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烧向紫禁城（一）
随着鸣赞官的一声哀鸣，颁发道光皇帝遗诏的典礼开始了。
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
洪秀全要效仿汉高祖刘邦、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去开创一个新的朝代。
咸丰是个聪明人，杜受田这一番话他立刻心领神会。
“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这是林则徐补天未成，临死前最大的遗憾。
这是有清一代少有的诤诤谏文，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
咸丰的马上生涯，只有偶一为之的御园行猎，可就是在春光明媚，扈从如云的围猎中，他也经不住马上的颠簸。
补天图治话咸丰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1850年3月3日），国丧中的紫禁城一片银装素裹。
乾清宫内，大行皇帝的灵堂布置得庄重肃穆。正中的宝床上安放着溢彩鎏金的梓宫，四周有喇嘛敬缮的西番字样，梓宫的后面是一大块黄龙幔帐，两旁为白绫帷幔，梓宫的前面设有铺着黄缎绣龙褥子的花梨木宝榻。在宝榻前陈设着一个放有银香鼎、烛台和花瓶的大供案，案前一字排开三个花梨木香几，上面摆放着博山炉、香盒、莲花瓶以及各种册、宝等物。香几之左摆着一桌时令鲜果，右边则供奉着丰盛的晚膳。
乾清门外，绣花金缎的硕长引幡迎风抖动，道光皇帝的法驾卤簿从乾清门口一直排列到太和门外。凛冽的北风中，除了数不尽的白练素缎猎猎作响外，整个大内像死一般的寂静，加上阴惨惨的天气，压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
随着鸣赞官的一声哀鸣，颁发道光皇帝遗诏的典礼开始了。
只见摘去缨饰，身着素服的内阁官员前导，一律剪发（摘缨即摘掉冠帽上的顶饰，剪发即剪去一段发辫）成服的大学士们恭奉着道光皇帝的最后一道“圣旨”，将遗诏送到站在乾清宫檐下的嗣皇帝――奕讠宁手中。满脸泪痕的奕讠宁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接过遗诏。不知是天气过于寒冷，还是大任将临而惶恐不安，他的手在不住地颤抖。他小心翼翼地把诏书放在乾清宫内早已设好的黄案上，然后行礼如仪，退出门外。忍悲等候着宣诏天下的庄严一刻。
遗诏由大学士们捧出中门。礼部堂官跪接后放入木雕的云盘内。从中路出午门，直至天安门下。此时的天安门外如白银铺地，一片素装，亲王以下文武百官一律摘缨截发，率领着身着缟素的军民百姓匍匐在金水桥外。只见礼部堂官捧诏登上天安门，走到饰有黄盖的宣诏台下，跪递宣诏官宣告天下：
朕蒙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临御天下盈三十年……顾念统绪至重，极宜慎简元良，缵承大业，本日卯刻（即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晨），特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亲降朱笔谕旨，立皇四子奕讠宁为皇太子，并谕王大臣等同心赞辅，无恤其他……皇太子秉性仁孝，植德贞醇，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刻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王丕基……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宣读完毕，亲王以下满汉文武再率军民百姓立起举哀，行三跪九叩大礼。忽然，一阵狂风卷过，遮天蔽日，遍地缟服随风掀起，细碎的沙砾扫打在一张张冰冷哭丧的脸上。也许是悲悯先帝，也许是哀伤国运，很多老臣竟伏地痛哭不起，引得在场文武也纷纷弹泪抽泣，一时间呜咽声四起，真像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在金水桥下的一片悲哀声中，礼部官员把诏书衔放在一个木雕的金凤嘴上，用黄绒绳从城楼正中系下，由下面托着云盘的官员跪接，此谓“朵云接诏”，表示“诏”自天来，嗣皇帝继位为天之意愿。接着，礼部官员再把遗诏放到一个精致的“龙亭”内，由銮仪卫校尉抬出大清门恭送礼部，誊黄分送各地及朝鲜、琉球等国，诏告天下。
“呜呼皇考衔哀甚，抱恨终天泪万行”。
奕讠宁目送遗诏走后，眼前又浮起皇父在弥留之际的凄苦神情，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又跪在梓宫前伏地大哭，哀伤笃至，不能自己。左右见之，纷纷伏地环跪，恳其节哀，然后扶着他走回上书房倚庐（嗣皇帝守孝的地方）。
奕讠宁的悲哀，是哀道光也哀自己。
因为奕讠宁心里清楚，遗诏中还有一段无法诏告天下的内容，那才是皇父发自内心的独白：
一是死后不进祖庙。“朕万年后，断不可行郊配之礼……后之人其以朕为法乎，不以朕为法也。呜呼，必有知朕者焉。”
二是死后不行衤付庙之礼。“朕万年后，断不可行衤付庙之礼”，只以祀享之礼议行可也。这样，大清方能永保“圣圣相承之盛也，遵谕毋违”。
三是死后不设圣神功德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兹来许”，而朕“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万年后“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率行加称。若当时君臣不能仰体朕怀，不遵朕谕，是陷朕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励，尽成虚矣，盖谓之孝乎，盖大不孝也”。
四是死后不按旧制，冠服留用赏赐，无须供奉大内。
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
奕讠宁是在紫禁城内长大的，也是在道光皇帝的叹息中日渐成熟的。从他记事时起，在皇父、师傅和所见到的大人们的脸上，便常常看到愁容和不快。他5岁典学，正是白银大量外流，烟毒猖狂泛滥之际，鸦片入口一年竟高达4万余箱，朝野内外，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兵丁妓女都终日昏昏，吞云吐雾。鸦片战争的大炮，并没有惊醒那些昏聩的臣民，而皇父恭俭宵旰，守成一世，到头来只能忍悲含疚，痛苦签约。据说，当中英《南京条约》的文本送呈道光帝，要他批准时，道光帝“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最后“实出于不得已”，“以朱笔草草书一纸”，予以批准。其后，道光对洋人虽仇恨厌恶无以复加，但终没有废除条约的能力和勇气。郁郁不乐中，深愧对不起列祖列宗，死后竟没有颜面进入祖庙。这种饮恨而亡的悲剧，中外臣民又有谁知呢！
奕讠宁哀自己，则是他在道光的叹息和“代阅奏章”中（道光病重期间，曾由奕讠宁帮其批阅奏章），早已深知，日丽中天的大清朝一去不返，祖宗留下的江山已是“盗贼遍地”，百孔千疮，加之外侮相逼，国库如洗。这一切，对他这个从未出过宫禁一步的弱冠之人，又该如何承受呢！
乐极生悲，哀极生怨。
奕讠宁哀皇父亦怨皇父。衰微之世，宜用重典，怎么能让“多磕头，少说话”的庸臣曹振镛尸位素餐？穆彰阿妨贤病国，保位贪荣，皇父英明睿智，怎么就看不出其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呢？至于耆英、琦善之流，畏葸无能，抑民媚外，皇父何不早申国法，肃纲纪而正人心？！
奕讠宁恨穆彰阿之辈，早在上书房读书时便“深恶之”，但他更嫉恶如仇的是那些倚仗船坚炮利而辱没天朝的西方蛮夷。从小读烂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真龙天子，无法接受《南京条约》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而今英夷丑类又在沿海生事，骚扰不休，我大清难道就无人了吗？
面对大行皇帝的灵柩，一股立志中兴，以雪国耻的腾腾烈焰，在血气方刚的奕讠宁心中油然升起。
他想挽狂澜于即逝，
他欲扶大厦于将倾。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29日），奕讠宁升太和殿宝座，即皇帝位。阶下鸣鞭，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颁即位诏如仪，以明年为咸丰元年。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充满了抗争的呐喊，也饱含着屈辱的血泪。
没等咸丰的即位诏誊黄天下，侍读学士董瀛山的奏折就放到了御案前：江苏、直隶、山东邪教以盗匪为生业；广西、贵州均有大伙抢劫；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四川、江西、湖南、广东等省水陆交界之区盗贼公行。
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已于是年七月开始在广西金田团营了。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其首领洪秀全赋诗曰：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他要效仿汉高祖刘邦、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去开创一个新的朝代，他要把大清王朝的社稷，搅个地覆天翻。
与此同时，沙俄在西北强行叩关，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英国在东南侵扰琉球、台湾和福州，并投书天津，仍坚持广州入城。
也许，年轻的皇帝已预感到大风雨的来临，他真要在史无前例的险恶环境中，迎接这个挑战。于是，将道光皇帝的梓宫移奉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后，咸丰首先想到了伴他度过14个春秋的师傅――杜受田。杜受田，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迁洗马，督山西学政。他从咸丰5岁时起，便把儒家经典编成浅显易懂，引人入胜的故事，讲给他听。稍大以后，又常与之讲习讨论，故十余年来咸丰获益良多，在清朝皇帝当中，其文学可称上乘。杜受田对外力主抵抗，对内提倡改革，加之其品端学粹，公忠正直，故深得咸丰倚重。“虽未入枢廷，但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咨而后行。”
已是花甲之人的杜受田应诏来到上书房，一进门便跪倒在地，咸丰忙把他扶起，赐坐在高杌上。咸丰开门见山地说：“当今天下不靖，值此临轩发策之初，该如何措置？请师傅明言。”
“皇上少年英才，仁孝睿智”，杜受田略一沉吟，改变了上书房授读时的问答方式，恭恭敬敬地答道：“自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程颢所言，择天下贤俊，以陪侍法从，而列圣丰功骏烈，鸿谟永垂，御极以后俱颁诏求言，虚心纳谏，望圣上明察。”
咸丰是个聪明人，杜受田这一番话他立刻心领神会。
“那师傅主张，谁才可大用呢？”
“黜陟大权，君自持之，臣不敢妄言，但林则徐赤胆忠心，才可大用。”
林则徐在青年皇帝的心中是个“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在洋人面前腰不弯腿不软的忠臣。想到先帝留下来的这些忠臣宿将，原来大丧当中的哀思愁肠，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梓宫安奉之后，咸丰谕内阁，诏旨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诸臣务须虚公详慎，毋偏毋私，凡有裨于官方吏治国计民生者，各抒所见。切实论奏，以副朕集思广益之至意。
在连颁谕旨，广开言路的同时，咸丰又连降旨，命各省督抚和在京部院大臣保举贤才，以备简用，断不可有蔽贤之患。对那些循例敷奏，于用人行政诸大端，自顾身家，缄默不言者，则大加申饬。文武大臣见新天子求贤纳谏不是虚应故事，确有除弊起衰之志，遂纷纷陈奏，各抒己见。
而群臣对林则徐的举荐，首先遭到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反对。穆彰阿字鹤舫，是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道光时初任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后晋升为太子太保，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兼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等无不参与；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天下，一时号曰“穆党”。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一意主和，对主张积极抵抗外侮的林则徐等人多方掣肘，他深知林如出山，于己十分不利，故屡在咸丰面前进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但咸丰不顾穆彰阿的阻挠，坚决启用林则徐，命福建总督刘韵珂“务即传旨，饬令该员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同时，启用鸦片战争中坚决抗英的前台湾道台姚莹和总兵达洪阿。
金田起义的号角打乱了咸丰的部署。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1850年10月17日）他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径自福州起程，驰驿迅赴广西，“荡平群丑，绥靖严疆”。
不料，林则徐动身17天后，竟病殁于潮州普宁县。
“未效一矢之劳，实切九原之憾”。这是林则徐补天未成，临死前最大的遗憾。但更遗憾的却是咸丰自己，他曾幻想林则徐在这场席卷神州的风暴当中，能挽救大清的命运“迅扫边氛，以绥南服”；他震痛失去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忠臣，遂亲制挽联以祭之：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统治者的爱憎，往往是时代的晴雨表。为表彰林则徐以激发更多的人效忠皇朝。咸丰元年四月（1851年5月），清廷特派员致祭，并颁发了封建社会中被士大夫们引以为荣耀的《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盛赞林则徐忠于清王朝的丰功伟绩。一时间，“朝野叹惜，虽走卒妇孺，无不蹙然以丧公（指林则徐）为悲”。后被同、光两朝倚为柱石的协办大学士左宗棠，写了这样一幅挽联，传颂一时：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左宗棠斥穆彰阿等为小人，咸丰对之更衔恨入骨。恰在穆彰阿阻挠咸丰重用林则徐之时，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再次提出广州入城一事，并咨文穆彰阿、耆英，要求履行条约内容。
这正触及咸丰的痛处。眼下他大力整顿吏治营伍，招揽天下贤才，如果再让穆彰阿之流抑民媚外，横行朝野，怎以能稳定人心，制服洋人！于是，他断然朱笔颁诏罪穆彰阿、耆英曰：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心同德，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漫许英人入城（指入广州城），几致不测之变。今年耆英于召对时，又数言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钧。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穆彰阿即行褫职，永不叙用。耆英着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度，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
诏下，天下称快。
其后，在鸦片战争中擅自与英人达成《穿鼻草约》、割让香港的两广总督琦善，咸丰也借其苛待当地回民而革职逮问，于咸丰二年（1852）将他流放吉林。
至此，鸦片战争中妥协投降，众口交谤的三人均受到咸丰的严处。
道光三十年五月，英使在天津海口投递照会南返后，咸丰严谕东南各省督抚，相度海口形势，选择将弁，加意防守，“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
同年七月，英人违约借住福州神光寺，并欲私往台湾贸易采煤。咸丰严词拒绝，“台湾为悬海要区，岂容洋人到彼借贸易以行窃伺，成约（指南京条约）内通商五口，本无台湾，断难允准”。
同年十二月，俄国强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贸易通商。咸丰不准，并严谕伊犁将军奕山在与之谈判过程中，“加意慎重，于国体边防必须面面顾到，断不可草率定约，致贻后患。”
咸丰即位之初，农民大起义的风暴还没有危及到他的龙庭御座，所以年轻皇帝的心思集中在振兴皇朝，抵御外侮上。城下之盟，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头。他以为失败之由，主要就是一二佞臣的媚外和戎，和满朝文武不知振作所致，而他承继大统，只要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力除积弊，整顿朝纲，就一定能重振天朝威仪，报仇雪恨的。咸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颓风力挽戒因循，去佞勿疑斥二臣，
厉尔群工益加勉，摅诚事事切开陈。
这是道光三十年十月（1850年12月），咸丰罢斥穆彰阿和耆英之后，以诗代谕，警告群臣务必激发天良，公忠体国，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直言勿隐，不得苟安畏难。
历朝历代，新帝即位往往虚应故事，为收揽民心，下诏求言。但志做中兴之主的咸丰帝却是由衷的，所以一时封章密奏纷至沓来。咸丰或优诏答之，或虚怀嘉纳。其中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连章迭奏，引起了咸丰帝的注意。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在湖南长沙湘乡县南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累世务农。曾国藩勤奋好学，少有大志，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一帆风顺，累迁至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由于他出身寒门，生于衰微之世，所以登进后十分留心时务和天下人才，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
咸丰下诏求言后，曾国藩首上《用人三策》，提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非常赞同，认为此奏“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第二年四月，太平天国起义已成风起云涌之势，但清廷当轴者仍蒙然无知。曾国藩再次上疏，尖锐地指出天下营政腐败和武备废弛的状况，为咸丰帝出谋划策。
但国运已衰，积重难返。尽管上谕煌煌，三令五申，吏治营伍，海防河工，漕务盐政等诸大端仍是依然故我，内外臣工不仅没有陈善责难之心，反而纷纷谄媚阿谀，粉饰太平。
为使咸丰帝避免骄矜之气，怀着对清廷的一片赤诚，咸丰元年五月，曾国藩再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言辞激切，锋芒直指咸丰帝。
一曰“防琐碎之风”。他提醒咸丰不要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遣往广西的文武大员要慎重挑选。
二曰“杜文饰之风。他批评咸丰帝不求实际，徒尚虚文。虽褒奖大理寺卿倭仁等奏诚为切直之言，但未几又疏之万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曰“去骄矜之气”。他批评咸丰帝刚愎自用，出尔反尔。“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最后力谏咸丰帝还要虚怀若谷，防止骄傲自满，以免日觉直言可憎，佞谀可亲，流弊无所废止。
这是有清一代少有的诤诤谏文，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实“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但它在乾纲独断的封建时代，却要冒杀头的风险。曾国藩在家信中亦说：“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曾国藩不是在故弄玄虚，他的多虑是真实的。因为他直谏的是年轻气盛的真龙天子，何况他文中所指，又未必句句是实。据说奏折递上之后，咸丰披览未毕即“怒扌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大学士祁？藻等力劝咸丰息怒，并提醒他“言不逆耳不为谏”，当今天下萎靡，正需敢言直谏之臣，还望圣上三思。
咸丰似乎也有他的委屈。即位之初，“盗贼遍地”，百务待业，朕屡屡下诏求言，然而官场陋习，积弊已深，或阿谀成风，因循守旧，或自顾身家，缄默不言，如不起用新秀，大刀阔斧地整顿，又何以破除积习，痛惩其弊。至于倭仁所言，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日与贤俊相处，固与狎宦官、宫妾之人相去万里。然贤俊之士，或有才而无德，日与习者，非翰墨之场，即驰骋之乐。反不如以礼相接，互相警戒之为善。
待气平之后，咸丰也觉得诤臣可贵，不仅优诏褒答曾国藩直谏可嘉，堪为听言临政之助，让他兼署刑部左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以佐吏治，而且将其“敬陈圣德三端”摘要录出，挂之壁右以为加勉。一时，“危言傥论，无不兼容”，一些忧国之士甚至觉得“气象如此，泰运可期”了。
在咸丰克己纳谏方面，历史上还流传着“秀女直辞”这样一个故事。清宫词中有：
女伴三旗结队偕，绣襦锦堂映宫槐，
礻马牙已命南征将，选秀仍闻撂绿牌。
满语中谓秀女引见不入选者为撂牌子。清宫挑选秀女，是清朝极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定例八旗秀女，每三年引选一次，内务府所属秀女（为满洲奴仆之女），每一年引选一次。凡年届13至17岁的八旗女子，均须按年向户部具呈备案，非经挑选之女不能私自婚配。八旗秀女入选后，或为皇帝妃嫔，或被指配给亲王、郡王及皇子、皇孙等。入选后的内务府所属秀女，则为后宫承值伺应之人，年届25岁即放出，不能久居禁内。这与明代“六宫深琐万娇娆，多半韶华怨里消”的情况，迥然不同。
每到挑选秀女之期，应选秀女均乘骡车，车树双灯，各有标识，于黎明时分鱼贯衔尾而至神武门外下车。然后按次序由太监们从旁门引入，进到顺贞门外备帝后选看。届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中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看而不留者，谓之撂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