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中全会弃左倾，拨乱反正明航向
华国锋就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这一位置充分显示他继毛泽东之后成了中共头号人物。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红旗》保持了沉默。
汪东兴脸色铁青地走进会议室，连开场白也没有，就开始了训斥。
陈云本来只是用平静的语气在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打算作更多的发言。
邓小平等走上前台，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结束了。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
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
政治报告与闭幕词的潜在分歧
华国锋政治报告走不出“左”的框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到会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共有三项议程：
（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为此，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八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华国锋就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这一位置充分显示他继毛泽东之后成了中共头号人物。本来，时代把开拓未来的契机给了华国锋。他英明的话，也许就能出现一个华国锋时代了。但毛泽东巨人的影子罩住了他，他只能成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过后，叶剑英派人通知了邓小平，派儿子叶选平去看胡耀邦。胡耀邦说：
“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此可见，全党、全国人民渴望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尽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复出，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没答应。
北京，闹市中一个僻静的寓所里，邓小平正坐在薄薄的烟雾中，思索那两封写给党中央和华国锋的信。
第一封信，华国锋反映冷淡。
邓小平第二封信送出后，情况就不像开始那么简单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元老都希望小平出来工作。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
华国锋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正逐渐向他逼来，要逼着他让邓小平复出，逼着他否定“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看到了全国问题成堆，但他认为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都是“四人帮”造成的。于是，他的思想坚定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才是继承毛泽东遗志。
在10月下旬的一次听取汇报会上，华国锋指示汪东兴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派人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帅，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可是，等到3月14日，华国锋却大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华国锋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会上，华国锋向与会者印发了一个所谓的“李冬民反革命案件”材料。他利用这个材料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参加会议的老同志都看出来这是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制造障碍。有人站出来冲破华国锋的障碍了。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五朝元老”，他了解并肩战斗过的邓小平，大是大非上不能妥协。他忿忿不平地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老将军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强大的压力下，华国锋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然，他这个“时机”是有条件的。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经过长达九个月的等待，邓小平终于复出了。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华国锋的历史包袱并没有完全卸下，他继续推行“左”的路线。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依然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肯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观点，因而导致了这次大会未能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在闭幕词上公开抵制“两个凡是”
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上致闭幕词。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是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在十一大上初显端倪。
1976年底的一天，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汇报后叮嘱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明白了华国锋的用意，点头答应。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这位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因捉拿“四人帮”有功，华国锋分配他分管全国宣传工作。
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很不客气地批评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
讲话中，他还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搞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样板戏”。他的理由是：这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12天后，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关。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毫不隐讳地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他和华国锋是一个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两个凡是”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
在这个阴沉的年底，人们刚度过“十月胜利”之后的狂欢心情又被紧紧收缩了。
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全国人民深切缅怀周总理的情怀，非但没被时间冲淡，反而日益加深。
江东兴请示华国锋：“现在人民日报社提出周总理的周年祭日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要准备发表，你看怎么办？”
华国锋果断地说：“悼念周总理要符合悼词的口径，那是毛主席圈阅过的，不能改。”汪东兴领命而去。他指示人民日报社，不要发那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发四五篇就够。还规定，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经过毛泽东审查过。
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接到电话后气愤地说：“‘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总理，‘四人帮’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总理？不管他！发，发个够……”
于是，《人民日报》连续地发表了悼念周总理的文章。1月8日这天，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周总理。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几天后，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过了几天，李鑫送来了华国锋要看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按照汪东兴的意见，集中强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汪东兴看后很满意，报经华国锋批准，批示2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该文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至此，“两个凡是”正式出台。
就在同一天，首都的其他报刊《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也用同样的规格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
“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焦虑和不安，纷纷起来批评和抵制。
谙熟政治风云变幻，果敢雄才的邓小平看出“两个凡是”是打毛泽东牌子，从而达到推行“左”的一套的目的。他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当年4月，邓小平在未恢复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老将军王震来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又是一通批评。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从王震的眼神里已明显表露出完全赞许。邓小平接着说：“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说，他自己也犯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段话华国锋也听到详详细细的汇报。派去同邓小平谈话的人正是汪东兴和李鑫。
华国锋认真地听着，坐在沙发上好半天没有动。他无法反驳，只好默默承受。他也觉得，“两个凡是”的防线快要崩溃了。用“两个凡是”的观点来解释不批邓就首先解释不通，而为邓小平平反却是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的，自己首先就没有遵守“两个凡是”的要求。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提出的必须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去获得正确的思想，越来越得到思想理论界的支持。
1977年7月，邓小平的复出并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
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正确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理论界也不再沉默了，他们站出来提醒人们：什么是真理？是实事求是，还是“两个凡是”？
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率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是《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首都理论工作者张德成的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1000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发表后的1个月内，就陆续有20多封读者来信、来稿寄到报社编辑部，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显而易见，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已触及人们的心灵，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大解放的论战正在酝酿。
在这场大讨论中，最直接向“凡是派”冲击的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
邓小平再次复出，重新执掌大权前后，有两个著名人物也先后得到重用，这就是胡耀邦和胡乔木。胡耀邦接替郭玉锋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二胡”与邓小平关系都非同一般，“文化大革命”中都曾被划为邓小平路线的追随者。尤其是胡耀邦，从当年的“红小鬼”、团中央的领导人，革命几十年，早已与邓小平结下革命友谊。所以，“文革”中江青的手下曾贴出大字报，称：“邓小平、胡耀邦除了工作上打得火热外，在私生活上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胡耀邦复出后，在舆论上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
1975年8月，胡耀邦受命主管中国科学院时，就十分重视理论研究了。1977年复出初，已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其时，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批评判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他当中央组织部长后，更是举贤用能，当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就是其中之一。
杨西光是中国理论界的一支笔，对理论问题颇有研究。“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排位仅次于张春桥。但在“文革”中，他的命运无法与张春桥同日而语，差一点没被整死。
1978年以后，杨西光复出，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恰好《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空缺，胡耀邦考虑再三，调杨西光赴京任职。
杨西光到任不久，《光明日报》就发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的中国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1978年4月的一天，杨西光照例伏在办公桌上看大样，《光明日报》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由理论部送到他的手中，上面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特别醒目，按工作程序，必须由他审定签字后才能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