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始审查由筹安会代办而呈递进来的请愿书。6日，开会讨论国体问题时，袁世凯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院发表宣言谓：“……本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暗示需采取利用所谓“民意”的办法。20日，参政院即议决两种办法：或“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改决。”“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世凯同意了前者。但是“帝制”活动中的官僚派却认为国民会议的召集未免过慢，于是就由梁士诒主使“请愿联合会”再次请愿，要求立即议定召集征求民意机关之办法。28日，参政院又开会议论，梁士诒又以参政的身份主张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院外主持请愿的是梁士诒，院内提出主张的又是这个梁士诒。自唱自和正是“洪宪帝制”的一个特色。10月2日，参政院即拟定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8日，袁世凯即将其公布。于是“洪宪帝制”就有了一个“合法”的统一指挥机构。“洪宪帝制”的准备工作大体上告成。
在这个时候，“请愿联合会”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它在向参政院请愿的同时，又向各地发电，指示各地监督长官如何操纵利用公民大会，如何利用各种名义，如何向代表疏通意见，甚至把推戴书中的字样也加以规定。这些电文，后来在反袁战争中由一些独立省区揭露出来，于是袁世凯制造民意的真相大白于世。这里仅引三个电报便可窥其一斑：
10月7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文说：“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荣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委托参议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贺书亦请预拟备用。”
10月11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文说：“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11月1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文说：“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露，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
帝制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袁世凯虽然急于登极，却又怕舆论谴责，故意于11月23日发表了一篇复辟运动惩制令：“……岂知现当国基未固，人心未靖之时，似兹谬说流传，乱党将益肆浮言，匪徒且因以煽惑，万一蹈瑕抵隙，变生意外，势必至妨害国家者。倾覆清室，不特为民国之公敌，且为清室之罪人，惟大总统与人以诚，不忍遽为诛心之论，除既往不究外，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以固国体，而遏乱萌。”此种作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一出经过巧妙安排的政治双簧而已。
在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从10月20日起，全国各地即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和进行国体投票，到11月25日，全国各省全部告竣。如果不用压力有如此神速的进展，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16年7月13日《申报》刊载《惩办罪魁之协议结果》一文中揭露各省胁迫投票的内幕称……犹忆某君谈及某省国民代表投票情形，谓当时各代表齐集省城，即有军民两署派员前来接洽，嘱以必赞成帝制，必举袁世凯为帝。及投票之日，军署自大门以至投票处，军警夹道，背枪荷戈，各代表于刀枪林立之中，鱼贯而入，其心已不能无惧。及入场，所谓将军者，又戎服登坛，慷慨以谈帝制之有利于中国，投票纸上又仅有君主立宪字样，并非谓帝制与共和并列，此反对二字，遂愈觉下笔为难矣。投票已毕，即有职员捧出预定之推戴书，各代表哄然骤观，职员又厉声谓，诸君何必纷扰，一言以蔽之，举袁世凯为皇帝而已，为时已晚，望诸君从速签名，不然者，恐今日将不及出门矣。诸代表无法，遂一一遵教，到底未尝知推戴书中如何措词也。签名既毕，又有职员发起高唱‘大皇帝万岁’三声，然当时众志不齐，声口不一，竟有误呼‘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者，职员大怒，谓这回不算，卒另选六七人于室隅，重唱‘大皇帝万岁’三声而罢……且闻浙江直隶二省代表确有当场明明书反对字样而一转瞬间竟变成为赞成票者。全国各省的这种活动与中央有着一条看不见的黑线联贯着，它们被引间的一牵一引的关系推动了“帝制”的日趋成熟。梁启超曾经有一段很具体生动的文字描写了这种牵线关系。他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中国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就是“洪宪帝制”活动的一幅图画！
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汇查了全国国民代表共1993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1993张，并都附有同样文字内容的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参政院即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仿照过去篡夺政权的那些皇帝的样子，当天退回劝进书，并咨文答复参政院表示谦让，要求人们“谅解”他不愿做皇帝的“心意”，理由是：“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纯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当日参政院又开会决定“再劝进”，于是又在15分钟内草成了长达两千余字的第二次劝进书，即晚进呈。第二次劝进书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自袁小站练兵发迹始，列述了袁镇压义和团，任官北洋，出任总统，镇压“二次革命”，勾结列强，庇护清室等罪行为大恩大德，最后称曰：“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第二次劝进书呈上后，袁世凯便没有古圣先贤那种一让再让的修养，不能再忍耐了。次日即承认接受帝位。13日受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也申令禁止反对帝制。回想五、六月之交他对美报记者宣言：“吾之国体，既同于美，以后惟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又日本宣传帝制风潮时，袁曾明白表示：“第一次革命之际，清皇族中，曾议以帝位让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儿寡妇，不仁不义，余何忍为。且由中国历史观之，帝王数代必逢革命，子孙绝灭，贻祸无穷。即曰君主立宪，亦终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为兴替。余若为皇帝，是自绝其嗣续，而无益于国家，人虽至愚亦不至此”。仅事隔半年，便一切皆非，当时《申报》译载《安林报》的北京通讯中曾有这样一段讥讽深刻的评论说：“……政界中握权者，诚有愿袁世凯为皇帝之人，兹固无待疑问，所异者，袁氏偏于此时表示不赞成帝制之意……袁总统实有种种不可作皇帝之理由：方清廷促其出山，授以大权时，袁矢誓效忠满室，后清廷自知人心已去，遂以组织共和政府之权付诸袁氏之手；今袁氏可以退位宣统帝之宝座而无愧色乎？袁氏对此问题，已自辩其无他。袁又曾宣誓效忠民国，必不违背共和精理；今袁氏可以自食其言乎？袁氏又自谓决不食言矣。总统命令中煌煌然谓：自束发从师以来，即醉心共和；今袁氏可以废除其幼年即已信仰之共和，而使其身为天下笑骂之的乎？袁既从事清廷，又倾向共和，今若改其素志，卒践帝位，殊无以自解矣！”
《中华新报》也于1915年10月12日发了一篇题为《所谓正确之民意》的评论，对袁世凯玩弄的“民意”揭露得极为深刻：“所谓正确之民意，即寄之于国民代表大会，而国民代表之选举，即寄之于各军民长官严加干涉，非赞成帝制者，不使与之列。与其谓之‘民意’，不如谓之‘官意’，与其谓之‘官意’，不如谓之‘帝意’。盖正确云者，乃以兵力正定名，确乎其不可拔，遂负人民之公意而趋也。”
1915的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申令承认帝位，在申令中又节据参政院的奏文，把残害人民，投靠帝国主义的许多罪行说成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的六功，并把自己过去的宣誓共和辩解为“民国元首循例之词”和“就职仪文之一”，现在“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袁世凯把心理上的歉然情绪洗刷干净，然后便心安理得的去做皇帝了。请愿联合会在完成“推戴”活动后，又作贼心虚地向各省发出了消灭文字罪证的通电说：
“各种公文，无论若何秘密，仍将流为一种永久的记录。且一旦为外人所知，则我人不能逃严厉之评论，及剧烈之攻击，而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中央政府，思维再四，决将各种公文，分别焚毁之；俾非必要之记录，及种种缺憾，尽行掩灭。职是之故，务请君等捡出各种官私文件书札，不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入记录者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19日，早已准备好的大典筹备处公开了。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为处员，这班寡廉鲜耻之徒，为袁世凯上台极尽其悖谬之能事。其实自11月开始各省电文已对袁世凯改称“大皇帝陛下”了，前称官职也均改称“臣”。大典筹备处公开后，帝制准备工作更加肆无忌惮。首先对手下得力爪牙49人封爵，定次年5月前举行学绩试验之道试及京兆属县试；22人申令“革命太监名目，内庭供役改用女官”；加衍圣公孔今贻“郡王衔”；中华门改为“新华门”；中和殿改名为“礼元”殿由朱启钤亲自派人监督各宫殿的修造工程。年号、国旗、朝服、以及册立皇后、皇储典礼暨皇帝临事一切之仪仗都加紧进行。即使这样，袁世凯还急不可耐，曾面谕“如有疑难不易解决之事，可以随时面请训示，勿用公文奏请，以免周折。”典礼的筹备也极为奢侈，如御用冠服、宫内铺陈，极求美备。御座早经招工雕镌，12月中旬完竣，值40万元；袜1双，值80元；金质御宝5颗，价60万元；玉质国玺一方，价12万元；御用銮仪借自清室，修理添置之费，亦在数万元以上，皆由财政部支付。关于“洪宪帝制”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开列的媾和条款所列，数目约在6000万元，但有账可查的约在3000万元。其中仅筹安会费约为二三百万元，用于收买报馆、收买名士文章，各代表恩给金，杨、孙之报酬金等，秘密用出的则不得详数，这笔费用的由来，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种税款，鸦片专卖之类。那个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人梁士诒，当时正任全国税务督办，亲自为帝制筹款。他为虎为伥，以禁烟为名，征收港、沪关栈所存印土6000箱，每箱值4500元，计可得巨款2000余万元，用作帝制经费。这也可见帝制运动的龌龊肮脏了！
经过这一番准备，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正式登极。
第四节 护国运动起怒潮，洪宪帝制弹指空
假如袁世凯和他的谋士们在这时敢于大胆地公布帝制，那么列强中有好些国家的承认是可能跟着而来的。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早已被人所深恶，云南的讨袁斗争一开始立即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有些地方军阀依违其间，继续置袁世凯于炉火之上，不啻为袁世凯注射强心剂。
袁世凯在宣布撤销帝制后，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彻底失败。
一切已经无法挽救，独夫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袁世凯在万众唾骂之下，极度难堪地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反袁联合战线
在袁世凯积极推行“帝制”的同时，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温和派、进步党和发动护国战争的西南军人，在反对袁世凯的共同目标下，出现了反袁联合战线。但它们在反帝制斗争中却包含有不同的态度。
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日本集合了国民党的激进派而组织起来并有别于国民党的一个政党。它成立于1914年7月8日。目的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继续进行倒袁活动，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并企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但是，这时的中华革命党不仅在群众中已经没有辛亥革命时“同盟会”所有的那种威信，而且本身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弱点：它鉴于过去内部分裂的教训，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狭隘的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它不仅没有提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办法，而且还在党员中划分了严格的等级，如在党章中规定：“凡在革命未起义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遍’‘党员’。这些名目不同的党员日后将成为不同名目的公民，而享有不同的权利，如‘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将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遍’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这种用个人利益来吸引党员的作法，不仅造成政党与人民群众分离，同时也造成政党内部的不一致。它在组织问题上，强调直接服从孙中山个人，即所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把是否服从孙中山看作是否革命的标尺。并在入党手续上采取了会党很多落后而具有强迫性的办法，因之就使一部分原来是国民党党员的人拒绝参加，其中有些更跑去为进步党摇旗呐喊。它在党章上虽然规定了反袁的纲领，但却没有提出反对袁世凯等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纲领。这些都是中华革命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上也有一定的缺点：它一方面相信军事冒险，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组织民众；另一方面又把战胜袁世凯的希望寄托在列强操纵中国的政策上，主要是想依靠日本。中华革命党先后在1914年6月10日在苏、浙各地起义，1915年12月又组织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结果都失败了。同时派往山东、陕西、四川、云南、广东、江西各省活动的党员也都侧重于联络军队。任何一个革命行动，如果要是没有广泛的群众运动，要想得到成功，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华革命党无论是纲领、政策以及它的实际行动，都没有明确的代表人民利益的东西。因此，它的背后也就看不见什么可靠的支持力量，而使本身只能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小团体。在反袁斗争中，虽然态度相当坚决，为护国运动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终究未能成为反袁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力量。
国民党温和派的主要人物有李根源、钮永建、陈炯明。他们也是在国民党被解散后逃至日本的，但是他们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因反对其中的某些规定，而站在中华革命党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正式组织。对于袁世凯统治并没有仇恨，不主张“急进”，而主张“缓进”。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时，李根源，钮永建等28人还曾发出通电，要求停止革命行动，“一致”对外，对于袁世凯的集中权力起了声援作用。后来，他们才有所谓“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其中有些人是想借此作为日后政治活动的基础，而其中竟有人主张拥护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岑春煊来做领袖。在袁世凯帝制完全公开进行时，欧事研究会渐向国内活动，与国民党残留在国内的国会派和进步党联合，参加了反袁联合战线。这是在反袁战线中为进步党摇旗呐喊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