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了。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大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传播到中国并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后，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变革力量，起了巨大的革命促进作用。马克思在世时，在他的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中，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和中国人民，经常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解放斗争。在中国人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无情地揭露和谴责英、俄、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地颂扬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人民战争。他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人侵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特点，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他是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马克思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注和教导，将会激励我们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一、愤怒谴责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罪行
19世纪40年代，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开端，从此，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马克思十分关注英国对中国入侵的过程，收集了大量资料，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分析说明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抨击英国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殖民主义的侵华罪行。
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
为什么英国要为鸦片走私利益而发动侵华战争呢？对此，马克思作了具体的说明：
19世纪初，英国已迅速地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狂热地要求开拓殖民地，扩大世界市场，增加商品输出。它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变为它倾销商品的市场，就大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因为鸦片贸易成本低，利润高，而且只要人们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以攫取暴利。从1800年以来，英国资产阶级采用种种卑劣伎俩，不断扩大向中国倾销鸦片。1837年偷运人中国的鸦片达39000箱，较之1800年增长了近20倍。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利润，而且成为英国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占国家总收人的六分之一。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鸦片贸易进行残酷掠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鸦片大量进口，引起现银出口，国库空虚，破坏了国家经济。“因鸦片的输人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贸易流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元有祜竭的危险”。第二，鸦片贩子用贿赂收买腐蚀清朝宫吏，使他们更加腐化，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第三，更严重的是，鸦片的输入使中国人遭到残忍无比的毒害。马克思指出，鸦片贸易甚至比贩卖奴隶还残忍。鸦片不仅摧残中国吸食者的品格、思想、灵魂，而且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英国侵略者象贪得无厌的摩洛赫（神话中吃人的神）一样，时时刻刻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由于上述种种鸦片泛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灾祸，迫使清朝的统治者不得不下决心禁止鸦片。
1838年11月，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査禁鸦片。
1839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鸦片的憎恶和他们对鸦片贩卖者的仇恨。禁烟是中国的正义要求。可是，英国资产阶级悍然在1840年发动了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目的的侵华战。如同他们的先辈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一样，“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愤怒地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残暴罪行。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宫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后，英国侵略者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增开通商口岸，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处心积虑地再次发动对华战争。1856年10月，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相勾结，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政府为了掩盖其侵华罪行，竟大造谎言，歪曲事实真相。马克思及时地接连写了《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十余篇文章，揭露英国侵略者的丑恶面目，声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马克思痛斥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为发动侵华战争所进行的辩护，批驳了英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种种诬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穿了英国侵略者的无耻谎言。马克思强调指出：每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了香港英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来往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
马克思谴责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它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针对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无耻捏造和荒唐借口，马克思愤怒地斥责说：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他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所干的一系列罪恶勾当：他们进行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他们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他们对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他们在各通商口岸干着伤风败俗的事情，等等。
马克思还严厉地抨击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指出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并且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更多的中国财富，千方百计地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卑劣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
英国政府在《中英天律条约》签订之后，为了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又蓄意制造事端，阴谋发动新的对华战争。针对这一情况，马克思以《新的对华战争》为题连续发表了四篇通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性及其卑劣手段，以唤起各国人民制止英国殖民者发动新的对华战争。
马克思对英国殖民者侵华罪行的无情揭露和愤怒声讨，充分表达了他对英国殖民者的强烈憎恨，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二、无情揭露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野蛮的封建帝国，封建农奴制行将崩溃，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沙皇政府为了适应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极力强化国家机器，镇压入民反抗；对外，充当“欧洲宪兵”，绞杀欧洲革命，疯狂地进行侵略扩张，并且力图用对外侵略来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摆脱国内的革命危机。辽阔富饶的中国，历来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沙皇俄国，这个决心“要把亚洲一口吞下的巨人”。也张开血口，伸出利爪，对中国大举入侵。
为了揭露沙皇的侵华政策，唤起世界舆论的注目，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警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沙俄对中国的人侵，是采用领土掠夺和经济扩张双管齐下的政策。它既要垄断对中国的陆路贸易，又要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特别是把侵占黑龙江流域看作是巩固俄国在西伯利亚殖民统治和向太平洋扩张的关键。在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入侵中国之后，沙俄立即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并对中国的新疆进行经济扩张。沙俄采用武装人侵和狡诈的外交手段，占领了黑龙江地区，同中国签定了中俄《伊塔通商章程》。马克思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它还骗取了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独享了中国与外国陆路贸易的特权。它独享的不平等的贿路贸易，不仅使它在对欧洲供应茶叶上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为俄国的产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沙俄决不只限于发展陆路贸易和侵占黑龙江两岸的地方。
“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
1856年，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随即采取“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政策，把侵略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它趁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机，从中渔利，大捞一把。它一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友好，另一方面却不断扩大对黑龙江地区的武装占领；一方面在中英公开表示中立，另一方面却派人同英法美密谋合作行动；当英法决定打到北京的时候，它一方面装作中国的保护入的样子，另一方面却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马克思揭露说：“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瑷珲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都刻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说成是中俄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航道。中国领土这样大片地丧失，在近代史上是第一次。
《瑷珲条约》签订仅仅半个月之后，沙俄又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国，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取得了在中国沿海通商的权利，开辟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台湾、琼州等七处为通商口岸，并在各通商口岸有设立领事、停泊军舰、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和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条约还规定沙俄有片面地享受最惠国待遇和自由传教的权利。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法、美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沙俄也悉数弄到手。不久，沙俄又在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再次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把原来在《瑷珲条约》中规定划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在库伦、喀什葛尔设立领事馆，使沙俄商人得以进行免税贸易，并且为进一步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作了准备。
马克思严厉谴责上述沙俄侵略扩张的罪行，强调指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侵略中国的强盗帮中，沙皇俄国是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由于它的明险狡诈，它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马克思对沙皇俄国入侵中国的揭露，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反抗沙俄入侵的斗争，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沙皇政府的阴险狡诈和扩张野心。
三、具体分析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前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情况
马克思认为，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它具有“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这块化石的风化解体，对东方、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欧洲，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在关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在写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论》的过程中，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这块“化石”解体的过程，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特点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
马克思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还是处于封建阶段，小农业利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市场上商品交换有限，交换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形成了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封闭式的经济结构，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这种社会经济反映在政治上，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迷信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家长制的权力成了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这些社会政治经济特点，使得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生长极端缓慢。中国历史上虽曾多次发生过社会动荡，但也只是“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改朝换代而已。这就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英国“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清皇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变化。
马克思是这样具体地分析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的：
战前，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英国侵占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沙俄进驻黑龙江流域，英俄法美等共开通商口岸并攫得了关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设立了租界，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
战前，中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战后，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外国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城乡的手工业，许多城乡手工业被淘汰，或者被排挤在一边，大量手工业工人失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破坏。马克思写道；“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也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程度逐步提高。例如，鸦片战争后丝茶出口激增，刺激国内丝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这时中国丝、茶商品经济的发展，却逐渐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走上了依赖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有地主和农民两大对抗的阶级。战后，除了原有的这两大阶级以外，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不仅在中国倾销产品，搜刮原料，而且经营起近代工业、航运和公用事业，在企事业中雇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同时，外国掠夺者还雇佣了各种买办和买办商人，这些人在帮助外国人对中国进行掠夺的过程中也从中获取厚利，发财致富，有人转变为资本家，有人与官僚地主结合取得官职，这些人成为买办阶级的前身。这样，中国劳动者除了受封建剥削以外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以后，引起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同时，不可避免地使得中国人民要进行新的反侵略和压迫的斗争。
国、热情颂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有同外国受略者作斗争的传统。外国资本主义人侵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自发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到十年，在封建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爆发了前后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马克思怀着深切的同情，始终注视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精神，分析说明了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及其对欧洲各国革命的影响，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
马克思首先阐明，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入侵，必然要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从1841年到1849年，中国汉、回、苗、藏、彝、瑶、壮等各族人民的起义事件，就有一百多次，几等遍及全国马克思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了愤怒的烈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以极大的革命热忱，赞扬中国人民在反抗斗争中所表现的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的斗争精神。他们指出，在外国殖民者疯狂地武装入侵、野蛮地烧杀抢掠面前，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广大士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而是“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广大群众则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面包工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定计划，在面包里掺人大量毒药，准备毒杀侵赂者；在外国邮船上，中国乘客暗藏武器，杀死外国人侵者；被胁迫到外国去的中国“苦力”，奋起斗争，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旅居国外的华侨，为了支援和支持国内人民反侵略斗争也举行起义。这些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马克思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强调指出，被视为“半野蛮”的中国人站在“维护道德原则”的立场，而所谓的西欧“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
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英国和欧洲的深远影响。他指出，1848年革命后，尽管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一时达到了惊人的繁荣程度，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各国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经济危机日益迫近。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群众视线，摆脱矛盾，消灭危机，极力向外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殖民地。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正当各国殖民者急于把大量商品倾销到国外市场时，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这就不能不强烈地震动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不能不加速英国和欧洲经济危机的到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18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欧洲每一次严重的革命发生以前，都有工商业危机的出现，而“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因此，在英国出现危机，就不能不引起欧洲的普遍危机，从而加速整个欧洲一场新的政治大革命的到来。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科学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隨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历史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1857年欧洲爆发了波及世界的危机。
这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对此，马克思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门户开放，是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过程的完成，同时，中国被迫开放门户，外资入侵而引起的中国革命，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即将被送进坟墓。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就曾兴奋地说：“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号召人民起义的宣言——文作者注]和欧洲大陆上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他认为中国革命极大地激励了世界其他一切好像静止的地方。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光辉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已经普照中国大地。在中国，已经永远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鼓舞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过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人民永远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和朋友马克思，并且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马克思学说的指引下，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
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并被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