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增加新的条款，以便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首先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自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这两个条约还曾分别规定，日后如要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应俟12年之后。并且明确规定，这种修改只是由于各口岸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十分明显，修改仅是限于具体执行过程的一些枝节性问题。《南京条约》则根本没有任何“修约”的规定，但英国侵略者却援引“最惠国条款”，认为可以“一体均沾”，声称必须同样享受12年“修约”的权利。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伙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
英使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沿海各口岸及内地各城市全部开放，如不可能，则至少要增加开放镇江、南京、杭州、温州等江浙主要城市；准许外国商船和军舰在长江自由航行；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中国劳工向海外移民；废除外国进出口货物通过中国内地时课征的子口税；外国使节常驻北京。
美使提出：要求在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进行贸易、传教和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
法使除提出上述类似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法国传教士。
显然，上述这些所谓“修约”要求，决不是仅对某些条款“稍有变通”，而是要逼迫清政府订立一个比《南京条约》内容更加广泛、危害更加严重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4月，英、法、美三国公使怀着这些阴险目的抵达广州，循例向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致函申请“修约”。叶名琛是个浑浑噩噩的官僚，虽任两广总督多年，但对国外事情几无所知。他对付外国侵略者的办法是：拒不见面，避不答复，以此来避免同侵略者发生冲突。这种貌似傲慢、超然的态度，其实正反映了他恐惧侵略者的心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举动。
6月，包令、麦莲转而抵达上海，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麦莲采用利诱威胁双管齐下的手段，声称“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指太平军――引者），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并扬言要赴天津进行交涉。怡良不敢轻允，遂以各国通商事宜向以两广总督专办为借口，要他们仍回广州协商。咸丰帝得悉这一情况后，谕令叶名琛“仍遵前旨，设法开导”，“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
8月，包令、麦莲返回广州，伙同布尔布隆再次向叶名琛提出面商“修约”要求。叶名琛依然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借口公务繁冗，不予接见，并覆文说：“天朝臣下无权，但知谨守成约。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他仍笃信，对付外国侵略者的惟一办法，只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咸丰帝由于对外国侵略者疑虑较深，仅同意对“修约”要求作少许让步，免除外商所欠上海关税和停止广东茶税，其余一概拒绝。这个承诺与侵略者的要求相去甚远，于是英、法、美三国威胁要对清政府诉诸武力。麦莲向美国政府建议：联合英、法、美三国海军力量，长期封锁中国的白河、长江、闽江和黄埔港，直至能够毫无限制地全面行使对华通商特权为止。英、法政府中也有人叫嚣：“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
此次“修约”讹诈没有能够顺利实现，美国侵略者并不甘心。同时它看到英、法两国当时正陷入克里米亚战争之中，便企图利用这个时机，出面充当侵略中国的主角，于是掀起了第二次“修约”浪潮。
1856年是中美《望厦条约》12年限期届满的一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的第三十四款规定，要求全面“修约”。美国对这次“修约”讹诈活动做了充分准备。1855年，美国政府改派传教士出身、有名的“中国通”伯驾为驻华公使。抵达中国前，伯驾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前往伦敦和巴黎，分别与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法国外交大臣瓦尔斯基举行会谈，共商侵华的具体办法。英、法两国表示愿意在外交上予以支持，并指示两国大使酌情同伯驾一道对清政府进行勒索。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法国驻华代办顾随会商“修约”的方法和步骤。
伯驾在上海活动了四个多月，一无所获。10月，英国已在广州一手炮制了“亚罗”号事件，点起了新的战火，伯驾便中断“修约”活动，于11月返回香港，积极参与英、法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烧向紫禁城（二）
“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自厦门驶抵广州，停泊在黄埔港。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率兵士登上该船进行搜查，并逮捕了隐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中国水手。
这件事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英国侵略者为了挑起事端，决意歪曲这一事件，英国驻广州代理理事巴夏礼首先怒气冲冲地赶到现场，干涉广东水师值勤，胡说“亚罗”号为英国船，领有港英当局颁发的护照，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他的无理要求遭到梁定国等人拒绝。巴夏礼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从而也是对英国的侮辱。
随后，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照会，声称这是一种“性质极其严重的侮辱，必须马上赔偿”。同时他又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致书英国公使包令和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示意期待已久的“对广州示威的良机终于来到了”。
“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商人方亚明，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为了进行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逃避本国法律的约束，方亚明曾于1855年9月将该船在香港注册，从港英当局领取过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隐藏在“亚罗”号上的海盗以这张执照作掩护，曾多次在海上从事抢劫活动。由于这张执照已经过期失效，而“亚罗”号在它被搜查前六天，不再悬挂英国国旗，因此所谓“侮辱”英国国旗，纯属子虚乌有，凭空捏造。
在包令的指使下，巴夏礼于10月12日再次照会叶名琛，提出送还被捕水手、书面道歉和保证以后尊重英国国旗等三项蛮横要求，并威胁叶名琛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英国海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面对巴夏礼的挑衅，叶名琛先是行若无事，满足于照会往来，但在侵略者咄咄逼人的不断进攻并进而提出最后通牒时，他又害怕事态扩大，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将被捕的水手送回到英领事馆。叶名琛的妥协行为，大大助长了英国侵略者的反动气焰。巴夏礼乘势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或所派官员职位不高，拒绝接受。同时按照他们事先的侵略预谋，命令海军进攻沿江炮台。
1856年10月23日，西马縻各厘率领军舰3艘、划艇十余只，海军陆战队约2000人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侵略者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马神甫名马赖，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1853年，马赖从澳门入境经广州到贵州兴义的马鞍山，后又由贵州天主教会派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的教徒，引起公愤，1856年2月被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在站笼中死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神甫”事件。当英国政府利用“亚罗”号事件，调兵遣将，并怂恿法、美、俄联合出兵侵华时，法国一拍即合，马上积极响应，打起“为保护圣教而战”的旗号，与英国侵略者共同组成英法联军开到中国。美国和沙俄则同意配合行动。于是，由英、法联合出兵，美、俄充当帮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侵占广州
英国侵略军这次发起进攻的目的，是以武力胁迫叶名琛屈服，乘机进入广州城。
当英国侵略军强行闯入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接到叶名琛的命令，不敢下令发炮阻击。虎门各炮台守将或未战先逃，或等待观望，守兵则纷纷逃散，致使英舰未遭任何抵抗即通过虎门要塞，驶入珠江内河。
英舰接着炮击猎德炮台，清军炮台守兵奋勇还击。但是，叶名琛面对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却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当中英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之际，他正在校场上观看武试人员跑马射箭。闻警后，仍认为英国侵略军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更可笑的是，他信奉扶乩，根据求神降示，他断定英国侵略军“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然后仍出堂观箭，至晚才归。
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不啻为侵略者大开绿灯，猎德等炮台守兵接到叶名琛命令后，只得被迫停止反击。英国侵略军海军陆战队乘机迅速登陆。当晚，英舰进泊广州城西南十三洋行码头。
翌日，英舰沿珠江南水道下驶，进攻凤凰山炮台，清朝守军遵叶名琛之命，不战而散，大炮也被摧毁，英国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炮台。25日，英国侵略军又进而攻占了拥有50门火炮的海珠炮台。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敌人占据。
27日，英国侵略者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除提出原有要求外，又增加了所有外国人都可同中国当局打交道并进入广州城的新要求。叶名琛对此未予答复。于是，英国侵略军于当天下午在城外架炮，集中火力轰击总督衙署，每10分钟发炮一次，直至日落为止。靖海门内的数十间铺户被炮火烧毁。28日午夜，英国侵略军继续发炮轰击，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放火焚毁靖海门外一带民房，火势延近城楼，火光冲天，朗如白昼。
29日中午，英国侵略军以猛烈的炮火，将广州外城城墙轰开一道两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了总督衙署，叶名琛退入内城巡抚衙门，躲避炮击。下午英国海军陆战队二三百人通过缺口处攻进外城，清军参将凌芳率兵顽强抵抗，不幸中炮阵亡，清军被迫退入内城。
在此期间，叶名琛曾派绅商伍崇曜、苏廷魁等出城同巴夏礼讲和。巴夏礼要求在广州城内或在城外指定地点同叶名琛举行谈判，叶名琛怕见面后会遭受侮辱，未敢应允。于是，英国侵略军又从31日起连日不断地向广州内城发炮轰击。内城有多处地方遭炮毁，居民死伤十余人，巡抚衙署也被炮弹击中。
11月6日，英国侵略军动用三艘军舰，沿珠江主航道东进，向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发炮。炮台守军开炮还击，停泊在台外江面的广东内河水师23只战船也积极参战，共击中敌舰1艘，击毙敌兵100余人，但因火炮陈旧，弹药不足，加上水师战船先后被英舰击毁，守军渐渐不支，炮台终于失陷。
10日，英舰再度炮击猎德炮台。虽然炮台有守军千人，台后又有陆路乡勇支援，但无奈火炮射程达不到敌舰处，而英舰火炮性能良好，多次击中炮台，造成守军大量伤亡。英国海军陆战队乘势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当时，梁定海、谭蛟等正在台后村庄聚赌寻欢，闻讯后乱作一团，竞相逃奔。守军群龙无首，在英国侵略军前后夹击下，纷纷溃散，英国侵略军再次攻陷猎德炮台。
1857年7月初，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到达香港。他此行的主要使命是：逼迫清政府赔偿“损失”，并同意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增辟租界、修改税率、鸦片弛禁、内地传教等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他的训令称：如果上述要求遭到拒绝，即对清政府诉诸武力。遵照这一训令，额尔金同包令、西马縻各厘等人进行谋划。包令等人主张首先进攻广州，用武力逼迫叶名琛屈服，为下一步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扫除障碍。额尔金采纳了包令等人的建议，决定先攻打广州，取得讨价还价的条件，再向清政府进一步勒索。但时值印度人民起义正在兴起，额尔金应印度总督之请，率远征军一部赶赴印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进犯广州的计划未能立即实施。
10月中旬，法国全权专使葛罗也率侵华军抵达香港。先期返港的额尔金同葛罗，以及英、法双方的侵华海军头目，经过多次会商，决定组成英法联军，协同行动，先取广州，再北上白河。其后，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和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先后到达香港，合谋侵华。12月，英、法集中了一支由5600多人组成的联军（其中法军1000人），做好大举进犯的准备。
在外国侵略者更大的军事威胁面前，叶名琛仍不做战守准备。对曾被英国侵略军破坏的虎门要塞几座炮台，他既不派人作任何修整，也不重调水师防守。广东内河水师的战船大部分破损，他也不加添造。更为严重的是，叶名琛还大批裁撤团练兵勇。在广州人民愤怒焚毁十三洋行商馆之后，他竟下令把所有团练乡勇赶出省城。原陆续聚集在广州四周的3万多兵勇，绝大部分被裁，陆路壮勇原有1万多人，被裁十分之八，所存者不到2000人。广州事实上已成为不设防城市。
1857年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并限令10日内答复。并声称：如不答应，即令“水陆军兵，力攻省垣”。对于英、法相互勾结以及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茫然无知，并误信谣传，相信什么英王已令其在华官员与中国“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断不准妄动干戈”。
在额尔金和葛罗发出照会之际，英法联军舰队已悄悄离开香港，向虎门驶去。由于未受到广东水师的任何阻挡，联军舰队十分顺利地进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2月15日，几十艘敌舰在珠江主航道上集结，集中炮火猛轰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随后，英、法侵略军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该地，为进一步进攻广州城夺得了立足点。20日，联军舰队又进泊广州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
叶名琛“占卜掣签”
1856年10月，英军2000余人，曾一度进攻广州城，虽破城而入，终因兵力有限而退出。两广总督叶名琛，临危无措，却常有厚福，英军退兵，他更添了几分得意。
叶名琛（1807-1859年），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历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曾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杀十余万众，成为颇有“威名”的刽子手。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也有一套自欺欺人的哲学。他从前车之鉴中得出结论，林则徐、裕谦等主战，以挑衅重处，或兵败身亡；主和之人，为世人清议，亦身败名裂。叶名琛身处两难之中，另创一格，借以自全。即高谈雪国耻，尊国体，矫作镇静，处于不刚不柔、不理不睬的地位，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正是在这种荒唐哲学的指导下，致使他辱身辱国，亡命于域外。
叶名琛身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负责两广军政及与洋人交涉的外交事务，然而他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之通商联络，又不用心了解各国向背、虚实弱强情况，而预谋应付，每当遇有列强发来照会，均作儿戏，既不向上奏报，也不认真研究应付，或略复数语，或竟不予答复。这就是他不谈不理的外交策略。
叶名琛在英军进攻广州城之前既如此办理外交事务，奏报多有不实、不尽之处。攻入广州英军退出城后，他立刻上奏邀功，谎称广州海陆防剿，大获全胜。咸丰皇帝被虚报的“胜利”哄住了，传谕嘉奖：该督久任粤疆，熟悉夷情，必能设法驾驭，勿留后患。甚至咸丰也受到了“鼓舞”而自大起来，声称：经此一战之后，夷知理曲，悔罪求和，天朝便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叶名琛终于骗得咸丰皇帝“朕不为遥制”的大权。凭着这一上方宝剑，他更是刚愎自用，欺上唬下，毫无顾忌。
直到英法联军大规模集结时，叶名琛仍不奏报，以致清朝廷也坐不住了，传谕道：“该省夷务，日久未见奏报，甚为悬系，著叶名琛即将现办情形迅速具奏。”
叶名琛仍旧不具实上奏。
同时，叶名琛对于下属，更是连唬带蒙。
1857年10月，英法舰队已集结于珠江口，叶名琛闻报，声称：“此讹言耳，必无是事。”待到英、法联军进逼广州，派出代表要求谈判，叶名琛仍不认真对付，简单地回复：除通商外，余概不允从。仍不予理会。战事一触即发，督属抚司道官员参见叶名琛，他仍像无事发生一般。属下问应当做如何准备时，叶名琛答复道：“彼无能也，用战势来吓我耳，彼已穷蹙之极了。”依然不做任何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12月16日，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了入城交涉的要求，限令于22日前回复。叶名琛对此仍不予答复。广州绅民见事危急，自告奋勇，愿自备粮饷军械抗敌，也有提出派商民赴敌船往探，或可转圜，进行和平谈判。叶名琛亦拒绝，并传谕：“如有官绅士庶敢赴洋船议事者，即指名参奏。”
叶名琛的应变之策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妙策使他能如此“稳坐钓鱼台”呢？这就是中国具有3000余年悠久历史的法宝――“占卜掣签”。
叶名琛的父辈既颇善此道，叶名琛更是信之如神。他在广州城内大修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签。英法联军最后通牒到期，叶名琛对下人道：“扶占祈签，亦主镇静。”占签云：“过十五日便可以无事。”叶名琛凭借的应敌之策，便是这个上上签。
12月29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叶名琛仍在督署衙门中寻检文牍，僚属请其躲避，可他仍痴信占语，胡言乱语：“只有此一阵，过去则无事。”直到城破，叶名琛才吓破了胆，慌忙微服出逃，后被英法联军抓获。叶名琛先被押送香港，继而被送到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次年病死狱中。在押期间，叶名琛每日写字作画、吟诗，乞求怜悯，不签名字，自称“海上苏武”。
叶名琛占签云过15日可无事，而广州城则在第14天先陷落。人们对这个似乎玩笑的占语的准确性感到惊讶，以致有人认为是洋人贿赂了占卜者所捣的鬼。
对于叶名琛这种既不在外交上认真对付西方各国，军事上也不积极防备列强，以致最后误国的荒唐行为，广州人民以打油诗嘲笑曰：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广州交涉就这样以闹剧为始，而以悲剧告终。
决心卖国投敌的广东巡抚柏贵和绅商伍崇曜等人，乘机大肆活动。柏贵派伍崇曜前往侵略军船舰“议和”，打听投降条件。但是，英、法侵略者却认为他们资格不够，声称要“前赴天津，求大皇帝另派晓事钦差大臣，妥为办理”。因此，伍崇曜同侵略者交涉多次，都没有取得结果。
30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城北城墙上竖白旗投降，并打开西门怂恿居民迁徙。接着柏贵和穆克德讷联名发出告示：“和议已定，城内士民毋惊恐。”从而涣散了民众的斗志，使英法侵略者占住了广州。
尽管柏贵卑躬屈膝地为英法侵略者竭诚效力，但是侵略者并不想把权力真正交给他。他们制定了旨在限制柏贵活动的种种规定。柏贵向咸丰帝呈交的奏折，先要他们审阅；向民众发布告示，须由他们批准；咸丰帝下达的谕旨，也由他们截收。柏贵居于署内，外面由侵略军把守，来往人员都要得到侵略军的严格盘查，甚至一度柏贵外出散步，也不能自由行动。英、法侵略者推出柏贵，这可以算作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傀儡代表。
柏贵对这种傀儡地位以耻为荣，不遗余力地为侵略军效劳。他上台后，立即发布通告，宣称“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嗣不得再称‘鬼子’，如遇夷人下乡，官民皆当以礼款待”。他还竭力禁止团练进行反侵略活动，公然威胁道：“有擅敢借词团练者，照叛逆治罪。”为了保住傀儡地位，柏贵还不厌其烦地劝说同僚放弃抗敌主张。
英、法侵略军攻入广州城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广州遭到了比上一年更加野蛮的蹂躏和摧残。英国侵略军一入城，就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52箱，共22.7万两。义民萧亚成不胜其愤，用刀砍伤一名侵略强盗，竟被侵略者用铁钩活活吊死。
大沽口外
英、法两国为了实现蓄谋已久的侵略目的，决定乘势北上，就近对清政府进行直接的威逼和勒索，沙俄和美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积极支持英、法两国的侵略活动。沙俄公使普提雅廷向额尔金鼓吹：对付清政府的惟一办法，是对北京直接施加压力，而使这种压力生效的最好手段，则是将吃水较浅的军舰直接驶入白河。他还出谋划策说：直隶湾（勃海湾）沿岸四五月份天气大多晴朗，热度适中，是作战的最好月份。美国公使列卫廉也煽动英法侵略者北上，并胡说什么“同中国人友好交涉，什么也不能做到”。
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经过一番紧张的谋划，立即遣人携带照会北上。2月11日，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陪同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到苏州，将照会交江苏巡抚赵德辙转递清政府。当时俄国在上海未设领事馆，其照会由美国领事代递。英、法照会内容大体相同，主要有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放新口岸、外人自由进入内地游历传教、改订关税税率、保护教徒、赔偿军费和广州侨民损失等项。美国照会除没有要求赔偿军费和损失一项外，其余内容同英、法照会大体相同。极为恶劣的是，俄国背着英、法、美三国，在偷偷塞进照会的“附件”中，竟要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还无理要求在伊犁地区分明界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