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
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5月29日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历史地看，当时不提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邓小平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说：中央今年9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领先，近两个月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歉产的状况，歉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这些企业的有关领导要认真检查：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击？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要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要企业，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6月份歉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长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指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大学生上学还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全国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批评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货色。并指出：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到会讲了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了两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主题，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即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
早在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要争取时间，抓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讲话分析了军队的状况，切中时弊地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的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
7月15日，叶剑英就国际形势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总结讲话。
7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二是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会议的召开，对于消除林彪集团在部队的影响，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次会议，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次会议的重大作用。杨成武说：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在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写马列主义的书。
这个“理论”确实很难懂，比如：八级工资制与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有什么联系？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一个月后，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两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威为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做了注释。当然，张春桥、姚文元懂得“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面阐述。不过，理论毕竟是理论，张、姚这些人其实对观念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更注重现实，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林彪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容易还是不容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不关心了。林彪早已死了。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利用这个“理论问题”，组织一次对周恩来的新的进攻。虽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但他们并不想给他哪怕是一点点的安宁。于是，他们借机提出“反经验主义”，煞有介事地告诫人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曾经所指哪些人。
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
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一种表现。”批评得好厉害！
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毛泽东与周恩来握手。
“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大家想念主席。”周恩来说。
“怎么样？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了。”周恩来回答。
然后，毛泽东依次与各位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握手。
“老帅呀。”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
“小平呀。”与邓小平握手。
“你要挂帅呀。”这是对陈锡联说的。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纪登奎对毛泽东说。
“吴德有德呀。”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毛泽东与陈永贵握手时说。
接着是吴桂贤：“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我不认识你啊。”毛泽东握着吴桂贤的手说。
“我六四年见过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我不知道。”毛泽东没有印象。
“延安儿女问候你。”吴桂贤说。“你是延安人哪？”毛泽东问。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最近到延安去看了。”周恩来在一旁解释。
毛泽东与苏振华握手，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害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毛泽东伸出了小手指。
“现在大了点，现在这么大。”苏振华伸出无名指说。
“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毛泽东与谢静宜握手时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谢静宜对毛泽东说。
“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泽东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大家坐下来，会议开始，主要是毛泽东谈话。
毛泽东讲话风趣幽默，这是他的风格。他的话题仍然很广，但他这次十分强调“三要三不要”。他从林彪事件中总结出这三句话，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接着讲到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
“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毛泽东顺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念道：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对“四人帮”的反击
毛泽东4月23日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求报告》所作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对反经验主义问题做了结论。周恩来考虑，应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批示向毛泽东做一报告。在报告毛泽东之前，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
周恩来提起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时间是5月21日。这封信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毛泽东指示后，周恩来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晚。王洪文传达毛泽东指示，说《红旗》第5期发了文章，毛泽东4月23日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这个批示的精神）。于是，周恩来等人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
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要一段时间。“此事，请中央政治局同志讨论后报主席。”周信的这段内容主题很明显：要把毛泽东4月23日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传达下去。因毛泽东说既然《红旗》已写了文章，批示就不传达了。周恩来就考虑发个中央文件，否则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就很难消除。要搞文件，自然是张春桥管的事。但张又说需要时间，这实质是想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
周信的第二段，先是说明了一下，《红旗》第5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对此做了说明之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的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泽东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泽东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周恩来已请王洪文向政治局会议将这些情况说明。
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这段内容，是为了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这封信的台头是：
洪文同志阅后请转政治局同志和参加会议同志审阅。
信先到了王洪文那里。5月22日王批道：
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
张春桥5月22日在这封信上批：
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