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长期贫因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了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从1955年至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新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的大争论做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不富，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当地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领导人中仍有市场，有一个省的领导竟在干部会上公开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不希望你们进去，但你们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仍借口维护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精神，继续或明或暗地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到农业部党组会上指名道姓地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这番讲话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之深之大，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可以大搞；反对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赞成者说，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耗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发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认为有必要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近万字，共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热烈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做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样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由此，农村改革骏马就在我国神州大地疾速奔驰了。
五个“1号”文件成为农村行动指南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工作干部的士气，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问题成为中央1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为各行各业中令人尊重的产业，农村干部和农民都引以自豪，长期潜存的积极性迸发了，形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底，全国农村喜气洋洋：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1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了。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文件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市区书记在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通过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三年印发了三个专讲农村问题的1号文件，深得人心。三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碍，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至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1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五个中央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常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是奇迹，确切地讲，这个奇迹就是在学习贯彻五个1号文件期间发生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国庆节那天，当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时，北京市农民的游行队伍，抬着“中央1号文件好”七个红色大字的巨型标语牌，由东向西，昂首阔步，走向检阅台，顿时广场上掌声、笑声经久不息，人们齐声欢呼：中央1号文件好！
到1991年，中国95%的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中国的经济始终建设于稳定的有活力的农业基础之上。
平反冤假错案
《人民日报》在晴空中鸣响霹雳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中央党校校门。
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还被“左”的思想统治着，在一系列党内会议上，华国锋从不提解放思想，也不提为被迫害、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许多还处在“冰雪严寒”之中的同志有的开始失望了。
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唤醒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
6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杨逢春是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文字功底好，理论水平也较高。胡耀邦见到他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杨逢春说：“怕倒不怕，不知究竟写什么？”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告诉他。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杨逢春歉然道。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胡耀邦解释说。
杨逢春爽然答道：“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外，胡耀邦还找来了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还有人民日报社的几位编辑、记者。胡耀邦为他们理了思路。
他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陷害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好这个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是著名的“红小鬼”，对革命战争中的优良传统总是念念不忘，所以，讲着讲着，他的话题就讲到延安时期。他非常激动地给大家讲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如何好，政治生活非常正常，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家常便饭，党员见到党组织就是到“家”了……
他又把话题收到当前。他说：“从1957年开始20多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所以，必须要及时拨乱反正。现在真正要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批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机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基本构建出了文章的框架。接着，他对杨逢春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文章可以写多长？”杨逢春问。
胡耀邦不假思索地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叶杨和陈中问：“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胡耀邦回答。
几个同志与胡耀邦谈了几次后，发现他对纠正混乱的干部路线的心情如此迫切，他们的紧迫感也增强了，不到一星期，初稿就拿出来了。然后，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一共修改了17稿才满意。
胡耀邦尽管心情十分迫切，可是发稿的时间尚不成熟。所以，他决定先放一放，相机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邓小平历来坚决反“左”，他一针见血地批评“两个凡是”。胡耀邦觉得这是批判“左”的东西的最好时机，认为应该让华国锋、汪东兴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点，抛弃原来的左的僵化的态度，化解与全国人民、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隔膜。
1977年10月7日，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胡耀邦让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登。
文章有血有肉，材料翔实，论理深刻，文词动人。文章的核心是论述必须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主要是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文章指出：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是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搞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制造谬论，传播流毒，对革命干部造谣、诬蔑、打击、陷害，给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是，尽管现状如此，今天有些同志，特别是党内的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一部分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力度不够，致使一部分有工作能力、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没有解决工作问题，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使少数混入干部队伍的坏人安然无恙。这一切都表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一项严峻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心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