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愿意与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他决心与各位共同克服根据上海公报以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下了决心。”
5月23日，布热津斯基在访问北京最后一天的宴会上致词说，他觉得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有益处，很重要，而且很有建设性”。
布热津斯基又说，美国不能坐视其他国家企图支配他国或从地区动乱中混水摸鱼的行动。
他又说，有一个主题特别明显：“我们共同的看法比我们的歧见重要。”他也断言，他在北京会谈所达成的相互了解的改善“会使我们在许多共同关切的地区，个别行动可以相互支援。”
布热津斯基在北京停留了三天。他没有访问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除了参观长城外，他也没有作任何观光活动。在参观长城时，他和中国官员曾经比赛，看谁先登上城头，并且开玩笑说，最后到的人就要去对抗埃塞俄比亚的俄国人。
布热津斯基离开北京后，先到日本，然后到韩国，向两国政府简报他在北京会谈的情形。他把中国一个特别的讯息带给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中国希望日本尽快签订拟议已久的和平友好条约。
东京与北京在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任内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有关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停顿了四年，因为北京坚持要把反对任何国家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的条款列入条约中。日本拒绝中国的理由是，这样可能会使日本与苏联已经龃龉的关系更加复杂。也许是布热津斯基有关卡特已经对中国关系正常化下了决心的谈话，使得福田首相改变主意。三个月后，北京撤回对日本一项建议的反对，日本的建议是在条约中另加一个单独的条款，说明这项条约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这项条约终于签订了――这就是布热津斯基五月间在北京所说，可以相互支援的个别行动之一。
另一个这种性质的行动是在六月间，中国外长黄华从纽约前往扎伊尔、荷兰及土耳其访问，表示北京与美国对非洲、西欧及中东的共同关切。
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另外两项行动。其中一项是派遣一个美国政府科学和技术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由白宫科学顾问普赖斯率领，为科学及技术合作奠定基础。另一项行动是放宽华盛顿对北京的武器管制政策。卡特政府虽然仍不准备出售精密的美制武器给中国，然而它不反对西方盟国将它们的武器售予中国。这项决定是由布热津斯基转达给中国的，据说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一、美国将不提供武器给中国或苏联。
二、美国反对任何出售攻击性武器给中国，此种武器可能威胁到中国的邻国，或者成为亚洲不稳定因素。
三、美国不反对北约盟国出售不具威胁性而是防御性的武器给中国。
总统和议会各唱各的戏
在1978年开始之际，即有迹象显示，这可能是卡特政府决定中国政策的一年。
1月29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访问中国大陆之后，透过全国电视网呼吁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声称，“在历史上这个独一无二的期间内”，中国是亚洲和平的关键。如果日本可以和中国达成协议，为什么美国不能？
另一位民主党人士――加州参议员克兰斯顿，大约在同时也访问过中国大陆。他返回美国时大声疾呼：“承认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他认为美国应与台湾断交。
同年二月，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伍德科克返国述职。他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会议中发表演说称，美国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而不与中国建交，显然是荒谬之举。
伍德科克是由劳工界转入外交界的人物，又由于能和白宫直接接触，因而在这一敏感问题上的言论比一般职业外交官自由得多。在伍德科克放言高论后，白宫不加以纠正或澄清，使这番谈话的重要性因而增加。美国国务院只声称，“政策并无改变”，“我们的目标是达成关系正常化。”
伍德科克自从1977年7月即派驻在北京，他对国务卿万斯于1977年8月赴北京作试探性访问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显然感到失望。他身为美国派驻北京的代表，他当然希望看到若干进展。他说，卡特总统把有关对中国进一步行动的决定予以后延，他并无异议。但他说，他相信，不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是一项荒谬之举。
伍德科克所持的论点如下：“最可能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地区是在东北太平洋地区，可能是在朝鲜半岛。”他警告说：“在我们采取行动，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以及力量很大的国家建立完全及正常的关系之前。”这种危险不会缓和。他的结论是：“我确信，美国可以找到足够的勇气，采取明显的步骤，和中共建交。”
1978年1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在他就国防问题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和中国建立有效关系极为重要，“不仅因为中共是一股在战略上制衡苏联的力量，他因为这种关系将加强中国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兴趣。”
然后，在五月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赴北京访问。他在宴会中敬酒时向中国方面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完全关系正常化路上的残余障碍”。伍德科克当时必然感觉到，他的努力不久即将获得成果。
6月13日，合众国际社驻华盛顿记者丹尼洛夫报道，卡特总统已告诉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研究外交政策机构“三边委员会”，他将力促与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并且提出三项保障台湾前途的条件。虽然美方尚未决定最后期限，但已决定加速进行谈判，并且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据丹尼洛夫报道，这三项条件是：
一、在美国与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对台湾的贸易及援助――包括军事援助――要继续下去。
二、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关闭后，将另设一个贸易办事处。
三、中国明白表示，不使用武力寻求台湾和中国大陆达成统一。至于以何种方式作此表示，仍有待协议。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国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国的三条件是――美国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国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
自从1978年初以来即有许多建交的间接征象出现。但卡特政府从未向台湾透露内情。卡特政府总是说，尚未决定建交的时间或模式。
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后，台北方面极为沮丧。如果卡特政府不顾礼数，不肯改变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的日期，台湾没有理由指望它在任何有关台北的问题上，采取体谅的态度，除非国会出面制衡。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参议院在7月25日，以94票对0票，通过多尔？斯通修正案。众议院也在同年10月通过相同的修正案。
在这项修正案中，参议院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这项修正案成为1978年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一部分。卡特签署了这项法律，但后来他没有理会这项规定中应先与国会磋商的条款。虽然在12月15日宣布建交前三小时，他曾匆促的召请数名参众议员前往白宫，通知即将采取的行动，但这不能算是上述法律中所规定的事先磋商。卡特未能按照这项规定或是故意不理会这项规定的行动，后来使他在国会中遭到严重困难，尤其是在参议院。参议院废弃他对台湾问题所提出的综合法案，另拟一项台湾关系法。
多尔一斯通修正案规定：
一、鉴于东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二、鉴于美国及台湾在1945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24年的联盟关系；
三、鉴于台湾在这24年中，忠实及持续地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四、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
五、国会认为，在任何拟议的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上述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参议院和行政部门应事先磋商。
台湾的精神因多尔？斯通修正案为之一振。即使卡特可以不理会台北，但他必须顾及他和国会的关系；也必须执行经他签署国际安全援助法之后成为法律的这一修正案的精神及条款。
12月15日之前，台湾“驻美大使”对即将发生的事并未听到任何风声，甚至在12月15日的前几天，在向美国国务院作例行查证时，也未发现任何警告信号。
按照台北获得的情报显示，白宫在年底之前将有一项重大宣布。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华盛顿即有一项说法流传，说卡特即将宣布访问北京日期，因而台湾初步猜想上述重大宣布可能就是指此事而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排除卡特就关系正常化采取突然行动的可能性，但觉得理由不充分：
一、当时美国国会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二、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国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台北即会听到风声。
三、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入僵局，美国国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1979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四、当时美国国会因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休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盛顿，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他们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盛顿磋商。
五、卡特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他对这段接近耶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是应该给予若干尊重的。
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于11月底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在北京展开谈判，进展非常迅速。美国提出两项重要问题：中国是否同意保证不用武力于台湾？在美国不再承认台北，改为在承认北京之后，如果美国坚持继续供应防御性武器给台湾，北京将采取何种态度？
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国的答复是“不行”，但如果美国表示希望或预期台湾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中国将不加以反驳。在第二个问题上，中国表示反对，但不会让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一问题阻碍关系正常化。
至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国接受美国按照该约规定，于发出通知后一年止约的决定，以换取美国承诺直到1979年12月31日为止的一年有效期延长期间，不考虑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新交易。
除了关于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之外，双方终于在12月13日达成协议。卡特不顾国会的决议案，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因此，现在来回顾一下谈判的过程，脉络就很清楚了。
在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之后，情况开始有重要进展。
9月19日，卡特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办事处主任柴泽民，告诉他，一旦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必须和台湾维持商业及文化关系。中国必须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必须出售武器给台湾。
在10月初，卡特政府选择1979年元旦为和中国关系正常化预定日期。11底，美国提出首项建交声明草案，中国于12月初提出对案。
同年10月底，邓小平告诉一群访问北京的日本人，中国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等待10年，甚至可以等待100年。
美国专栏作家伊凡斯及诺瓦克二人于当年9月27日在北京访问。他们在结束对邓小平的两小时访问时，听到邓小平表示希望有一天能访问华盛顿。
邓小平和伍德科克谈判中，美国并未认真抗拒而迅即接受了中国所提建交三条件，只坚持两点：其一是，必须容许美国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但这一交易将维持在有限程度内；其二是，必须容许美国按照规定发出止约通知一年之后才废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邓小平于12月13日接见伍德科克，告诉他，中国准备按照美国前述条件和美国完成关系正常化。次日，伍德科克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获得中国明白表示同意美国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布热津斯基于12月15日早上在华盛顿约见柴泽民，双方同意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异议。在这项最后障碍克服后，卡特决定于华盛顿时间当天晚上九时宣布建交的消息。
卡特轻松地给了台湾致命一击
1978年12月15日，“台湾大使”沈剑虹正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进行访问。他正忙着拜会当地显要，并接受地方电视台访问，回到旅馆后发现房间里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打电话给大使馆陈先生，有急事”。当“大使”先生打回电话才知情况很坏了，昂格尔刚刚晋见蒋经国。是不是卡特要访问北京了？
沈剑虹打电话到一位参议员办公室，想询问一些内情。可参议员说，他知道得也不多，只知三大电视网都已准备好转播，卡特总统在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有重要事宣布，题目相信是有关中国的问题。
沈剑虹打电话给大使馆一位“公使”胡旭光，问他与国会人士接触时听到什么消息没有？他说，许多参议员、众议员，包括若干回到自己选区度圣诞假期的议员在内，都已被召回华盛顿，准备当天晚上在白宫会见卡特，但没有人确实知道卡特要宣布什么事情。胡旭光表示华盛顿谣言满天飞，多数对台湾不利。并且“大使馆”接到国务院的通知，让他去见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沈大使”开始与航空公司接洽，想买两张机票赶回华盛顿，他在凤凰城的最后几小时备受关注，新闻记者，包括驻华盛顿记者，不断打电话到他的房间，要他发表声明。沈剑虹焦躁得一概拒绝，他说，任何官方声明都应先由台北发表。此外，他也不知道卡特究竟要宣布什么事情，所以无法发表谈话。当天，一家本地电视台甚至派记者和摄影人员到他住的旅馆来守候，看他是否会改变主意发表谈话。
凤凰城时间下午六点过后不久，陈岱础打电话给沈剑虹说，他刚由克里斯托弗的办公室回来，看过了卡特准备在当晚发表的两份声明。情况糟糕透了。沈剑虹在房间打开了电视。
卡特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首先宣读美国与中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然后宣读美国对此问题的声明。
在这份同时于华盛顿和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双方重申在上海公报中协议的原则，并再次强调：
双方希望减低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双方均不应在亚太地区或任何其他地区寻求霸权，且双方均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种霸权的企图。
双方均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国进行谈判，也不准备与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知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双方相信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与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联合公报还宣布，美国与中国将在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设立大使馆。
卡特在声明中说，美国将通知台湾，华盛顿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则自1980年1月1日起终止。未来美国与台湾将在没有政府官方代表与外交关系的情形下，维持商务、文化与其他关系。在必要时，美国的法令规章都会予以调整，以便能在与中国建交后产生的新环境中维持这种非政府关系。
美国相信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繁荣的未来，对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继续表示关切，并预期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行和平解决。
美国在声明中最后表示，美国相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有助于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有重要安全与经济利益的亚洲，也有助于其安定，并有助于全世界的和平。
卡特在宣读这两份书面声明后，对于他的决定，作了以下的口头解释：
“昨天，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了这项最终的历史性协议。”
1979年1月1日，距现在还有两个多星期，我们两国政府就要完成外交关系正常化。
优秀的中国人民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已在世界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在未来数年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最近几十年我们关系疏远之前，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曾有悠久历史。我们已经开始重建过去这些关系中的许多关系。现在，我们迅速扩展中的关系需要一种架构，而只有全面外交关系能够达成。
今晚我所宣布的改变，对我国与中国人民都有很大的长期利益，而且我相信对全世界人民也有很大的长期利益。
关系正常化，以及此举带来的商务与文化关系加强，有助于我国利益，且能增进亚洲的安定。
我们与中国这些更积极的关系，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和我们的子女所生存的世界，能产生有利的影响。
我们已开始把我们打算采取的行动，详细通知我们的盟邦和其他国家，以及国会议员。但我今晚也想向台湾人民传达一个特别讯息，美国人民与在台湾的人民过去有过、密切的友好关系，未来还会继续有这种关系。
为加强和加速中国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我很高兴地宣布，邓副总理已接受我的邀请，将在一月底访问华盛顿。他的访问将使我们双方政府有机会彼此磋商世界问题，并开始合作，加强世界和平。
这些事情是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所展开，并在福特总统领导下继续进行的长期，认真谈判的最后结果。这些结果证明我国稳定、坚决及两党一致的努力建立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和平是全体国家的目标和责任。
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除了促进和平外别无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