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强烈呼吁：“所谓‘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当肯定这次运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纷纷站出来支持。
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388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其后，中共浙江省委、江苏省委、河南省委也作出决定，郑重宣布为同类事件平反。
舆论界更为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热情宣传。11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事件真相――反“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也分别发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永放光芒》等评论员文章。
强大压力一次次冲向华国锋。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他被迫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检讨。他说：“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同时，汪东兴也作了不太认真的检讨和说明。
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首先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从历史到现实，历数思想僵化、死守教条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他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的讲话归结到最终，还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决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同志的讲话，为五天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
陈云重提六个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按照华国锋的设想，会议主要议题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当然，经过邓小平、陈云老同志的极力争取，华国锋同意了首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
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的思想开始冲破华国锋事先定下的框框了。11月12日，在东北组，陈云一马当先。
陈云本来只是用平静的语气在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不打算作更多的发言。但听到华国锋在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和稀泥”时，说得严重一点就是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重视这些问题，回避解决时，陈云忍不住了，在发言中提醒中央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列举了六个问题：
一、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不能成立，他们出反省院是经中央和党组织决定的，不是叛徒；二、“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涉及到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也不是叛徒，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三、陶铸、王鹤寿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叛徒，应复查作出新的结论；
四、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中央应肯定天安门事件；
六、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央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列举的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敏感的，备受关注的。而且，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各组发言活跃起来了。讨论中，大家又一次提起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等被颠倒的大是大非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代表们的意见，11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
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1975年下发的23、24、26、27号文件，1976年下发的2、3、4、5、6、8、10、11号文件；
三、“二月逆流”问题，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和朱德；
四、薄一波等61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五、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予以否定；
六、把陶铸定为叛徒是错误的，给予平反；
七、定杨尚昆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
八、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中组部抓紧审理。
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结束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主持这次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全会号召，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讨论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这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明确指出了党的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这就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
为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全会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提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讨论试行。
全会讨论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并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着重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在这次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九人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对人事进行了调整。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检、政法等部门；邓颖超主管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组部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调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为中办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任命陈国栋为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兼供销总社社长；任命刘澜涛为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保留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第一书记，胡耀邦为第二书记，邓颖超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在领导工作中这些意义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华国锋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造成的两年徘徊局面，从而使中国开始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至此，邓小平等走上前台，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结束了。
新生的土地
凤阳县农民奏响农村改革的序曲
三中全会接受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改革，逐步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邓小平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华国锋和主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整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1978年至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至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拨儿轰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怀念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极好，一度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后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农民们记忆犹新。
这次，幸好县委书记开明，他体察民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成。但要求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结果试验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都减产，惟有马湖公社十个试点队未减产，而且有两个队增产。消息不胫而走，事关重大，立即召来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组。福兮祸兮，几经争论，调查组还是给予了肯定。
无独有偶，大约与此同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干部匆匆向县委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
县委书记听完汇报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他们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让他们搞到秋后再说吧！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秋后小岗的生产竟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总产量为上年的四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包产到户头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农民收入每个平均达311元。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也启迪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在此之前，安徽省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独具慧眼的邓小平，虽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看到这份遭争议的文件后拍案叫好，立即毫不迟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特地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订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进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说法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就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