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辛格和万斯大力推动下，卡特正式就任总统后，于1977年2月8日把黄镇请进白宫，与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一起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
黄镇稍做寒暄就开门见山说：“上次曾见到国务卿万斯先生，曾听到他说，就两国双边关系而言，新政府将继续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认为，只要双方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两国关系将会继续改善。”
卡特承诺说：“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新闻记者如获至宝，纷纷记下黄镇和卡特的重要表态讲话，举起相机摄下珍贵的镜头。新闻记者退场后，卡特又正式表明立场说：“自1972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进展。现在需要鼓励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以实现在公报上所表达的愿望。”
黄镇最擅于用肯定对方的话的方式，推动对方向前走，他说：“国务卿曾告诉我，总统是立场坚定地执行指导中美两国关系的上海公报的。”
卡特说：“确实这样。首先我感到，我们的国家不论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强大的，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我们也同样看到中国的力量和影响。”
黄镇用巧妙的隐约暗示方法说：“自从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发表了上海公报，福特也访问过中国，基辛格每年去中国一次，有时两次，毛泽东、周恩来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多次长谈，就世界形势、两国关系阐明了中方的立场、观点，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卡特是著名政治家，当然明白了黄镇的话，圆滑地回答：“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
黄镇用早准备好的话推动卡特向前迈步说：“如果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坦率地说，在美国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国领导人根本不可能访美，而在北京没有另外一个美国大使馆。”
卡特以攻为守道：“为了向盟国显示中美关系正有所发展，能否先解决资产冻结问题？”
黄镇对此早有准备，“这个问题当初已达成一项一揽子解决方案，由于美方节外生枝提出新问题，才拖了下来。我们从未说过这个问题要等中美关系正常化了才能解决，它取决于美方，要解决也很容易，按照一揽子方案不难解决。”
卡特说：“你不愧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听说你喜欢音乐，我请你听交响乐，以此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友谊。”
黄镇如实回答道：“其实，我对音乐是外行，对绘画倒满有兴趣。”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奇普随美国国会代表访华，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接见。听了儿子的访华报告，卡特说：“增进交往、贸易，最后通过履行上海公报，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国最大利益的。”
1977年8月下旬，卡特又派国务卿万斯来华做探索性访问，他受到中国新外长黄华的迎接。黄华陪同他前往钓鱼台国宾馆，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只见广场人山人海，鞭炮声不绝。
万斯以为这是中国对他的热情欢迎，便向黄华询问究竟。黄华告诉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庆中国共产党十一大闭幕，欢呼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让万斯了解中国的严正立场，又把载有华国锋讲话的报纸交给了万斯。
万斯这才知道北京的热烈气氛，与他此次来访毫不相干，在国宾馆认真研究华国锋的报告，觉得他投石问路的任务相当艰巨，万不可掉以轻心。
在与黄华的会谈中，万斯派头十足，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即将终止，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并说：“美中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非正式留在台湾。当然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挂国旗和用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力。”
万斯看着黄华冷若冰霜的威严面孔，又说：“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黄华严词拒绝了万斯的方案，重申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个原则性条件，会谈陷入僵局。
为打开僵局，邓小平接见万斯一行。为活跃气氛，邓小平含笑递给万斯一支香烟，以政治家风度对美方人员说：“吸烟的请自便，按毛主席的指示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美方人员见邓小平这么随和，很快打消了对邓小平的敬畏感，纷纷动手取烟吸了起来。万斯是个聪明人，趁双方气氛友好之机，急忙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们正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的非正式接触得以继续。总统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邓小平轻轻将头一摇，有力地批驳道：“你讲的美国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
话虽不多，却有千斤之重，会场气氛明显紧张起来。邓小平伸手拿出一份文件，念了一段中美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抽口烟强调说：“基辛格博士曾承认贵国欠了中国的债，中美关系正常化将按照中国的条件实现。福特总统1975年12月访华时曾说，在1976年美国大选之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语调格外铿锵有力：“阁下提出的所谓的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稍作停歇，邓小平以特有的风度直言相告道：“如果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万斯在8月25日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大谈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在本届美国政府同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协商中，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我们继续信守上海公报并承诺朝向关系完全正常化的目标前进。我们期待着在今后的岁月中，进一步就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讨论。”
黄华外长对万斯投石问路的访问性质很理解，便大度地强调中美双方有不少共同点，推动美方朝前走，他说：“我们认为，只要双方都能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做出真诚的努力，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像两国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样，不断向前发展。”
布热津斯基要当基辛格第二
这时候，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苏联的咄咄攻势，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美国资本家在对华贸易上大吃其亏，如1978年上半年，西欧共同市场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多三倍，日本比美国多五倍。美国资本家不干了，商界首脑发起与中国建交的签名运动，其他财团纷纷响应，在香港的美国资本家也向卡特政府上书施加压力，卡特才承认美中建交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开始认真考虑美中建交问题。
卡特手下两员大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
布热津斯基当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对基辛格极为崇拜，决心要当“卡特的基辛格”。他通过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接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黄镇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他爽快地接受了访华邀请，但却受到国务卿万斯的反对，两人发生激烈争吵。两人吵到卡特面前，卡特支持布热津斯基，决心批准布热津斯基在合适的时机访华。
伍德科克原为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在调解劳资纠纷方面有杰出才能，有较高的地位和声望，被卡特看中，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有些美国人认为他不太熟悉中国，不一定适合担负那么艰巨的任务，但人们很快就对伍德科克刮目相看了。
原来，伍德科克深入研究中美关系后得出结论：美对华政策自相矛盾，回国述职时在全美汽车劳动工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虚构基础上的，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应当纠正这个错误。”
伍德科克的这个讲话立刻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务院官员强烈反对，要求伍德科克发表订正声明。伍德科克正在作难之时，卡特总统召他进白宫面谈。伍德科克心想必定挨总统训斥无疑。谁知卡特对他格外客气，请他坐下，兴高采烈地说：“我已阅读了你有关台湾问题的全部谈话内容，我赞同你的意见。”伍德科克大喜过望，便经常同布热津斯基与卡特研究中美关系问题，一致决定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华。
布热津斯基动身前，卡特对他说：“我派你去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进行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协商，二是向中国方面再次保证，本届政府是认真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的。”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飞往中国，他在飞机上浮想联翩：“这场经历可谓深刻动人。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这种奇怪的巧合――在十年中，美中关系是由两名非美国出生、接受这个任务时对中国所知不多，或没有特殊感情、却有较多战略考虑的美国官员促成的。1972年中国的开放是一次大胆的举动，具有最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我决心要成功地将仍旧脆弱的关系变成某种更加持久、远为广泛的关系。”
飞机快要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布热津斯基突然担心怕中国慢待了他。一下飞机见黄华外长前来迎接，知道给他与国务卿相同的规格，才放下心来。
布热津斯基精于谈判之术，他认为黄华授权有限，便与中国外交部长大谈对苏战略，最后才把话题转到双边关系问题上说：“美国在美中关系上，抱有三个根本信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他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阻碍两国关系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黄华外长认为布热津斯基在反霸权问题上态度转趋强硬，在推动中美关系上也较主动和积极，便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因而邓小平一见布热津斯基，就很关切地慰问道：“你一定很累了吧？”
“我感到很振奋！”
“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布热津斯基寒暄既毕，便直奔他与黄华会谈中有意回避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他一方面说明美国已下定决心，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希望中国体谅美国政府在国内，特别是台湾问题上的困难，在美方做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时，不会受到中国的强烈反驳。
对此，邓小平大度地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嘛！”
布热津斯基提议中美从下月开始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磋商。邓小平当场拍板，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说：“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
对当时两人会谈的微妙之处，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有生动描述：
“要是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做实质性的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堆放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邓对他有兴趣访美做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做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三年时间了。他这样说，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他微笑着接受了。”
出乎美方预料，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代表美方转交了卡特总统赠送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礼物。
布热津斯基先拿出一面五星红旗说：“这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美国宇宙航空员带到月球上又带回来的，现在作为礼物赠送给贵国，意义非比寻常，不言自明。”
华国锋珍重地接过，含笑表示感谢。布热津斯基又拿出一块石头举过头顶说：“这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带回来的石头，卡特总统亲笔写了这张便条：‘华主席――送给你和中国人民一块月亮上的石头――象征我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吉米？卡特’。”
布热津斯基访华出乎预料地掀起了中美友好的气氛，他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更引人注目：
“我将我的结论告诉总统，即我们两国势必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而相互接近，让我们重申决定我国对人民共和国态度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黄华外长对美国发出少有的肯定之辞：“中国人民对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民一向怀有友好的感情，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我们今后将为此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宣布，美国已授权于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卡特总统摘下了尼克松种下的桃子
从1978年7月开始，黄华外长、韩念龙副外长开始与伍德科克进行谈判。谈判中，黄华严肃指出：
（一）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
（二）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
（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同台湾之间可以继续保持民间往来，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卡特总统接到报告，觉得很难办，他对尼克松、基辛格近十年来和中国的谈判情况不太熟悉，便下令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专家奥克森伯格对中美会谈情况进行调查，有没有秘密承诺。
奥克森伯格受命在全美国范围内搜集资料，得到尼克松、基辛格、布什等的大力支持，编成了编号为24的《政策审查备忘录》交到卡特手中说：
“总统，这份备忘录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几种方案；第二部分提出了有关向中国转让非军事科技的方案；第三部分是裁减驻台美军的步骤和方式的几种选择。”
卡特仔细翻阅后又请美国国务院东亚局首脑霍尔布鲁克等人来白宫共商对策。霍尔布鲁克说：
“总统，现在是你的政治力量和权力都趋于最高水平的阶段，邓小平也和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愿意和我们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因而，现在是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时间，请总统注意，这个时机稍纵即逝，万万不可轻易丢失。”
卡特斩钉截铁地发出指示：“通知布热津斯基和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为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希望在那时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中国得到积极的信号，也开始行动起来。
1978年4月份，邓小平接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以高明的外交手段向美国发出中国准备与美国尽快建交的信号：
“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中美建交需要多长时间？”
“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缔结中日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问题就好商量了。”
这时，黄华外长生病休息，12月4日，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与伍德科克在外交部会议室继续举行中美建交谈判，韩念龙满面春风说：
“主任阁下，我荣幸地通知你，中国政府考虑了卡特总统的建议，赞同把1979年元旦作为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日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在12月13日接见阁下！”
伍德科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请韩念龙复述一遍，才迅速地将这一重要消息传回美国，报告给卡特总统。卡特很高兴，他意识到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接见，他亲自审核了伍德科克将要呈送给邓小平的文件，当即予以批准，又命布热津斯基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他伍德科克将提出经过修改的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案，已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意见。
卡特总统着重发出邀请：“美国政府决定邀请邓小平阁下1979年1月访美。美国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考虑对中国建交做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