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事件的真相，揭露袁世凯指使部属行刺国民党领袖的内幕和袁世凯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实现其独裁的狼子野心。其中以北京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上海的《民立报》《中华民报》，长沙的《长沙日报》等几家报纸最为激烈。《民国报》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就明白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暴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发表社论，指责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国光新闻》在社论中，怒斥“政府杀人。”“政府暗杀人”。《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都用要闻版的整版篇幅刊登有关宋案的报道，对宋案的经过、凶手的供词，从凶手处搜获的袁党秘密策划刺宋的往来函电，都作了详细介绍，以确凿无误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是刺宋的元凶。《中华日报》自称“自出版以来，讨袁之声无日或断”，所刊《叛逆之政府》《利害拼一掷耳》《我看还是违命好》等评论，对宋案前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了进一步揭露。《长沙日报》发表孔昭缓等人所撰的文章，详尽地列举了袁世凯的24大罪状，昭告天下。此外，还有广州的《讨袁报》是以反袁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报纸。汪兆铭、蔡元培、张继、吴敬恒等撰述《公论》，每晚出铅印四开一小张，随《民国新闻》等几个报纸免费分送。这份《公论》是“民党对于最近国事临时发布之意见。分社论、名论、舆论粹言、时评、谈丛等栏。外埠各大要地附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强报》等附送。本埠另加当日新闻一纸，每晚六点钟出版。”
这些报纸都极力鼓吹武装讨袁，从而壮大了反袁声势，给各地反袁军事行动以舆论上的声援。
宋案发生后，事实真相逐渐暴露，全国舆论指责得也很厉害，袁世凯也觉得事态已严重到无以自解了。他索性揭下伪装的面具，积极准备对国民党的战争。国民党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宋案发生后，使得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他坚决认为“非去袁不可”。但是，国民党内部却为这个问题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
一、反抗派。
以孙中山、李烈钧等为主，主张对袁兴师问罪，孙中山指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并提出了“联日”“速战”的具体对策。联日的理由，是袁世凯既掌握政权，便有调动军队的便利，国民党则非用极迅速的手段来先发制人不可。这种主张，由于党人的阻止未能实现。但是，从“联日”的问题上看，依然反映着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种起而应战的场合下对于帝国主义也还有一定的求靠心理。
二、疑派。
以黄兴、陈其美等为代表，对于本身的武装力量有怀疑，认为兵都没有经过训练，军饷军械也不充足，毫无信心取胜。同时又用“有国会，有司法，可依法处置”的理由，主张依法解决，反对反抗派的主张。在袁世凯已积极备战的情况下，黄兴在答复黎元洪5月9日的来电时还称：“兴对于宋案，纯主张法律解决。”但由于反袁舆论的促使和袁世凯的磨刀霍霍，黄兴终于认识到袁世凯的“豺狼之性，终不可移”，并“深悔待时留决之非”，转而支持孙中山武力讨袁的革命主张。
三、国会派。
其成员是在北京国会中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他们在袁世凯的武力和金钱的耍弄下，沉溺在国会的泥沼中，醉心于议会万能，又舍不得国会中的席位，幻想联合进步党根据法律进行活动，以使自己立于左右逢源的地位。
三派意见既不一致，行动也就无法统一。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不休，给自己的反袁活动带来了不利，却给袁世凯造成了充分准备的时机。在战争问题上，袁世凯采取了断然态度，早在4月7日，他就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密令局部动员。至26日善后大借款已成，财政上不虞匮乏，他的挑衅更为变本加厉。5月24日，他发表了“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公开辱骂和威胁孙中山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的这段谈话，充满了凶杀气味，他已经明白表示要与国民党兵戎相见。换言之，就是要把国民党现有的势力加以驱逐、甚至消灭，代之以纯粹的“北洋军阀”的势力。
孙中山在袁世凯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警觉了，他表示了反对袁世凯的坚决态度；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已失去了同盟会时期的那种革命精神，它已被官僚政客利用为攘权夺利的政治投机工具，它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任何威信，因此它也不可能成为这次反袁斗争的领导力量，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二次革命”也只能是很无力地还了一下手就很快地失败了。
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为了筹划战争经费，曾于1913年4月26日指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以“善后”为名，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二十一款”。
早在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与六国财团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觅求借款对象”的事务。当时袁政府内政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财政问题了。唐绍仪在任时已是罗掘俱尽，非借款无法维持；至唐下台，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时，便成为名符其实的借债总长，不得已仍求助于六国财团的门下。在磋商过程中，美国中途退出，所以这笔善后大借款是与五国银行团达成的。
当时五国银行团的态度十分强硬，虽是财政借款，却都暗中接受各国政府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希望通过借款来维持各国在华均势和监督中国的财政。在磋商借款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内政干涉也表现得极为专横。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以其盐税收入担保辛丑条约的赔款。当时中国的盐税收入仅1200万两，而民国初年的全国盐税收入已达4750余万两，除其中的1200万两支付《辛丑条约》赔款外，对余款中国政府自应有权支配。而这时帝国主义驻京外交团为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于1912年10月30日对中国以余款作为向英国克利斯浦公司单独借款的担保一事提出抗议，认为“盐政一切收入不能充为他项之用”。就在往返交涉之际，上海发生了宋教仁血案，国民党在南方爆发了“二次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借款对袁政府已是求之不得的急救药。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应付当前形势，接受了这笔出卖国家权益的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镑；年息五厘，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一、中国盐务收入全数；
二、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三、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税款。
借款的用途用附件的形式加以指定，即：中国政府到期债款，裁遣军队，整顿盐务和行政费等项。这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还附有政治性的压迫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此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优先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各盐区设稽核分所，有华经理和洋协理各一人，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凡稽核总所系统的华洋人员的任免，由华洋总会办定夺。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协理会同签字后方能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稽核总所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据，不能提用。
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正式合同；5月21日，为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开始在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和东京发售债券。
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代表的银行是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5厘，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借款的数额看上去很大，可是除去折扣，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四国、六国、比国以前的各项垫款，以及五国银行团、各国银行所借的款，共600万英镑，加上各省向五国银行所借的280万英镑，以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真正拿到手的借款不过是债面的百分之四十。“此项借款，除清还外债、裁遣军队、整理盐务各项用款外，其堪以留供行政费者，止三百数十万镑，不过敷六个月之支柱耳。”这笔借款47年的利息共合4285万英镑，本利合共6785万英镑。由此可见，袁世凯之进行善后大借款的目的：一是通过“洋人”一手出一手进的方式，把过去的欠款、赔款由袁世凯政府正式承受下来以结好列强，使他的政权能在列强卵翼下“合法”存在；二是借善后之名得一笔借款来解决就要发动的战争所急需的军费。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订立借款合同一事写道：“把钱借给袁世凯是为了帮助改组政府，并且毫无疑问，债权人对于这些钱如何花费不会作过于细致的监督。可能有必要摆脱竞争者，并且，如果孙中山的某些幻想的主张被那些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的认真的人们所消灭的话，我们也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帝国主义的轻描淡写不会冲淡袁世凯镇压革命的血腥味，他确是用了这笔借款来屠杀革命党人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次大借款不仅获得经济上的优厚利益，而且还掌握了中国财政上的一个重要命脉――盐务。这次借款对于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的反动性更为严重。列宁当时就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预见到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虽然袁世凯敢于“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但毕竟有国会存在，不会使袁尽如心愿。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须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能生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苛刻条件在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中是通不过的，便未经国会议决，径行签字。4月24日，北京《顺天时报》发表了借款消息，时任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闻讯，即于25日夜12时亲赴总统府求见，被拒。张、王又以议长名义函袁，阻止签押合同，袁以合同大纲曾在去年（1912年）12月经参议院通过为理由而拒绝。张、王又往见五国银行团代表及外交团，想声明此项借款未经国会通过故不能承认之意，又遭银行团拒见。于是张、王因来不及开会，乃用个人名义发表了反对的通电，根据“临时约法”中有关签订契约的规定，指责袁政府“擅自签押，违法专行”，呼吁全国人民设法挽救危机。
借款成立，本已舆论哗然，“反对气焰，布满南中……上海新闻界尤著论攻讦，不遗余力。各省议会各法团，亦群起响应，慷慨悲歌之言，借款亡国之论，宣言通电，弥满全国。”加之张、王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南方国民党势力地区的响应，于是黄兴及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省都督等群起通电询问，指斥这次借款的违法性质，抨击袁世凯政府“私借巨金，允髦议会，附件内容，均未宣布”；“私借外债，许外人以监督财政等”。北京国会内部也展开斗争，大多数国民党议员以鲜明的态度表示反对；号称稳健派的共和党则仅指摘政府手续违法，议会存在，不经协赞，直行签字，殊属不合，至于借款，并不反对；而依附袁世凯的进步党因从大借款中分肥自润而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并由进步党人丁世峄为首的84人发表通告，证明张、王通电已由张、王当面声明“纯属个人私电，与参议院无涉”，直接否定了国民党势力在国会中的作用。
在反对借款的一些通电陆续发表后，借款问题已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袁世凯对付这个问题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方面由袁政府的财政部一再发布通告，说明此案曾于去年12月经临时参议院通过，并且夸张事实以说明借款的必要。黎元洪也在这时出来帮腔，说明此次借款的合法性，辩解它的卖国性；另一方面，袁世凯亲自出马威吓反对者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在职一日，即应尽一日之任，继不能如胡都督东电所称临时政府不日消灭，遂视为垂尽之政府，置诸不问，贻害无穷。况值兹邦本未固，各地不逞之徒，包藏祸心，群思借端煽惑，倾陷我四万万人民共有之民国，该都督有保障人民，维持治安之责；正宜主持公论，力挽狂澜，不意竟有此随声附合之言，淆惑观听，殊堪骇诧！”同时指使他的部下北方军阀联合斥责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
在内外的压力下，袁世凯在借款问题上的斗争终于占了上风，反借款的浪潮被平息下去了，袁世凯从借款中获得了进攻革命的军费。然而“二次革命”爆发的时机亦已趋成熟了。
“二次革命”的经过及其失败
“宋案”和借款问题是“二次革命”战争的爆发点。国民党对于“宋案”争论不决，而在借款问题上又连被袁世凯占了上风，使自己明显地处于被动地位。袁世凯则步步紧逼，他在诸事齐备后，便先发制人，决定与国民党兵戎相见。
1913年5月29日，《时报》载《大陆报》记者访袁时，袁世凯还声称要做“建造自由国”之华盛顿，谓“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而6月9日便翻然下令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撤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理由是三都督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李、胡、柏三督是当时国民党握有实力的三个重要人物，袁世凯撤免三都督是正式向国民党进攻的开始，并借此消灭国民党的地方实力。
在撤免命令发布前，袁世凯已作了些军事上的布置：5月中旬，他的嫡系李纯已奉密令作准备，并派所部第六师全数开至鄂省蕲春、武穴、田家镇、兴国一带分段驻扎，以控制九江、安徽方面。撤免令既发表，李纯部即向九江进攻，同时又增派段芝贵、冯国璋率军队南攻。在这种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李烈钧在退守至湖口时，被迫还击，并于7月12日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通电，列举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允髦约法，擅借巨款。金钱有灵，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委托”等种种罪行，号召国民“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李烈钧的坚决态度得到所部拥护，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各省及上海纷纷独立响应。
而这时的国民党并没有因面临反革命的挑战而同仇敌忾，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对法律解决“宋案”抱有幻想，及至“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袁世凯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支部长吴景濂便将黄兴、李烈钧等除名，还登报声明称：按照规定，开除黄兴等人要经大会决议，但因政府所给期限太短，无法召开大会，惟有遵照总统命令予以开除。直到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