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修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目前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
李先念指出：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当前在国民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其他工业、积累和消费、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同需要就业的人口等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改变过来。再加上企业整顿工作还没有完全搞好，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中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由于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来，经济恢复进展较快，再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又都有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工作搞急了。因此，我们必须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今后一段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李先念说：“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讲话中具体提出了12条原则和措施，主要包括：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在重工业内部突出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材工业；调整工业企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引进要循序渐进，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计划要不留缺口，等等。”
会议对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进行了认真讨论，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等相关文件。
这个新的“八字方针”有什么特点呢？“同1961年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比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八字方针，具有更加积极、进取、主动等新的特点。说它积极，是指这次调整不是全面退却，而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说它进取，是指调整的同时，又提出了改革的任务；说它主动，是指这次调整不是被迫的应付困难局面，而是主动地发现困难，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并通过改革，探索一条能够有效地克服困难，健康发展的经济建设道路。”
新的“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已经开始摆脱了“左”的束缚，指导思想已经端正，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已经开始。
三、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
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其中农村人口占比重极大，解决农村的问题一直也是中央决策者多年重点考虑的事情，农业也一直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由于过去的20多年来，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由于政策不对头，生产力长期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压抑，有人称农业是得不到提高，农业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压抑，有人称农业是“光屁股坐花轿”，农民仍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自然状态，由于商品经济缺乏，市场交换极度萎缩，中国广大农村一直处于“富饶的国土下的长期贫困”的境地。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3亿，非农业人口增加4000万，耕地面积却因基建等因素减少了。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月收入只有6.8元，全年70元。其中，有一部分生产队社员收入每月在4元以下，全年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到1979年底，全国还有上亿的农民终年不得温饱，某些革命老区和生态环境较差的落后地区，农村的贫困落后竟不亚于解放前。
这一切，对于靠农民革命运动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深深忧虑，不能不引起他们对20年来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人最不愿意背上忘了农民这种骂名，从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认为，当前农村的当务之急是停止那些已经行不通的“左”的政策。恢复过去某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
经济调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最初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份重要文件，对20多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没能像有许多人盼望的那样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没对“左”的政策做出纠正。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只是“小打小闹”，没有体现那种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因此，在讨论这两个文件时，许多代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对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重新进行认识，实事求是地制定各项农业政策。这种对文件主基调的大调整和大修改，在党的各种会议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显然各地代表变得比以前敢提问题，敢讲话了。只是根据华国锋、陈永贵等领导人的意见再闭门造车是不成了。全会接受了多数代表的正确意见，对以上两个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重新改写，并同意下发各地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真分析了我国农业的现状，重申了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1979年1月11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将修改后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给各地方农村社队讨论试行，要求各地于10月底以前将修改意见报中央。
这两个文件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现状同四个现代化需要之间存在着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认真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切实维护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其中《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
“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
文件还规定了25项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应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资金和物资；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得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允许搞所谓“穷过渡”；今后三五年逐步提高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因地制宜地搞好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努力办好国营农场，目前仍亏损的农场，要限期扭亏为盈；迅速增加化肥、农药等农用产品的生产；发展社队企业，国家对社队企业分不同情况，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搞好城乡物资交流；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等等。
这两份农业文件试行以后，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称此为“抢救农业的文件”，“富国富民的文件”，“多年来最好的文件”。各级干部尤其在基层负责农村工作的干部对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几项政策，反响强烈，大力称赞。经过半年多的试行和讨论，中共中央对文件又作了必要的修改，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文件。
根据中共中央建议，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作出规定：从3月份起，陆续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按此规定1979年全国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总指数，平均提高22.1%。其中：粮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20%的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平均提高15%；油料平均提高25%，超购加价50%；生猪平均提高26%；18种主要农副产品平均提高收购价格24.8%，也就是原来卖100元的农产品，现在可以卖到124.8元。这个提价幅度是相当大的，国家当时能作出这样一个决定，还是有相当的胆量和气魄的。这个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踊跃交售的积极性。1979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比上年增长26.2%，扣除提价因素，则增长5%；粮食征购比上年增加59.3亿斤；食用植物油收购增加5亿斤；肥猪收购增加2000多万头；棉花收购量增加22万担。由于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当年增加收入108亿元。
农业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79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6%；粮食增长547亿斤；农业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9.4元，达83.4元；社员个人家庭副业收入也有较多增加。
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的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在20%的基础上再加价50%，其他农副产品相应提价。总体提价幅度是24.8%，也就是原来卖100元的产品，现在能卖124.8元。这个提价幅度是相当巨大的，我们在当时能作出这样一个决定，那是相当有胆量的。在农产品提价的同时，要求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日用工业品的价格，降低10%-15%。但是执行的结果，农产品提价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工业品降价却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工业品的价格不但没降，反而跟着涨了上去，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那么现在就出了问题，改革是为了给农民物质利益，农产品提价对农民有好处，工业品涨价就使农民失去好处。改革是否成功就看哪个涨价幅度大，执行的结果是农产品涨价幅度超过工业品涨价幅度，农民在价格改革当中得到了实惠。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从1979年到1985年期间，农民通过农产品涨价得到的好处是2400亿；农民通过工业品涨价失去的好处是1200亿，因而，农民实际得到的好处是1200亿，每个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46元。在当时改革刚刚起步，相当多的地区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仅从价格改革这一项就得到好处146元，那就非常了不起。这是改革的第一项内容。
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为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创造了有利条件。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并把此项方针，作为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战役来对待。
1979年9月18日，陈云针对1980年计划安排中的问题，在国务院财政经委员汇报会上再次谈了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他指出：
“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
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我主张明年就必须去掉基建投资中的赤字，使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脚踏实地。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同年10月，李先念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强调：明后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大中型基建项目该减则减，不要再犹豫。
针对22个引进的大项目，国务院反复慎重考虑，力求妥善处理。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召开四次全会讨论宝钢建设问题。为服务调整要求，会议的决定，整个建设工程继续进行，但分两期安排。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投资冲动症，基建投资上马了，毕竟难以压下去，调整是困难重重的，加之当时党内对调整的重要性认识也不一致。所以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仍没有退下来，22个大型引进项目该停的没停，而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反而又增加了。这样，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就超过了财政收入。以致1979、1980两年分别出现了170亿和127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在当时上百亿的赤字的确是个不小的压力。这种状况直接导致货币量发行过大，而货币量发行过多又必然造成物价上涨超常规的问题。这说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调整是步履艰难的。
《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作者在评述这一问题时分析了国情状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几乎已成为一种左倾顽症，几次大的折腾，无不是因急于求成造成的。穷困落后了100多年的中华民族太需要强盛了，人们理所当然地渴望她尽快地发展，调整前进度，甚至在几经挫折饱受创伤后，仍不愿使前进的步伐慢下来。在这种顽强的心理下，人们很容易忽视我国长期极弱的落后起点，忽视我国面临的各种困难，而过分看重主观的愿望，一时的热情，从而产生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这也说明，急于求成的思想不会轻易得到纠正。要克服它，必须花费极大的精力，下最大的决心。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认清我国国情，克服左倾顽症，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也就无法顺利贯彻。”
这个分析和评述没有就现象讲问题，也没有苛求哪个人，而是站得更高，这是极有见地的。
中央决策层下决心作进一步大的调整
1980年底，鉴于调整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国民经济中的潜在危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为扭转这一问题，相继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统一各级领导对调整方针的认识，并把这一认识进一步引向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求尽早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并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11月15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两会开始时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不采取措施，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二是基本建设大大地超出国家承受的可能。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如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人民生活改善也无从谈起。因此，要下决心进一步抓好调整，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一些企业的关、停、并、转，根本改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两会对今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提出了设想，强调指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出一条速度尽管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实实在在的路子。
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在会议期间，对调整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作了重要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明年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基建投资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宝钢、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不行就放下来；为了克服困难，权力必须集中，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明年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
把生产搞扎实一些，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好事要做，但是要量力而行。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会议经济认真讨论，重新调整了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确保调整任务的完成，提醒全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12月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的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概括起来就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挖掘潜力、提高效益，下大决心实行经济上进一步调整。
陈云、李先念、邓小平先后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讲话的主要精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