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时周恩来深信，由于北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短期内不会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并废止共同防御条约。欲迫使美国削弱与台湾的关系尚需相当长时间。同时，周恩来一定认为，若不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机构来进行与华盛顿的新关系，会对北京更为不利。这个解释与事实相距不远，但可能仍不足以说明全部真相。
五、事实真相必然在于周恩来了解苏联军事威胁的严重性，美国对中国继续生存的重要性，以及在毛泽东改变主意以前让毛承诺与美国互设某种官方代表机构的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基辛格往访北京，周恩来都安排他与毛泽东会面。显然，周恩来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向美国重开大门”是毛泽东本人决定的政策，他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抗拒任何其他人对这个政策的反对。
同意互设联络办事处的协议，使华盛顿外交圈许多人士大感惊讶。
在华盛顿发布这项新公报后，台湾当局立即发表声明，声称“中华民国对美国与中共所作之任何协议一律不予承认，因为盘踞中国大陆之共匪系一叛乱集团，绝对无权代表中国人民”。美国新闻媒介大多不重视这项声明，美国国务院对这项声明也毫无反应，可能这项声明在送到国务院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台湾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决定与中国互设联络办事处，台湾极为关切，此举不仅严重伤害到“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损及“中美友谊”。就区域的影响而言，这将鼓励若干东南亚国家也与中国建立联系。这必将引起亚洲国家的更大分裂，因而破坏该地区的权力均势。基辛格曾保证联络办事处不具外交地位，但据新闻报导，联络办事处的人员已被赋予通常仅有外交人员才能享有的特权与豁免权。台湾当局认为中国政府与任何外国政府所订任何协定均属无效，希望美国政府今后能对台传统关系及防御条约关系，给予适当考虑。
罗杰斯访问巴黎时，曾与中国外长姬鹏飞秘密会谈，讨论了美国及中国大陆被冻结的资产问题。在美国境内冻结的中国资产方面，有些是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留下的公营企业资产，还有居住在中国大陆中国人的资产。关于资产问题，在巴黎会谈中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协议中规定在中国大陆变色时，美国政府在美国境内没收的中国资产，将被用来补偿美国公司与人民在那段期间，因中共没收美国资产而遭受的损失。美国方面估计，美国人约可收回被扣留资产的四成。
在巴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姬鹏飞都应邀出席罗杰斯的酒会，但彼此未打过照面，也未交谈。在整个酒会过程中，两人一直离得远远的，好像有一道墙隔着似的。
没有人真正了解如何说明这项前所未有的发展。台湾的看法是，他们设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今后要与中国的联络办事处平分人们的注意了――今后双方争取的对象不单是美国行政部门，还包括国会山庄。中国在国会中也有同情他们的人，若干亲北京的学术机构成立起来，中国把联络办事处作为一个指挥所，与全美各地的华侨社会建立联系。
在驻华盛顿许多大使馆举行的各种活动中，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仅邀请台湾参加，其他与北京建交的则仅邀请联络办事处人员与会。各国大使馆都很谨慎地遵守这个规则。
联络办事处于1973年10月1日首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工人们在办事处前树立旗杆，升旗庆贺祖国的生日。台湾当局的“大使”前往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但是抗议只得到含糊不清的答复。
基辛格访华公报隐含着需要研究的内容
1973年9月，美国国务卿易人。正如大家所预料，是由基辛格取代罗杰斯出掌国务院。美国参议院只举行了简单的听证会，随即通过任命。许多参议员在听证会中，对基辛格赞誉有加。
在此之前两个月，基辛格原计划再次前往北京，进行他的第六次访问。他后来顺延此行，因为尼克松处理中南半岛战争的方式遭到美国国会的反对。国会在8月中旬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停止轰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名义上虽为中立，但北越开辟的胡志明小径，有一部分通过柬埔寨东部领土，北越部队和补给源源不断的经此小径南下，支援与南越进行的战争。
基辛格延缓访问北京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共产党预定在8月间召开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尼克松必然也已把更换国务卿的时机，事先告诉了基辛格，要他在人事更动发表之前不要远离华盛顿。对基辛格而言，能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北京，而不只是以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身份前往，是最令人欣喜的事。
美国方面曾询问“台湾大使”，苏联要求让他们的海军使用澎湖列岛，那是怎么回事？台湾马上否定了这个报道，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这点显示，美国政府对台北方面任何与莫斯科接触，以对付华盛顿和中国政府的可能性，是多么地敏感。同时，这也显示美国政府，尤其是五角大楼人员，必然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台湾海峡的形势，如果有一支苏联舰队使用澎湖列岛为基地，可能会使西太平洋的均势在一夜之间完全改观。
台湾也向华盛顿询问有关黄镇最近搭乘总统座机，飞往萨克拉门托会见尼克松的事。黄镇获得的特权和礼遇，是其他外交官很少享有的。新闻报导说，国务院甚至安排黄镇会昭好莱坞的一些明星，华盛顿解释说，尼克松前往莫斯科会见勃列日涅夫之后，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由尼克松亲自向黄镇作简要的说明，以示均衡。由于尼克松经过劳累的长途旅行后，还在加州休息，因此黄镇获邀请搭乘尼克松停留加州期间，往返于华盛顿和圣克里门之间的传信飞机。
华盛顿外交界日益觉得尼克松政府为了准备承认中国政府，正逐渐疏远台湾。
基辛格对北京和台湾双方进行和谈的可能性很感兴趣。比如，他很想知道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最近访问台湾时，是否曾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身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渴望知道有关中国大陆的可靠消息。据美国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共的第10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人代会即将召开。
基辛格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的双重身份于1973年11月访问北京。他获得毛泽东的接见，两人在友好气氛中，举行范围广泛及眼光深远的会谈。基辛格和同僚诸人也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中方其他人员举行了坦诚而认真的会谈。双方官员就彼此关切的双边问题进行对等的会谈，并取得进展。
基辛格结束北京访问时发表的公报只有12段短短的文字，最长的一段只有11行半。但是公报中有些隐含的意义，需要时间来研究。
新的公报中把华盛顿和北京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范围，从上海公报中提及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展到世界其他任何部分。这一点的意义极为重大。中国和美国现在认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不仅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抗苏联的扩张行动，而且要推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中东和非洲。
在此之前，一般都认为北京的影响力仅限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现在，突然之间，它被视为负有全球性责任的大国。基辛格同意这一点究竟只是出于礼貌呢？还是他真的认为中国大陆拥有实力，可以在反霸权问题方面担任美国的伙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这些年来真地如此衰落，以至于在亚太地区之外的事务方面，也必须寻求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协助来对付苏联？更糟的是，美苏关系是否又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战略武器方面，致使华盛顿必须对北京如此迁就？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疑问，都无法立即找到答案。在这段期间，外交界只能加以猜测。
公报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双方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维持高阶层的经常联系以交换意见，同时在不替第三方谈判的原则下，就彼此关切的问题进行具体磋商，至为重要。”
最微妙的声明是公报第7段的最后一句。这一段文字是：“中国方面重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很显然又是周恩来的杰作，别无他人。
关于5月间设立的两个联络办事处，公报中说，双方同意继续扩大其功能。这明显地表示，双方的贸易和互派的人员可望在短时间内增加。
据随同基辛格访华的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基辛格和周恩来在11月13日夜晚为了公报的措词一直争论到14日清晨。因此基辛格在启程前往东京之前，只睡了6个小时。他的助理在东京告诉新闻界说，美国方面对公报中某些地方，曾试图尽量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词。
华盛顿外交圈和主要新闻媒介对新的公报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中国所作“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声明，是北京方面重大的让步，暗示有关细节的谈判可望很快展开。但是另有一些人认为，北京坚持“中国与美国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进行关系正常化”，是在重申上海公报中倒数第二段的文字，换言之，华盛顿方面必须放弃与台湾的关系，北京才会同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般的看法是，由于基辛格最近一次的北京之行，美国政府与中共建交的时间表已向前推进。
有些美国报纸指出，驻在台湾的美军正加速撤离，根本没有顾及上海公报所说“考虑到这一前景”或“随着该地区紧张情势的缓和”等条件，显示今后行动的进展会更为快速。例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方面在此一公报中没有像在上海公报一样，重申“美国对中国人自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早先的立场呢？
基辛格曾试图向中国保证，不论美国政府的人事更迭，它与中国增进友谊的长期政策都不会改变。这是他在离开北京前夕的晚宴上敬酒时所透露的。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基辛格所指的是引起全美国广泛注意的水门事件的发展。周恩来必定问过基辛格，如果尼克松遭弹劾或被迫辞职，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将会如何。中国怀疑接替尼克松的美国总统对北京是否会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因此，基辛格的保证一定是为了消除周恩来在数千里外观察令人迷惑的美国政局所日益感到的不安。
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以及随后发表的公报，是无数新闻报导和分析的主题，其中许多报导和分析多属猜测性质。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国务院处理此事的方式而引起的。
最初，国务院发言人拒绝答复与公报有关的一切问题，理由是基辛格当天将在东京举行记者会，发言人不愿预测其上司的观点。可是，当天-11月14日稍后，大家才知道基辛格在东京举行的并不是记者会，而是背景简报，目的只是在让记者了解情况，而不是供指名引述用。国务院发言人为他稍早所提供的错误消息道歉。可是，由于没有上级指示及缺乏足够的资料，他仍拒绝答复有关公报的问题。
大致说来，华盛顿观察家都认为新的公报，比1972年2月签订的上海公报更进一步。他们特别注意“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句话，虽然没有人具有足够的洞察力，知道中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随同基辛格访问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马德报导说，美国官员承认，鉴于中国对台湾问题显示的弹性，目前将由华盛顿采取下一步骤推进与北京的关系。马德说，基辛格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北京对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新做法，可能是中国缓和早先对外交承认问题立场重要的一步，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不妨碍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同时在实际上不理会台湾的情况下，为扩展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作准备。
《芝加哥论坛报》的史塔尔，也是随同基辛格访问中国大陆的记者之一。他宣称北京之行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并断言基辛格确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扩大。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基特报道说，基辛格现在将试图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台湾的政治前途。他引用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坚持美国放弃台湾的态度明显软化，是出于北京本身主动，而非讨价还价的结果。基辛格在同年3月第5次访问北京，也是中国主动提出互设联络办事处的问题，而在1972年尼克松正式访问北京时，中国曾拒绝美国的类似建议。
基特说，周恩来拿到美国草拟的公报后，亲自加上了29个字。这些新的措词似乎显示，中国愿意使尼克松政府在承认其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时，不致于那么为难。
基辛格在东京的背景简报中，究竟对记者团说了些什么？华盛顿的新闻界人士并没有收到简报的抄本。可是，不久以后，报纸和电台就开始报导“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或“与基辛格同行的一位高级官员”对此问题的说法。这个官员实际上可能就是基辛格本人。
据某些这类报导说，这位官员认为中国的声明，显示他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软化，此种微妙的进展可能导致华盛顿与北京在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突破。
据悉，若干国务院官员在私下谈话中赞同这种评估。他们指出，中国原本可以说：“除非美国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无法完全正常化。”中国态度的软化，显示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模棱两可的词句。但是，这些官员对于美国政府应该如何确认这一原则，却毫无概念。有人暗示基辛格可能曾与周恩来就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达成原则性的协议。不过还要花时间来拟定细节，要在尼克松1974年访问北京时才确定这项协议。
基辛格11月21日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说，尽管美国试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并未改变。他否认有关他在最近一次访问中，曾试图完成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报导。他称这种报导完全不正确。
谈及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时，基辛格说，美国一直强调交流和磋商的实质，而不是进行这种关系的形式。他宣称，他这次访问导致联络办事处功能的扩大，交流计划的继续，贸易的扩展，以及磋商程序实质的扩充。他强调说：“这是我们议定的最大目标。”
至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未来展望，基辛格意味深长的说：“关于可能采取的形式，公报中有些意思仍待探讨。”他此言当然是指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宣称，在双方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必须做到这一点。
参加基辛格记者会的一位记者说，对于美联社记者提出的惟一有关台湾的问题，基辛格在答复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名词。他开始说：“我们与……的关系……”，然后就改口谈到“台湾的情势”。显然美国已作成政策性的决定，以后只称台湾，而不再称“中华民国”了。这是故意把台湾降格为政治实体的做法。
美国新闻署曾对海外的所有美国新闻处，发出有关基辛格此行以及新公报的分析。该文被列为重要新闻稿，全文如下：
（东京11月15日讯）随同国务卿前往北京作第六次访问的美国官员说，在国务卿与中国党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举行3天半会谈中，迈向中（共）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已经增加。
不过，这些美国官员指出，尽管11月14日发表的美中联合公报，对于正常化的方向和步调显示出实质上相同的观点，但是未来仍有一段微妙的谈判时期。
根据美国官员说，鉴于四点理由，11月14日的公报较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结束访问时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更进一步。
（一）这项公报把上海公报的一般原则，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到整个世界。
上海公报中说，中国和美国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寻求霸权，而且每一方均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种霸权的努力。
新公报把此原则扩展到世界任何其他部分。
（二）新公报对于美国与中国继续高阶层磋商的必要，有更强有力的声明。
公报中说，双方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维持高阶层的经常联系……就彼此关切的问题进行具体磋商，至为重要。
（三）新文件中有一项重要的发展，因为中国有关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声明，已略微改变。这将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四）新公报中也要求将设在双方首都的联络办事处在性质上予以更新，同意在次年进行许多新的人员交流，并声明双方都有兴趣扩大贸易。这些都是发表上海公报时所未有的因素。
美国官员拒绝揣测华盛顿与北京迈向正式外交承认，美国实际上能获得什么成就。但是，他们一再强调，新公报的措词有细微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探讨进一步推展外交承认的基础。
这些官员说，周恩来总理对于细微末节显然具有灵敏的感觉。而且，他们指出，公报中的下述措词显然经过审慎的推敲：
“美国方面重申：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立场并无异议。”
“中国方面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美国官员表示，在北京达成的公报中，故意对许多问题用微妙的措词，包括有关承认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先建立原则，再拟定细节，会更有效用。
据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事在美国官方的想法中，并不像新闻界所揣测的那样重要，因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已有广泛的接触，容许双方深入的交换意见。
美国官员强调，毕竟这才是双方关系上渴望达到的结果。
美国官员指出，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没有一方知道中美关系会进展得有多快，以及此种关系最后会变得有多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