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连接东西长安街的北京火车站。这座被称为“十大建筑”之一的枢纽，历经了34个春秋，迎来送去了无数的首脑、嘉宾和友人，也传送着来去的共和国公民。国民从它发出“瓶颈危机”的急迫呐喊，感觉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正迈得更快。
正在建设的北京新站，将吸引更多的高鼻梁洋倒爷们来中国领略平等竞争的风采。
沿海向国外开放，内陆向国外开放，祖国的心脏向国内外敞开。天安门不再神秘。
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新貌，这就是当代国人的风采。
外国人眼中的天安门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善于从社会制度上区分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以为，开放型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性，而封闭型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这是西方学者的偏见，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失误带来的后遗症，能全怪人家吗？
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也必须是开放的。这是天安门向我们昭示的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真理。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彻底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现在世界势力的格局正朝着多极世界方向发展。每个国家能否成为多极中的一极，关键看在这场竞争中的表现，可以说，这是一场人力、物力的角逐和国力的较量，邓小平在向世界表白中国要“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进行思考的，他以非凡的气度向国人呐喊：老祖宗吃过的苦头我们再也不能吃了！
一位美国记者登上天安门感慨地说：北京和世界其他各地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竞争，天安门的开放就能深刻地说明这一点。
居住在美国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日渐减少，几近濒临灭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印第安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依然自我封闭，拒绝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现象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封闭无异于自杀！
现在素不相识的人们时兴递上介绍自己的名片，而天安门则是介绍中国的最好的名片！一位法国友人如是说。
提起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地方只是中国重大国事活动的圣地，昔日碍于神秘的光环，普通老百姓只是从新闻中听到而已，往往把这些地方同重要的首脑人物、森严的戒备、长长的围墙和警车开道的国宾车队联系起来。
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其心脏也注入改革开放的春风，慢慢地抹去了昔日特有的神秘的面纱，敞开了她那坦荡的胸怀，让世界真切地注视着中国特有的风采。
国宾馆再不寂寞，人民大会堂再不冷清，天安门城楼也沸腾起来了，还有“心脏的心脏”的中南海……
钓鱼台国宾馆长长的围墙把钓鱼台国宾馆与世界分隔开来，充分显示她的威严和神秘。这处古行宫钓鱼台园林，拥有15幢风格各异的别墅，始建于1959年，是北京10大著名建筑之一。五六十年代在这里进出的，几乎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有幸成为这里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连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博士也不能在里面随便散步。他哪里知道：中国处在封闭的不正常时期，禁区是很多的。他更没有想到这里有一伙沽名钓誉的“钓徒”在这里兴风作浪，不可一世。
国宾馆也可以开放。邓小平1979年就大胆地建议。
1980年开始，国宾馆开始接待政府和民间自费的代表团，结束了由国家拨款维持国宾馆日常开支的历史，部长级外国要员、高档次的各国人士、旅游团可以在此进出逗留。
1986年，钓鱼台国宾馆在更大范围内向世界敞开大门。随着钓鱼台俱乐部的成立，美国的电话电信、石油、波音等公司，日本的三菱公司，韩国的大宇，泰国的正大集团，菲律宾的联盟银行，香港的熊谷组等大公司大财团，还有国内的许多大公司等等都相继加盟国宾馆俱乐部。李嘉诚、霍英东、马乃祺等港澳知名人士等也都在其中。如今，钓鱼台俱乐部成为中外政治、经济、商业各界高层人士交往的“沙龙”，热闹非凡，外宾可以从此了解中国。
当年基辛格博士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时下榻的地方，如今是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台湾的一些自费访问团也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香港熊谷组承租中国最大的一块成片出租土地――洋浦开发区的承租签约仪式在这里举行；50多位世界经济界巨子曾在此享受了中国古代建筑风味的温馨，更不要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朝鲜主席金日成、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世界著名政治家了。由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做东道主召开的“中信国际论坛”研讨会，也在这里举行过。
国宾馆以中国特有的风采走向了世界，她不满足国内的一席之地。她的一支技术精美高超的厨师队伍，以其集众家之长积几十年之经验的钓鱼台菜系，在新加坡、日本、德国、香港等地，令人一饱眼福、口福。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宾馆将以其独特的魅力令世人所注目。
人民大会堂随着1979年3月人民大会堂外警戒铁栏杆的拆除和邓颖超那宣布解禁的激动声音的传出，人民大会堂向世人展示了她那闻名于世的建筑风景，普通老百姓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可以进出领略人民大会堂所蕴含的风雨沧桑。
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的举行、私人综合性产业集团的产生、宴会厅的开放、会议厅的出租、厨师培训班的举办、综合服务开发中心的成立等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实行历史性变革的信心的决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标志着中国告别了政治至上的年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牢固确立。如果把她视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的话，是非常恰当的。
人民大会堂自1979年7月16日正式开放以来到1992年底，共接待人次达4000万之多，其中外宾及华侨、港澳台同胞共102万人次，以前每年国家需拨款几百万元用于维修和其他开支，现在人民大会堂则向国家交几百万元，1992年，经济收入突破了3000万元大关。彻底结束了靠吃皇粮的历史。
天安门城楼1984年，一位署名“华兴”的人，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梦想有一天能站在这‘祖国心脏的心脏’”的强烈愿望，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注意和重视。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曾提出过开放天安门城楼的问题，由于人们思想境界的局限和人们对天安门城楼那敏感的神经，这个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像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冲开了封闭的疆界，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自1988年元月1日起，天安门城楼向世人洞开了遮掩多年的心扉。
在参观天安门城楼的19万多外国客人中，有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级客人22名，部长级贵宾184人。
一位参观过天安门城楼的外国客人曾说：开放天安门城楼，是中国开放的标志，这里不再神秘，但依然美丽动人。不难理解，天安门这个中国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中国现代史上政治风云变幻的见证，今天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重要窗口，成为中国和世界交流的桥梁。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改革、学西方以求近代化的重大运动中，由于两国统治者对待改革开放和东西文化的不同观念和心态，以致中国在这场“洋务运动”中没能抓住历史的机遇，这是19世纪末的那场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1876年1月24日，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当时身为日本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在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时，两人就西学问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森有礼丝毫不以“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为耻，反而“为这些变革感到骄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官僚首领而著称的李鸿章则断然表示：我国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两种对待先进文明的成果态度的截然不同，产生了两样历史的结局。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能够从总体上、物质技术上乃至制度、观念、习俗等方面上全方位地借鉴西方，“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进行变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清朝统治者则极力从维护旧的封建体制和既得利益出发，妄自尊大，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华夷思想，拒绝全方位地吸取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近代中国陷于灾难重重的渊源，受尽列强之欺凌，留下了一块残破不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这是天安门留给我们的历史遗训。
极左思潮及其泛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其中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把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为伍，把“自给自足”奉为独立自主，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视为社会主义特有的“尊严”和“气节”，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统统加以排斥，使我们丧失了本世纪60年代前后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精神文化上造成了贫乏苍白的局面，以至于旧的封建沉渣泛起，社会心态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断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他痛感中国近代历史的惨训：“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在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国际经济也以迅猛的速度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大趋势亦越来越明显。国际间的科技交流、经济贸易往来、生产协作、劳务合作、文化交流等都达到空前的规模。如果一个国家不向世界敞开大门、闭目塞听、闭关自守，其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产业结构、自然资源、技术资金的限制而呈现出缓慢发展的状态。只有广泛地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资金合作，才能在联合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充实、壮大自己，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无论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还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都证明：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已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面对这汹涌澎湃的大潮而无动于衷。失去时机，会使得我们更落后，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无须也不可能采取全盘仿效西方，盲目追求洋化的西化方式，从而避免“鹿鸣馆现象”的发生，但也不能因苍蝇要飞进来而紧闭窗门。重要的是立足现实，立足于本国国情，“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在这个问题上，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被开通，道路已被探明，一个对外开放的全方位的格局正逐步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天安门备忘录
在人类卷帙浩繁的历史书卷中，记录多少光辉灿烂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明。它们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志，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无疑是世界文化园中的一枝“奇葩”。它卓尔不群，自成一体，在远离埃及、希腊、罗马等其他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孕育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世界20多个文化形态大多灰飞烟灭，而华夏文化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随着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周边少数民族的慕化归顺，愈加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功能，沧桑的变幻，朝代的更迭，而礼乐教化依然延续不断。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称之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近代的思想家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有过大变”。
然而，祸福相倚。华夏文化先天独立生成的特殊环境以及后天的久盛不衰，凝成了士大夫阶层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元文化观和坚韧不拔的自大性格，并形成以“夏变夷”的思维定势与心理定势，以至于使闪着创造性光芒的过去，成了夜郎自大的口实和越背越重的包袱。在近代欧洲各国先后冲破中世纪的蒙昧黑暗，迅速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华民族便在自大、怠惰的文化氛围中，一天一天地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