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他要睡一会，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秘书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1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这个突然决定张玉凤一点都没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么安排。听毛泽东说要参加追悼会，她就赶紧地通知调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他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工作人员无所适从。
毛泽东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他的脾气他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毛泽东乘坐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尽管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关领导同志，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毛泽东的汽车到了八宝山时，连个出来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
毛泽东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他边走边对张玉凤说：“去问问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他们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引到大厅时，毛泽东这里已经围坐了许多领导同志了。有周恩来、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毛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泽东能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她对毛泽东有多少话要说呀，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毛泽东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泽东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逐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
追忆往事，毛泽东一一说了陈毅、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战功，同时也提到了邓小平，称赞他的才能。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心中暗喜，即嘱咐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开始后，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静静地听着。最后，毛泽东向由鲜红的党旗覆盖着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久久没有松开。张茜以及其他老同志一直把毛泽东送到汽车前。
送毛泽东上车的队伍中有一位医生，他发现老人上汽车时，腿明显无力，因为几次用力迈步都蹬不上汽车，在张玉凤的搀扶下他才上了汽车。事后这位医生说，他注意到这一年毛泽东身体的变化太大了。
这次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邓小平两次致函毛泽东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一封邓小平的长信，摆在毛泽东的书桌上。一看那老朋友的熟悉字迹，他有些激动。
也是被林彪的“一号令”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的王震，在1972年五一节前的一天，托人把毛毛（邓小平的女儿）叫到他在北太平庄的住地，十分热情的问毛毛：“爸爸好吗？”他在详细地了解了邓小平及全家的情况后，让毛毛回江西转告邓小平，毛泽东对他是有区别的，并说自己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王震没有食言，不久，他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地向中央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地起用邓小平。
8月3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沉思良久。他拿起笔来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周恩来看到这个批示，兴奋万分，邓小平被起用的时间屈指可数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起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毛泽东不论是打倒谁，重用谁，也都是先从造舆论开始。而且这种造舆论，他往往是先下点毛毛雨，让人们有点精神准备，等时机成熟了，再作出决定。
想到这些，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了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进行讨论。另外，他又采取了一个果断措施，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接着，他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指示将邓小平的老秘书王瑞林等工作人员调到邓小平身边，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日常生活，改善他的处境。
起用邓小平的消息被江青、康生和张春桥知道后，顿时引起一片惊慌。仅仅跟周恩来的较量，已经进行六年之久，尽管利用“二月逆流”迫使周恩来作了检查，打击了“三老四帅”，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的势力又迅速恢复了，现在再加上个邓小平，这不是如虎添翼了吗？但毛泽东的决心已下，他们无法扭转乾坤，只能等待时机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助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时未必提到邓小平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不同寻常的关注。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终于被叩开了。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2月20日，邓小平全家祖孙三代，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原信批示精神，也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起用的指示，主持了政治局会议，讨论起用邓小平的问题。
这次讨论，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一方，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为另一方，进行了一次较量。周恩来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批示这把尚方宝剑，迫使对方就范：立即起用邓小平，不能再拖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等，自然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同邓小平势同水火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文革派”，这一次犯难了。如果举手赞成起用邓小平，无疑是等于自己打了“白旗”投降；如果反对起用邓小平，这不仅是和周恩来等人对立起来，而且可以说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不正中周恩来的下怀吗？思量再三，没有别的好选择了，只能暂时妥协、让步、退却。
毛泽东这一决策，也是费了一二年时间的思考才作出的。林彪垮台，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曾公开接受林彪的吹捧，并亲定林彪为自己的接班人。而今，这位“接班人”居然逃之夭夭，死于非命，他的威信，当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惨痛的教训，使他多少有所悔悟，江青等人的拿手戏只会造反、破坏、捣乱、整人，并不是平定天下、治国安邦之才。而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全才，还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他们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深孚众望，极有威信。他反复考虑之后，才下了决心。
不管经过怎样的曲折过程，反正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终于做出了。这不仅对周恩来是个胜利，对全国人民，对全党，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行。
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正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入座。这时，邓小平出现了。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注视着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场面。他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有敏锐目光，迅速把这重要的镜头摄入大脑。14年后，他的《邓小平》一书问世（中文版由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书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邓小平）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健肩宽，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荣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是的，“这一边”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和“那一边”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们，此时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巴拉奇？代内什没有过深地猜测。也许，在这样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谁都不会失态地死死盯着对方估量――邓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没有去想今后可能遇到的新麻烦；即使他预感到复出以后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还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会胆怯和失措。他是“钢铁公司”。
在恢复组织生活五个月后，邓小平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以邓小平更重大的责任。
第三节 “组阁”风波起，“四人帮”争相印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平静地坐在座椅上，听着江青的发言。
周恩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这茶是苦的。
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旗帜。
对秦始皇，毛泽东评价很高。
当晚，正当江青开足马力，通宵达旦地来审查一二五大会上的录音带时，一件使她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毛泽东拿起电话，叫人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毛泽东生气了，他并没有给江青为所欲为的权力。
十大政治局内的“四人帮”
在中共十大后，王、张、江、姚结成一帮。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王洪文职务最高，论资历最浅，年纪最小，是这个“帮”的一个干将。
这个小圈子的形成，有现时的背景，也有历史的渊源。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艺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曾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大，只是当时条件不允许，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装扮一个贤妻角色。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兴起，江青就更加静不下来了，什么病都没有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权力。对此她还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她在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恬不知耻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女皇”的野心。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迹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名气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奉迎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李慧娘》等文章，因而得到了江青的宠信。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上了张春桥的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活动于江青鞍前马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以江青为核心的集团。
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闯将。调到中央中央工作后，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
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了全国上下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患绝症的周恩来喝下一口“苦茶”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他用极平静的心情迎接死亡的到来，他更加拼命地工作……
也许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几十年来无休止的工作，在这年复一年的动乱中所处的不能稍微舒展一下身躯的复杂险境，来自最高领导层内部的明枪暗箭和最高领导人并非恶意但又令人难以接受的批评，只能忍辱负重而无处可以宣泄自己的痛苦心情的精神上的重压……这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航船驶向彼岸而化为乌有，到那时他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他太需要休息了，他拖欠了自己生命太多太多的休息。但是，他又无限地热爱着、留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舍不得离开。更使他不能放心而去和忧心如焚的是，国家正一步步被拖向崩溃。他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动乱的国家。稍感宽慰的是：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并有意让邓将来接替他。他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简单。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
“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10次路线斗争，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党内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其性质来说是你死我活的。
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她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最能伤害周恩来。她知道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平静地坐在座椅上，听着江青的发言。
但是，周恩来内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