替程宏年老工人，在天安门广场升挂国旗。
胡其俊听后，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又是担心。高兴、激动的是自己这个在旧中国吃不饱饭的穷人，成了新中国五星红旗的升旗手；担心的是这面由毛主席亲自升起过的国旗，由自己来升，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但胡其俊还是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他回忆说：“第一次升国旗时，头天晚上我根本无法入睡，一会儿起来看表，一会儿又起来看表，生怕第二天晚了。天刚蒙蒙亮，我便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处领来国旗。然后一气儿跑到广场的旗杆底下，仔仔细细地将国旗系好，将它抚平，然后望着天边，等着太阳出来。当我顺利地完成任务，我的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了，比喝了半斤二锅头还带劲！”
那时，升国旗对胡其俊只是一件“业余”任务，他得照常在班组里上班。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胡其俊吃了不少苦。那时北京风沙大，天安门广场上无遮无拦，就更觉着风烈，他好几次在升旗时，被狂风卷下2米高的旗杆座。但胡其俊总是连身上的尘土也顾不得拍，顽强地再次爬上去，迎着风将国旗升起来。由于风沙大，国旗经常被吹得撕开口子。所以遇见大风天，胡其俊必须守在天安门，以便随时更换被风吹坏的国旗。最难的是在严寒的冬天去升旗，那时候只能骑车去，北风刺骨地吹着，冰冻使他好几次滑倒在地上。
但胡其俊觉得值得，接受了升国旗的任务，他觉着头脑里又多了许多东西，他开始留心起报纸上登载有关国旗的故事，关心起了国家大事。
一段往事和一篇文章
1958年4月3日，“中国邮政票剪纸展览会”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开幕，会场按惯例悬挂着中国国旗。
5月2日，台湾驻长崎的领事对会场悬挂中国国旗向日本外务省抗议，并要求取下中国国旗。外务省当即劝告展览会的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取下中国国旗。更可气的是，当天下午4时左右，两个日本暴徒闯进展览会会场，扯下了悬挂的五星红旗。
事件发生后，会场主持人立即把两名肇事者送交长崎市警察局，要求查清其身份，并给予惩处。但是，长崎警察局当天晚上就以没有损坏旗帜，很难说是触犯了毁坏器物的条款为由，将两名暴徒释放。
对此，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岸信介政府态度强硬，拒不承担任何责任，说什么“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污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公开包庇罪犯。接着，日本又发生了几起损害中国国旗的事件。
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月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谈话，严厉谴责日本岸信介内阁破坏中日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等一系列敌视中国的倒行逆施。中国方面认为，“长崎国旗事件”充分证明，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包括悬挂国旗在内的各项规定，丝毫没有实施的保证，中日两国人民在友好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利贸易的前提条件，已被岸信介政府彻底破坏。为维护国家的尊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
5月7日，中国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新的贸易谈判。
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向日本缔结协定贸易的三个团体发出抗议。
10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正在东京谈判的钢铁协议即告中止。
11日，外交部长陈毅向驻京的外国记者宣布，中国决定断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与和平代表团也接到回国通知，正在日本公演的歌舞代表团也立即停演回国。
6月3日，两国取消了体育交流。
4日，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暂缓援助日本妇女回国探亲。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全部中断。
说起这段往事，虽然时间已过了30多年，胡其俊老人还是很有些愤慨不平：“帝国主义就是亡我之心不死，我们的共和国无论如何要富强起来，才不至于受人家欺负。前几年看到一篇范敬宜先生写的《抚今追昔话国旗》文章，我专门将它收集下来，其中有两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从胡其俊老人手中接过已略微有些发黄的剪报，我不由自主地一口气读了起来：
亲爱的年轻人，当你们目送庄严的五星红旗冉冉升上祖国蓝天的时候，你们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一种最值得珍惜的权利？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稀奇啊？我们不过是在履行一种仪式罢了。不，这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得来不易的珍贵权利。
在旧中国，上海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它有一条校规：校园里只能悬挂美国国旗，不准悬挂中国国旗。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激于爱国义愤，圣约翰大学的华籍教师不顾美国校长的恐吓、阻挠，举行抗议集会，破天荒第一次在校园里升起一面中国国旗。这一下激怒了美国校长，他疯狂地当众把中国国旗撕毁，踩在脚下，这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公然践踏和侮辱啊！它激起了广大中国师生的无比愤慨。于是，一批爱国的中国师生，愤而辞职、退学，并且组织起来，创办了光华大学。光华，寄托着他们光复中华的爱国之情。
请想一想，在旧中国，中国人民连在自己的国土上升国旗的权利也没有啊！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考入这所大学的。那年的10月1日，就在当年美国校长撕毁中国国旗的韬奋堂前（伟大的爱国者邹韬奋曾在这里毕业），竖起了一根新的旗杆。全校师生肃立在它的周围，举行升旗仪式。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周围的老师、同学的眼睛里都闪着泪花。一位当年被迫离校的老校友、老教授，竟倚着旗杆失声痛哭……
时光流逝，34年过去了。但是，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而且经久愈新。它经常在催我自新，促我自强，在软弱的时候坚强起来，沮丧的时候振作起来。即使是在委屈的时候，想一想是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在联合国大厦门前、在世界性运动会大厅里升起的，周身的热血又重新沸腾起来……
我欣慰地告诉胡其俊老人，今天在昔日的约大校园内，华东政法学院的师生们又编织着新的升旗故事。
华东政法学院刑法系的学生已坚持义务升降国旗10年。这些年来，刑法系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但升旗仪式一天也没有停断过。每天升降国旗时，都有不少学生自觉列队在旗杆下，向迎着晨曦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
五星红旗目睹过沧桑岁月
有位哲人这样说过，时间是一条长河，人的年龄里蕴藏着历史。
在老北京的民居里，面对早已两鬓斑白的胡其俊老人，一种岁月沧桑之感盘桓在我心头。
胡其俊老人缓缓地说道：“25年的时间，我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许多事情。文革期间，毛主席9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我都事先去广场将国旗升挂好。董必武、陈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伟人逝世，也是我在天安门前下的半旗。”
胡其俊老人的话，勾起了我们对共和国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当时的新华社消息这样报道：“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
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主席连续9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学校师生和红卫兵，从此，“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胡其俊老人清楚地记得，每次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的前夜，广场上都是一片狂热的气氛。红卫兵们在广场上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每次他都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扛着国旗来到旗杆下，将旗子升起来。老人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将五星红旗升起来时，红卫兵们自发地唱起了《歌颂祖国》这首歌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青年人都是充满热情的，胡其俊老人感慨地说，但一伙别有用意的人却利用了年轻人的热血，去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
然而，阴谋只能得逞一时，永远也不可能横行一世。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不幸病逝。
胡其俊老人接到下半旗致哀的指示。他来到旗杆下，将国旗升至旗杆高度的2/3处。
颇通人性的国旗，这天低垂不语。
天安门也为周总理的逝世而悲痛，千百万人民群众怀着对周恩来总理无限敬仰之情，抬着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敬爱的总理，担忧国家的命运。白花、黑纱和花圈布满广场四周，阵阵哀乐夹着呜咽声、痛哭声在寒风中回荡；泪雨纷纷，无声地滴落在广场的方砖上。
然而，就在这万众悲痛中，“四人帮”阴谋反党集团却用尽种种卑鄙手法，阻挠、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
禁令一个接着一个传来，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带黑纱，不要戴白花，不要设灵堂，不要献花圈，不要……
人民被激怒了！
1976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是中华民族祭奠革命先烈和扫墓的传统日。尽管人们事先知道“四人帮”把祭奠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活动”，但人们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们还是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从凌晨到夜晚，天安门广场始终人流不断，大大小小祭奠周总理的花圈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一直摆到观礼台前，天安门广场内每根灯柱和旗杆都挂满了精心制作的花圈和花篮，到处挂满了既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又是声讨“四人帮”的战斗诗篇。
胡其俊老人说，那天他升国旗时，特别小心翼翼，他不愿碰落杆和玉石栏杆上的人民的声音。
就在这天晚上，“四人帮”反党集团竟敢违背人民的意志，下令镇压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民群众。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会反复证明这一点的。
子弟兵接过了五星红旗
1976年10月24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型集会。
广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扬眉吐气的人们手持红旗、标语，举着欢庆胜利的横幅，载歌载舞，欢歌笑语。
共和国获得了新生，走向了更为辉煌的历程。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飘扬得更加绚丽。
据胡其俊老人回忆，就在此后不久，北京市供电局将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任务移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卫戍区。
解放军接收此任务后，便改重大节日升挂国旗为每日升降国旗，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庄严隆重的仪式。
谈到现在的升旗仪式，胡其俊老人高兴地说，现在的仪式好，威武雄壮，与泱泱中华的形象相匹配。他说，我去看过那些战士，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