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恶在通过语言中介虚构的反映形式中出现的地方，毫无疑问它在这里就有同概念史的关系中不同的另一种意义。恰恰是对于自从“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恶的美学化倾向，以及这种美学化对后现代产生的充分影响来说，必然要首先和范畴的哲学的或者神学的规定分开。这种情况构成创造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概念史；但是这并不是说，从相邻的文化语义学中派生出来的那种标准化对它来说始终毫无意义。为了更加原则性地从文学的意义上解释恶的美学的可能性和界限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虚构和幻想的范畴。同哲学或者神学的情况不同，如果文学表现恶的话，那么文学文本就会有一种具有纲领性的无距离性态度。叙述者我的角度、内省、激发积极性，通过把幻想或者想象行动的具象化展示心理的和理智的结构，这些构成了文学的技巧，这些文学让恶出现在抽象的系统化的彼岸。这个在场是虚构的效果，它使恶接近读者，因此把恶变成每个人都觉察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破坏因素。
按照沃尔夫冈·伊泽尔的说法，在三段式领域之内的文学虚构建立在和幻想和现实积极的紧张关系中。想象的东西在伊泽尔那里有一种人类思想世界里虚假的性质，当文学虚构给这种想象加上赋予它一种特殊结构的规定性时，文学虚构恰好撤除了现实的规定性。这种虚构的东西对伊泽尔来说顺理成章地起到了一种双倍作用，这种双倍作用是面对现实的和幻想的东西，通过它的审美造型成果得以实现的。尽管有反对伊泽尔模式的重大借口，这种借口原本涉及“不确定性范畴”和对想象的一种可能是——本体论性质的推测，但是这个模式的萌芽对我们的题目来说具有启迪意义，因为它同样传递了生产的特殊观点和接受的特殊看法。首先它让人们认识到，文学性的恶的美学反映了虚构构成的示范性观点：它对重复的亲和力反映作为再生产行动的诗学模仿，它的自相矛盾性说明了美学幻想的欺骗效果，它对道德界限挑衅性的破坏指向张力提升的技巧，它的幻想的存在令人联想起想象的东西通过虚构的表现体验的具体化。恶在文学现代化的行动中失去了它的系统化意义，即恶在法律、道德哲学或是神学话语中显示出的意义（这一点符合伊泽尔的“消除”现实确定性的观点）。但是恶在同它的仅仅是幻想中的或者所设想的“不确定性”关系中，接受了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美学的显现”的准确表达：一种在接受过程中主观上不同的，可以体验的在场，而这种在场是通过比如文学的内省、角色扮演、礼仪、独白、以第一人称叙述、讽刺或者是怪诞到极致等技巧实现的。
文学化的行动赋予恶一种结构性的额外领域，通过这样的方式处理在它之前存在的想象中的恶。当想象中的秩序把恶只是当作一种潜在因素看待的时候，虚构给它创造一个在场——一个形体，一种精神，一个故事。这种呈现的性质又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恶同它的文学形态之间造成了根本性区别。“诗学从来就没有创造出那种它可以使人们看得到的东西”，乔治·巴塔耶在他1958年发表的那篇提到现实的秩序和语言秩序之间区别的短文中这样说。如果人们把虚构理解为一种假装观察的结果，那么这就说明，道德的矫正在其出现的过程中首先就可以清除（正如文学一般说来是有能力，在采取慢慢排除其他现实表达方式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现实性来）。从想象中凸现出来的恶的虚构中产生出通过其形式可以识别的文本特有的现实性。如果这种虚构的做法获得成功，那么这种行动就需要具有融合与选择的双重行动，这种双重行动允许把想象的和现实的特定领域——即虚构的两个相关方面——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把其他的东西排除在外。同时虚构又必须通过相应的信号向读者们表明它自己“是想象出来的”，如同伊泽尔所强调的那样：“在‘仿佛’中，虚构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自我暴露，并且以此超越从融合与选择中得到的作品描绘的世界。虚构把这个世界包括在内，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立刻弄清楚，关于被包括进去的世界不应该做出任何真实的陈述。”
在此可以看出来伊泽尔对文学影响的认识理论具有的价值。虚构表明它自己就是一种确定界限的结果，它允许虚构建立作为已有现实性的表达方式的第二现实。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接受过程，虚构则必须如伊泽尔强调的那样，把自己的幻想特征公之于众。伊泽尔称之为“暴露”的这样的公开保证，在虚构中产生的世界能够作为臆造的产物被感知：“这种暴露原则上有两个指向。首先对于虚构已经开始进行的那种人来说，暴露意味着，它可以被意识到是这样一种东西。除此之外暴露还说明，这里只有假设，可以这样想象一个被描述的世界，好像它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似的，以便宣告，通过它将有某种东西造就出来。”虚构的“自我展示”，按照伊泽尔的说法，同时意味着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开放性”，它只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才由为了某种阅读抉择而做出的决定限定（伊泽尔在这里含蓄地追溯到他过去的“空白”理论，这个理论说，应该通过阅读行为解释意义建立的原则）。阅读过程结束了原则上开放的文本，因为它把在自己身上含有的“相对不确定性”过渡到确定性之中。对于接受领域原则上适用的是，它屈从于除了其他因素——回忆的残片、幻想、感官刺激、知识——之外，还注入道德标准的综合推动因素。凡是虚构纲领性地对现实进行“非现实化”处理，正如伊泽尔说的那样，并且用这种方式把现实性变成可能性的地方（它说明了文学文本含义公开的理由），美学经验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它给模拟它的虚构增添现实性，因为现实性通过外部的价值标准使虚构联想式地扩展，并因此“被污染了”。在恶的美学中，这种“现实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能关系到非道德的文本挑战的、道德的价值结构。这种道德价值结构在这里的作用就像一台地震仪那样，记录下来文学对规则的破坏、抓住它的挑衅，以及确定它的哪些要求是过分要求。
从把确定性（对想象而言）和不确定性（对现实而言）同时升级的文学虚构的双重作用中，得出对于恶的现代美学混合的作用来说的重要结论。在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恶的文学效应存在于一种能够释放出令人反感、震惊、恐惧和令人作呕的感情范围之中。恶的文学虚构的不确定性解释了它在道德上的无关紧要，它还促使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把它看作艺术上值得怀疑的产物予以拒绝，因为它释放出单纯的情绪，却没有任何见解。同时从恶的作品中发出一种在与想象的关联中的确定性影响，因为这些恶的文本在虚构的秩序中塑造恶，而且装备上一种独特的——美学的——排除个人想象活动的现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恶的作品使恶的轮廓有了一定形状。文学虚构在这方面的成果对第二接受层面，即道德评判的那个层面负有责任。由于文学的恶起到对现实具体伪装的作用，那么它就引起对从道义角度出发的抗议和反对。恰恰是文学虚构制造出来的“确定的幻想”，迫使在恶的美学情况下不得不进行评价和判断。除了情感方面之外，还有影响的理性方面，它显示出在对美学的恶的感知中，道德标准会一直存在下去。
这种“被污染的”混合能够准确反映我们题目的特征。它如今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在作品——接受中，感情上和理智上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了。对犯罪行为表示的私下同情，对不道德行为表示理解，以及对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怖行为的兴趣，这些构成了一种通过感情冲动和判断共存才得以实现的融合态度。这种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分开的双重影响，又回到了感情的和道德——理性组成部分上，它标志着在实际的接受中的一个统一体。对于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已经更详细地调查过的全部文学作品来说，起作用的是，它们都释放出混合的影响。这样一种混合影响的本质存在于情感的和理解的因素在接受行动中自身的融合中。也就是说，情况表明，阅读印象的污染通过吸引和排斥之间不同情感的混合，又回到情感推动力和伦理标准的相互作用上去。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说明的是，出于何种原因不道德文本的影响才能够为道德标准约束，尽管美学幻想否定了这种作用。通过伊泽尔所提出的关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模式，在这一点上还是过于公式化，以至于它很难把握恶的美学在道德的和情感影响的融合。相反，对于一种更好理解的出发点在对审美形式的理解中，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过于忽视了这一点。
内省、重复、破坏界限和纵欲无度，自从黑色浪漫主义以来这些行为就一直是一种文学的基本模式，这种文学第一次把恶变成一种可以理解的、独特的美学的产物。至于在具体细节上恶是什么样子——就其形式来看，完全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那些变种上。它们的共同之处始终是引进恶的美学经历，因为它们开辟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作为一种教育的恫吓策略的媒介，而是作为一个带有自己的规则和法令的舞台出现在读者们面前。克莱斯特的不洁的家庭不幸，E。T。A。霍夫曼的新魔鬼图像，波德莱尔的单调的礼仪，福楼拜的暴力想象，萨德的变态幻想，于斯曼的黑弥撒，施托克尔的痛苦的超越疆界的祈祷练习，史蒂文森的人格分裂安排，巴塔耶美化的色情文学，卡夫卡的拷打的模式，米勒的带有异国风情的房间，容格尔的知觉战争，以及埃利斯对系列谋杀的模拟，凡此种种都提供了比作为一种从概念上无法把握的现象的文学具象化更多的东西。这里展示出来的恶的模式化带来了一个总是独立的、自我反省的审美客体，它要求对它自相矛盾的——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进行实验分析。但是进入这样的分析的不只是文学图像和场景的情感作用，而且还有一种道德的初步理解的形式。夸张地说可以这样认为：在文学文本中进行的取消伦理评价的做法，面对着的正是在接受行为中这种评价的不可避免性。这里多次强调的，标志着恶的美学特征的各种不同情绪影响的混合是从一种这样的辩证关系中得出来的结论。
在恶的想象的情况下，审美经验是由逐步分阶段接近对象的形式组成的。可以预料到的首先是直接的情绪上的反应，比如惊恐、憎恶、害怕、惊吓和讨厌等。对于恶的美学的影响来说，这些反应是一种足够的，但是并非必要的影响标准，因为它们也出现在文学经验以外的领域里；在对恶的真实现象的观察中，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可以出现在可以相比较的形式和紧张中。与此相反，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种由吸引和排斥构成的混合在美学上是独特的，它的模式好像可以用从崇高的诗学推导出来的“令人愉快的惊恐”（delightful horrour，约翰·丹尼斯的话）的传统来解释：充满兴趣的惊恐，不安的魅力，暗地里的赞赏，令人激动的害怕。对于这些影响类型来说，适用的是这个命题，即影响类型由于情绪和道德标准之间的张力才得以产生，这个命题这样说，这种张力从它那方面说，是通过文学作品——不是在可以相比较的尺度上通过真实的艺术造型——建立起来的。这种混合的情感来自于本来的情绪和道义的判断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可能在两种不同的逻辑关系中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下，作为对一种不道德作品过高要求的反应，道德作为纠正措施出现，但是它的影响力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对现象本身的进一步接近的考验，并且被同情的情感相对化。（一种机制，大约是利特尔的《心怀善意的人》挑战的机制）。在第二种情况下，恶基于它自身矛盾特征已经着迷，并且在道德判断介入和读者们的认同感打破之前，促使感情上同情的萌芽产生（一次诉讼，如坡的《黑猫》引起的诉讼）。在和文学幻想现象的关系中，以后还会回到这两个模式上。
尽管恶的文学使用摆脱了道义的价值概念影响的自主手法，然而它的影响恰恰在这里所说的不纯净的情感混合中在道德方面得到了加强。那种以似乎自相矛盾的方式拼凑在一起对肯定和否定、震惊和消遣的反应模式，被文学破坏界限的行为召唤出来，而这些行动从它们那方面来看对道义原则的反应提出了挑战。恶的想象可以邀请读者进入阴暗领域，但是对这些卑鄙无耻的阴暗领域饶有兴趣的参观游览受到它违背的伦理体系的限制。因此，对文学的恶的接受形式被道德检查规则界限和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评判包围着。在对道义目标的极端否定中，恶的美学经验还同时准确地建立了与这个目标的联系。作为由不道德文本产生的混合情感，回过头来让人们注意道德的调整措施和它与偏爱不允许之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看法不只是会对接受层面造成后果，而且还必然会涉及一种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恶的文学具有的审美特性的评价。
在现代派中关于恶的文学，就如同已经看到的那样，取代了它一步一步丢失的概念史。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可能，那是因为现代派的恶的文学具有这样的能力，即把不可比的东西术语式地浓缩在图像里，汉斯·布鲁门贝尔格在另一个场合里把它归于比喻。现代文学从面对恶的概念在形式上的独立中引出它的独立性及纲领性的自由活动空间。因为它不再为道德服务，所以允许它是不道德的，这一点属于它的挑衅力量和独特性基本的先决条件。这种看法当然不应该导致这样的理解，即恶的美学经验从19世纪开始以来就奇特地是极端自治的因素。面对道德方针，距离作为现代文学自我描述的形式很可能是很有分量的，但是却不能构成可以衡量其影响的标准。同常常导致的观点不同，恶的美学不能够被看成自主美学。它做出的取消善和恶之间界限的行为，只有在它超越的界限还被有意识地保留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觉察。就连恶的作品也看到，看起来至少是这样的，自己是被它否定的道德体系统治着的。面对这种道德体系，博雷尔的推测，即恶是随着浪漫主义的自主美学才变成艺术家的非常事件，应该在一个关键点上修改。
博雷尔命题的中心前提是很简单的，而且首先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命题说，只有在恶的概念不再受到形式的、道德哲学的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前提影响时，文学才可以把恶当作一种独立的“概念”看待。从基督教的，乃至启蒙运动影响的教义的强制性要求下解放出来，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是随着1800年前后文艺自主纲领的出现完成的。这个纲领使文学脱离了监护，不管这种监护是来自宗教方面，还是来自理性主义的诗学方面。对于文学表达的实践来说结果就意味着，它允许有排斥内容的东西今后不只在为教育服务中出现，而且为了它自身的原因也可以表现出来。因此恶就同那种丑恶的，令人作呕的，贪欲和变态一样，晋升为一种摆脱了目的性的美审美反省的对象。于是这种框架结构就这样毫无争议地保留下去，然而这样一来一种推测似乎有解释的必要了，需要说明作品里恶的自主性为什么同文学的非道德化联系在一起。博雷尔看到，在现代派文学中，恶重要的形式上的印记在于，它通过对震惊和暴力的语言表达——在克莱斯特、波德莱尔和容格尔那里示范性地——从美学的角度加以阐明，并且因此作为经验的“经历”，变得可以理解。他为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赢得了重大意义的开端，从社会世界和文艺的分离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承认文学和伦理问题的提出有一种关联，但是却打算把这种关联只固定在美学事件感官上直接的印象上。“美学的经历是直接的，而伦理的经历则是间接的”，他那与利奥塔的先锋派文学中的崇高的命题方向一致的基本定义这样说。文学文本的道德影响，对博雷尔来说只是在美学事件意义的框架之内才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仅仅这种美学事件的意义通过虚构传达出来，而伦理道德方面的经历则往往一直是间接的经历，因为它是在艺术感官范围之外出现的。值得怀疑的是，是否有一种概念的本来意义上的“伦理的”经历。这一点可以姑且不论，就区别本身而言也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所说的不是直接和间接之间区别的问题，尽管这种区别在恶的美学上具有重要价值，这里所指的是虚构的东西形成的规模和范围。由于文学文本提出了它的“仿佛”——现实性（Als-Ob-Realitt），于是它就避开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的艺术风格有调节作用的的规章制度，同样也避开了逻辑。但是这种文学文本也还完全在道德标准的影响范围之内，而且即便是作品违反了道德标准，也仍然会这样。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应该作何解释呢？
恶的艺术对博雷尔来说，由于其把艺术与生活世界的事件分开的发生事件的特性，有自主的倾向。这种特性忽视了这样的现实，那就是美学上的恶经常意味着一个超越过程，这个过程在功能上必然排除它的自我确定性。由于把艺术恶作为一种艺术的和由艺术引进的，违反道德标准的美学经验的客体身份出现，它不能够被认为是独立的。博雷尔关于恶的现代美学的独立性的命题，容忍一种“对立面的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因为这个命题低估了道德条件，而艺术的恶就是这种道德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恶在文学想象的过程中和它的模式化中通过虚构赢得的自主性，也许应该原则上和在美学经验中也一起起作用的道德特征分开。在这个问题上，布里特纳赫的看法倒是非常中肯的。他说，恶的文学不能够“迁就”自主美学。这种紧张关系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一种坚定的非道德文学同那些它拒绝或者是否定的价值至少还维持着一种下意识的关系。它的独立性恰好受到一种用来恐吓读者的煽惑性能的局限。只要恶的美学经验仍旧被道德范畴决定，这种通过臆想的被排除的特性也准确地在接受层面上表现出来。
恶的美学影响是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它的挑衅性的、违反规则的基本特性能够通过对道德标准的侵犯觉察出来。如果人们研究很久以来人们指派给恶的陌生性，这个机制就会示范性地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因为概念一方面抓住文化话语的归结性能，就是把陌生的东西放到恶的位置上，另一方面还看到美学传递的恶的相异性。这里进行的推理活动是经过一个观察空间双重通行的运动，这个观察空间应该包括不仅是作为在文化产生现象的意义上的陌生物，而且在关系到道德接受的可能性时也作为恶在客观上起破坏作用的表现形式——原始主义、暴力、野蛮、恐怖主义——的恶的结构。对于非道德文学来说，恶的“陌生性”、“异类性”意味着，它完成了把目光从外部层面转向内部层面的转换，因为它试图把恶背离社会常规的本质从内部显示出来，并且因此更加近距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恶的现代诗学具有刺激性的效果在于，把背离和他治性作为一体显示出来。因为它把被禁止的东西或者是被从一个整体中排除在外的东西带给读者。正如所能回忆起来的那样，坡和波德莱尔对犯罪心理的描述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文学史的切入点，这种犯罪心理描述给读者提供了对危险头脑的内部进行观察的机会，同时不对这种犯罪心理的思路、利弊和目的做出一个道德的判断。
在大量能够表明现代派特征的题材上，能够证实相异性和同一性的双重构思，这种构思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特殊煽动功能：在对残忍、暴力、严刑拷打和性犯罪的描述上，对亵渎神灵和出于意识形态造成的非人性、政治迫害和战争恐怖的描写上上表现出来。不道德文学的骇人听闻之处在于，它不把恶当作一个标明一种现象，并且因此被排除的概念使用。不道德文学更重要的目的是给恶创造一种内在生命并且探讨它的身份。这样一来恶的陌生性就变成了令人觉得亲切的事实真相，这种真相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对我们产生影响。博雷尔预感到，但是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的关于恶的美学伦理部分在这里找到了它的根源。恶的美学的伦理部分构成一种形式展望的结果，它把恶当作读者熟悉的现象摆放在他们面前，并且这样将其提升为同样产生吸引和排斥作用的双重客体。当人们尝试不仅通过题目，同时还通过形式把握恶的文学塑造时，这样的美学处理方法就显示出来了。恶的变换形式表现在那些相互矛盾、多义性和重复、放荡无度和破坏界限的模式中，它们才使恶成为一种虚构的东西。恶对道德判断的依赖在于，它作为文学的客体只有在它打破道德判断规则的地方才能够被认识；恶的美学是一种他治美学（Heteronomie sthetik）。
在这一点上可能还要再一次地提到伊泽尔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想象是通过虚构的行动才能够以形式出现。恶的美学构成了想象的产物，于是人们可以用伊泽尔的话定义，想象通过虚构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形式是关于残忍和放荡无度性，自我分裂和犯罪，迫害和暴力的宏大叙事的形式。但是也还有些叙事借助“仿佛”的虚构模式，移入了游戏性的幻想王国。在文学中出现的恶，并不是恶，而是人们的一种虚构、臆造出来的东西；恶所屈从的唯一标准依然是，用受奥斯卡·王尔德影响的赫尔曼·布洛赫一句格言来说，依旧是成功艺术活动的标准，它们的足迹从其作品中可以找到。由博雷尔提出的关于自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反映。因为恶通过这种情况被看作是美学的客体，从而赢得了一种形式上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文学现代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伴随着这个过程。在恶的美学被道德范畴暗中操纵的时候，这样的自我规定就受到限制。违反界限的纲领是由撕毁纲领的界限决定的；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循环，自从浪漫主义时期以来恶的文学就在这个循环中不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