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曾把国旗礼兵哨称为：“祖国第一哨”。
王志强似听非听地一路点着头。他的心中有些许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
那天在哨位上，周亚辉还经历了一件意外的事。
1月16日，胡兰州第一天站国旗哨，严寒就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现任连部文书的战士段俊堂在站国旗哨时就曾遇到过一次小虫干扰。
段俊堂遇到过最神奇的一次干扰是蜘蛛打网。
“祖国第一哨”：天安门广场的一道风景线
国旗护卫队除了圆满地完成每天升降旗任务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护卫国旗――站国旗哨。
国旗哨位上的战士头戴大檐帽、手着白手套，礼服烫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个个身材高大魁梧，脸庞黑中透亮。他们站在那里，望着辽阔的天安门广场，挺胸抬头，目不斜视，气宇轩昂，透着无比的英姿豪气。到天安门广场游览的游客，都以能远远地与他们合影为荣。
国旗卫士站的哨，完全是用军中最标准的姿势，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说两个第一次到北京的老人看着国旗下的战士打起了赌，一个说那是真人，一个说绝不可能，是塑像。这个故事未必完全真实，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旗护卫队战士站哨的难度。
一位作家曾把国旗礼兵哨称为：“祖国第一哨”。
站在“祖国第一哨”上，确实非常光荣，但也很艰苦，原任护卫队队长的陈杰曾真诚地对笔者这样说过：“这个哨位，的确不是一般人能站下来的。”
相对论：此时最容易被理解
1995年6月，北京已是盛夏季节。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空旷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一棵树、一片楼宇的阴影可以将酷热减弱丝毫。旅游的人们穿着短裤，喝着结冰的矿泉水，依然觉得暑热难忍。中午时分，广场的气温达到43，而用水泥方砖铺成的地面温度更是达到48摄氏度，广场被烤得似乎要燃烧起来。
而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身着严严实实的里外两层执勤礼服，足蹬厚重的制式皮鞋，纹丝不动地站两个小时。
王志强是1994年底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经过半年的训练，他早就跃跃欲试，渴望早一点走上向往的岗位。这几天来，王志强每天都身着厚厚的礼服参加执行升降旗任务，他对能亲自参加这一神圣的使命感到无上光荣，但艰苦是客观存在的，每次升降旗后回到驻地，所有的战士都像刚刚在水里浸泡过一样，衬衣完全湿透，可以“哗哗”地拧出一小捧汗水，战士们管这个叫做每天两遍“桑拿浴”。
6月18日，他第一次站国旗哨，时间是中午12时至下午2时。
白天，每班国旗哨是三名战士，一名游动哨和两名固定哨。带班的一般是老战士，他负责在国旗基座四周游动，处理紧急情况，并准备在必要时替换出现意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另外两名战士则是站固定哨。晚上，每班国旗哨是两名战士，全都是相对固定哨，但可以游动。一般来说，每天的升旗后和降旗后的第一班哨位，都由国旗护卫队专门负责具体实施国旗升挂的五班战士担任。
王志强知道，在国旗哨上的一举一动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旗的形象、国家的尊严。对站哨战士的要求也很高，站在上面必须达到“三挺两收，一张一睁”，即“挺脖颈、挺胸膛、挺膝盖”，“收下颌、收小腹”，“张肩、睁眼”。他决心今天好好“表现”一下，检验检验训练的成果。
上午11时，带班老战士幸华宇开始带着王志强和另一名战士做上岗前的准备。他们脱下了短袖常服，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衬衣，系上领带，又套上凡尔丁执勤礼服，换上宽裤线的执勤裤子。穿好袜子，套进擦得锃亮的皮鞋，最后戴好大檐帽，系好武装带，仔细地整理好金黄色的穗带，拿起白手套……
穿戴完毕，三个人均已是满头大汗了。
出发路上，幸华宇多次叮嘱王志强：“往上站时不要绷得太紧了，动作要规范，但身体不能紧张僵硬。另外，要注意运用训练时讲的运气，在保持动作不变形的前提下，下意识地将重心左、右脚交替转移，促进血液循环。要不然，脑部会出现血液供应不足，出现头昏眼花的症状。”
王志强似听非听地一路点着头。他的心中有些许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因为他虽然已开始加入到升降国旗的方队中去，但每次执行升降旗任务的时间都很短，他们只是在闪光灯的不停照射下匆匆来回，几乎来不及看清那对国旗怀有深厚情感的人群。所以，他早就盼着有这样一天，能够神神气气地代表国家守在国旗下，做一尊理想的守护者。至于站两个小时的国旗哨，王志强是信心十足的，因为强化训练时，国旗护卫队要求每一位战士必须达到可以纹丝不动站三个小时的标准，而他更是曾经标准地连续站过近四小时。
12时整，王志强他们用标准的交接仪式把上班的老同志换了下来。王志强左脚往旗杆东侧的哨位岗台上一迈，然后右脚跟“啪”地往后一靠，做了一个最标准的站姿，立定在哨位上，开始了两个小时的塑像化过程。
刚站上，王志强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他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旗杆围栏边上各色各样的游人，他看到那些群众都乐意将他取入摄影镜头，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位来自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西行乡东桩村的战士今年刚满18岁，他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要不是参军入伍，他不可能来到首都北京，也不会来到从小向往的天安门，更不可能亲自参与升降、护卫祖国的五星红旗。
20分钟之后，王志强发现自己还是劲儿使得太足了。头上薄薄的太阳伞不仅没能挡住烈日的炙烤，而且还把偶尔才有的一丝微风给阻挡了。汗水从额头、从脸上、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渗出来，然后在体内汇成若干股小水流，不一会儿，便浸湿了衬衣，开始“滋润”厚厚的礼服。王志强感到口干舌燥，衬衣领虽然很松，但他仍觉得像一个死结，扣在他的脖子上。
40分钟后，王志强开始感到胸口发闷，眼前一片迷蒙。突然间，他只觉得鼻腔里一股热流渐渐地往外涌。一滴血从鼻孔里滴落到哨位的岗台上。紧接着，又是一滴，虽然他保持着军姿看不到岗台上的血滴，但他知道自己是出问题了。
他觉得有些恐惧和愧疚，后悔刚才没有认真听老战士的“教诲”。
这时，一位在旁边观看的群众发现了王志强在流血，就大声地喊叫起来，带班的老战士幸华宇赶紧走上前去，把王志强替了下来。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王志强觉得体力有所恢复。他又主动站到哨位上，再一次站上了神圣的国旗哨。
这一次他终于体会到了老战士所说的动作要领：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广场上的游人，想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快乐的事情，分散站哨的紧张程度，同时，有意识将身体的重心转移到左、右脚，让血液循环。
事实上，不管怎样，站国旗哨对于新兵来说，仍然是一次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王志强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只觉得时间似乎是停滞了，每一秒钟都延长了几万倍。”
相对论这个时候最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
时间在“艰难地”流逝着，王志强暗暗给自己鼓劲，已经出了一次洋相了，不能再出现意外。灼人的热浪从四面八方涌来，但王志强如山峰般地屹立着，他的眼神里折射出可以征服一切的大无畏之光。
国旗杆底下几位群众看到刚才那位流鼻血的战士又一次站上了哨位，对着王志强直跷大拇指。又半个小时过去了，王志强渐渐地发现，一切腰酸背疼的痛苦都已经消失，人直直地站在岗台上，似乎不需要使什么劲了，一种舒畅的感受从脚底慢慢地升上来。这时，王志强才明白老战士曾多次对他说的话：“只要熬过前一个小时，站透了，就不会感觉到酸痛。”
或许是物极必反吧，站过国旗哨的战士都说，站到后来，就会越站越“舒服”。
2时整，换岗的时间到了。负责接岗的是武江涛，一位来自河南的战士，是第二年兵。按照换岗仪式，武江涛走到王志强面前立定后，两人应立即同时敬礼。但武江涛没有立即抬手，王志强会意地先活动了一下手臂肘关节，因长时间垂立，血液流通不畅，造成手掌垂胀麻木，“敬礼”动作容易变形。
迟疑一刻后，两人同时敬礼。接下来的动作应该是王志强迈出30厘米高哨位的岗台，但王志强使劲抬腿时，却发现膝关节已经几乎锁死，抬起来是直直的整条腿，中间无法弯曲。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差点栽下岗台。
站立在台下的武江涛赶紧小声地提醒他：“原地踏步！原地踏步！”王志强在岗台上艰难地抬起了第一步，膝盖处像被折断似的，疼得要命，他强忍着疼，用踏步让两只腿的膝关节活动开后，才迈下岗台，顺利地完成换岗仪式。
正步走回营地后，老战士幸华宇发现王志强脸色铁青，因为脱水，嘴唇上已结起一层厚厚的痂。他赶紧吩咐其他战士拿来凉开水，然后把王志强扶到床边，脱下王志强身上已经完全被汗水濡湿的礼兵服和衬衣。在脱下王志强制式皮鞋后，幸华宇发现王志强穿着袜子的脚好像刚刚从水里浸过一样，皮鞋里也水汪汪的，似乎翻过来就可以倒出汗水。
脸找不着了，是什么感觉
北京的一年四季，对于站在天安门广场国旗下的护卫队员来说，只有初秋和晚春时分可以算是“和平环境时期”。但这样的“和平时期”在北京非常短暂。
在深秋季节和冬天的北风里，在初春季节和冬天的寒冷下，笔直地站在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什么样的感受，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出来。有人说，冬天的国旗哨比地处祖国最北端漠河的哨位或青藏高原雪山上的哨位都要艰苦。因为后两者毕竟是有哨有所，而且一般都是游动哨，而国旗哨位却要求哨兵在毫无遮拦的广场上纹丝不动。
来自湖北武汉市武钢乌龙泉矿的战士周亚辉回忆了他在大风中的一次站哨经历。
1995年11月17日，深秋的风卷着落叶在空中翻飞。
这一天，正好轮到周亚辉站下午2时至4时的国旗哨。周亚辉和战友出去换岗之前，特意查阅了天气预报。预报表明，下午的风力是4到5级转6到7级。他和战友对视了一下说：“下午将是一场恶战啊，一定要挺住。”
2时整，他准时站到了旗杆西侧的哨位上。因为是大风天，广场上只有十几位外地游客和一个日本旅游团“游兴不减”，连平时坚守岗位的广场个体摄影摊点也收了好几个。整个广场显得很空、很大。
国旗护卫队要求站在哨位上的哨兵做到每三分钟才能眨一次眼睛。若是平时，这些经过艰苦训练的战士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些。但今天不同，7级大风吹得飞沙走石，人都不易站稳，对眼神的要求就凑和一下算了吧。
但周亚辉没有这么想，他知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要站到这个哨位上，就要严格地按照国旗卫士的标准去做。要树立中华好儿男的形象，使全国的广大人民从新的升降旗仪式过程中感到蓬勃向上的力量，让全世界从我们的升降旗仪式中看到中华民族腾飞的脚步。如果自己眯着眼站在国旗下的形象被人摄入镜头，受损失的将是整个护卫队的形象。因此，他依然严格地按照哨位的标准张肩睁目。眼睛受了风的刺激，不一会儿，眼泪便在眼角汇集起来，然后顺着脸颊慢慢地往下淌。
周亚辉咬牙坚持着。半小时后，眼泪倒是不流了，但眼睛已经被风吹麻木了。
那天在哨位上，周亚辉还经历了一件意外的事。当时虽然已是深秋，但哨位上的太阳伞尚未撤去。大概在离下岗时间还有20分钟的时候，突然从广场西边卷来一阵大风，估计当时的风力有八、九级，吹得周亚辉一晃一晃的。狂风把太阳伞吹掀了起来，伞帽被从铁杆的固定处卷落到地上，在风中翻滚。与太阳伞同时被吹走的，还有周亚辉的大檐帽。
即便如此，周亚辉依然站得直直的，他按照哨位的事故处理规程喊了一声“报告”。
这时，带班的游动哨也已发现这一意外情况，他立即过去将周亚辉替换下来，由周亚辉去追拣已被风吹得很远的帽子和太阳伞。
刚离任的护卫队队长陈杰，是这样向笔者形容在寒风中站完一班哨后的感觉的：“那才叫真正的透心凉，脸和屁股找不着了，可以说这两处的肌肉已经完全麻木，半个小时之内，怎么摸怎么没感觉，这就是被风完全吹透了的感受。”
风中站国旗哨，对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来说，的确是最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完全横行无阻，还一个劲地往战士脖子里灌，无情地榨吸着人体中的每一分热量。
热毛巾已粘上了好几块表皮
战士胡兰州来自湖北省钟祥市，1995年3月25日进入国旗护卫队。在严寒中站哨，给这位南方的小伙子身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1996年1月至3月，胡兰州担负站护卫哨专项任务。当时也是部队人手紧张时期，小胡每天得站两班护卫哨。1月16日，胡兰州第一天站国旗哨，严寒就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当天小胡站下午3时至5时的国旗哨，广场上北风肆虐，气温达零下18.他咬紧牙关，凭着顽强的毅力挺立了120分钟。事后胡兰州说：“我只觉得时间在膨胀，每一分钟都相当于一万年。”
换岗下来，胡兰州觉得浑身上下像一块冰坨子，里里外外全都是凉的。
正如老战士所说，最疼的地方果然是双肩。国旗护卫队规定升降旗时，队员着装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这一规定对站哨的战士也基本适用，不同之处只是允许站哨的战士在最冷的季节可以穿一件厚重的呢大衣，可以戴棉帽和手套。
小胡便是穿着这些服装站哨的。厚重的呢子大衣对于广场的寒冷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太大的御寒作用，反倒给战士身上平添了4公斤的重量，由于站哨要求战士尽力张肩，4公斤重的呢子大衣便压在张得满满的肩上。2个小时之后下岗时，双肩就像两块木头，游离在身体之外。半小时后，肩关节就开始揪心地疼，双臂如棉花做的一样，连饭盒都难以端起来。
小胡和战友一气儿小跑回到营房。顾不上先换下执勤礼服，他一边使劲地跺着脚，一边把自己中午打的一暖瓶开水倒进脸盆，把双手泡在里面。奇怪的是，80多度高温的开水，他竟然感觉不到烫。然后，胡兰州将毛巾在开水里浸了一下，稍微拧了拧，便仰起头来，把热毛巾紧紧地敷在脸上。
这一切，小胡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这时的胡兰州，最需要的就是热量。
“小胡，赶紧把毛巾拿下来！快拿下来！”值班警官陈杰队长从门外经过时，看到屋里脸蒙热毛巾、满头雾气的小胡，就大声地喊叫起来。然后冲进屋里，将小胡脸上的毛巾取下来。
然而已经太晚了，陈杰看到，小胡的额头上和双颊颧骨处已露出粉嫩的真皮颜色，一层表皮已经粘在刚刚取下来的热毛巾上。
原来，皮肤长时间袒露在寒冷的空气中，会造成表层皮肤的严重创伤，这时要等它慢慢地在温暖的空气中恢复原貌。如果立即用灼热的毛巾去敷盖，冻伤了的表皮便会粘在热毛巾上，一揭就跟着毛巾起来一大片。
小胡第一次在冬天站哨，没有经验，结果犯了大错误。
事情的结果是，到现在，胡兰州的脸上仍然是肤色不均。小胡说，这是站国旗哨留下的永恒印记，这样也好，我可以一辈子带着国旗卫士的标志。
第二天站哨下来，小胡便发现脸上外皮脱落的部位已经被寒风划开了口子，吃饭，说话，只要脸部肌肉动一下，那些龟裂了的地方便生疼生疼。
那个冬天，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战士来说的确是极其严酷的。除了脸部皮肤脱落外，受到创伤的还有手脚和耳朵。虽然站国旗哨可以戴棉帽，但在冰天雪地里一顶棉帽根本就无济于事。时间一长，胡兰州耳朵上便长了密密的冻疮，整个耳垂成了硬硬肿肿的一块。每次下哨后，十分钟之内，耳朵一碰就疼得像要掉下来一样，等暖和过来，耳朵又开始难以忍受的痒。
薄薄的棉手套自然也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袭，尤其是站在哨位上必须纹丝不动，血液循环很慢，长期站哨下来，手指、手背上都长了冻疮，手指头红肿得像胡萝卜，整个手肿得像个馒头，一摁一个坑，最大号的手套也套不进去。脚上也长了冻疮，晚上睡觉时奇痒难忍，便用手抓，抓完了就出水溃烂……
胡兰州的经历，几乎国旗护卫队每一位战士都曾有过。
严冬的天安门广场滴水成冰，气温最低时达零下23，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执行高标准严要求的站哨勤务，其背后必然是国旗卫士付出的巨大牺牲。
但是寒冷可以冻坏他们的手脚，却摧不垮他们“护卫国旗，重于生命”的精神，不管有多大的病痛，这些战士只要往国旗哨位上一站，他们挺拔的脊梁从来没有弯过，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军中男儿“特别能吃苦”的精神。
段俊堂希望“入侵者”迷途知返
站在国旗哨上，不仅要面对风霜雪雨，有时还得应付很多意外因素的干扰。但是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这些意外，维护了国旗卫士的形象。
现任连部文书的战士段俊堂在站国旗哨时就曾遇到过一起小虫干扰。
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基座四周有一片四季常青的草坪，一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小甲虫、小蜘蛛和蚊子等昆虫，从草坪建好之日起便在这里安了“家”。它们肆无忌惮地把卫士的身体当成它们天然的活动场所之一。在这些小虫子“进攻”的时候，能否做到保持动作不变形，对国旗护卫队每一位战士都是考验。
199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段俊堂正以标准的“国旗卫士”军姿立在哨位上。突然，他感觉到有一只小虫子顺着他的小腿慢慢往上爬。因为哨位的岗位就安在草坪边上，一些小甲虫常常会顺着岗台爬到战士的鞋子里，对这种情况，站哨的战士都“心中有数”，任其横行。段俊堂以前站哨时，也碰到过多次小甲虫到“鞋中一游”的情况。但这次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同，这只可恶的虫子一定以为自己攀上了一棵大树，它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路往上爬，最后爬到了段俊堂的大腿内侧。
段俊堂小心地感受着这个可恶的入侵者，心中暗暗地希望它能尽早“迷途知返”。突然，这只小甲虫发疯似地在段俊堂的裤腿内四处爬行，左冲右突，它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确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折腾几分钟后，小虫子“恼羞成怒”，狠狠地在段俊堂的大腿上咬了一口。
“啊！”段俊堂咬着牙在内心喊了一下，他死死地把脚趾往下抓扣着岗台，双臂本能地往身上紧紧地夹了夹，拼了全力保持军姿不变，然后喊了一声“报告”，等游动哨过来把自己换下岗。
段俊堂连忙找了个地方将那只可恶的小甲虫“捉拿归案”，那是一只带有锋利夹钳的“苍蝇老虎”，是食肉昆虫的一种，专门捕食苍蝇等小昆虫，那天不知为何会“误入歧途”。
在盛夏季节，除了酷热是令站国旗哨的战士难以忍受的事情之外，还有蚊子的叮咬最让战士头疼。光天化日之下，天安门广场的游人只注意到威武的国旗哨兵，却不了解随时都有从草丛里孳生出来的蚊子在骚扰站哨的战士。
对于天安门广场旗杆下的蚊子之大胆，段俊堂分析说，可能是时间长了，蚊子知道了我们是一群有血有肉、却又站得纹丝不动的真人，不是广场上的石头雕塑，所以大白天也敢大胆进攻。蚊子最多的是夏天站最后一班国旗哨时，夏天的降旗时间比较晚，日暮时分，蚊子有时成群结队地扑向站哨的战士。段俊堂说，好在我们夏天也是穿着两层的执勤礼服，蚊子还很难全面“袭击”我们，最多只能在头部徘徊，偶尔在脖子上叮你一口，我们的态度是，反正你也吸不了多少血，“任你吸到撑死为止！”
小蜘蛛误以为他是一棵大树
段俊堂遇到过最神奇的一次干扰是蜘蛛打网。
那是在199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蓝天如洗。
段俊堂正屏气凝神地站在国旗哨位上，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记忆中快乐的事情，以分散站哨的紧张程度。同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广场上游动着的人群。
忽然，他的余光向下扫视的时候，发现自己左胸前金黄色的缎带上有一条忽隐忽现的银丝，这条线从那束缎带的一根绳上牵出来，一直斜着往上，似乎另一头连着头顶上遮阳伞的骨架，但是段俊堂的眼睛余光无法看见斜线的那一头，丝线在阳光的照射下斑斑点点地闪亮着。
他正在纳闷的时候，一只正在忙碌地吐丝的灰玉色的小蜘蛛进入了他的视线。长这么大，段俊堂还没有这么近地观察过蜘蛛织网。他心中会意地一笑，枯燥的站哨现在似乎有了寄托。他的目光追随着这只顽皮的小蜘蛛，直到他平视的眼光无法看到。
显然，这只蜘蛛在草丛中呆久了，出来练一练自己吐丝搭网的拿手本领。它可能把身穿橄榄绿巍然不动的哨兵段俊堂看成了一棵大树，而将他胸前的绶带看成了枝桠，放心地在段俊堂眼前编起了它的“天罗地网”。
不到半小时，小蜘蛛已结好了一张椭圆形的八卦网，然后安居其中，安心地等待猎物上“套”。
不过，段俊堂说，中间也曾出了点“意外”，一阵风吹过来，胸前的绶带随风摆晃了几下，小蜘蛛惊恐地爬行起来，似乎醒悟过来自己选错了地点，觉察到这棵“大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它飞快地爬走了。
过了一会儿，可爱的灰玉色小蜘蛛又吐着银丝出现在段俊堂眼前的八卦网中，或许是经过长时间观察，它最终还是认定了眼前的这尊橄榄绿就是一棵不会动的大树，可以让它平安地“安营扎寨”。
直到段俊堂换岗时，蜘蛛网被扯破了，小蜘蛛才“如梦方醒”，惊恐万状地逃走了。段俊堂说，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站哨，可惜当时没有摄像机把这些拍下来，要不然也可算是一种奇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