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在“文革”这场闹剧中，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陈伯达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
毛泽东总算给了陈伯达面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圈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那种自发的真诚的热情逐渐走向一种仪式和形式。
“迷信选举”与“新鲜血液”：党的“九大”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过后，各地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积极准备起来。自从196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基层也要参与党章的修改以来，全国各地几千份修改党章的意见飞往中央。
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选举中共九大的代表。可是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九大代表是怎样产生的呢？
不是也不可能是党员选举出来的，因为“迷信选举”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受到了批判。
《红旗》杂志1968年4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这样说道：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有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
在这篇社论中，还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中又规定以毛泽东1967年提出的“50字方针”为指导思想。
这个方针在张春桥那里进一步具体化：
他明确提出：“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何为“九次路线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路线错误分别是：
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第三次“李立三路线”；
第三次“李立三路线”；
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
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
第六次“在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第八次“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
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因此，“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路线”批判、战斗的造反派就应是响当当的代表了。
可很多造反派却不是中共党员，不过那个混乱年代，这不成为问题。
九大代表的产生，在全国各地往往都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同造反派头头协商内定，或是上边直接指定的。
于是出现了一些荒唐透顶、史无前例的事情：有的人先确定为九大代表，然后赶办入党手续；有的是在进京参加会议的火车上突击入党的，有的代表参加过九大以后，入党志愿书却还未交上来。
陈阿大入党当代表的轶闻趣事
前面说过的有的人参加完九大以后，入党志愿书还未交上来，上海工总司的得力干将――陈阿大就是这样一个人。
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文革”开始后，成为一车间造反派的头头。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只有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一百个地发展，他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
在“文革”这场闹剧中，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安亭事件中，他跳上了第一趟列车，直到南京才被截住；
《解放日报》事件中也有他；
1967年7月31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的人群中，他的身影时隐时现；
8月4日砸“联司”，有他；
10月围攻上海青浦县，还有他；
……
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后，就更无法无天了。
他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头”、“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头，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竭，再拖到房间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又从头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匪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人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人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
但就是这个流氓恶棍，却因对主子的忠心耿耿，而颇得张春桥、王洪文的厚爱。
陈阿大有句“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
在1968年4月上海群众组织再次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鲜明”，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
对这样的“忠臣”，张春桥自然不会忘记塞进九大去。他直截了当地对王洪文说：“像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
张春桥还对王洪文循循善诱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我们要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良机，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
为了让陈阿大顺利入党，当上九大代表，张春桥、姚文元还亲往良工阀门厂，发表指示。张春桥说：“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姚文元接着摇头晃脑地说：“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第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老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点拨，谁的心里都清清楚楚：在良工阀门厂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
然而，陈阿大却迟迟没有交入党申请书。
于是，市革委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天”。
原来，这位造反派英雄压根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经常委一番点拨，陈阿大才恍然大悟，赶紧找人代写了一份申请书，交了上去。
几天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问题。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还亲自出席这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党支部宣读了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
陈阿大就这样突击入党，顺利地上了上海九大代表内定的名单。
但在九大代表资格审查时，才发觉陈阿大竟然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于是，陈阿大又找人捉刀，他自己抄了另两份。
但直到“文革”结束后，陈阿大被逮捕入狱，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查出了这三份入党志愿书。原来，陈阿大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
九大代表的组织不纯，以及组织工作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内讧：发生在陈伯达与江青之间
九大召开前夕，还有一场斗争鲜为人知。
那就是为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而引起的。
陈伯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多年，又是党内“大理论家”、“大手笔”，一系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来爬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第4号人物的位置上。但担任过毛泽东多年秘书的陈伯达，对江青刚愎自用、心狠手辣的品性应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领导不了副组长江青，后来中央文革的实权一直被江青把握着。
在中央文革里，陈伯达颇不得意。尤其是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更显孤单：康生是江青的“军师”，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亲信”。
而陈伯达是一个素喜争权夺利之人，他有野心而无原则，虽是笔杆子，却组织能力欠缺，因而总是附庸于别人。他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伙伴。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名单是毛泽东定的，他指定由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三人起草，而陈伯达却一心一意想独立抓到起草权，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已抢到了修改党章之权。
据叶永烈对陈伯达的采访，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合作。起草人名，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动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稿子。
陈伯达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深信不疑，他相信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
于是，他埋头于米粮库胡同的家里，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他起草的报告题目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把报告第一部分和写作大纲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谈了些意见，但陈伯达却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这激怒了江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江青、康生于是出谋划策，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一个斗争会。
江青要陈伯达作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陈伯达刚说一句话即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江青提出要摘陈伯达衣帽上的帽徽领章，陈伯达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陈伯达之意是说，赞成打倒他的大字报上街。
陈伯达与江青们这次是彻底闹崩了，虽然遭到批斗，但陈伯达不服气，继续写着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希望毛泽东能欣赏他起草的报告，这样才能改变他每况愈下的地位。
毛泽东现在面临两份报告，他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用陈的，或者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
在这件事，江青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力量。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上讨论，而陈伯达的稿子却被冷落在一旁。
在一次讨论会上，陈伯达抓住张春桥们的稿子提出了意见，张春桥与他吵了起来。
据叶永烈转述的陈伯达的话，是这样的：
冲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现，是在九大预备期间。我在中央会议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拟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即林彪在九大会上念的）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惟生产力论’！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听了以后，进卫生间。出来后，毛主席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
但是，这么一来，使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异常激怒。
过了两天，开一个会，对我进行了一个从来没有的、言词极其激烈的斥责和批评。
在我倒后，“四人帮”接连不断地打击所谓“惟生产力论”，并反过来对我加封一个所谓“伯恩斯坦”的名义。
陈伯达至此还不罢休，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政治报告，总算写出来了。
他态度诚恳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改好的政治报告，派人送给毛泽东。
很快有了回音。
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了回来。
可是，陈伯达发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拆开，就这样原封不动给退了回去。只有毛泽东在信袋上写的这几个字：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十几年后，陈伯达对前去采访他的叶永烈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不过，毛泽东总算给了他面子，在中共九大上，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但经过这一场争斗，陈伯达不得不另找新的伙伴。很快，他便与林彪勾肩搭背起来，但也很快因之而被打翻在地。
毛泽东圈去了三个副词
在中共九大召开前，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送上了毛泽东的桌案上。
党章的《总纲》中，照抄了一段林彪的“名言”，那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的几句话：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圈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毛泽东清醒地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然而此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增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毛泽东的著作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版发行。毛泽东的画像、塑像、胸像无论是在尺寸还是在数量上都急剧扩大。
196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九大开幕那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总结经验奋勇前进满怀豪情迎接九大》的通栏标题下，头条登载了《毛主席宝书宝像在本市大量印刷出版》一文。文中说：
从1966年开始到1968年底，3年中共印了《毛泽东选集》普及本二千四百七十万部，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16年总印数的十点五倍；三十二开精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六十二万册，相当于过去16年总印数的三点七倍。毛主席宝像三亿七千六百万张，为过去十六年总印数的二点七倍。此外，过去十六年中从未印制过的《毛主席语录》，3年中共印了一千九百八十五万册（其中袖珍本六百三十九万册）；袖珍精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印了一百七十八万册；毛主席摄影像印了七亿五千五百万张；毛主席语录片（张贴语录）印了八千九百三十万张。同时还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单篇本、汇编本、选读本以及《毛主席诗词》和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仅在1968年1年中就印刷了一千九百万册。
要知道，这仅是上海一个市的数量。看来，当时是毛泽东的书和像印得越多越革命，在这篇文章中还叙述了为印刷和发行毛泽东著作的几个典型事例，不妨摘录如下，以窥当时之气氛：
现在，上海各印刷厂都承担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光荣任务，广大革命职工对此无不欢欣鼓舞，“心怀‘忠’印红宝书，保证张张质量好。”工人们把传播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时代赋予的最崇高、最光荣的任务”，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需要”。他们站在机器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积极地投入到印制毛主席的宝书、宝像的战斗中去。他们的誓言是：“觉可以少睡，饭可以不吃，毛主席的宝书、宝像不能少印。”印制《毛主席去安源》画像时，广大印刷工人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夜以继日地连续战斗，美术印刷厂有两个被照顾上半天班的老工人，互相劝说对方回去休息，结果谁也不肯离开，于是一起留下来日夜奋战。广大革命印刷工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四十八小时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一百九十一万对开张的光荣任务，创上海胶印速度最高纪录。红旗印刷厂的工人，为了多印毛主席的画像，自动放弃厂休，坚持早上班，晚下班，去年提前六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计划。群众印刷厂充分发动群众，把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装版时间由二十四小时缩短到十小时，机台班产量从七千印张增加到一万印张，今年头七天就完成了十八万册《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光荣任务，实现了“开门红”。印刷出版战线上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教导，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组织了几家印刷厂共同印制毛主席画像，又组织了十余家街道工厂参加装订毛主席著作，这对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画像起了很大的作用。
印刷部门如此“革命”，发行部门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毛主席著作、画像发行量比过去十七年来增加了十一倍。发行部门的广大革命群众，批臭了“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积极增设发行网点，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并经常组织人力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去流动服务，主动送毛主席的宝书、宝像上门。有一次，一艘货轮已启航，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书店的同志就坐汽艇追上去，为他们及时供应了宝书，轮船上的同志深受感动，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可以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泽东那种自发的真诚的热情逐渐走向一种仪式和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家庭里常常建有毛泽东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围坐在台边献忠心。学校的孩子们不再以“早上好”而代之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来开始一天的活动。
对毛泽东是否忠诚的标准，也从看实际行动，转向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多少，挂在家里的毛主席像大不大来判定。
一个外国评论家这样写道：
1966年，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动了人们去破除迷信；1968年，对毛泽东的崇拜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