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自恃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贡献”，常常肆无忌惮。“文化大革命”初期自不必说，1974年“批林批孔”，就很是施展了一番。她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和全军写信、送材料、派联络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放火烧荒”，煽动打倒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随后便是以批判林彪、孔丘为名把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
江青兴奋了。归来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面威风！
“九一三”以后稍稍稳定的政治局势又开始混乱，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毛泽东生气了，他并没有给江青为所欲为的权力。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大乱大治，只有大乱，才能大治。这是毛泽东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八年，并未达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畅游长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健步登上天安门，向百万红卫兵挥臂致意，天摇地动。而今，步履蹒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乱了，要安定、团结。治国安邦，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不行，江青更不行。还是要靠周、邓。人大会议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开人大，要重新“组阁”。国家要走上正轨。
毛泽东的思路向着有利于周、邓的方向发展。双方力量的对比，当然随之向着不利于江青等人的方向发生变化。
四届人大是很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这一点，江青等人很清楚。这一局不能输。要进攻，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决不能让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周恩来告别西花厅
位于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在另一套房子里，1974年6月1日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周恩来。
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走出中南海西花厅。刚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两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这世纪小屋。
他的秘书悄声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
305医院。躺在手术床上包扎伤口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关心手术结果？还是要感谢为他竭尽心智做手术的专家……
医务人员把头俯下去，于是，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呐呐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刚出手术室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的李冰，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
“李冰。”周恩来的嘴唇翕动着。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并且飞快地眨动眼睛，防止泪水夺眶而出。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让壅塞的喉咙能顺畅一些透气。于是，压抑已久的泪水如决堤的小河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正像人们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次手术后，回到病房便又开始工作，让工作人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颖超来了，就由邓颖超为他念。周恩来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让别人看的就绝不扩散一点，对邓颖超也不例外。邓颖超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面帮他拆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就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然后坦然地笑了。
“组阁”风波
周恩来住院期间，江青一伙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们用的还是老办法：先制造舆论。《红旗》杂志1974年第10期发表了姚文元策划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6月5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历时近四个月。《红旗》编辑部贯彻姚文元的意图，说文章的主题应放在“研究儒法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义”上，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所以要“针对当前的主要问题来写”，要着重写“复辟反复辟”的“经验教训”。姚文元8月5日说：“索性改为儒法斗争对今天的意义”。文章借研究秦汉儒法斗争历史经验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说：“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执行法家路线。”又说：秦始皇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而“清君侧”的策略就是通过“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改变法家路线。文章进而点明本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打击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他们的用意，跃然纸上：一为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是钻进党内的赵高、刘濞；一为标榜他们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法家领导集团”，要让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这以后，上海市和两校等写作班子发表的多篇文章，为所谓“中央法家领导集团”鼓吹。这些文章，既是给老百姓看的，更是给毛泽东看的。他们向毛泽东进言：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心中有数，知道江青“积怨甚多”，对此并不理睬。
1974年10月1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归来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风庆”轮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奉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李、顾给以描绘，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利用一些有利条件，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这既有利于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也可以尽快地改变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的。他们还在船员中议论了“样板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据此写了一封1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在信的批语中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张春桥、姚文元也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两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顾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作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还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仅如此，江青一伙还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来因病住院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预谋地对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挑衅。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10月17日晚，“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崇洋媚外”问题，要邓小平立即表态，对邓小平突然袭击。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严正地回击江青：我要调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闹。邓小平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拥而上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蔑视他们，离开了会场。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江青提出所谓“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江青等人胡搅蛮缠，会议无法继续进行。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种似乎是决战前夕的紧张严峻的气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地点在钓鱼台17号楼。
四人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由王洪文尽快赶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专机在长沙机场降落。当晚，毛泽东接见了他。
在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王洪文继续说：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泽东仍然默不作声。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王洪文的这句话是点睛之笔。如果毛泽东对他的报告重视并给予支持，把事件与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钓鱼台10号楼。
江青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是江青把她俩叫来的。
王、唐二人看起来像姐妹俩，衣着打扮、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她俩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一个是外交部官员唐明照的女儿。她们的职务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不仅为毛泽东接见外宾担任翻译，而且是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领导人有时半年几个月都难得见上毛一面，只是在他召集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接见的其他人一起见一见。毛泽东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唐二人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毛泽东不仅从这两个年轻人那里获得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也要经过这两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部门传达。
江青今天把这二位请来，是想请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邓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讲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会见外宾，有个重要情况请你们在陪同外宾去的时候，向主席报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的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这件事我讲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桥、文元一起来，再进一步向你们介绍情况。”江青说。
她还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泽东报告这件事。
当天晚上，当王海容、唐闻生按照江青的安排来到钓鱼台17号楼的时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这里等她们了。
江青首先让张春桥“介绍当前国内形势”。
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说。
对问题性质的看法，张春桥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去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她两人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
“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小平忍了他们很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事端已经使斗争进一步明朗化，争论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问题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如何解决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最后，周恩来对王、唐二人说：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几人的不满。王、唐二人是陪同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到达长沙的。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做了如下指示：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的挫折。
一架有中国军用飞机标志的喷气客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呼啸着腾空而起，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邓小平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谈话在极为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泽东以一种满意和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说。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双方的对阵。
“好！”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说。
“这个好。”毛泽东很高兴。
邓小平又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向毛泽东表示：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责任确实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说。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满足自己的仅政治局委员这个职务。她想插手国务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过问。她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提出：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八天以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采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招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希望毛泽东给她工作，即给她可以发号施令的实权。毛泽东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她的这种要求。
“组阁”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进入数九寒天，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上空呼啸着。叶剑英得知周恩来要去长沙的消息后既喜又忧。喜的是，有周恩来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击败江青“组阁”的阴谋胜利在望。忧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据医生告诉他：“总理身体状况很不好，要乘飞机去长沙，怕……”医生话没有说完，叶剑英便果断说道：“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周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与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洪文，毛泽东让他和周恩来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