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幻想可以依靠《临时约法》束缚袁世凯的权力，进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资本主义。但封建军阀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正像吴越同舟，难于持久，袁世凯很快就向《临时约法》开刀了。1912年3月，根据《临时约法》第五章规定，中华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袁任命他的老搭挡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成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就任后，被“责任内阁”的招牌所迷惑，事事强调责任，与袁世凯的意见多有不容。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先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进行抵制，使国务院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借款的问题上，唐不肯接受列强的苛刻条件而损害了袁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友谊”，于是唐、袁矛盾激化。这时又发生了任命王芝祥为直隶总督的事件，成为唐内阁倒台的导火线。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袁反对其任直隶总督，便直接发表了为唐绍仪所拒绝签署的改派王芝祥的命令，公开破坏责任内阁制，迫使唐绍仪内阁倒台。这件事表明袁世凯是多么轻易的就破坏了《临时约法》中国务总理须副署命令的规定。袁的言行激起了革命党人和南方各省军民的愤慨，当时已有不少人对袁能否奉行法制表示怀疑。袁十分心虚，在6月27日的《时报》上发表通电称“……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但两天之后，便正式任命惟袁之命是从的陆征祥为总理以代替强调责任内阁制的唐绍仪；然而，非常使袁世凯扫兴的是，由于陆过分无能，发言失体，却未获参议院通过。于是袁世凯又推荐忠实走卒赵秉钧组阁。赵秉钧组阁是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抛出陆征祥是作为缓冲过渡，陆阁的流产正加速了袁世凯意图的提前实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地破坏了唐绍仪的责任内阁。此后，中华民国的“责任内阁”就变为地地道道的“御用内阁”了。这种破坏一方面标志着袁世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意识地进行试探性践踏的开端，同时也表明《临时约法》本身的毫无力量。果然，这个约法在1914年5月1日便被袁世凯取消而用所谓“新约法”替代了。《临时约法》虽未能起到孙中山所预期的作用，但它在中国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它所显示的具体内容，“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
孙中山在公布了《临时约法》以后，便在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政府迁于北京，袁世凯完成了他的窃国事业。从此，袁世凯“合法”地建立起新的反动统治政权。
袁世凯政权的建立，只不过标明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的开始而已。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于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袁世凯政权刚一建立，全国各地就普遍地发生兵变和反军阀暴政的活动。兵变是当时军阀克扣军饷、压迫士兵所激起的一种反抗，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每年发生的次数很多而地区也很广。根据不完全资料，1912年在山东、奉天、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等地都发生过兵变。其中山东省城兵变的原因，是因“该营久未得领全饷”，奉天省城兵变是因“官长指派国民捐”，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江西景德镇兵变中还有窑工参加。反军阀暴政的活动在各地农村中也迅速发展。自从袁世凯政权建立以后，连年天灾兵祸，农业生产停滞，农民的赋税日益加重。以江苏南通的地租率为例，1905年为100，到1914年，上等田增至147%，中等田增至157%，下等田增至174%。因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1913年1月初，袁世凯即因湖南省“盗贼如麻”而电令湖南实行“清乡政策”；1914年3月间河南孟县公民发动抗税暴动。当时最大的一次是白朗所领导的起义。
白朗，河南西部宝丰或鲁山人。他领导的军队，行动迅速，作战勇猛，遂被统治者蔑称为“白狼”。白朗军发动起义的豫西一带是封建剥削关系素来严重的地区，田权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地租、押租、力役等各种剥削十分苛酷。如信阳所实行的分租，一般规定“好地则地主得六成，坏地则佃户得六成，有时佃户负担种子的全部”；押租则每石田（约六亩）有高达40元左右者。力役也非常多，有各种不同名目，镇平的一个农民在一年中为地主服役四五十天是常有的事。苛捐杂税也很沉重，如信阳一县之地即负担国家税、省税、县税三大项，摊派到农民身上则有买契税、契纸税、烟酒税、当契税、印花税、牙帖税、包裹税及地丁附捐、车站包捐、蛋捐、妓捐、戏捐、百货捐、门捐、小车捐等数十种名目的捐税。此外，河南又是人所熟知的连年有灾的省份，如1913年，记载：“豫省六月不雨，二麦未曾播种，旱灾已成。南、汝、光、彰、怀、卫、河、洛等地被灾尤重，省垣饥民麇集，时疫流行。”
白朗军最早活动在豫西的临汝、鲁山、宝丰、郏县一带。1912年夏，攻破河南禹县，标志着起义的正式开始，随即扩展到南阳、汝宁、信阳、襄阳等地，狠狠地打击了北洋军队，使“许多追剿的正式部队受了很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也很有几部分”。1913年春，豫督张镇芳曾派兵进攻白朗军，但并未生效。白朗势力继续发展，活动地区已达河南近20个县及湖北的随县、枣阳，安徽的六安等地。他们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而且“所至之处，均能实行”，得到群众和会党的拥护和支持。
白朗军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有了某种程度的民主主义色彩，因此在其发布的文告中曾一再指斥北洋军阀政府是“邪奸主政，群凶盈廷”，他们在陕西？县曾以“公民讨贼军”的名义发布文告，“以指斥袁世凯的盗窃民国、帝制自为、摧残民气、残杀青年而声讨之为主旨。”
1913年，白朗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到1914年8月，它先后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它不仅在军事上与北洋军阀迂回周旋，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得到群众（包括一部分北洋士兵）的拥护和参加，而且其政治上的声势也足以与南方资产阶级领导的讨袁势力相互呼应。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革命党人黄兴还在1913年7月20日致书白朗，盛赞其“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要求白朗在“占领鄂豫之间”后，“相机进攻”，“窥取豫州”，并“多毁铁道，使彼（袁）进路阻碍。”希望白朗“义不苟取，师出以律”，以达到“士兵乐服，响从者众”的目的。黄兴还派专人与白朗取得联系。这二者的呼应联系，形成了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正如当时报刊文章所说：
“其（白朗）声势之所以强大至是者，由于紫荆关巡防队13营一律参加，其中陕西凤翔的叛兵亦多加入。此外尚有被裁之退伍兵及各地之土匪，或闻风而归附，或遥为附合，且闻革命党亦颇与之通款，以期为之利用云。”
正在这时，北洋军阀也加强了镇压措施。河南都督张镇芳和护军使赵倜曾因“剿匪”无能而被革职留任，陆军总长段祺瑞受命亲自出马到开封代理河南都督，统一指挥。当时仅豫、鄂、皖三省的正规军已达2万人以上。为了增加声势，他还动用了一架帝国主义提供的飞艇，在一名沙俄飞行员的驾驶下，飞临战场侦察和投弹；在北京的英、俄帝国主义使馆武官，经袁世凯批准，也亲自到信阳协同指挥。白朗军在此形势下，由于长途行军的消耗而渐趋削弱，重要领导人在战斗中又先后战死，起义军领袖白朗也因在甘肃战斗中负伤而病逝于鲁山石庄附近。袁世凯除派去直属军队外，又用了川、甘、陕、晋、冀、鲁、豫、鄂、皖各省兵力共20余万，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白朗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反军阀暴政的斗争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未间断过，而且日益丰富着它们的斗争内容。
袁世凯政权下的兵变和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证明：北洋军阀的统治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国各地的普遍反抗，并且一直持续到它的覆灭。北洋军阀的历史，既是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势力兴起、发展和形成以统治中国、压迫中国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反抗这种统治与压迫的历史，而后者则是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流。袁世凯在“窃国”事业上似乎是一个“胜利者”，但它在人民群众面前却遭到强烈的反抗而终将失败！
袁世凯政权下的政党分合
辛亥革命前后整个政局变幻的过程实质上是革命、立宪、反革命之间分合变幻的过程。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的激烈动荡代表着各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此时期的政党分合恰是这种斗争实质的表现。
立宪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大部分是由官僚地主和买办转化而来，在经济和政治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软弱性和妥协性也最大。立宪派主张进行某种改革，以便参与政权，保护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他们反对革命，惟恐革命使他们的财产、地位遭受损失。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立宪派，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他们不但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反而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武昌起义前，立宪派向清政府要求权利，以阻止革命，结果失望。武昌起义爆发，立宪党便“联合”革命（事实上是篡取革命成果）反对清政府，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并窃取革命果实。但是革命对于他们终究损失太大，因此当袁世凯政权一建立，立宪派即与反革命组成联合阵线，进攻和反对革命，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利。时人高一涵曾评论立宪派说：“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的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便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确实如此，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中，他们一向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
在政局变幻的过程中，作为革命团体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一些政团也产生出种种离合的变化。同盟会本来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各阶级反清联合阵线的双重性质，它有统一的组织、纲领和行动计划，在辛亥革命前曾做过大量的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但是它的内部很不一致。武昌起义后，它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气味，许多同盟会会员在进行涣散和瓦解组织的活动，有些人出于反满立场，以为清帝逊位等于革命成功，便宣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来否定所有革命组织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当时这种言论的意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许多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和革命主张，讽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甚至当南北议和时，孙中山有所主张，重要党员中竟有责备孙中山“恋栈”的；有些人脱离了组织，或者消沉下去，或者参加到立宪派的组织中去谋求利禄；有些人则幻想去实行“政党政治”，放弃必要的实际斗争。与此同时，立宪党人为向革命派争权也插足于政局而开始此分彼合。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社团，受当时国际上各种思潮影响而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插足于政治活动。如中国社会党与中华民国工党即是。中国社会党是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由江亢虎所创立。它标榜“社会主义”，主张“废除世袭遗产制度。”他们认为普及教育是消灭社会不平等的根本途径，鼓吹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世界，其实这一套主张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之类的大杂烩，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江亢虎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就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为借口，咒骂暴力革命，实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中国社会党便积极投靠袁世凯。1912年7月，江亢虎谒见袁世凯，劝袁信仰“社会主义”，并向袁吹嘘他已有党员20万人，是社会上一种政治势力，如果政府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该党也要“力为声援”。据说“袁氏闻之，颇为动容。”二次革命时，中国社会党因反对双方诉诸武力而被北洋政府禁止活动。中华民国工党由青年知识分子徐企文联合工厂主朱志尧等于1912年1月21日成立于上海。它是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成员主要是资本家、工厂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绅士一流人物。它在东南亚的华侨中有一定的影响。因它打着“工党”的旗号，所以也有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参加。它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智识”，“消除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中华民国工党强调劳资合作，阶级调合，对袁世凯的统治抱有某些幻想，认为“我国政体既共和，社会平均，民生主义将日昌明，人人皆劳动家，人人皆资本家，阶级破除，障害全消。”中华民国工党当时对政争本无甚作用，但在1913年5月28日，其首领徐企文仍因反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而被捕杀。中华民国工党也随之瓦解。
在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政权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这一时期里，大大小小的政团约达三百多个，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政团；
一、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
同盟会早在武昌起义前就出现了组织分裂和派别活动的现象，到推翻清廷，许多革命党人的思想向右转化，包括其重要领袖在内，对孙中山原提出的革命方略几已抛弃，而热衷于政党政治，使同盟会原来高擎的三民主义旗帜渐已黯然失色。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和深化，革命党人遭到困难和挫折，再加上内外敌人的瓦解活动，使同盟会已经难以保持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
二、由同盟会分裂出来的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团体“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成的“统一党”。章太炎原为同盟会要人，辛亥革命前就曾与孙中山发生过矛盾，1910年2月与陶成章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任会长，与同盟会公开分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被任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但他却与程德全、张謇、陈三立、赵凤昌等旧官僚立宪派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拥戴黎元洪。“预备立宪公会”是辛亥革命前具有代表性的立宪团体，张謇、孟昭常任正副会长，汤寿潜、许鼎霖、周廷弼等为其骨干，曾为清政府的假预备立宪尽犬马之劳。这两个组织在1912年1月联合后改称“统一党”，以张謇、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龄等为理事，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为宗旨，实际上就是拥护由袁世凯统一全国。
三、由立宪党人汤化龙继承清末立宪政团组织传统的“共和建设讨论会”。这是一个根据自己的利害为袁世凯政权服务的御用组织。
四、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
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有黎元洪的亲信旧官僚张伯烈、孙发绪、谭延？参加，并拉拢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兰天蔚、张振武、刘成禺等。标榜卢梭的《民约论》，主张建都武昌，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动政治团体。
此外，能举出名目的还有：“统一共和党”（谷钟秀、吴景濂等）、“国民共进会”（陈锦涛、王宠惠）、“民国公党”（岑春煊）、“共和实进会”（董之云）、“国民协进会”（范源廉）、“民国公会”（黄群、籍忠寅）、“国民党”（温宗尧、潘鸿鼎，与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不同）、“共和统一党”（孙洪伊）、“宪政党”（梁启超）以及“社会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和“国会进政社”等等，成为千奇百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
1912年4月，袁世凯政权建立后，参议院迁至北京，政党活动进入另一阶段，原有的大小政团随着政争的激烈进行而逐渐分合。当时在北京参议院中有三个主要政党：
一、“共和党”。
1912年5月5日，“统一党”为对抗“同盟会”起见，联合“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和“国民共进会”等共六个政团，组成“共和党”。其组织成分有君主立宪派（如张謇、汤化龙）、旧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同盟会分子（如章炳麟、张伯烈）等，推黎元洪为首领。这是为袁世凯服务的政府党，后来在北京参议院中与“国民党”并称两大政党。共和党的政纲是：（1）保持国家统一，采取国家主义；（2）以国家权力，扶持人民进步；（3）应世界之大势，以和平实利救国。共和党拥护袁世凯集中权力，甘心为之驱使，鼓吹“国家主义”，并以“国权党”自居。该党以反对同盟会为职志，对尚有革命精神的同盟会的攻击不遗余力，并极力标榜中国革命之功的“黎氏创其始，袁氏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共和党成立不久，章太炎又从中分裂出去，仍旧保持其“统一党”的旧称，在北京参议院进行活动。
二、“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