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委婉地选择恰当的词语继续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了的或固定了的。因为寻求真理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这在青年时代应该是允许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尝试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懂得年轻人的这种心理。别国的青年来访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形式，如留长发等等。我看到英国和日本的青年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他们和你们不一定是同一个派。”
科恩眨眨眼睛说：“这种表现形式是多日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还没有多少人熟悉它。”
周恩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刻地说：“按照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看，最后总要认识出一个普遍真理，这和自然现象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要求，这是好事。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最终总是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样才能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
科恩连连点头称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也静静地听着。
周恩来站起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发展中得到，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这是一个规律。”
周恩来的话，被电波传到了美国。科恩的母亲时常为儿子当嬉皮士而忧心忡忡，当她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总理对她儿子的谆谆教诲，她被深深地感动了，她想从美国直接寄一束红玫瑰给周恩来，但由于中美处在相互隔绝的情况而不能实现，最后她通过国际鲜花组织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寄到了北京，作为一位美国母亲感谢中国总理对她儿子讲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
与此同时，尼克松一家人也关注着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她的女儿特里西娅准备6月份结婚，就对尼克松说：“爸爸，我们蜜月去哪儿旅行呢？”
尼克松仰靠在沙发上，思索了一下说：“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我希望在你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一点而不是迟一点，能够到中国去，看看那里伟大的城市，伟大的人民以及那里的一切。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某个时候也这样做。”
当周恩来与科恩在人民大会堂交谈的时候，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美国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大幅度解除已存在20多年的对华贸易禁令，放宽对华货币和航运的管制。
一只小小的只有2.5克重的乒乓球，带动了整个世界这只“大球”，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杰作”，引起了国际形势的连锁反应，中国的外交也由此充满了活力，开始占据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有利位置。
第二节 “波罗”神降天安门，周恩来折服基辛格
喜不自禁的基辛格此时已平静下来。
尼克松拿出两个玻璃杯，倒了半杯白兰地。
基辛格借用几百年前曾到中国探险的马可？波罗的名字，给自己这次充满神秘，惊险和重大意义的中国之行取名为“波罗”行动。
基辛格大骂“混蛋”，在电话里假装训斥道：“你再作调查，巴基斯坦总统都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
周恩来的轻松言谈和惊人智慧征服了美国人。
为使“波罗”计划天衣无缝，苏尔坦陪基辛格一行绕了一个圈子。
二战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信件
1971年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在访华取得成功后离开了中国。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利用民间外交来促进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4月21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邀请。
4月27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打电话给基辛格的秘书哈尔？桑德斯，表示要和基辛格紧急会谈五分钟。桑德斯说基辛格明天将去休假，现在没有时间，但希拉利坚持说这个信息不能等，必须立即见到基辛格。六点十二分，基辛格接见了希拉利。出乎基辛格意料的是，希拉利交给他的两页手写的备忘录竟是周恩来对尼克松1970年12月16日发出的信息的答复。这封书法很漂亮没有签名的信的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1971年1月5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周恩来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做出适当安排。1971年4月21日”。
等呆了不到二十分钟的希拉利一走，基辛格立即在林肯厅找到了尼克松，把信念给他听。不到一个小时，尼克松就把基辛格叫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和他讨论派谁到中国去。
喜不自禁的基辛格此时已平静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后说：“我看戴维？布鲁斯当这个使节最理想。”
尼克松也认为布鲁斯比较恰当，但基辛格接着又说：“布鲁斯现在是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中国人可能会认为选他当团长是明摆着的阴谋。”
听了这话，尼克松若有所思地说：“我可不希望在这个搭桥阶段出纰漏。”
之后他们又讨论了一长串其他人选。其中包括乔治？布什、埃利奥特？理查逊，还反复考虑让艾尔？黑格陪纳尔逊？洛克菲勒去，但这些人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对尼克松的思想了解得不够细致，就是由于他们可能过于引人注目，以致影响了人们对尼克松自己出访的注意。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又和霍尔德曼、基辛格一起讨论使节人选问题，但仍是没有结果。过了一些时候，尼克松把基辛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已决定派你去当使节，你立即开始做准备工作吧。”
听了这话，基辛格感到十分惊讶。但又感到如释重负，他为设计此行忙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善始善终地去办这件事情了。
为了让中国人放心，基辛格于4月28日召见了希拉利，给了他一个临时答复，告诉他正式答复将在5月10日前做出，并且建议叶海亚把这样一个意见作为他个人的意见向周恩来转达：即在官方的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前，务必只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交换意见。
就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却传来了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如晴天霹雳的消息。4月2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说，美国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4月29日，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的罗杰斯，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为了消除混乱，发出一个使中国放心的信息，4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在对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他又用和解的语气说：“我希望，实际上我期望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我不知道以什么身份。但是这表明我从长远来说所抱的希望。我希望我能够对制订一个使我们能够同大陆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政策做出贡献。”
基辛格则继续着手计划到中国去访问的工作。在他到棕榈泉休假时则带了一大包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艺术的书去。为了作技术上的安排，5月3日他又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发了个信息：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感到迷惑不解但为人忠诚可靠的法兰乘飞机到洛杉矶，他对他的上级说为了办点“私事”，5月7日他在棕榈泉的一所私人住宅里和基辛格密谈了3个小时，他们就基辛格出访的路线、与中国人会晤的地点、秘密渠道的建立、如何避开新闻记者、到达巴基斯坦以及在中国停留的时间等进行了讨论。
5月10日中午，基辛格将一封尼克松批准但没有任何签字的信交给了希拉利，请他立即转交周恩来：
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叶海亚？汗总统转来的1971年4月21日信件。尼克松总统同意，为了解决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隔开的问题，有必要举行直接高级谈判。因为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请他出访北京以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建议。在这样一种会谈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基辛格博士将被授权讨论使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成为最有益之举的环境条件、这样一次会谈的议程、进行这种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如果认为，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克松总统到达之间这段时间公开派一特使到北京是可取的，基辛格博士被授权做此安排。预期，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在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秘密会谈后不久即可宣布。基辛格博士准备在6月15日以后来。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面对中美关系的急剧发展，中国于1971年5月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制订出关于中美会谈的八项原则和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毛泽东也批准了中国政府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尼克松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答复。
而此时，华盛顿的基辛格却显得心神不安。一个刚从加拿大渥太华回来的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老同事很激动的打电话给他说，那里的新建立的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抱怨说，尼克松曾被邀请去访问中国，但他不愿意去。基辛格正在考虑如何来说服这位教授时，5月31日，希拉利给他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但又很含蓄的信息：由北京发出的一个很长的信正由一名巴基斯坦的信使传送过来。正在他们焦急地等待那个信使的时候，急于开始在联合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争取选票的美国国务院，力促尼克松对它修改过的两个中国的方案做出决定。6月1日，尼克松直截了当的不是偶然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7月15日前他不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做出决定。6月2日晚上8点10分，希拉利带着周恩来的答复信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办公室，将信交给了心急如焚的基辛格：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者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预计会谈连同航空来往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无线电机，可于抵达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的行动难以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来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密。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开，当由双方商定。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汗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读完信，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赶紧从他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此时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让随从武官请尼克松务必尽快出来，几分钟后，他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刚出来的尼克松。兴高采烈的尼克松把基辛格领到林肯厅，他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拿出两个玻璃杯，倒了半杯白兰地，举杯对基辛格说：
“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6月4日，基辛格把回信交给了希拉利，信中说：“由于时间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为他的旅行找个合适的借口，他现在发现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以前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基辛格博士于7月9日到达中国，于7月11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
6月1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龙？齐格勒宣布：种类繁多的非战略物资从此以后可以向中国出口；20年来第一次许可中国商品向美国出口。他还说在对华关系上，美国“以后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美国的安排。
6月28日，《纽约时报》登出了把基辛格列为将来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的可能人选的马路新闻。6月30日，白宫新闻秘书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他将到巴黎去和戴维？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基辛格博士到巴黎去的途中，他将在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官员们会谈。”
7月1日晚上8点，基辛格一行终于乘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装满电子设备、拥挤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指挥飞机，去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唐龙彬在巴基斯坦忐忑不安
以恰当的方式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下开始秘密、稳妥地进行，成立了由叶剑英元帅、姬鹏飞代外长和黄华大使负责的领导班子。1971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通知在礼宾司国宾接待处任副处长的唐龙彬立即到外交部，他单独对唐龙彬说：“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秘密来访，你要参加接待。明天就去钓鱼台国宾馆集中。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由于当时正是“文革”中，且中美近20年没有正式接触，虽然唐龙彬已参加外交工作近20年，且在驻外使馆也工作过多年，也随中央领导访问过许多国家，但还是一听到美国这两个字，心情就紧张得一夜难以入眠，心中不停地猜想那个美国高级官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领导商定，由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翻译唐闻生和唐龙彬四人专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基辛格一行来北京，章文晋和唐闻生主要负责会谈事务，王海容和唐龙彬负责日常生活和活动安排。7月3日，周恩来派中国专机将担任为基辛格专机领航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报务员王今亮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在查克拉拉空军机场，在基地司令的陪同下，未做任何检查，三人就乘坐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汽车直接到了中国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在中国大使馆同巴方飞行员周密地研究了航行计划。7月7日，一架涂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试飞北京，在中方人员的领航下安全飞抵北京南苑军用机场，这架叶海亚总统的专机是特地来接章文晋等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