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不能不与解放军作战，也不能不与中共和谈。但是，战，力不从心；和，顾虑重重。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屏着气。傅作义从孙英年旁边走开，扫视了一下大家。
黄翔一听，心里真是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的感觉。
傅作义翻着翻着，突然一张纸上的几行字迹跳进眼帘。
傅作义慢慢地坐立起来，默默地望着这位交情多年的辛亥革命前辈。
正处于动摇犹豫痛苦之中的傅作义一听，顿时如释重负，解除了一些顾虑。
傅作义长叹一声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以报委座厚爱。”
总司令为什么急着让他出城谈判，如今有了初步结果，反倒变得这样冷漠。
集合众心腹，巧吹求和风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玻璃上凝结着一层冰霜。傅作义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沉思……
他近来心情很沉重，思想和行为都表现出极度的矛盾。也许人们难以置信，就在他竭尽全力拯救35军的同时，他也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联系，苦心谋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他让部下准备打仗，但所谈的内容总是不离和谈；他提出问题让人家回答，人家回答时他似乎认真听，过后他又会再提出同一个问题。
难以琢磨的傅作义！
他不能不与解放军作战，也不能不与中共和谈。但是，战，力不从心；和，顾虑重重。
傅作义第一次感到了总司令这么难当。他犹豫徘徊，忧心忡忡。
参谋长李世杰向他建议说：“谈和比打仗难，需要更大的勇气。为了避免引起骚动和不必要的麻烦，必须事先进行说服工作，由上而下地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先由本部起与各高级军官个别谈谈，摸摸情况，探探虚实，以便有所准备。”
傅作义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再说可以向亲信吹吹风，集思广益一下，于是采纳了李的建议。他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征求了副参谋长梁述哉和郑长海、副司令郭宗汾、104军军长安春山、重建的35军军长朱大纯以及新编骑兵4师师长刘春方的意见，这些人各有说法，各有理由，但多数人倾向于与中共和谈。
粱述哉：“准备守城是临时的办法，准备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的。但是，单独讲和很不容易，得不到好处，应及早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取得一致主张，一致行动才好。”
郑长海：“过去没有采用向津沽转进的方案是失策的，目前只能坚守，和谈是不赞成的。”
郭宗汾：“现在只有坚守北平一条路，可惜北平事前准备得不够，但是按太原守城的办法去做，赶快做工事也还是可以的。我们军人只有一个主张。为了集思广益，找些地方上、行政上的人谈谈也好。”
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都同意走和平道路，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12月15日，傅作义召集了的嫡系部队军、师长们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有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和311师师长孙英年、309师师长赵树桥、250师师长王建业等人。大家好像不知道要开什么会，又似乎有所预料，气氛有几分沉闷。
军、师长们到齐后静等了一会儿，总参议张濯清、政工处长王克俊面无表情地依次走进会议室，傅作义则从另一个旁门走了进来。
傅作义没有讲话，也没有坐下，而是绕着中间会议桌走了一圈，停下来问：“北平已经被围了，共军兵临城下，你们说怎么办？”
没人回答，到会者一个个勾着头。
傅作义又连问了好几声，还是静悄悄的。会议室出现了冷场，成了一个浓缩所有尴尬的世界。
看来，傅作义今天非要从这些到会者的嘴里掏出他想知道的话不可。他走到师长们坐的一边，由东向西依次地问，点到名字的都站起来，可是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就是不说话。
“孙英年，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傅作义接着问。
孙英年这位美械装备师的师长，在傅作义提问别人时就已想好了答案。傅的问话声刚落，他脱口而出：“打！”
傅作义愣了一下，似乎感到很意外，便提高声调又问：“你说怎么办？”
“打！”孙英年还是坚决地回答。
“我问你能打几下？”
“我可以打一下半！”
“一下半？”傅作义疑惑地问：“什么意思，你给解释解释。”
孙英年说：“我的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的出击，回来还可以参加守城防御战，就这么个‘一下半’。”“一下半完了怎么办？”
“不成功便成仁！”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屏着气。傅作义从孙英年旁边走开，扫视了一下大家，正色地责问道：“噢！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死还不容易，办法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打仗死呢？”
孙英年不再说话了。傅作义又依次问下去，被问的人都是站起不言语。
傅作义又开始绕着中间会议桌踱步，停下许久才说：“北平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和平’，用军事、打仗的办法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稍停片刻，傅作义盯着孙英年说：“你孙英年当营长时，我曾在你的营部住过一星期，可你当了师长后，几次要我去检阅你的美械装备和部队，我都没有去，因为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不要说你一个美械师，就是再有10个、20个美械师也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我傅作义对军队已经不感兴趣。”他接着说：“今年6月，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后，按说我们就不应当再打仗了，可是我们又多打了半年仗。我们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曾叫周北峰领导一个土地局，可是几年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话又说回来，即使有办法，也不能施行。这些年来我们就是给地主当了看庄护院的打手，能分他们的土地吗？”
傅作义坐在一个空位上，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和平’并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失败的话，那也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胜利，我把你们从绝境中带到生路上来。”
孙英年插话问：“既然如此，总司令为什么不在一年前就领导我们走这条路呢？”
傅作义厉声地说：“一年前我说今天的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傅作义，这个人也许就是你孙英年。只有今天我才能跟你们讲这些话，你们也才有可能跟我走。”
“解决北平的问题，我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了。蒋先生已经没有力量妨碍我们了。你们不必担心，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来对付。”
最后，傅作义让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念了早就起草好的和平通电稿，征求到会者的意见。
孙英年还是第一个表态，冒失地说：“这个通电是单方面的停战，解放军同意不同意？如果人家不同意，发出这样的通电，我们的军心会涣散，部队会轻易被解放军消灭。再说，通电只强调北平文化古城免遭破坏，人民免遭涂炭，我们有什么政治主张呢？这个通电是兵临城下的哀鸣！”
傅作义有些不悦，便质问孙英年：“是‘哀鸣’吗？”
孙英年坚持说：“是的，这就是哀鸣！”
这时，政工处长王克俊站起来说：“怎么能说成‘哀鸣’呢？孙英年，这是政治，不是操场上喊一二一！”
傅作义凝神沉思，慢慢地站起来说：“看来条件还不够成熟，不该开今天这个会。”
会议室里异常寂静。
傅作义宣布散会，他特别强调说：“谁也不准许向外泄露今天会议的内容，谁要是讲出去，我定要追查到底，军法从事！”
12月17日清晨，傅作义接到报告：南苑机场失守了！
南苑机场是北平的命脉。自从解放军兵临城下后，这里便成了北平依靠南京补给的惟一的着陆地。现在丢了，补给线断了，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断了。
他大为不满，当即给蒋系92军军部打电话，严令军长黄翔必须即日收复南苑机场。
当晚，傅作义得知92军还没有收复失地，更为恼怒，说：“他们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表演！这是黄翔的失职，我要撤他的职！”
没人敢迎合这句话。总司令撤换一个军长是件容易的事，可是在形势日趋紧张复杂的情况下，此事也就变得不容易了。再说，傅作义那个样儿也不像是要动真格的。
后来的事实是：黄翔仍然是92军军长。傅作义只是下令在城内的东单、天坛修建了两个简易机场。当然，他们都在思考。
傅作义：92军的收复行动纯属应付差事，摆摆样子给我看，是不是黄翔与共军有什么协议？总司令为什么指挥不动蒋系一个军长？
黄翔：傅总司令为什么没有撤换我？
他们都没有结论，事情也没有完结。
1949年1月3日，黄翔接到总部的电话通知，要他速到中南海面见傅总司令。黄翔放下电话，心里非常不安。他想，傅作义突然召见他会有什么事？莫不是92军与解放军的联系被总司令知道了，今天要对他进行处置？还是……
在去中南海的路上，黄翔还在不停地想着，脑海里呈现出20天前发生的一些事：
92军原在天津驻防，16军西援35军后被调到北平。没想到12月12日以后丰台、通县等外围据点相继失守，北平完全成了一个座孤城，92军再回天津的希望已经破灭。作为军长的黄翔，心里非常焦急，悔恨当初不该到北平来自投罗网。就在他失望苦闷之时，21师师长张伯权把一个自称曾在92军工作过的陌生人带到了王府井梯子胡同他的家中。陌生人叫李介人。当然，后来黄翔知道了这个李介人的身份，即中共地下党员。
李介人问黄翔：“现在北平已被包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没有？”
黄翔不明对方来意，随便说了句：“除了准备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有什么打算呢？还有什么出路？”
“黄军长未免有点太悲观了吧？”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黄翔反问李介人。
李介人笑了笑，说：“也不尽然吧！军长所谈的都是死路，还有活路呢，就是你是否愿意走。”接着，他说明了来意，建议黄翔走起义的道路。
黄翔听后，立即猜测可能是老军长、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的意见，因为侯在12月上旬92军由天津调往北平时曾向他暗示过，加上张伯权又是侯的外甥，所以表示说：“起义是一条生路，我完全同意。”
接着，黄翔和李介人、张伯权共同商定，选派21师的心腹参谋宋铨夏随同李介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大约两天后，他俩回来对黄翔说，他们在马驹桥受到解放军东北野战军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的热情接见，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并让92军另候指示行动。黄翔一听，心里真是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的感觉。
与解放军接洽后没过几天，21师守备的南苑机场就失守了，傅作义严令黄翔必须即日收复。黄翔左右为难，最后把夺回机场的任务下达给了张伯权的21师。他知道张师长会怎么处理这道军令。张伯权当即派了一个团去执行反击任务，那个团只派出一个连去佯攻了一下。所以，傅作义说92军在演戏……
突然，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打断了黄翔的沉思。中南海到了，黄翔硬着头皮走进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发现傅的态度很和蔼，也很客气，便放了心。
傅作义不紧不慢地问：“黄军长，你对战事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黄翔说：“在我看来，北平能不能守下去，主要是一个补给问题。现在城内几十万军队，光靠飞机投送粮食，是不能解决补给问题的。”他看了看傅作义，接着说，“至于弹药武器，就更不能依靠飞机来投送了。城内虽然正在赶修临时机场，但很容易受到炮火威胁，也不太可靠。”
他的意思是固守很困难，粮弹无法解决。但又不能不表个决心，说：“我完全听从总司令的命令。总司令要我们怎样就怎样吧！”
傅作义点点头，说：“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谈吧！”
还是没有结论。
1948年12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北平周围布满了解放军。
“华北剿总”司令部由西郊迁入中南海后，傅作义在居仁堂召集了独立师长和总部处长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名义上是商讨作战问题，实际上是傅作义想作一次更大范围的试探，以求心中有数。
傅作义首先致辞，他说：“共军的先头部队已打到西山，我们城外的部队大都已撤回北平城内，几十万大军入城，应有一个适当部署和作战方针。今天把诸位找来就是为此事，希望各兵团司令和各军、师长们，各抒己见，尽所欲言，集思广益，想出好办法来，打好这场保卫战。”
傅作义的话音刚落，蒋系部队第9兵团司令兼13军军长石觉开口道：“我们要在傅总司令的统一领导下，鼓舞士气，各尽所能，打好这场保卫北平文化古都的大会战。我们的决心是要破釜沉舟地打好打胜这一仗。只有打好打胜这一仗，我们才有出路。否则，我们就没有前途，就对不起党国，就对不起委员长！”
“我完全赞同石司令的意见。”蒋系部队第4兵团司令李文跟着发言说：“我们要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精诚团结，拼命打好这场保卫战，我们才有出路。不然的话，党国前途、个人前途都是不堪设想的。”
傅系部队104军军长安春山见蒋系二个兵团司令都表示要拼命死守，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唱起反调说：“我过去和二位兵团司令是同样的主张，军人就是要打仗的，打仗就要打胜仗，打好仗。但我经过这几年打仗的经验，认为今天我们所处的形势，用军事打仗的办法已经肯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从日本投降就开始打仗，已经三年了，打的结果怎么样？八路军越打越强，我们则是越打越缩小。再打，前途又会怎样？我的军队已经打完了，没有资格再谈打仗，再打全靠各位了。要打必须出去打，北平城内不能打仗，因为北平不是涿州。涿州有三分之一的空地，可以承受炮击。北平人口太密，死伤的人会很多，人民肯定反对。单靠军队打仗是不行的……”
傅作义越听越觉得味道不对，越听越觉得安春山在冒险，不分场合乱放炮。他马上摆手打断了安春山的话，高声说道：“休会！”
军官们离席，议论纷纷。
傅作义把安春山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就问：“你今天的发言是否代表共产党来向我们劝降？”
“不是！绝对不是。我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为国家、为人民、为军队、为你我着想，说出心里话，供你决策参考。”安春山感到委屈，连忙解释说。
傅作义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可你也太冒失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乱说一通。如果石觉、李文他们向我当场提出安春山在叛逆，你叫我怎么处理？向共产党求和，就是通敌，在今天的场合说那些话简直太危险了。”
稍停片刻，他沉思着说：“你说打仗解决不了问题，岂不是要我们向共产党投降？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背叛？我们过去虽然和共产党有过一段历史交往，但在日本人投降后，又打了几年仗，共产党要我们这些人吗？对你我以及咱们的部下杀不杀？用不用？信不信……”
总司令又旧话重提，说明他还在担心他本人的名节以及部下出路的问题，老疙瘩未解开也难解开。安春山想了想，说：“今天蒋政权肯定完蛋了，我们不应跟他一起完。我们读古人的书，知道‘否极泰来’‘罪之魁首可以为功之首’，今天要看我们是不是读懂这句话，如何运用它了。”
停了一会儿，安春山接着说：“我们输了，败了，就要找出路。向共产党求和不是投降，而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使古城遭受战火破坏，不使百姓遭受损失。我想共产党是愿意干的，人民是欢迎的。至于是不是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背叛，我看这是早晚的事情，大势所趋，我们现在只能如此了。”
傅作义说：“今天咱们谈的是心里话，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你今天对我说实话是对的。但是，你刚才在会上说的就有点不注意场合了。今天开会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打好防御战，你的发言跑题了。会还要开下去，你要承认说错了，重新表示拥护主战，你明白吗？我们今天的力量太小了，蒋系有两个兵团在城里，求和的事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就有杀身之祸。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由我领衔打个通电就行，还必须想多些。你能担负起南京下令对我们讨逆的风险吗？和解放军尚未谈好，一旦发生内外夹击，怎么办？今天晚上咱们再详细研究对策，有什么话到时再说，你先认错。”
复会后，傅作义说道：“我完全同意石觉和李文二位司令的决心和方针。军队以战为主，打好仗就有了我们的一切，打败了仗就丢掉了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打好这一仗。”
他看了安春山一眼，又说：“方才，安军长由于怀来战败，有点泄气，说了些泄气话，文不对题。休会时我对他作了严厉的教训，他已认错。不过，他跟我多年，他的104军这次损失很大，有点低落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想诸位的心里也会很不好受。我们业已调拨军旅为他补齐，他还是能打的。”
说到这儿，傅作义侧脸问安春山：“安军长，你怎么样？还有什么意见？”
安春山十分诚恳地说：“我接受傅总司令对我的训斥，坚决拥护石、李二位司令的发言，只有打胜这一仗，我们才有出路。我准备接受艰巨和重要的任务，决不泄气。”
傅作义点点头，扫视一下会场，说：“好了，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吧！关于军队部署，由参谋处拟定，以命令下达。散会！”
当晚，傅作义和安春山彻夜长谈，进一步交换了对战局前途、求和、对付蒋系部队等问题的意见，潜心研究了周密的军事部署。
最后，傅作义对安春山说：“我从来没有任何野心，我认为自己没有救国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救国的广大群众和人才。只要能救国，成功何必自我！”
傅作义上了“黑名单”，周北峰受命去谈判
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104军、105军和35军全部被解放军吃掉。这是他赖以起家发迹的老本，也是确保在蒋介石心目中地位的筹码，还是跟共产党和谈的资本。现在完了，彻底完了！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闭门谢客，一个人呆在屋里唉声叹气，没完没了地踱步转圈。
他承受不了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痛心疾首，懊悔万分。
12月25日清晨，一夜都没能入睡的傅作义，强打精神，拖着沉重的步子，正在屋里打转转。门开了，新闻秘书跟往日一样给他送来了几份材料。他接过材料，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
第一份材料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于12月22日颁布的“约法八章”。不知是出于急切还是烦躁等原因，傅作义没有从头到尾地细看，而是寻找着重点内容、目光跳跃着阅读：
本军奉命歼灭国民党匪军，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城市。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
（一）保护各城市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民族工商业……
（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者，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本军及民主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待者，定予依法严办。
（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一切散兵游匪均应向当地政府、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不报到及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决不姑宽；窝藏不报者，亦须受应得的处分。
（八）无论在本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居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免遭破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傅作义强烈地感到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击波，汹涌地向他迎面扑来！他好像在梦里看见一道穿过墙缝的光亮，又好像看见了一股透进屋顶的冷风。
他继续翻阅着材料，都是一些不愿看见然而又不得不看下去的消息：
在“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的指使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电，要求蒋介石“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强调“如战祸继续蔓延，不主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目的在于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势力的影响和地位；
国民党空军总部直属第八大队的九名飞行员驾驶重型轰炸机由南京飞往石家庄起义；
北平郊区的河北省保安第1旅等部向共军投诚……
傅作义翻着翻着，突然一张纸上的几行字迹跳进眼帘：今日，中共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声明，公布了国民党军政要员43人为头等战犯的名单，有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吴国桢、汤恩伯、桂永清……傅作义……
他的目光疑惑地盯着“傅作义”这个名字，傅作义是谁？是我吗？我怎么会出现在中共的战犯名单上？
傅作义紧闭双眼，不敢再看下去了。他捏着那张纸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心跳加速，脸上像落了一层厚霜。
不可能！他暴怒地把材料往沙发上一扔，但随即又捡了起来，不置可否地掂在手中，一字一句地细读了一遍。没错，傅作义是主要战犯，是罪大恶极的战犯！
这样做岂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泽东先生一定不知道。傅作义就怕一旦平津问题和平解决后，得不到中共的谅解，把他作为战犯处决。今天，他的名字上了战犯名单，他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刺激，嚎啕大哭，哭喊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不理解，恨得咬牙砸东西，把新闻纸撕得粉碎，从来不说脏话的他也破例了。
“华北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和刘厚同老先生闻讯后大为吃惊，急忙赶到傅作义办公室。他们担心傅作义一时想不开，会做出什么蠢事来。
办公室里，傅作义半躺在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依然陷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副官和几个卫士正在收拾地上的东西，面带愁容，小心翼翼。
刘厚同看到傅作义的沮丧样子，很伤心，泪水在眼眶里转动。但他明白，傅作义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苍白无力的安慰，而是冷峻的思考。
刘厚同说：“宜生，不要悲观！现在应该当机立断，顺应人心，坚定地走和谈之路。千万不可自我毁灭，万万不可！”
傅作义没吭声，也没坐起来。
良久，他才声音悲凄地说了句：“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刘厚同向前走了几步，说：“依我看，旧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中共电台广播一则新闻就说，像你这样的人要想不作战犯，避免惩处是不可能的，但想减轻惩处则有可能，那就是下令全军缴械投降，不再搞破坏，不再杀人。这就是说，只要你下决心接受和谈，保全古都，他们就可以不把你定为战犯。”
傅作义慢慢地坐立起来，默默地望着这位交情多年的辛亥革命前辈。很明显，他希望刘厚同继续说下去，多说些。
可是，刘厚同没有话了。他故意留下空间，好让傅作义平静下来，思考思考应该思考的问题。
刘厚同挨着傅作义坐下，把手杖靠放在沙发扶手上。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今天他觉得需要这样。
“我是想走和谈之路，但是他们的条件太高，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傅作义情绪很灰，抱怨着说。
“高？不就是要你必要时逮捕蒋系的军、师长吗？你办不到，可以说明情况，再说嘛！”刘厚同口气坚硬，极力相劝。
傅作义激动地说：“那不是条件，是让我缴械投降，让我当叛逆。这么走了，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我的部下，会落个千古骂名！”
刘厚同说：“宜生，此念差矣！商汤、周武王都是桀、纣的臣，可是后来他们讨伐桀、纣，后人不但没骂他们为叛逆，反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应该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渴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能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是叛逆呢？！”
傅作义低头沉思，不说话。
稍加停顿，刘厚同接着说：“如果文化古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你可就真的成了千古罪人啦！现在的情势，我想你这个总司令比我这个老叟更清楚。蒋介石自顾不暇，解放军重兵包围北平城，你率部南撤或西去绥远都不可能了。尽管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已不如过去，但议和一成，北平、天津免遭战火涂炭，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好事。中共说话是算数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嘛。你万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还是抓紧和谈为上策。”
傅作义没表态，只是半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声音低沉着说：“你们都去吧，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
当天午后，傅作义决定把谈判代表崔载之召回，李炳泉、报务员、译电员留下，以便继续与中共保持联系。他找来称病住院的李腾九，让李起草了一个急电给崔载之。电文中说：“总座纯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为，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看来，傅作义对中共把他列为“战犯”的做法产生了误解，想中断已经开始的谈判。
其实，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是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和谈欺骗，澄清中间派别中的混乱思想。况且，采用非正式的即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公布，并在广播中说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只要缴械投诚是可以减轻惩处的。这样做对于傅作义是有利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把傅作义定为战犯，可以加强傅在蒋介石方面的地位，使傅有理由向蒋表示与共军打到底，防止蒋听说傅与中共和谈而对傅下毒手。同时，告诉傅作义，他最后是否正式被定为战犯，主要看他下一步如何行动。这些意图当时傅作义是无法理解的。
为了消除傅部的误解和顾虑，敦促傅作义端正态度，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日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要派一个可靠的人，并通过与傅作义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向傅讲清中共方面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包括：
1.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起义。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设想的一套做法，那是很不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
2.傅作义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大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3.傅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已经收到。毛认为他的态度不切实际，应按上述意见办理，我方才能接受。
4.傅方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欢迎今后再来联络传达双方意见。惟我们希望傅作义能派一个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载之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5.傅作义没有去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再去，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6.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反蒋独立，走第三条道路）是中共叛徒，我方不信任他，希望傅作义亦不要信任他。
由谁当面直接向傅作义转达这些意见呢？
聂荣臻说：“从城里找地下党的同志去传达，看来难度很大，那样时间也太慢。是否就让李炳泉去？他是中共党员，曾当面向傅作义讲过此事，现在又刚从平津前线司令部回城，受我们的委托，因此能引起傅作义的重视。再说，李炳泉是与傅的代表崔载之一起来谈判的，由他回去传达我方意见，名正言顺。”
林彪说：“李炳泉去有李腾九、崔载之的保驾，安全问题也比较放心。”
于是，李炳泉风尘仆仆地返回北平城，在李腾九、崔载之的引导下，秘密到中南海当面向傅作义陈述了中共方面的六条意见。
正处于动摇犹豫痛苦之中的傅作义一听，顿时如释重负，解除了一些顾虑，情绪有很大好转。但是，他仍然没有表示接受中共方面所提和谈条件的决心，只是惆怅地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李炳泉立即出城向林彪、聂荣臻作了汇报。
傅作义放弃了通电起义的做法，而想重开谈判，在通向和平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尽管他还是有点彷徨，但希望总是在经过朦胧之后才会诞生。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明确指出：
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有少数人逃跑，你们的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现在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你们要想待援，是无援可待；要想待变，是越变越险；要想突围，张家口和徐州的教训，摆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俘虏不杀人民，并将所有武器资料仓库和驻地工业交通设备，完全无损地交给我军接收，我们对于你们也可以仿照本军对待郑洞国将军的办法，一律宽大待遇，对于你们全体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迅速率领你们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无论是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我们一律欢迎。本军总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看罢这份敦促书，傅作义的紧张心情似乎减去了不少，又似乎更加紧张了。重开和谈，谁来担此重任？中共方面要求派一个能负责又有地位的人出城谈判，谁符合这一条件呢？双方谈判应该有中间势力的人士参加，一来可以作个证，必要时还能起缓冲作用，可谁来出面呢……傅作义陷入沉思，寻求着合适的人选。
突然，傅作义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人影，它由飘忽不定逐渐变为实实在在。“对，就是他！周北峰将军是谈判老手，是最佳的代表。”傅作义自言自语道。
至于中间方面的代表，是否可以考虑老友侯少白几天前推荐的民盟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当初，由于与张教授从未接触过，不甚了解，所以没有表态。此次中共方面也提到张东荪，说明此人有一定影响。想到这儿，傅作义便让秘书长王克俊把张东荪接到居仁堂，准备谈谈再作定夺。
当日下午，张东荪教授来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会面。一阵寒暄之后，傅作义开门见山地说：“张教授，我想与中共言和，不知你意如何？”
如此单刀直入、充满信任的问话，使张东荪深受感动。他早就听说傅作义一向尊重知识、敬重文人，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张东荪说：“言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先生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扰，决定走和谈之路，实在令人敬佩之至！眼下应该从速跟中共方面罢兵言和，这是光明之途。否则，古都危矣，傅先生亦危矣！”
傅作义点点头，恳切地说：“张教授所言甚是，我想请你作为我的代表，代我辛苦走一趟。不管言和成功与否，我傅宜生都将万分感谢！”
“我可以参加和谈，向中共方面转达傅先生的意见。不过，傅将军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官，我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怎能代表了傅将军。你可以派一个正式和谈代表，与我一道出城。”张东荪说。
傅作义说：“这样也好，我打算派民事处少将处长、原山西大学教授周北峰与你同往，不知意下如何？”
张东荪知道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心腹人物，也是傅部很有学识的一位将军，曾和中共方面打过多次交道。于是，他对傅作义确定的代表人选表示同意，并说：已和中共方面有了联系，事不宜迟，近日就可动身。
最后，傅作义对张东荪说：“言和之事要十分机密，千万不能向外透露半点风声，否则会带来麻烦的，你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当晚，傅作义又让他的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打电话通知周北峰立即到居仁堂来商议要事。
周北峰走进傅作义的办公室，见傅作义独自一人在房间内踱来踱去，意识到总司令一定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
傅作义问：“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单独接见，见面就问对时局的看法，既突然又不突然。周北峰已猜着了几分，便反问道：“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
傅作义边踱步边向周北峰讲了一些人向他建议如何做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也救不了他。要是我对蒋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
停顿了一会儿，傅作义继续说：“数月前，我曾给毛先生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与中共在蓟县接上了头，并带着一个电台，谈了一个多星期，不着边际，最后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
傅作义看了看周北峰，在屋里转了一圈后说：“我打算派你去重新商谈，并已得到中共方面的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蓟县去，怎么样？”
临危受命，责任重大。周北峰急忙问：“我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该怎样说？”傅作义简单地讲了他的一些想法，然后说：“你去了就相机行事吧！”说罢，他又在屋内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说：“你去准备吧！你一定要十分机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人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周北峰离去，脚步实在不很轻松。
北平的寒夜，宁静中透着一种不安。人们的心在渴盼着，难熬而烦躁地渴盼着……
轮番上阵，南京敦促傅作义南撤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
北平和谈尽管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蒋介石的耳目很快就有所察觉，频频向南京报告。同时，国民党政府中也盛传傅作义不愿突围南下，是打算同共党和谈，准备向共军投诚。
蒋介石一听，大为震惊，他就担心傅作义假固守真和谈，把华北拱手让给共军。但是，他深知傅作义是位有头脑而不好惹的将领，自己又处境艰难，还有求于傅作义的时候，对此不可莽撞，只能智取。再说，傅作义跟共党和谈的情报是否准确，还需进一步核实。但愿没有此事，可是傅作义迟迟不南撤却是事实，因此要对他严加监视，百般争取才是。宁错千次，不漏一次，这就是蒋介石的处事哲学。他要拉拢、争取傅作义，使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
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出城还未返回时，蒋介石派了刚上任国防部长、原晋绥军高级将领徐永昌飞到北平。
徐永昌，字次宸，山西崞县人，12岁时父母先后病故。他流落乞讨，从军后先当勤务兵，后因表现突出、聪明好学而破格进入军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在晋绥军中发迹很快，仕途一帆风顺。他与傅作义既是山西同乡，又长期在阎锡山手下共事，私交甚笃。
徐永昌到中南海后，受到傅作义的热情迎接和盛宴款待。他们寒暄叙旧几句，就转入了正题。
徐永昌不紧不慢地说：“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共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宜生兄独撑半壁江山，真乃千斤重任啊！”
傅作义笑道：“次宸兄专程从南京来北平，就是为了给我打打气？”
徐永昌深感话不投机，有点尴尬，连忙说：“不，不。宜生兄有所不知，近来外边传说众多，莫衷一是。”
“是吗？”傅作义故作惊讶道：“想必有关我的传闻一定不少啦！”
徐永昌压低声音说：“就是，就是。宜生兄，恕我直言，听说你派人跟他们接头啦？”
傅作义正色厉言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谁？”
徐永昌看了看傅作义，语调和缓地解释说：“宜生兄，请别误会。共军一向狡诈多变，善于策反，对此不可不防啊！”
“请次宸兄放心，我傅宜生蒙蒋委员长委以重任，自然知道该怎样做，怎会不效忠党国呢！”傅作义口气坚定，态度坦然。
徐永昌松了一口气，欲言又止。停了一会儿，他全盘托出了来意：“眼下共军来势迅猛，大有难防之势。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实力，让你考虑率部撤离平津。一路经海路由塘沽撤到青岛，另一路从陆上经河北、山东半岛的胶东到青岛，尔后再待命南撤。这是为你着想，事不宜迟，请宜生兄快作决策。”
傅作义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用冷峻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徐永昌。他在琢磨着这个国防部长，也在琢磨着那个蒋委员长。他心想，南撤说说可以，真要动起来就难了。走海路还比较安全，走陆路则要通过共军层层包围，沿途伤亡将会很大，而且把察绥军交给姓蒋的以后，将来结局如何，很难预卜。再说，南京高级军事会议刚结束不久，自己在会上的表态犹在耳边，怎能出尔反尔？
傅作义左思右想，便对徐永昌说：“现在南撤恐怕为时已晚了吧！共军团团包围，已不可能冲出去，只有像苦守涿州那样固守平津了。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行不通，绝对行不通！”
徐永昌说：“委员长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宜生兄一人归来，也胜似千军万马，必有重用！”
别开玩笑啦！没兵没枪哪会有地位和实权？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尤其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军界里更是如此。傅作义思考片刻说：“谢谢蒋委员长和次宸兄的美意，宜生一人死活无碍党国大事，若突围南撤遭受重大损失，那宜生将无力再负党国重任，也无面再见江南父老。”
“可是……”徐永昌也明白南撤实在不易，至此无话可说，只好飞回南京复命去了。蒋介石见徐永昌空跑一趟，于12月23日又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到北平。信中写道：“……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待傅作义看完信后说：“只要傅总司令把部队撤至青岛，有一事会叫您放心的，那就是美军援助南撤。”
傅作义笑了笑说：“请向蒋委员长致意，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
“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家父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蒋纬国连忙说。
傅作义说：“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党国大局高于一切。我是黄贵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蒋纬国说：“家父说，总司令如果南撤，他一定正式任命你为华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请向蒋委员长致歉，我实难胜任这一要职。”傅作义长叹一声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以报委座厚爱。”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纬国只好就此罢休。
傅作义很客气地把蒋公子送走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同时也觉得很沉重。
1949年1月6日，即傅作义召见张东荪、周北峰的第二天，天坛临时机场又降落了一架由南京飞来的专机。蒋介石派遣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军统头目郑介民来到北平。傅作义照例接见，心里比见前二位时更踏实。
郑介民走进会客厅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总司令，蒋委员长对华北战局很关心，本想亲自前来的，但徐蚌前线紧急，走不开身。因此，特派兄弟来转告总司令，平津如不可为，还是把部队南撤为好。东北共军进关势大，还是让他们一下，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傅作义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良久才缓慢地说：“委员长将华北委托与我，半壁江山，事关党国前途和大局，要慎重考虑考虑。”
“听说北平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谈判代表都出城与共党接头了？”郑介民的语调阴阳怪气，阴森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傅作义。
傅作义早有戒心，警惕的思维在片刻之间便觉悟了过来。他平静地笑了笑，用不值一谈的口气说：“有这么回事。是前市长何思源老兄和市参议会组织的，出城无非为了向共军呼吁停战。”
“没有跟共党和谈？外面可都这么说的。”
傅作义没回答，只是笑了一声。
郑介民煞有介事地说：“虽然这些都是文人，闹不成什么事儿，但是影响军心。”
他瞅了一眼傅作义，发现对方反应冷淡，便改用一种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让人乐意接受的口气劝道：“傅总司令还是抽空管管为好。”
傅作义轻轻叹息一声，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话里带话地说：“现在不是有股和平风吗？听说有几个省的参议会还通过了和平通电，南京的气氛也很浓。这事可不大好管，他们都是些文人名流，在社会上有活动能量，在舆论上也影响很大。再说‘民主’‘和平’还得要讲，人言可畏啊！反正误不了大事，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郑介民软了。他又重复了徐永昌、蒋纬国所陈述的那些内容，话语里夹带着深深的关切甚至焦急。
他对傅作义说：“总司令，依鄙人之愚见，还是赶快南撤吧！这些天来，委员长一再重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圣言，他对你是寄托殷切希望的。你军务繁忙，大概还未来得及对走留之利弊作一权衡，恕我冒昧地说几句。你留在华北固守？敌众我寡，取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前途是黯淡的；与共党讲和？他们处于优势，又在猖獗之时，除了逼你无条件投降之外，什么条件也不会答应。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傅总司令列入所谓‘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并加以恶毒抨击。”
稍停片刻，郑介民接着说：“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总司令南撤。他们绝对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
傅作义坚决地说：“南撤不得！至少是现在南撤不得……”
双方的话都说完了。
为了稳住傅作义，郑介民在傅作义为他举行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宴会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美国必胜，苏联必败，美国为了胜利，必然帮助盟友中华民国。”
他扫视了一下宴会厅，提高声音说：“蒋委员长命令我转告诸位，不管北平城发生什么变化，你们都要始终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
他端起酒杯说：“来，让我们为傅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为北平的胜利，干杯！”
说完，郑介民当场分发了签有“将中正”三个字的一封信，信中说：“傅总司令善于守城，要在他的指挥下历经艰险，不成功便成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还找了蒋系部队的重要将领交谈，了解情况和布置破坏和平谈判，并向军统人员下达了暗杀和平人士及搜捕共产党人的任务。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之后，于1月8日飞回南京。
就在蒋介石频频派人敦促傅作义南撤的同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出于保住它在华利益的考虑，也派人到北平游说傅作义。此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将司令白吉尔。
白吉尔带着几分哀求对傅作义说：“蒋先生看来是不行啦，我们美国政府直接支持阁下。我们的海军将在沿海援助您的部队南撤。”
傅作义听后很反感，他像不需要蒋介石的“好心”一样也不需要洋人的“友好”。值此解放军大军压城之际，美援已难解燃眉之急。他微笑着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作为一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好绕开蒋总统直接接受贵国援助？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援助就去南京说吧。”
白吉尔也许把傅作义的婉言拒绝当成了客气，又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吗？您是有雄心有力量的将军，具备了成就事业的条件。今后我们将绕开蒋先生，直接支援您。确是如此！”
傅作义笑了一声。就一声。
白吉尔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用海空力量把傅将军的部队南撤青岛，定能成功。如果您不愿再往南去的话，则可以青岛为核心基地在沿海一带坚持与共产党抗争，与我们美国合作，共图大事。贵部的一切军火和给养，全由美国政府包了，要多少给多少。”
傅作义不由自主地“哦”了两声，摇头叹道：“难呐，地盘狭小，又没有后方。再说蒋先生乃作义衷心拥戴的最高统帅，不经他同意而固守一方，不妥不妥。”
白吉尔发急似的说：“制海权在我们手里，我们直接向您提供大量军援嘛。你们出人，我们政府出枪，还可以考虑派军事顾问。”
“派军事顾问？”傅作义坚决地说，“不行，万万不行！除军火援助之外，本部一切事务都不需要劳驾任何外国朋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深信中国人终究会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
白吉尔像重重挨了一棒，终于醒悟了，对这位总司令已不能指望什么了。但是，他仍有礼貌地站起来，和傅作义握手告别。
傅作义礼尚往来，也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友好”的美国将军。
白吉尔讨了个没趣，败兴地飞回青岛去了。
打发走白吉尔，傅作义长长吁了口气，心头的沉重感并没有减去多少。蒋介石是不甘心于自己手下的将领跟共产党走的，绝对不甘心！
傅作义找来秘书长王克俊，边踱步边说：“共产党逼我，蒋介石也在逼我。”他沉吟了一阵，说：“狡兔尚且营造三窟以备不虞。在此多事危难之秋，生死攸关之际，我们没有几手准备岂能安身？原来预定的办法用不上了，形势一变，一切都被冲乱。依我看，现在最好想方设法要共产党答应我们的条件，走和平道路。一旦和谈不成，战下去又无可为，则挥师南撤。至于下策，就固守到底吧，重现涿州之战的辉煌。”
傅作义一改以往先让部属发表意见再作决策的习惯，首先谈了他自己应付局势的上、中、下三策。
王克俊说：“与中共方面和谈，我完全拥护，并要为此竭尽全力。把南撤列为中策，克俊实难表示赞同和从命。我们有几万被俘官兵在共军手中，现在平津守城那些官兵都跟您转战了多年，我们怎能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呢？再说再撤青岛、江南以后，蒋委员长……唉，这就不必多说啦。至于固守拼命之策……”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下去，一副痛苦忧伤的样子。
傅作义叹息道：“我说克俊呀，你真是个文人，书生气太浓。上策固然不错，但中共方面的力量强大，且处于得胜上升之势，形势发展由不得你我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意图毕竟不够了解，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怎么办？即便合作以后，他们要是抓住我们的过去不放，又不允许我们说话做事，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总得有个中、下策以作回旋吧？”
王克俊解释说：“我不是说不要考虑这些，而是说把南撤作为中策不妥，把固守作为下策更是要不得……”
傅作义说：“我知道你完全出于公心，讲的也有道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委员长身边没有人啦。徐蚌一败，蒋的嫡系部队元气大伤，精兵名将被共军收拾得差不多了。刘峙、杜聿明等人都处于危险境地和重围之中，终要战死或被俘。西北的胡宗南，全线溃败在即。武汉的白崇禧，还有李宗仁，他们跟委员长压根儿就不是一条心。如今还有谁能替他带兵打仗，替他稳住阵脚？寥寥无几。他得靠咱们，而不会随便把我们一脚踢开的。这是一。”
傅作义停了停，继续说：“在北平的蒋系部队都愿意撤，这是明摆的事，可谓人心所向嘛。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路上遇到阻击时他们不拼命作战。再说，美国朋友对我的态度一直不错，就凭这一点，一心想要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蒋委员长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一切都依赖美国人，完全听他们指挥。另外，我们在绥远还有一些力量，虽然稍嫌单薄，但到了南方尚可发展。当年是那样困难还打开了局面，如今的条件可比昔日强多啦。”
最后，傅作义说：“我真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如果中共方面逼人太甚，不给我地盘，不放被俘官兵，不让带出军队，不给咱们光明出路，依旧视我为战争罪犯，我立即南撤。我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王克俊哽咽着，一声也没吭。他知道总司令的难处和苦衷，这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走的一步险棋。他往沙发背上一靠，两只淌着泪水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
腊月初八，和谈代表悄悄出了西直门
1949年1月6日清晨，天气很冷，干巴巴的寒风带着哨音从地上掠过，城里的行人比往日明显少得多。这一天恰是中国农历“腊月初八”，北方有句谚语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一辆黑色小卧车由李阁老胡同（即力学胡同）悄然驶出，朝着西直门方向开去。
车上坐着二位教授打扮模样的人，他们就是傅作义派出的正式和谈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
西直门到了，车子被拦停下来接受检查。
一位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看了看车里的人，惊喜地说：“周主任，您还认识我吗？”
周北峰愣了愣，仔细瞧了瞧，似乎觉得认识，但又想不起来这位军官到底是谁，只好含糊其辞地说：“面熟得很！”
“我叫卫树槐。”军官接着说，“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您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101军当团长，奉命在这里送你们。”
周北峰、张东荪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但他们的目光都充满着信任和感激。
军官又说：“你们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军官关上车门，敬礼。周北峰、张东荪招手，告别。
果不其然，车子开到白石桥拐弯处时被人拦住，也是一位军官。他示意汽车停下，看了看车牌，然后才打开车门，望了望车上的人，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待周北峰、张东荪下了车，军官又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不到500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会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给你们一个条子，把它交给那个人就行啦，他是个连长。”他说着把一张巴掌大的纸条递给了周北峰。
周北峰和张东荪一前一后向前沿战壕走去。他们头戴毛茸茸的棉皮帽，胳膊夹着皮包，拄着手杖。
天地间笼罩着一股死气沉沉的寂静，铅块似的云低低地压着头顶，好像要下雪了。
他们走了十多米，忽然听见后面那位军官大声喊道：“喂，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们遵从嘱咐，沿马路中间向前走，转眼间便到了战壕附近。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肩挎着冲锋枪的军人，他就是周北峰他们要找的那个连长。周北峰把纸条递了上去。
连长接过纸条，看了看，点点头，然后指着前方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过枪。不过，你们还是小心点为好，听见枪声就卧倒，等到那边有人招手再向前去。”
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周北峰、张东荪心里还是很紧张，毕竟是到了两军对峙的交界处。
他们谨慎小心地向前走，走了约100米，突然前面传来“站住！”的喊声。
周北峰、张东荪立刻收住脚步，顺着喊声望去，前面不远的农研所门口外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张东荪赶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白旗，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对方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喊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过去。
等周、张来到石桥跟前时，解放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张东荪答道。
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向前走了几步，打量了一番两位教授，然后很严肃地说：“你们跟我走！”
两位教授被带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里，受到解放军一个干部的迎接。周北峰觉得时候到了，便说出了预先定好的联络信号：“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明白了，点头微笑着说：“欢迎你们！”随后，又很热情地招待两位教授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面条。
周、张长长地吁了口气。他们感到这半天时间过得很长，好像半年甚至几年似的。
两个小时后，他们在另一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汽车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有个军人正在门口等候。
“这不是程子华将军吗？”周北峰高兴地说了一句。这位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见到老相识，真是喜出望外，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原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俩在山西汾阳、离石一带经常接触，彼此是很熟悉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当然也一眼就认出了周北峰，立即迎上去，热情地握住了周北峰的手，说：“路上辛苦了，累了吧？”
周北峰向程子华介绍了张东荪。程子华说：“欢迎你们。走，进屋暖和暖和。”三人一面寒暄，一面进院步入特意给周、张准备的房子里。
室内生着一个大火炉，周、张从凛冽的寒风中一下进入温暖如春的屋子，顿时觉得十分舒畅。又因为安全通过了封锁线，精神也为之一振。
晚饭后，程子华和周北峰、张东荪围坐在火炉旁攀谈起来，从抗日战争谈到国共之战，由山西汾阳、离石谈到北平、天津。絮絮叙语，情真意切，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
程子华说：“时至今日，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希望傅先生认清形势，赶快放下武器毅然起义，共产党和人民还是热烈欢迎他转变的！”
接着，他又说：“本来准备请你们今天从海淀去平津前线总部的，但时间已经不早了，还要绕道北山脚下，路也不好走。你们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差不多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周、张表示同意，在西山休歇了一夜。这一夜，他们没有安稳入睡。
1月7日清晨，他们吃过早饭，与程子华握手告别，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车上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担任护送任务，带队的是一位刘参谋。
当日下午4时许，大卡车驶入了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
周北峰他们刚下车，就有一个人迎上来打招呼说：“周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不认识我了吗？”
周北峰看了看，说：“面熟得很，好像在哪里见过，记不清了。”
那人笑着说：“我叫李炳泉，曾在《平明日报》工作过，现在由我负责招待您和张先生。我已用电话向首长报告你们安全到了。这里距平津前线总部还有一段路，你们先休息休息。”
李炳泉此时是以中共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的，负责具体接待任务。
就在傅作义的正式和谈代表前往八里庄的途中，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来电报，再次明确地阐述了与傅方代表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能和平让出平津，并以站在解放军方面的名义编为一个军，我们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与财产也有保障，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1月8日晚，刚从平山县西柏坡返回平津前线总部的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作礼节性会晤，以了解傅作义近来的态度和要求。
寒暄一阵后，聂荣臻便对张东荪说：“张先生，不知傅先生向您交了些什么底？”
张东荪稍加思考，有条不紊地说：“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一、平、津、塘、绥一块解决；
二、平津和平解决后能否有别的报纸，不只是中共一家的报纸；
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四、军队不要用投降的方式，而用调出城外整编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听后没作表态，只是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随后，他又以感叹的口气对周北峰说：“你们这次来，我们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1946年，傅将军进攻张家口前派你与我们会谈，那是为了施放烟幕，遮人耳目，坦率点说就是搞骗局，所以我没有出面。这次和那次不同了，我欢迎你。”
接着，他又谈了全国和平津前线的形势，转述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此次和谈的基本方针。
谈话约摸半个小时，聂荣臻见年纪较大的张东荪有些倦意，便不再谈了，对周、张说：“你们路上累了，明天继续谈吧。”
张东荪的确累了，他和周北峰送走聂荣臻后便回屋休息。周北峰却没有睡意，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重大问题。
过了一会儿，李炳泉走到周北峰身边，轻声说：“聂司令员就在东边院子里，他还没睡，咱们再跟他谈谈吧！”于是，他俩一起来到了聂荣臻的屋里。
聂荣臻边让他俩坐下边说：“周将军能代表傅作义来，我们很欢迎。谈谈看，傅先生对这次谈判有诚意吗？”
“他是看清了形势，才叫我来的。来之前他一再叮嘱我，主要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周北峰答道。
聂荣臻说：“条件很简单，就是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傅统辖的全部力量和地区呢？”
周北峰说：“傅先生的意思很明确，让我来谈全面的问题，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点头，又追问了一句：“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周北峰看出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和谈诚意还不放心，所以又恳切地强调说：“他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诚心诚意的。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现在只有走这条路了。”
周北峰停了片刻，接着说：“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这也是难免的。”
聂荣臻转变话题问：“周将军，傅先生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吧！”
“是的。”周北峰说，“由于解放军在新保安、张家口、怀来歼灭了傅先生的三个军，把他多年积蓄的力量基本给吃光了；再加上南京蒋介石方面一再施加压力，不断指使军统人员和嫡系部队监视他，傅先生的日子确实不好过。正因为如此，他才下决心和你们解放军和谈，但同时也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前来商谈是希望谈得比较具体点。”
聂荣臻这时看了看表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时间不早了，请你早些休息吧！”深夜，繁星满天，孟家楼沉浸在一片宁静中。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林彪正在和聂荣臻交谈，研究着与傅方代表如何谈判。他们分析认为，傅作义的和谈办法可谓一举三得：放弃抵抗，保全了古都、工商业城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可以讨好人民；实行改编，不缴械，不失面子，他和他的部下容易接受，而且给出路，可以讨好部属；让出地盘，可以讨好共产党。这是取得多方满意的好办法，是傅作义和他的亲信心腹苦费心机设计的。
夜，更深，更寂。他们连夜把与傅方代表周、张接触的情况以及分析判断意见，电告了西柏坡。
1月9日凌晨，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要求与傅方代表正式会谈中注意运用策略，回答如下几点：
一、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少，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二、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时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三、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问题。
上述几项，估计傅作义对第二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也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12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们是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了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另外，对于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这一点，现在不要提，待攻克天津再说；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
1月9日上午10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来到八里庄，与周北峰、张东荪进行正式谈判。
林彪首先说：“张、周两位先生，你们昨天和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作义将军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张东荪请周北峰谈，周北峰说：“昨天夜间我已给傅先生打了电报，告知我们安全抵达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会谈。傅先生的复电很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个字。”
林彪说：“那好吧，咱们今天会做初步的会谈。你们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将军势力范围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这个问题聂荣臻在昨天已问过了，林彪今天再次提出，说明它极为重要。周北峰像答复聂荣臻那样，也对林彪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统辖区一起谈。”
罗荣桓说：“那好，既然我们有了共同点，就请周先生电告傅将军：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不过，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对傅将军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问题，由傅将军下令把部队调出城外，在指定地点进行整编，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于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新保安、张家口、怀来战役中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将军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的安排。”
周北峰头也不抬地作着记录，他的笔尖挪得很快，显然是担心漏掉任何一点哪怕是不很重要的意见。
他停下笔，稍作思考后问：“诸位将军，你们对傅先生本人的安排有什么考虑？”
聂荣臻说：“只要傅将军放弃抵抗，下定决心走和平道路，我们会赦免他的，并会有妥善的安排。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希望他早下决心，当机立断。”
张东荪听后说：“首先解决平津问题，把国民党守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解放军，这个办法好。我看傅先生是能接受的。”
会谈到中午时结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与周北峰、张东荪、李炳泉共进午餐。当日下午，周北峰把首次正式会谈的情况，通过崔载之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复电表示，希望谈得具体些，越具体越好。
第二次会谈什么时候开始？周北峰、张东荪焦急地等待着。
窗外静悄悄的。高而远的夜空只有几颗淡淡的星星在眨巴着冷冷的眼睛。
第二天深夜，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来到周北峰、张东荪的住所，进行第二次商谈。
周北峰急不可待，一见面就提到实质性问题：“关于军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的问题，怎么搞法？傅先生希望谈得具体些。”
林彪没回答，却反问道：“傅将军有什么具体意见和具体要求？”
周北峰没有推辞，接着林彪的问话说：“我出城前与傅先生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请诸位将军考虑。傅先生的意思基本是：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对于新保安、张家口等作战中被俘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都吸收到新的单位继续工作；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
林、罗、聂都在认真地听，不时还在纸上写些什么。刘亚楼埋头作着记录。
“还有吧，说下去。”罗荣桓说。
“傅先生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和信仰自由，北平的《平明日报》继续出版发行。另外，他是追随蒋介石做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的带领下，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不要再追究了。”周北峰继续说道。
听完周北峰陈述傅的意见后，罗荣桓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责任；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不予歧视；允许傅将军把部队改编为一个军；他本人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
周北峰满意地点点头，说：“我回去把你们的意见陈述给傅先生。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暂时休会。
1月11日上午十时，第三次会谈又开始了。这次会谈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主要就有关傅部几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前两次会谈记录作了增删和订正。
全部谈完后，林彪问张、周还有什么意见。
张东荪说：“我没意见。”
周北峰说：“傅先生的希望与要求全部谈了。”
林彪让刘亚楼把几次会谈记录整理一下，形成一个“纪要”，以便草签。
午饭后，稍事休息，刘亚楼送来整理好的“会谈纪要”一式两份。双方看后，都说没有新的意见。于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依次签字。
轮到傅方代表签字时，张东荪说：“我不签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而且，我近日便到石家庄去拜见毛泽东主席，不回北平城里了。”这样，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聂荣臻郑重地对周北峰说：“所议各项你方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答复，这在‘附记’中有明确规定。今天是1月11日，还有四天时间，应该说够用了吧？”
周北峰说：“好吧，我现在就返城，争取早日答复你们。”
刘亚楼说：“你们回去的路上要小心。我们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火线后的办法与联络方法，请你们用电报详细联系吧！”他还再三嘱咐周北峰：“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把文件缝在衣服里面，千万小心。”
周北峰立即给王克俊发去电报，说明会谈已经结束，快安排回城的路线和办法。
下午2时许，周北峰和张东荪乘车离开八里庄。当晚，周北峰住在清河镇休息，张东荪则回了燕京大学。
1月12日清晨，周北峰在几个解放军官兵的护送下，朝着德胜门方向走去。在距国民党军前沿阵地土城还有三四里远时，解放军离去，周北峰回城。临近中午时，周北峰回到自己家中。
他到家后，第1件事就是给王克俊打电话。他说：“王秘书长，我已平安返回，吃过午饭就到总部去。”
“那好！我马上报告总司令。”王克俊兴奋地说。
周北峰放下电话，洗了洗脸，正准备换衣吃饭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周北峰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王克俊的声音：“总司令请你立即来，午饭到这里吃吧！衣服也不用换了，你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以一直开到总司令办公处。我们等着你，越快越好！”
周北峰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正在大客厅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特地从会场出来见周北峰。
在傅作义的办公室，周北峰汇报了几句，傅作义就急切地问：“你来电不是说已签了协定，有文件吗？”
“不是什么协定，是一个会谈纪要。”周北峰边说边从内衣里取出文件交给傅作义。傅作义先是看了看签名，然后才从头至尾地把“会谈纪要”看了一遍。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
周北峰理解总司令的心情，因为这是正式和谈刚刚有了眉目时候的叹息。但是，他真担心总司令在看纪要时把后面那个很重要的附记说明给漏掉了。于是，他提醒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中说所议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午夜前答复。”
傅作义还是一言不发，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低头思考着什么。
周北峰满脸现出期待的表情，目光跟着傅作义的脚步移动，希望傅作义有个明确表态。
良久，傅作义终于说话了，但让周北峰很失望。傅作义平静地说：“你可以电告解放军，你已安全回到北平。”
“那文件的事？”周北峰急忙问道。
傅作义明白，周北峰指的是答复解放军期限的事。他停下脚步，抬起眼皮扫了扫桌上的文件，板着面孔说：“过两天再说吧！”
过两天……周北峰感到很茫然。他不明白，总司令为什么急着让他出城谈判，如今有了初步结果，反倒变得这样冷漠。虽然说话了，但等于没说，还是没有个明确表态。他忽然感到这种环境和自己的上司变得那么陌生和可怕了，在八里庄时的良好感觉已烟消云散。
傅作义又开他的会去了。
周北峰离开了居仁堂，他的心情像他的脚步一样沉重。
为古都和平而奔走的人
五朝古都的北平，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古迹林立，文物繁多，被誉为“人文荟萃之地”。全城拥有人口200多万，是华北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当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时，北平一下子成了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
能不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把这座古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已经被历史的进程推到了人们面前。
人心思和。让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战火涂炭！
共产党人是这样想的，采取了围而不攻耐心等待的方针，充分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等方式。
傅作义等国民党人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未下定决心，还有种种顾虑。
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和爱国人士也是这样想的，进行和平活动，呼吁和平。
就连蒋介石恐怕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尽管他另有企图。
但是，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古都能否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傅作义的态度如何。
善良的人们都在翘首望着傅作义将军，盼着他早下决心，实现北平古都的和平移交。北平中共地下党和众多爱国人士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北平和谈。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穿针引线，慷慨陈词，耐心说服，奔走呼吁，在没有硝烟的一线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对促成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会牢牢记住那些为古都和平而劳累奔走的人。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
1948年初，北平地下党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做傅作义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刘仁部长要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争取他们的合作，然后逐步地做说服傅作义走和谈道路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各工作委员会特别是学生工作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先后联系到能向傅作义做工作的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张东荪等。这些人在不同时间甚至关键问题上都发挥了作用，促使了傅作义的转变。
曾延毅和傅作义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与傅一起守过涿州，是患难之交。傅当天津警备司令时，曾任该市公安局局长。傅任35军军长时，曾是该军副军长。抗战初期太原失守后，曾退出军界，回到天津家中赋闲。他的女儿曾常宁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刘仁让北平地下党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与曾常宁联系，先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然后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经过王！的一番努力，曾延毅答应了去北平见傅作义。但是，傅作义对曾延毅不信任，没谈上几句就冷场了。这是因为，曾在太原失守时临阵脱逃，傅作义对此很不满。不过，曾毕竟知道傅作义的一些家底，知道傅作义能听谁的话，他建议通过刘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刘厚同年近七旬，与傅作义是老乡，是曾延毅和傅作义的老师。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刘是傅的智囊，多年来一直为傅出谋划策。傅对刘很尊敬，也很信任，还能言听计从。就是这位刘厚同，后来成了北平中共地下党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北平和谈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在北平地下党学委会秘书长崔月犁、地下党员杜任之和王！等动员下，同意到北平说服傅作义，但也表示这一工作很难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傅作义的暧昧态度和左右徘徊，使人们对他确实琢磨不透。尽管如此，刘厚同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做傅作义的工作。
他为北平和平劳累奔走，最后由于年迈辛苦，致使左目失明，对促使傅作义痛下决心起了重要作用，被人们称誉为“和平老人”。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刘厚同就对傅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人员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因此失败也是必然的了。”当傅对蒋不信任时，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看法很一致，准备发通电起义。当傅因嫡系部队被歼、成为战犯而悲痛欲绝的时候，刘厚同一再劝说傅作义，要他及早下定决心，并对傅讲了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启示他坚决走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
杜任之是教书人，傅作义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也是民盟成员，公开身份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他和傅作义有十多年的交往，傅的亲信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保健医生兼惠民医院院长杜敬之等都是杜任之介绍推荐的。杜敬之是杜任之的胞弟，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到傅部工作。
1948年7月，杜任之从太原飞到北平，住进胞弟杜敬之家里。他与傅作义见面后，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因为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让我住下来？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马上就走。”
傅作义说：“北平不是太原，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谁也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势力范围抓你们的权力。你住在敬之家就很安全。”
老朋友相见，自然要讲几句心里话。
傅作义困惑地说：“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请愿，与军警冲突，有的学生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人们骂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任之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谈谈，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的办法疏通情况和思想。”
傅作义是否准备采纳这些建议，当时还看不出。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来后，很快被傅作义安排在王捷三当院长的华北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通过民盟负责人吴晗和关世雄找到了崔月犁，又通过杜敬之与刘厚同建立了交往。杜任之根据崔月犁的要求，积极劝导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杜任之想试探一下傅作义对时局的态度，便通过阎又文再次拜见傅作义。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傅作义喜欢朋友之间直来直去地谈话。杜任之也从来不在傅作义面前隐瞒自己，他说：“蒋介石寄希望美苏爆发大战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不久前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解放军打下济南以后，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失陷，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缓缓说道：“蒋委员长幻想通过美苏战争解决国内问题，宜生从不赞成。要扭转战局，必须以自己力量为基点，洋人是靠不住的。”
停了一会儿，傅作义继续说：“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产党对他做了策反工作。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除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整个华北的战局！”
将军说得很自信，甚至有点狂妄。杜任之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与将军硬扯和谈之事还不是时机，便另找话题谈了几句就起身告辞。
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握着傅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
杜任之说这话是有意还是无意？
傅作义没有细想，也没有说话。
不过，真正到了秋后时战争形势就逆着傅作义的估计发生了突变。傅作义变得判若两人，苦闷忧郁，经常发脾气，闭门谢客。
1948年11月，北平地下党学委会书记佘涤清根据聂荣臻和刘仁的指示精神，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
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说：“现在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看来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我们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请你把我们党的意图转达给他。”
刚入党不久的傅冬菊当即表示同意。当然，她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务，要经受各种考验。“佘书记，请你谈谈我的具体任务都有哪些？”
佘涤清说：“你就和你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动，不得发生问题，及时把了解的情况报告给党组织。咱们每天都要通通气，多多沟通。”
傅冬菊带着组织对她的信赖和期望，住进了中南海，来到了父亲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解除不少忧虑，获得很多安慰。与此同时，把中共有关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指示转达给傅作义，并劝说父亲与共产党和谈，还将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及时地告诉佘涤清、崔月犁。
傅作义到后来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唉声叹气，不吃不睡，发脾气，咬牙签、火柴头，甚至想自杀。连这种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北平地下党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都能通过傅冬菊及时掌握。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次日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聂荣臻在表扬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时说：“你们对傅作义的行动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前辈，也是结拜兄弟。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个久负盛誉的国民党宿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傅作义、马占山相识，关系甚密，并结拜为结义兄弟。1945年，傅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马是副司令长官，邓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三个人都在一个战区。傅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邓是副总司令兼陕绥边区总司令，长期驻守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西的榆林一带。
1948年12月底，傅作义在马占山的建议与催促下，派专人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后，与傅作义接连几个通宵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移交北平的各种问题。这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与邓宝珊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里面谈了多次。
当崔月犁初次和邓宝珊会面时，邓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士兵的灰色棉衣，一见面就说：
“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的女儿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泽东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也经常听。”
恰好崔月犁随身带着记录陕北电台新闻的宣传材料，便随手送给邓宝珊一份。他们谈论了形势，交流了看法。邓对蒋介石必败的认识是明确的，并说：“先把傅先生的事情办完，再解决绥远问题就好办多了。”
崔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他早下决心和谈，不要再犹豫了。”
邓说：“我会竭力劝傅先生弃暗投明的。这点请你放心。”
这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再次见面时，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围攻得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军的大炮也可以打到市中心了。
邓宝珊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炮，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谈一次。”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不过，依我之见，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长了，如果再不下决心，日后肯定会后悔的。”
分手前，邓宝珊对崔月犁说：“近来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路吧。”
第三次见面是在1月12日。邓宝珊高兴地说：“傅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决心下了，心情也好了。我拉上他女儿冬菊，亲近的人一块吃了顿饭。三头六面，拍了板，我马上就出城谈判！”
傅作义由犹豫到下决心和共产党合作，这一转变是与邓宝珊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在中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张感召下，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士都自觉地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对傅作义进行劝解工作，为古都和平尽心尽力。
马占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转战晋、绥、陕前线。他与傅作义、邓宝珊的关系非同一般，是结拜兄弟。他是因病没有赴任他的东北行营副总司令职务的，寓居在北平地安门油漆作一号。由于他的旧部在傅部中尚有约一个军的兵力，还有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担任师长等要职，加之他本人不愿傅部再跟着蒋介石闹腾下去，所以对傅作义的命运尤为关切。
东北失守后，马占山对傅作义说：“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不假思索地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马占山说：“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队挡在滦河以东、古北口以外，一旦接近平津，你就非抓瞎不可。”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说：“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马占山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60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60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200万的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齐砸烂，作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老弟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傅作义没表态，只是说：“你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
直到12月底，傅作义在丧失精锐部队后才意识到马占山的话有道理，决定把邓宝珊请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的当晚，马占山以给邓接风洗尘为名，在自己家里备下酒席，约请傅作义作陪。他们兄弟几个开怀畅饮，促膝谈心，从历史教训谈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从抗日战争谈到国共之战，从兵临城下谈到走和平道路。此后，他们又多次交谈，每次都谈得很彻底。马、邓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接到有关马占山在北平搞和平活动的密报后，极为恼火，当即命令郑介民派军统人员，拿着他的亲笔信请马占山到南京“共商国事”，实际上想诱而杀之。马占山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早有防备，已躲藏在画家陈半丁的家中。没过几天，又有曾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作过干事的一对夫妇来到马占山的住处。门卫见他们是马司令的老部下，也都认识，所以就没有阻拦。他们乘吉普车驶入院内，下车后直闯马占山的卧室，想把马绑架走，但也扑了个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保全古都文化古迹，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与愿望。
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傅作义召集的北平学者名流座谈会上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宝库中也是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损失，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
杨人梗教授慷慨陈词：“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下去，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写入历史篇章。”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虽已年逾花甲，但仍为古都奔走呼吁，她说：“北平是座世界共仰的文化古城，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
傅作义的周围悄然地出现了一张大网，一张很密的网。由北平中共地下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织成的这张网，不是要把傅作义牵向深渊，而是引向光明。
当然，傅作义不是不知道这张网会把自己拽向何处，也不是不知道再打下去的后果。但是，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的路程。
傅作义还是忧郁痛苦，顾虑重重。起码对1948年末甚至1949年1月中旬的傅作义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容不得傅作义在这种犹豫中徘徊下去的。当1月11日，他的谈判代表在孟家楼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官林彪、罗荣桓等的谈判有了初步结果后，亟待他作出答复和响应时，他反倒变得冷漠了。这种冷漠、这种犹豫使他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回答这种冷漠的，是天津前线人民解放军毫不含糊的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