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逝世后4小时，中国医学院基础医学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被紧急召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晚年居住地。
选址设计组依据这个设想，来到中南海，来到昆明湖。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但具体位置设在哪里？
11月23日下午5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
下午4时10分，一长溜汽车缓缓驶进天安门广场。
从深夜到清晨，一支支建设大军雄赳赳地开进了工地。
过往的行人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吸引住了。
凝视着这幅有着巨大感染力的绒绣作品，任何一个走进纪念堂北大厅的人，都会想了解一下这幅作品的创作和绣制过程。
保护毛泽东遗体的有功之臣
1976年9月9日，平地一声雷，一代伟人长眠不醒。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遗体要保留千古，供子孙后代凭吊，留苏女博士被召见，毛主席遗体进行防腐处理，鲜为人知的“769”工程，在严格保密中进行。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长眠不醒！噩耗传来，震惊了中华大地，震惊了整个世界。
在毛泽东主席生前居住的“202”室，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肃穆悲哀中进行着，主要议题都通过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议题，就是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保护。
虽然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大力提倡在中国实行火葬，并带头在“倡议书”上签了名，使得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一种制度。而同一年逝世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也都严格执行了这一制度，但对毛主席却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至高无上的英明领袖和统帅；因为任何一个活着的政治局委员都不愿这样做；因为亿万中国人民也都不愿这样做。毛泽东的遗体要保留千古，供子孙万代瞻仰凭吊。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事实，用不着提议，用不着“通过”。所以，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召开的如此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必须研究至关重要的问题，保留遗体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必须及时清理内脏，防腐消毒。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4小时，中国医学院基础医学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被紧急召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晚年居住地。
徐静，1931年出生于吉林市，从小争强好胜，从不认输，刻苦学习的劲头，考试争第一的蛮劲，同学们都佩服。她学的是组织胚胎学专业，1956年赴苏留学，她在26岁时，就以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推翻了“成年高等脊椎动物脑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和再生”这一世界医学界100多年的结论，轰动了苏联学术界。回国后一直从事组织胚胎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任教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她的大半生时光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的。
徐静刚来到“游泳池”，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就进来了，汪东兴坐下后招呼大家坐下，静了1分钟的时间，没说话。
屋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徐静开始有些预感，有种不敢预感的预感。
终于，汪东兴说话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了，现在消息还没有公布。召集你们来这里，主要是商量一下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问题，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头等大事。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死后想保留遗体，可因没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发生腐变，最后只好烧了。”
汪东兴站起来，走到徐静面前，目光里充满信任与期望：“你们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万一主席的遗体出点差错，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你们要以最快的时间拿出方案，报政治局。”
汪东兴望着徐静，不说话，等待着她的答复。
徐静理了理头上的短发，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马上看看遗体；二是派两名助手，徐静点名叫张炳常和陈克铨来协助。
汪东兴说：“完全可以，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出自著名解剖学家门下的年轻教师陈克铨来了，9点多钟，汽车以飞快的速度把远在北京郊区平谷县巡回医疗的张炳常接来了。张炳常是1948年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才子。他一到，便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商议，被确定为实施方案。
时针还未指向10点，三人小组匆匆进入中南海，立即有人把他们引到一间会议室。徐静代表小组汇报了方案，并提出根据目前遗体状况可能出现的问题。委员们听后，就对遗体保存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询问。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说：“政治局刚刚开过会，为了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长期保存主席遗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党和人民对你们的重托。”
遗体保存的第一步工作是在主席住处进行的。主席病重期间守候在旁的周光裕大夫，因熟悉情况，成为他们的参谋和助手。徐静作为负责人，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镇静，用沉着的态度影响大家。室温虽低，衣着虽单，但张炳常脸上还是冒出了细细的汗珠。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徐静说：“你看要不要把北京医学院的谭曾鲁主任请来？”
徐静会意地点了点头。谭曾鲁195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54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攻读解剖学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归国后，他在北京医学院担任解剖教研室主任，参加过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察研究工作。
其实谭曾鲁上午9点就已经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待命，只因当时头绪杂乱，无人接应，才姗姗来迟。他赶到后以专家的眼光仔细审视，用手触摸，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遗体防腐总体满意，对不足之处又给予了弥补和完善。
9月10日上午10时多，曾在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女尸时，研究女尸长存不腐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王鹏程也赶到了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投入紧张的工作。
9月11日凌晨3时左右，毛主席的灵车来了。毛主席躺在宽大的平担架上，警卫战士抬着担架缓缓走进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遗体在北大厅放定，专家们赶忙测定周围的温度、光照等。
9月11日上午10时许，吊唁活动正式开始。
吊唁活动的第一天，主席遗体是敞放的，虽然按专家的要求，开动了全部的制冷设备，使大厅温度保持在15以下，但庞大的瞻仰人群每人都是一个散热体，乐队现场演奏，铜管乐器中喷出的也都是热气，加上大厅里的灯光也很强，使室温不断升高，这对遗体保护不利。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徐静等人急了。中央毛主席遗体保护领导小组的同志听了他们焦急的陈述，立即决定撤去乐队，改为播放哀乐；控制灯光总量，主要保留毛泽东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
此时，有机玻璃棺罩赶制出来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人员来了。北京氧气厂、北京制冷设备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也来了，大家协同配合，利用棺罩，创造了一个隔氧、低温的小环境。
9月17日，历时一周的大规模吊唁活动结束，毛泽东遗体从人民大会堂转移到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室。
这是一处外人无从知晓的地下防空工程。主席遗体进入地下室后，立即在严格隔离状态下，被移进抽去氧气的钛棺内，转到这里，进入液态保存。在纪念堂落成之前，这处深藏的地下工事有了一个临时代号：“769”。
徐静等人连同遗体保存技术的40位专家全部集中在二里沟附近的新疆驻京办事处。由黄树则、徐静等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科研计划的实施和遗体的保护。除徐静、张炳常、谭曾鲁、陈克铨外，还有几位医生参加了769的昼夜值班。当时，769对外严格保密，由8341部队担任警卫。汪东兴、张耀祠、毛维忠直接负责。凡出入769均需要查验专门证件，不参加值班的同志，连769的方位都不知道。
世界上现行长期保存遗体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液态保存，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普通、最常用的保存方法。用这种方法，人民群众在瞻仰领袖遗容时，看到遗体浸泡在防腐液中，这在感情与心理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另一种是气态保存。这种在气态条件下保存遗体的方法，给人们的感觉自然，栩栩如生。气态保存遗体虽然效果理想，但风险也大，最大的问题是防干保水，如解决不好，遗体就会变干、变形、变色。
徐静和她的同事们在毫无借鉴的情况下，反复进行周密探讨和科学论证，最终打破常规，创造性地将气态和液态两种方法巧妙结合，将二者的长处集合一体。除了化学的保护措施，辅助以物理的、光学的等综合保护措施，并对遗体进行彩色配光整容，首次使用光导纤维和冷光氙灯技术作内外投光，使瞻仰者看不到光源而又能看到水晶棺内通体明亮，仰卧其中的毛主席安详端庄，面部红润，栩栩如生，仿佛正在熟睡。
1977年8月20日，毛主席纪念堂迎来了第一批瞻仰者。他老人家面容安详，神态依旧，极大地告慰了全国人民。
徐静等四人随之调至纪念堂。18年时间，徐静把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的爱和忠诚，都投入到保护毛主席遗体这一神圣的使命上，先后担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共16年。1993年5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徐静虽从局长的位置退下来，但仍担任纪念堂管理局的特邀顾问。徐静常说，她是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她的心一时一刻离不开纪念堂，离不开毛主席遗体的保护工作。
党和人民感谢你，感谢所有为保护毛主席遗体做出贡献的人们。
毛主席纪念堂设计者回首当年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必须让世世代代的人民能看到他。为此，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碑一样，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朴素而肃穆。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看到他。
于是，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的纪念堂，这是最高规格，没有人不同意。
纪念堂的位置应选在何处？
北京周围的群山中有许多陵，但距北京市区太远，当然不行。香山风景虽好，面积也大，但那又有中山陵了。
1976年9月中旬，已有意向要为毛主席建一座庄严的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遗容。按照中央的指示，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八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工作组，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南征北战、辛勤操劳一生，现在应该在风景幽美的地方，让他老人家安卧永息。为此选址设计组设计出“水上日出”的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出水面，火焰万丈。
选址设计组依据这个设想，来到中南海，来到昆明湖……走了一水又一水，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水上日出”的方案不能表达人民的心意。
设计组的同志又提出“山顶红星”的方案：毛主席安卧在苍松翠柏、山花烂熳的白云深处；夜晚，高高的天际，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照耀着我们今后的征程。
香山、景山、玉泉山，走了一山又一山，不知为什么，他们又觉得“山顶红星”的方案也不够理想。
选址设计组的同志们，走遍了京城内外，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设计不出理想的方案，心中情不自禁涌起深深的愧疚。
碧水青山虽锦绣，何处领袖能久留！？
正在选址一筹莫展之时，设计组的负责人前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耐心地启发设计成员：“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说：‘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烈士们到月宫里，吴刚捧出芳香的桂花美酒，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万分激动，在碧海青天舒袖起舞。”
领导的启发，给选址设计组的全体人员，指明了选址、设计的方向，使他们彻底跳出陵墓的概念，摆脱了悲哀的调子。
在研究选址问题上，也有人提出在故宫午门前面，把午门拆掉，也有人主张在瀛台。但瀛台在中南海里，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地点。办公之地，选址造堂，显然不合适。
10月8日，中央作出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选址工作进一步深入，选址设计组通过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请各界、各阶层人员提意见、建议。
当时从政治意义、客观条件等方面考虑，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意见自然地占了上风。
设计组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伟大身躯，江湖河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地方。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等问题的汇报后，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但具体位置设在哪里？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纪念堂与纪念碑接近方案，即纪念堂紧靠纪念碑。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含义。
二、纪念堂位置偏南方案，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
三、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在三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了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得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的正中。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回忆道：“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南京工学院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众人意见的基础上，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对称建筑，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具有强烈的中心感和庄严肃穆的艺术效果。其次是方便瞻仰群众，路线通畅简捷。再有南北入口各有三樘大门，甬道是中轴线标志，中轴线直贯诸门的正中。此外正方形平面布局合理，切合中国传统。周围环绕柱廊，取其开朗、挺拔、有力，与广场原有新建筑相配合，也有利于抗震。
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而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避免纪念堂正面上重叠着一个正阳门城楼大屋顶的剪影，这就要求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是大致相称的。最后确定为33.6米。
在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甬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0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过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状标高抬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0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作了五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在纪念堂的朝向上，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
然而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提出一个想法，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从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到各个细节的设计，都倾注了设计人员对领袖毛主席的爱，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纪念堂修建工程拉开序幕
1976年11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成立，李瑞环同志任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自始至终负责纪念堂的建设领导工作。
11月23日下午5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
车上走下两个穿中山服的人，他们是纪念堂建设指挥部的，他俩径直走到厂长办公室。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来者。
两人开门见山，直叙来意：为纪念堂的奠基石雕刻“奠基”二字。时间紧迫，明日就用，为此，必须今晚完成。
厂长闻知此事，迅速派人找来雕刻老工人顾士元。
顾士元，已有30多年的雕刻史，曾经完成了数千件雕刻任务，艺技精湛，雕刻艺术，在全厂是首屈一指，此任务非他莫属。
不大一会儿，老工人顾士元，来到厂长办公室。指挥部的两位同志简单地向顾士元说明了一下情况，又询问了一些其他事情。最后问道：“老顾同志，能否高质量地完成此项任务？”尽管时间紧迫，但高质量是不能马虎的。指挥部的同志，在质量上重复了几次。
老工人顾士元，生在旧社会，从小靠卖艺为生，但仍过着贫苦的日子。解放后，才有了安稳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他对毛主席有着很深的感情，在最初得知毛主席去世时，他几天几夜悲痛的不能睡眠。听说是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雕刻奠基石，感到很光荣，感到能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做点事，也是莫大的欣慰。
“我保证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顾士元老工人说得很自信，很坚决。指挥部的同志，听到满意的回答后，便起身走了。
奠基石拉到车间，顾士元开始精雕细刻起来。整整一夜，顾士元俯身在那块光洁的花岗石上，在第二天黎明，终于刻就“奠基”两个大字。
当顾士元老工人同其他同志抬着这块基石，送到举行奠基仪式的现场时，他激动地对伙伴说：“在英雄的天安门广场上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真是想人民所想啊！这里有毛主席领导我们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有毛主席亲自奠基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毛主席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商讨国家大事的大会堂；有陈列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创立丰功伟绩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顾士元老工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动情，竟大声地哭泣道：“毛主席啊，我们工人想念您老人家啊！”
站在老工人身边的同志，也都流了泪。
这一天，是1976年11月24日。这一天，是全中国人民瞩望的一天，是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一天。
这一天，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壮丽辉煌，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云天。
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上，竖立着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工地周围，排列着醒目的红色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在毛主席巨幅彩色画像两侧是八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和“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巨幅标语。
毛主席画像正对在矗立着的84米长的巨型横标，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热烈拥护中央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热烈庆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
大型的推土机、打桩机、载重汽车、吊车和电铲等施工机械，整齐地排列各个施工点上。参加奠基仪式的首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其他各界代表，以及参加施工建设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共8000多人，早早地等候在纪念堂工地上，等待着奠基仪式的开始。
下午4时10分，一长溜汽车缓缓驶进天安门广场。
车停稳，华国锋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先后从车上下来，被引导着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
他们一律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在工地边站成一排。
吴德主持奠基仪式，华国锋发表了讲话。华国锋讲话完毕后，便带着当时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依次走到早已插在黄土里的奠基石旁挥锹盖土，崭新的铁锹不断地挖起一小撮黄土，虔诚而吃力地砸在基石上。陈永贵的铁锹用得最顺手，他向还没有完全退出老茧的手掌吐了一点唾沫，又搓了搓，熟悉地攥起铁锹，只三下，就把那奠基石盖了近一半，他朝身后看了看，见还有不少人在等着盖土，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奠基仪式刚刚结束，一支精神抖擞的建筑工人队伍，迈着雄健的步伐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他们仰望毛主席巨幅画像，含着激动的泪花，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要让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早日瞻仰您的遗容，让子孙万代永远铭记您与日月同辉的丰功伟绩，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为您建造纪念堂……”
气壮山河的誓言，驱散了严冬的寒冷，使人热血沸腾。
这支队伍是赶来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北京市第四市政工程公司第六施工队。他们举行了向毛主席宣誓的仪式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北京市园林局的工人乘着卡车，从京郊苗圃赶来了。
北京市第三、五、六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来了。
北京市供电局、电信局的工人从首都四面八方赶来了。
北京市市政机械公司施工处的工人开着大型拖拉机、挖掘机也赶来了。
从深夜到清晨，一支支建设大军雄纠纠地开进了工地。工地上，锤声当当，机声隆隆，展现了一派紧张繁忙的战斗景象。
过往的行人都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吸引住了。
一位外地来京的头系白肚毛巾的老石匠，甩掉身上的棉袄，抡起18磅大锤，奋力凿石开地。
两位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奔向工地，操起镐跳进树坑，和园林工人一起移树。
一群小学生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东奔西走捡拾着地上的松枝，帮助工人叔叔清理场地，为叔叔送水、递毛巾。
每一个来到工地的人，都把能为毛主席纪念堂挖一锹土，搬一块砖，看成是自己终身难忘的幸福。
从这一天起，前门楼与纪念碑之间的翠绿的松树林不见了。广场的部分水泥方砖被撬起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之间，出现了一个如火如荼昼夜施工的工地。
倾注全部心血的杰作
毛主席纪念堂北厅，安放着一尊汉白玉毛泽东坐像。毛泽东安详地坐在沙发上，微笑地望着人们，好像在同人们亲切交谈。
这寓意深刻的设计，精湛宏伟的雕刻，饱含着参加设计、创作、雕刻坐像的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美术工作者对毛泽东主席的深情厚意。
洁白无瑕的汉白玉毛泽东坐像，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雕塑工作者和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的工人精心创作、精心雕刻的。
雕塑工作者在接到任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创作了毛泽东坐像设计稿100多件，在中央领导亲自审定坐像小稿，并作了重要指示之后，雕塑工作者再一次地研究有关资料，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务求神形兼备，以刻画出毛泽东的崇高精神风貌和伟大气质。对一切细微部分，甚至一条衣纹，他们都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力求完美。在创作中，他们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并请有关人员和他们一起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他们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泥塑放大的任务。
放大任务刚刚完成，担负翻制工程的工人，便立即投入紧张的翻制工作。他们用三天时间就翻制出了坐像的石膏模型，为石雕阶段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精确地按照毛主席坐像的石膏模型，雕刻成三米多高的汉白玉坐像，需要用40多立方米的石料，要一锤一錾地打出外形。
汉白玉石料来自北京房山县西南部山区。
1976年11月20日，房山县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开采1500立方米汉白玉的光荣任务，于是，在县委的领导下，以南尚乐公社为主组成了开采汉白玉的指挥部，并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布置采石战役。
过去，房山县的汉白玉一年最高的开采量是2000立方米，而现在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1500立方米的任务。而且大量汉白玉都储藏在30米以下的岩层中。时间紧，任务重，困难重重。
从11月20日开始，他们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工人同志们并肩战斗。
南尚乐大队的石工到采石场干活，每天要往返20余里，他们顶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开始，他们的采石区中积存一尺多深的水，作业非常困难。抽水机刚刚把水抽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矿坑，踏着碎石、冰渣，清理工地。
炮工们为了争取时间，卷起袖子，从冰冷的泥水中把一块块碎渣、石块搬开。高庄大队的两名青年，为了把一块几十吨重的大石破开，抡起20多斤的大锤，一气猛砸200多锤，终于把大石砸开。
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厂矿职工、机关干部的日夜奋战，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开挖土方48000立方米，开石方4600立方米。
汉白玉运到工地，雕刻工人和老师傅们开始用点写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分昼夜地干起来。
从初春到盛夏。毛泽东坐像进入了精雕细刻阶段，石工们用手中的锤和錾，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全部敬献出来。
为了更好地表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宽阔胸怀和深远的革命洞察力，雕刻工作者和他们一起广泛研究资料，一起讨论表情的刻画，肌肉纹理的处理。
1977年8月10日，毛泽东坐像雕刻完工。坐像安放在纪念堂北大厅。慈祥的面容，魁梧的体态，仿佛毛泽东正坐在办公室，听取祖国儿女们的汇报，和蔼、亲切的眼神，正注视着祖国儿女们的成长。
毛泽东坐像背后，衬着一幅气魄宏大的壮丽绒绣。仿佛是在泰山赏日观峰：莽苍苍的群山尽在脚下，雾腾腾的云海轻舒舞袖，一望无际的锦绣平原奔到眼底，极目远望，天地之间，一线相接，又似乎天际沧海。
毛泽东，就端坐在群山之巅、大地怀中，好似在巡视祖国大地的途中小憩。
毛泽东坐像身后的绒绣作品――“祖国大地”，是毛主席纪念堂里两个珍品之一。这幅珍品以它气势磅礴的画面，使人心胸开阔，浮想联翩。
东方欲晓的祖国大地，晨曦微露，烟雾袅袅，近处山峦起伏，飞泉流泻，横亘其中的两条江河，千回百转，东归大海，远处弧形地平线的尽头，雪山海面，依稀可辨。整个画面以其雄浑明快的艺术风格，使人心潮澎湃，胸襟开阔。
凝视着这幅有着巨大感染力的绒绣作品，任何一个走进纪念堂北大厅的人，都会想了解一下这幅作品的创作和绣制过程。
这幅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品的创作组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袁运甫，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刘秉江，北京市工艺美术服务部美术工作者李传瓒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工作者秦龙等同志。
在创作组接受为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绘制巨幅油画的任务时，在他们的脑海里闪动出毛泽东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正是毛泽东领导亿万人民在祖国大地上定乾坤、主沉浮。他们设想以辽阔的祖国大地为背景，来衬托毛泽东的汉白玉坐像，更深刻地展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于是，他们把“祖国大地”的构思绘成草图，交付审查，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主题确定后，“祖国大地”创作组的同志们，反复研究了这幅油画的表现手法。为了把毛泽东坐像衬托得更加雄伟高大，他们采用了民族传统的画法：大山小画，以小见大，江河、树木和远方群山都用朦胧烘染的画法来处理，使画面显得更加深远，把人带进宏伟博大的意境。
明确了主题和表现手法后，他们立即投入紧张的绘画工作。著名画家黄永玉激动地说：
“我从事绘画艺术已经快40年了，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美术作品，但是，过去没有一幅画能像‘祖国大地’，使我激动，想得如此之多，是毛主席使我这城市贫农出身的土家族画家获得了新生，在旧社会，我连高中都没上过，解放后竟能当上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把绘画艺术献给人民……”
创作组的同志们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创作出“祖国大地”的油画。5月中旬，创作组赶到承担绣制这幅油画的山东烟台绒绣厂，和工人们一起赶制“祖国大地”的绒绣。
山东烟台绒绣厂是在1977年4月接到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绣制绒绣画“祖国大地”的任务的。
绒绣是用绒线绣在一种像窗纱一样的钢丝布上，因为画幅巨大，重量有300多公斤，一般的钢丝布承受不了这样的拉力，绒绣厂便在织布厂的配合下，织出了合乎要求的钢丝布。
在绣作时，需要比画面还大的撑子，钢管厂的工人按时送来了特制的钢管撑子。无线电三厂突击造出了绒线染色的设备。整个画面需要把27幅钢丝布接在一起，有26道接缝，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接缝法，使接缝既结实牢固，又浑然一体，不留痕迹。
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的组织和准备之后，绒绣厂举行了隆重的绒绣画开工仪式。被严格挑选出来的担任绣作任务的43位女工，等距离一字儿排开，眼看彩色画稿，飞针走线，把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绣进壮丽画面。
绒绣画凝聚了工人集体的智慧和艰巨的劳动。绣工们每天从早晨四五点钟来到车间，一直干到深夜，有的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
“祖国大地”画稿，是由优秀画家精心创作的。画稿寓意深刻，艺术水平高，色调丰富多彩。绣工们发挥了绒绣的特长，一针一线，精心研究，精心绘制，进行了绒绣再创作。过去这个厂的产品，最多的不过300多种颜色，绣制“祖国大地”用了1200多种颜色，还第一次使用了金线和彩色丝线，使画面的受光部分更加灿烂辉煌。过去一针只穿一两股线，绣这幅画，一针要穿六股线，有时一股线又由两种颜色配成，一针就有七八种颜色，并且常常三五针就换一次线。绣工们反复地配色，反复地换线，对色彩复杂的部分反复修改重绣。43人协同一致，保证了进度一致和整个画面色调的和谐统一。
43名女工，43颗红心，43双巧手，用500多斤绒线，经过640多万针，58个日日夜夜，终于胜利完成了这幅巨大的作品，并亲自护送到北京，把它装镶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厅壁上。
黑色花岗石棺座来历不凡
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大厅是纪念堂的核心部分。当年，设计人员先后画了175个方案，绘制了25个彩色效果图，并在模型上进行了反复推敲。
瞻仰厅正中，是安放在花岗石基座上的晶莹透明的水晶棺，这是纪念堂里的又一件珍品。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毛主席身着北京红都时装店特级技术员田阿桐师傅制作的灰色中山装，遗容坚毅安详。
梯形黑色棺座上嵌着国徽、党徽，并题有1893-1976.
毛主席这座水晶棺从五个方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遗体，没有直射灯光。棺材的角度都用计算机精确计算过，即使遇到极强烈的地震，也能保证遗体安全。
这座高水平的水晶棺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在光学方面的空白，它是我国在玻璃工业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水晶棺获得了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奖。
1976年10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向广大玻璃工人下达了研制水晶棺的战斗任务。
消息刚一传出，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江苏等地的广大玻璃工人，纷纷请战，要求参加水晶棺的制作工作。
其实，早在这一决定之前，北京的几家物理光学研究所，已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已经开始了水晶棺的设计了。
研制水晶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质量要求高，时间紧迫。但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工程专用设备研制组和有关单位的精心组织、精心指挥下，参加会战，担负主要研制任务的北京、上海、辽宁、四川等地和有关科研单位的广大玻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反复研究，终于克服了生产工艺难关，为制作水晶棺打开了成功的道路。
水晶板的加工误差要求不超过一根头发丝，实际上误差仅有半根头发丝。
当时，毛主席水晶棺由海南岛水晶所承担原料任务。一个水晶棺起码要用10吨一级烙炼水晶冶炼，该矿仅用39天，就选出这批世界罕见的优质烙炼水晶，由专人护送到机场和冶炼厂。
在制作毛主席水晶棺的会战中，北京机械工人、化学工人和玻璃工人担负着水晶板的冷加工任务。为了保证加工质量、磨光洁度、平行度、角度完全合乎要求的水晶板，他们积极改进设备，自制新量具，精心操作，一丝不苟。
老机械工人王文宣、徐海荣和玻璃工人窦锋，在关键时刻昼夜不离机床。困了，就在机床旁眯一会儿。每隔5分钟，他们就对加工中的水晶板的各个部位测量一次。加工一块板要四五天时间，他们就作上千次的测量。水晶板加工误差要求尽管很高，但他们做到了，误差达到了要求范围。
研制水晶棺，一直是在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和亿万人民的关心、支援下进行的。北京市委、上海市委、辽宁省委和四川省委对这项工作都十分重视，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到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京的科研单位的一些科技人员，接到为研制水晶棺生产化学制剂的任务后，立即查资料、做实验，夜以继日地战斗。为了研制光学性能、力学性能、抗老化性能都比较好的化学制剂，他们搞了300多个配方，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卢凤才和其他同志负责合成原料，合成一批原料需五六小时，温差不能超过摄氏一至二度。在这五六小时里，他们时时监视、调整温度的变化，一个月里搞了30批产品，批批合格。为取得最好的瞻仰效果，王大珩、龚祖同、蔡祖泉等一些科技工作者和美术工作者，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光学专家王大珩接到参加研制水晶棺的任务后，心情十分激动，迅速赶到北京。他对水晶棺的光学设计，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精确计算，攻克了一些重要的技术难关。
在当时设计安放水晶棺时，考虑到对毛泽东遗体的永久性保存，在遗体处置上，按照在瞻仰时，遗体升至水晶棺中，夜间和不瞻仰时，遗体则降到地下。这样在安放水晶棺时，就须格外小心准确。广大安装工人在安装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通过精心安装、调试，安装工作达到了设计要求。
当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大厅时，亲眼看见安卧在万花丛中水晶棺里的毛泽东坚毅、安详的面容，看到烂漫山花簇拥着的、黑色花岗石砌成的梯形棺座的时候，你一定想起毛泽东“咏梅”的诗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你也一定会被这绝妙的设计所惊讶，赞叹不已，你也一定想问一问这山花、这青松和这黑色花岗石棺座的来历。
当年2月初，北京绢花厂，接到为毛主席纪念堂敬制山花的任务。要求色彩鲜明、疏密均匀，既能防水又能防尘。
北京绢花厂的工人们在研究山花的防水防尘问题时，进行了反复试验，他们打破制作绢花的传统工艺，攻下了技术难关，为制造出防水、防尘、色泽鲜亮的绢花做出了贡献。扎花的战斗牵动着全厂广大职工的心。每逢班前班后，总有一大批的职工汇集在这里参加劳动。
3月25日，首都绢花工人把精心制作的山花送到纪念堂。
上海制花厂是4月接到为毛主席纪念堂制作36棵青松任务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棵青松、松叉、松针，都要靠人工一根根地插上去。仅雪松一类，每棵就有1700多个枝叉，78000多只松针。
两个月之后，精心设计、精心安装的36棵形态逼真的青松提前运送到纪念堂。
水晶棺梯形棺座是济南花岗石厂的工人同志精心制作的，这中外驰名的泰山青花岗石采自山东境内的一座山上。
1976年12月17日，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把毛主席纪念堂工程花岗石材料加工任务，全部交给了济南花岗石厂。
济南花岗石厂只有414名职工，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有许多困难。为了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厂党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各道工序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提出了“早起三点半，工地三顿饭，白天打突击，晚上搞夜战”的口号，后勤工作到现场，医务人员送医送药、炊事人员送饭送菜……
为了选择毛主席水晶棺棺座所用的优质泰山青花岗石，采用四组的全体职工折腾了无数个来回，从山脚跑到山底，终于开采到质量最好的泰山青花岗石料。他们用10天时间，开采出200多立方料石，从中采集了60块小样，精选出了一块7立方米的优质泰山青花岗石。在采石过程中，苗广运为了确保料石的安全，他们不打眼，不放炮，硬是一锹一镐地挖出来，有时连铁锹也不用，而是用双手一点一点地扒，手指都磨出了血……
料石挖出来了，由于山势险要，两边是陡壁，中间是峡谷，无法用机械搬运。苗广运和同志们就用撬棍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从晚上七点到深夜一点，用了6个小时才移动35米。
料石运到厂后，研磨组工人突击研磨花岗石板面，他们严格要求，精益求精，使研磨的泰山青花岗石棺座板面的光泽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两倍，看上去明亮如镜，连人的眼睫毛也照得清清楚楚。
美术史上的奇迹
在毛主席纪念堂南北大门外，矗立着四座栩栩如生的人物群雕。
北大门外的两座群雕，在两面刻有毛泽东浮雕像的大旗下，塑造了36个人物群像，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丰功伟绩。
东面一座人物群雕，表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座群雕由四组人物群像组成。
第一组人物群像，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其中有手持大刀的暴动队员，有紧握梭镖的女赤卫队员，也有屹立在井冈山五大哨口的红军战士，还有高举革命火炬的安源矿工，以及两个跟随毛泽东长征的红军战士。这组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点燃的星星之火，正迅速化为燎原之势，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第二组人物群像，反映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有扎着羊肚白毛巾的民兵，有杀敌的女游击队员，有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敌后武工队队员，也有手执短枪的八路军指挥员。
第三组人物群像，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这里有支前民工正在运送弹药，有冲锋枪手正在射杀敌人，有爆破手抱着炸药包扑向敌堡，有司号员吹起进军的号角，也有指挥员振臂高呼的形象。
第四组人物群像，是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的工农兵形象，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北大门外西面的一座人物群像，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座群像也分四组人物群像。
第一组描写亿万翻身农民响应毛泽东号召，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以下各组人物，有肩扛扁担，英姿飒爽的“铁姑娘”形象；有手握刹把的大庆油田工人和手捧石油样品前来报喜的女采油工的形象；站在他们身后的是钢铁工人。
南大门外两座人物群雕的主题是表现各族人民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誓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
西侧的一座，有陆、海、空三军战士和保卫祖国边疆的各族民兵的塑像，这座群像的东面，是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工人、农民形象；在他们后面，是一个踏上征途，回首瞻仰纪念堂的少数民族宣传员，他的后面还塑造了一个革命老干部和一个青少年的形象。
南大门外东侧的人物群雕，表现了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主题，它的最前面是手捧毛主席著作，挥臂向前的大庆人和肩扛铁杆的钢铁工人并肩前进，群雕里还有手捧新产品的纺织女工，少数民族的女拖拉机手、地质勘探队员及科技工作者形象。
这四座人物群雕，是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位雕塑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创作之初，北入口雕塑题材曾考虑为“各族人民缅怀毛主席”等题材，因雕塑的独立性过强等而未入选。在两组群雕的位置和排列方向上，运用了我国传统的“八字门”建筑形式，采用对称八字形平面。雕像高8.7米，主要控制从北门外看出去，雕刻不高出纪念堂的檐部。四座人物群雕，历经7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才告完工。
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过程中，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我国美术史上的奇迹。芜湖市工艺美术厂的铁画，苏州刺绣研究所的缂丝，青岛贝雕厂的贝雕，湖南省湘绣厂的湘绣等，都作出本工艺中从未有过的既难又大的艺术精品。
芜湖铁画据文字记载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可到解放前不久，这种艺术已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解放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铁画艺术才获新生。1958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高度赞扬了铁画艺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铁画得到了发展，1960年铁画工人为人民大会堂敬制了“迎宾松”和“沁园春？雪”。这次铁画工人为毛主席纪念堂制作的铁画是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长8.8米，高2.32米，共有铁字74个，最大者高3尺左右，完全是以铁为原料，仅用40天就锻打制成。
苏州刺绣研究所担负织作缂丝“西江月？井冈山”的任务。缂丝工艺最难的是表现书法中的枯笔。毛泽东这首词枯笔较多，又有虚实、浓淡之分，这在缂丝表现书法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们充分发挥了缂丝传统的结、掼、勾、抢等技法，创造了新工艺纹花线技法，使原来单色变成深浅不同的多色，丰富了色彩，增强了表现枯笔的能力，使枯笔似断似连，块面大小相同，黑色浓淡相宜，层次清晰不乱，真切地表现了毛泽东手书的气韵精神，达到了理想的效果。“西江月？井冈山”大型织作长8米，宽2米，总用工两个多月，仅“成城”两个字就用工40个。
湖南湘绣厂接到绣制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任务后，为了精益求精地绣制这幅湘绣，全厂职工义务劳动达2400多个劳动日，完成了长4.8米，高2.3米的《沁园春？长沙》湘绣任务。
青岛贝雕厂为了更好地敬制长8米，高8米的毛泽东诗词“浪淘沙？北戴河”的贝雕挂屏，他们选用了能够很好表现毛泽东词义的最好材料――光辉艳丽的萤光螺。为了保证光泽的统一，他们拿着贝片从不同角度反复观察，终于找出了贝壳闪光的规律。于是，整首诗词采用了统一的一面取光，使光泽一致起来。为了绝对保证毛泽东手书的气势和整个字的完整性，他们改变了工艺流程，把净料接缝改为毛料接缝，再仔细打磨，直到字缝用眼睛看不出，用手摸不出为止。
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的大型画幅，都是以表现革命圣地为题材的。
63岁的老画家魏紫熙曾在1975年冬去过井冈山深入生活。他以险峻的黄洋界为近景，把气势磅礴的罗霄山脉拉近，满山松柏，用一片朱砂染红，展现出红色摇篮井冈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魏紫熙画的是秋天的井冈山，李可染等画的则是春天的井冈山。李可染70岁了，又有脚病，为了能到革命圣地深入生活，他到医院做手术，去掉了三个左脚趾，两个右脚趾。接受了为纪念堂作画的任务后，他深入到井冈山，当时正值雨季，山高路滑，但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三次登上黄洋界、朱砂冲。
为了把井冈山画好，他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天天作笔记。他感到画井冈山完全用传统的手法不行，因此在画树画山时，特别注意光感。
65岁的老画家关山月曾两次去过井冈山。这次他又同广东国画创作组的同志一起再次去井冈山、韶山、遵义、延安进行实地调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收集创作素材，登高峰毫不畏惧。为了表现井冈山的郁郁葱葱，他拍了许多照片，反复琢磨井冈山的树木。他前后一共画了五稿，并在井冈山画好小稿，广泛征求当地同志们的意见。
画家黄永玉和袁运甫等五位同志创作的巨幅“祖国大地”，是以绒线的形式表现。开始要画这幅画时，曾有人建议考虑是否要加水库、高压线、城镇、乡村？经过反复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画这幅画的目的，是作为毛主席雕像的陪衬，而不是用作独立欣赏，因此画要实中有虚。最后决定只在近处画山，山上有森林，而远处是水、云、霞，这样的巨幅画，透视关系比较复杂。开始，他们把地面画成平的，后来改画成弧形，表现出祖国大地是地球的一角，更加突出了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在一起，永远和祖国人民在一起的这个主题。
为制作好纪念堂的工艺美术作品，工艺美术工作者也花费了许多心血。北京建筑雕塑厂的工人设计员吴永慎，为了设计好纪念堂的柱尖，跑遍了北京有名的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参观了北京许多有柱尖的地方，最后设计了上面刻有万年青图案的高柱尖。雕有万年青的汉白玉柱尖配着红色台基使人想到毛泽东开创红色江山万年长。为毛主席纪念堂敬制艺术品，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情。因此，参加这个工程的美术工作者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精心设计、精心创作。他们说：“为毛主席纪念堂敬制艺术品，我们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参加毛主席纪念堂艺术装饰的我国美术工作者，就是这样一分一秒不迟延，一针一线无差错，一锤一钻见功力，一笔一墨寄深情，精心制作，把最好的艺术品献给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门楣的题字，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书。华国锋为题写“毛主席纪念堂”六个大字，练了不知多少遍，但最后上匾时，还是请专家进行了修正。
“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匾大字的制作是由北京通县花丝镶嵌厂等单位承担的。制作人员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特点，非常重视，非常精心。金匾每个字平均一米见方，为了把笔迹搞标准，他们除采用卡尺量之外，还把做好的字放在一起反复比较，直到满意为止。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毛主席纪念堂建设速度是惊人的。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正式竣工，要是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算起的话，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全方位地游览一下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正好位于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它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高度相当，色彩相近，风格协调，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建筑群。纪念堂正门朝北，与纪念碑面向一致，与天安门城楼遥相对应，更加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纪念堂庭院四周，是新辟的广场，当天安门前隆重集会，毛主席纪念堂将为一片人海所环抱。
毛主席纪念堂底部长宽各105.5米，总高33.6米，总建筑面积有2万多平方米。它的建筑体形，采用了平面呈正方形，四周环绕柱廊，立面严格对称的造型。这种体形，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建筑物的中心地位，而且，端庄平稳，气势壮观，具有我国独特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建筑物特定的主题思想。纪念堂钢筋混凝土的主体结构外面，全部用花岗石作贴面，突出了建筑物简朴、刚强的特征，使人感到特别庄严肃穆、坚实牢固。纪念堂的屋顶，采用了我国纪念性建筑一般都为重檐的传统形式，四角微微上翘的挑檐，两层宽边的琉璃瓦檐门，既保持了鲜明的民族建筑风格，又具有现代建筑的特色。整个建筑物，色调明快、简洁，中黄色的琉璃瓦双檐，浅黄色的墙面，枣红色的台帮，洁白的汉白玉栏板，并衬以柱廊内浅蓝色的窗玻璃，既自然素雅，保持肃穆感，又使建筑立面层次分明。
纪念堂四周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分为内外两环。6米多宽的内环以草皮为主，间有黄杨球、云杉和花坛；外环有30米宽，种植着以油松、雪松等常青树为主的乔灌木，使纪念堂屹立在苍松翠柏之中，在外环绿带东西两侧的油松和雪松之间，还种植有红果树，每年清明前后，满树的白花，格外肃静；每年9月，满树的果实，一片火红，此外，在南北常青树间，还配种了馒头柳，每年返青最早，落叶最迟，使纪念堂处于万绿丛中。
纪念堂院北入口的两侧，各矗立着一组巨型群雕。它们丰富和增强了纪念堂建筑的思想内容，也使北入口作为正门的地位更加突出。
进入纪念堂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匾大字，迎面12根大石柱，高高耸立。这些环绕四周的八角廊柱，高17.5米，1.5米见方，四面对称，共44根。它们对于丰富纪念堂的建筑造型，增强高大、挺拔的气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运用柱廊这一形式，为纪念堂建筑的主题思想服务，设计人员特意把石柱的断面定为小八角，以增加棱角，使线条更富有刚性。同时，在整个柱面上，还刨出了像灯心绒一样的竖线条纹，使人看了更有挺拔向上的质感。柱廊内侧墙上，有一排浅蓝色的玻璃窗。这些窗户没有横墙间隔，上下一气贯通，进一步强调了建筑的挺拔形象。
来到纪念堂前，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两层平台下枣红色的台基帮底。在整个建筑物淡雅的色调和周围一片绿林的环境里，红色的基石显得分外醒目。红色台帮之上，是两圈汉白玉的栏板红白相衬，格外悦目。栏板，万年青的花饰，清晰可见。这种多层平台配以白栏板的造型处理，是我国古代建筑常用的手法。这次，设计人员大胆革新，用万年青这种图案取代了古代雕栏玉砌惯用的蟠龙花纹，赋予这一建筑形式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与此类同，石柱柱头上下额枋之间的花板，台阶上的两条垂带，都在采用传统手法的同时，雕刻了素色花环。整个纪念堂建筑的装饰花纹，只采用了万年青、梅花、葵花、松柏、松枝等几种图案。
纪念堂的两层台阶，共高4米。纪念堂地面以上共分两层。首层主要由北大厅、瞻仰厅、南大厅和四个大小不同的休息厅组成。
拾阶而上，穿过环形走廊，跨进玻璃大门，便来到了北大厅。北大厅宽34.6米，深19.3米，高8.5米，可供六七百人在瞻仰遗容前举行悼念活动。大厅迎面是一尊高3.45米的汉白玉的毛泽东雕塑坐像，室内采用具有民族传统的藻井天花板，上面排列着110盏葵花灯。灯光照着毛泽东塑像，恰似千万朵葵花永远向太阳。在整个南墙上，一幅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地”绒绣画，衬托着毛泽东的塑像。大厅里，雄壮地矗立着四根奶油大理石的方柱，它和大理石地面上的红色地毯，烘托着厅内宁静缅怀的气氛。
从北大厅两侧的金丝楠木雕花大门向南走，便来到瞻仰厅。瞻仰厅是整个纪念堂的中心，厅深16.5米，宽11.3米，高5.6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南面墙壁的白色大理石上，镶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的镏金大字。其他墙面装饰着楠木护墙。地面褐色大理石上，铺着橘黄色的地毯。毛泽东遗体水晶棺安放在大厅中央，水晶棺下是黑色花岗石砌成的梯形棺座，棺座四周是万紫千红的花丛。毛泽东安卧在万花之中。水晶棺体高出地面80厘米，厅内瞻仰通道与水晶棺的距离约2米。在这里，人们只要平视便可以清晰地瞻仰到毛泽东亲切慈祥的遗容。
步出瞻仰厅，再往前走，便来到南大厅。这个厅东西21.3米，南北深1.8米，高7米。天花板上是15盏顶灯组成的3组葵花灯，地面铺有朱红色地毯。北面汉白玉墙上，刻有毛泽东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纪念堂的南门外，是一小广场。出入口处，与北门相同。东西各有一组大型群雕，与北入口既统一布局，又各有区别。南面，古老的正阳门城楼已修缮一新。它好像一道屏风，又仿佛是纪念堂南门的“影壁”，使庄严的广场与前门大街繁华的商业区，形成明确的界线。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银光闪闪的灯带，把毛主席纪念堂的轮廓勾画得格外分明。这时，半隐半现地设在檐口下的上百盏投光灯，把道道光线射向墙面，使整个建筑物，布满了银色的光辉。此时此刻的毛主席纪念堂，宛如一座晶莹夺目、光彩照人的水晶建筑。
1977年7月16日零点，纪念堂由建筑单位正式移交给同年4月中央批准的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管理。第一任局长是前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曾绍东同志，纪念堂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切实做好毛主席遗体的保护，设备管理维修，安全警卫，接待内外来宾，组织群众瞻仰等工作。
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内，8月20日，毛主席遗体进入纪念堂。
1977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在纪念堂北庭院隆重举行。
9月9日这一天，毛主席纪念堂四周，松柏青翠，鲜花盛开，参加大会的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知识分子代表，面对毛主席纪念堂，列队肃立在广场上。
大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下午3时，叶剑英宣布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东方红》。
在肃穆的气氛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缓步走到纪念堂北大厅毛泽东坐像前敬献花圈。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参加大会的党政军领导人敬献了花圈。
毛泽东的亲属也献了花圈。
献花圈后，全场肃立默哀，沉痛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接着，华国锋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后，与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瞻仰大厅，瞻仰毛泽东遗容，向毛泽东的遗体鞠躬致敬。这是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之后，第一批瞻仰者。
随后，参加大会的各方面负责人和首都群众列队走进瞻仰大厅，瞻仰毛泽东遗容。
毛主席纪念堂对外开放
毛主席纪念堂对外开放了，这是件大事，是件新鲜事，中国老百姓没有见过活着的毛泽东，完全可以通过瞻仰遗容弥补遗憾，这对瞻仰者是极为幸福的。
十几年，无论春夏秋冬，毛主席纪念堂大门前总是静静地排着一列列长长的队伍，那是怀着一颗颗虔诚的心前来瞻仰这位伟人遗容的人群。每天，太阳是新的，人群也是新的。
纪念堂建成后的最初七年中，实行的是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京市四大口“按口发票，凭票瞻仰”。常有不在“口”内的老百姓隔着栅栏眼巴巴地望着纪念堂，有人还带着土特产品，放在门口，向毛主席鞠躬后离去。
1984年5月，中央批准了纪念堂管理局的报告――对外开放，凭介绍信、身份证、工作证入内。纪念堂的大门打开了，全国各地的群众汹涌而来。每年7、8、9三个月，是纪念堂接待任务最繁重的月份。平均一小时要接待9000人，瞻仰者在瞻仰厅的时间一般为26秒，平均一天达5万人次。瞻仰队伍绵延两公里，需60多分钟才能到达北大厅。
最初几年，纪念堂里地毯上常见一块块泪水洇湿的深色痕迹，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面对毛主席的遗体痛哭失声。
百姓瞻仰主席的动人故事很多很多。
一蒙古族汉子身背一麻袋肥硕全羊做成的各式礼品来到纪念堂，请求放在主席遗体前祭奠，纪念堂工作人员表示不能收，他却坚持己见。反复做工作后，他才将麻袋收回，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纪念堂。
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一刘姓公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着他的一对双胞胎前来瞻仰，每次都要买上一束花。这是他母亲在他赴京前的叮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入校，第一课是到纪念堂来。另外，每年都有祖国各地的学校组织学生来京瞻仰，为此，北京市把纪念堂命名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仍是深厚的。1988年，徐静局长一行三人赴广东为纪念堂选购涤纶花。东莞市委、市政府决定不收款，无偿奉献4000余束、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鲜花，表达东莞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1990年初，一位藏族干部将自己在深山采集到的一棵大灵芝送到纪念堂，表示他对毛主席的怀念。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同学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空前的伟人，但对他研究得还不够，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介绍得也不够。我们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并不意味着将他从伟人的位置上搬到凡夫俗子的位置上。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知之不多，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应该给后人弥补上这一差距。我希望能有一批更详细、更深刻的高质量著作出版。”
北京工业大学一位同学说：“我很想了解非凡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主席是如何决策的，决策过程和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批注，有大量的与外国政治家的谈话和丰富的外交思想，对我们后人而言，这是需要了解的宝贵精神财富。了解毛泽东，才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历史。”
按照规定，所有的瞻仰者都只能在水晶棺的围栏外绕行，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毛主席的亲属可以接近水晶棺。
每年毛主席的诞辰，毛岸青、邵华等毛主席的亲属都要来纪念堂。毛岸青总是走到水晶棺前，在父亲的遗体前注目片刻，然后走到脚部沉思一会儿，离开时再站立回眸，接着走入纪念室，认真地观看父亲照片和遗物。走出纪念室，进入一楼休息室，他在两圈沙发中找到自己的固定的座位后落座。“每次都坐这个座。”管理人员说：“他几乎一言不发。”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时坐公共汽车来，随着瞻仰队伍缓缓前进，工作人员发现她时，会把她请入休息室，递上一杯清茶，共寄哀思。
在谈到毛泽东同志家属瞻仰主席的遗容情况时，宣传处处长黄大香说：每年的9月9日、12月26日，毛岸青、邵华都带着毛新宇来瞻仰主席遗容。通常，他们事先都与管理局联系，由局领导陪同，毛新宇手捧鲜花在北大厅汉白玉雕成的毛泽东坐像前默哀，尔后来到瞻仰厅，向老人家鞠躬，逗留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
为加强毛主席遗体的守护，水晶棺两侧于1987年新加装了两道1.9米的玻璃护墙。
毛主席纪念堂开放十多年来，已接待外宾200多万人，其中元首级贵宾210多位。
铁托总统是瞻仰纪念堂的第一位外国元首，他敬献的花圈缎带非常精致，其上方镶有一颗由金丝编成的五角星。
毛主席逝世后，金日成主席曾派遣金明珠副处长乘专机护送朝鲜国土上盛开的鲜花组成的花圈到北京。他亲自敬献的花圈缎带也收藏在纪念堂内。
卢森堡99岁的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每年都来一趟纪念堂。他与毛主席同龄，毛主席生前三次请他到中南海作客、过生日，他与主席私交深厚。当社会上出现取消毛主席纪念堂的谣言时，阿道夫从卢森堡飞抵北京，他要亲自过问老朋友的事。在证实确属谣言后，他放心了。他说：“新中国来之不易，你们要把毛主席的遗体保护好。”
外国元首要瞻仰毛泽东同志遗体都事先由外交部与纪念堂管理局取得联系，暂停国内群众的瞻仰。由纪念堂北门进入北大厅。这时大厅内天花板上的110盏光华夺目的玻璃葵花灯齐明。照耀着157平方米的气势磅礴的绒绣“祖国大地”，照耀着端坐在万年青、松柏和鲜花中的毛泽东汉白玉坐像。外国元首向毛泽东坐像敬献花圈、默哀，然后在坐像前留影。他们与国内群众所不同的是可以在此逗留时间长一些。
一般外宾和国内群众参观程序一样，只是停留时间比国内群众略长。
1988年，巴基斯坦一个代表团在我国进行访问，访问结束时，陪同人员问还有什么要求，他们说，我们就是想看看毛主席遗容。中国方面马上作了安排，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传闻
在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工程刚刚拉开战幕之时，北京首先传出一则新闻：
“毛主席纪念堂地下挖出了黄金！”
这则消息很快传遍北京城，传遍全国，而且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广泛：
“毛主席纪念堂地下是一个大金库，是明代皇帝埋下的。”
“毛主席纪念堂地下的大金库深不见底，宽不见边，越挖越多，挖出的黄金成车皮地往国库里运。”
“毛主席纪念堂调来了黄金部队，专门开采黄金，纪念堂工程暂停修建。”
“一个小偷偷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一块黄金，还没出天安门广场，就被汽车轧死了。这是报应啊！”
1996年5月的一个下午，笔者采访了当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某团政治处刘主任（现任师政委）。
笔者：刘政委，你好。听说你曾参加过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能不能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刘：好。部队接到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光荣任务，是在1976年11月下旬。当时我在团里担任政治处主任。部队接到任务后，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决心书、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往团部。我当时在的那个团是红军团，组建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淮海战役中，坚守大王庄阵地，一个团顶住了黄维兵团两个师的兵力，阵地反复争夺了十几次，全团伤亡1000多人，最后守住了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赢得了时间，那次战斗，我们团被上级命名为“小老虎团”。和平时期，我们参加过1964年全军大比武，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和高度赞扬，参加过十三陵水库修建工程、天津抗洪抢险、唐山抗震救灾、对越自卫反击战。总之，我们团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这些是不是太远了。
笔者：不，不，你继续谈吧。
刘：接到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光荣任务后，我们及时向部队进行了传达，作了动员，干部战士个个精神饱满，不断高呼口号：“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不久，部队便开往北京，战斗一打响，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昂，干劲冲天，轻伤不下火线的，带病坚持的，为执行任务推迟婚期的，偷偷撕掉父母病危电报的，各类典型人和事多的是，我们在各种会上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宣传他们，大大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工程建设突飞猛进，“小老虎团”的光荣传统又发扬光大了。
笔者：当时有些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听说毛主席纪念堂地下挖出许多黄金。刘政委，你能就这个问题谈一谈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刘：当时是有这样的传说，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块黄金也没挖出来。当时整个纪念堂工程分地面和地下两大部分。我们团负责地下施工，要是挖出黄金来，应该首先是我们先发现，但是没有。
笔者：当时人们传说的是不是特别玄乎，有没有人到工地上来问过。
刘：有。当时地下施工是对外保密的。但在地面工地，不少老百姓过来问，有好多是外地人，特别是一些老太太较多，她们愣说地下挖出了黄金，还说有不少人亲眼看见了，还有人说毛主席纪念堂地下的黄金数不清，成车皮地往外运，国库里都快盛不下了，真是笑话。
笔者：刘政委，通过你这么一讲，我们知道了纪念堂地下挖出黄金不是事实了，但你能不能分析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流传那么多说法？
刘：这事我也想过，我觉得之所以有这种说法，还是出于人们对于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中国老百姓虔诚、迷信，认为毛主席一生对中国贡献那么大，牺牲那么多，他埋在哪里，哪里就会有黄金万两、富贵天堂。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有人就可能杜撰出毛主席纪念堂地下挖出黄金的故事，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有些人最爱传话，又最信言传，传来传去，假的也会成真的。所以，在中国，有许多传说搞不清真假，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笔者：那么，你认为引起这些传说，有无科学道理？
刘：应该说也是有的。天安门广场从历史上看，是封建统治者的宫廷广场，封建皇帝过着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他们有可能会在广场地下囤积黄金，所以，一些人作出这种猜测和传说，这大概就是一些根据。
笔者认同地点了点头，起身感谢刘政委，为不明真相的人告知了事实的真相。
在80年代，关于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保留，又传出新闻，有人说，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背毛主席意愿的。
应该说，建毛主席纪念堂这种做法是有悖毛泽东同志意愿的。
毛主席赞成火化，并且率先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这事是在50年代。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期间，秘书将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毛主席手中。毛主席打开一看，这是一份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拟写的文稿：
倡议实行火葬
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置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之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字。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意愿。
毛泽东同志看完倡议书，满意地点点头，连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说：“好！好嘛！”随即挥笔写下了“毛泽东，1956年4月27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哀思如潮。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尽管这一决定违背毛主席自己的意愿，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
在1980年，社会上一些人曾传播毛主席纪念堂将要拆除的小道消息。这消息，不仅引起国内人们的关注，国外一些人士对毛主席纪念堂是否将被拆除也产生了疑虑。
卢中友协主席阿道夫，从卢森堡飞抵北京，探究虚实。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采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时，专门谈到毛主席纪念堂的事。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