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英国还是觉得有必要联合美国。于是从1857年3月起英国驻美公使那比尔开始与美国国务卿卡士禄谈判。主要是要美国政府合作对付中国，美国在华文武官员与英、法两国联合行动。那比尔还将英国政府颁给包令的要求修约的训令，以备忘录的方式，告知卡士禄。双方谈判持续了一个月，结果也不能令英国人满意。因为美国不反对英、法两国共同出兵，但是受体制的限制，美国政府无权决定对外作战；只派一名全权公使赴中国，单独与中国定约。美国拒绝参加联合军事行动，自有其如意算盘。美国考虑自己享有最惠国待遇，一旦中国与英、法修改条约，就可以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如果派遣军队到太平洋彼岸去，就会靡饷劳师，等于是做一笔赔本买卖。所以有人形容美国人只派全权公使到中国的做法，恰如派一个人手提篮筐，站在硕果累累的果树下，等待着伙伴从树上摇落果实，装入自己的篮筐，倘若果树主人不满，进行干涉时，便可以权做调解人，以平息双方的争端。
美国人的精明之处还在于善于揣摸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理，巧妙地提出和好修约等要求。巴驾在给叶名琛的一份照会中就说：如果清朝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国正常往来，相好无扰，则中国从今往后各省叛乱可绝，沿海贼匪可除，永固邦本。否则，内外叛乱不断，盗贼日增，又与别国縻战，使得百度俱乘，万利俱废，王朝统治不稳，岂不可惜。当时，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代表的民众斗争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封建统治者们最担心的正是内忧加外患威胁王朝统治，“中原未靖，岂可再起风波？”尽管清朝封建统治者面临无法摆脱的困境，但是咸丰皇帝，以及相当多的王公大臣、政府高级官员一直不敢相信外国侵略者会帮助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57年4月，美国政府任命列卫廉为驻华全权公使。他肩负的外交使命就是与英、法两国驻华公使积极配合，扩大美国侵略权益。英、法两国对美国不参加联合军事行动而深感遗憾和失望。不过，英、法两国既然已经挖空心思地寻找战争借口，就不会因为美国的态度而放弃军事行动。为了使拖延了很久的修约问题得以解决，英、法两国分别将交涉大权交给各自的全权大使。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伯爵为全权大使，法国政府任命葛罗为全权大使。额尔金得到的训令是要他向清政府提出：
（1）对英、法臣民的损害赔偿；
（2）在广州和其他各地完全执行条约的规定；
（3）最近变乱中的损失赔偿；
（4）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并承认他有直接与那里的高级官员行文的权利；
（5）争取商业上更多便利为目的而作条约的修正，如增辟口岸以及准许中国商船前往香港。葛罗接到的训令除强调取得马神甫被杀事件的赔偿，传教士将来要有更大的安全外，大致也是命令他提出同额尔金性质相同的要求。
额尔金于1857年4月离开伦敦，在巴黎停留了四天，与法国政府共谋侵略中国，扩大战争。7月1日，额尔金到达香港，立即着手部署对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有关事宜。可在这时刚刚接受任命的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尚未从巴黎起程，额尔金便函告葛罗为了与法国同僚合作，他已经暂缓前往天津的行期，希望能在9月25日以前与葛罗在上海会面。更何况为了应付印度因发生兵变而出现的紧张局势，额尔金早已将派往中国的军队改调印度，从而使他的对华军事行动被迫延搁。至于积极响应英国人的法国海军也没有完全准备好，直到1857年底才到达中国海面。显然，这个季节白河已经开始结冰。
12月12日，在写有“免战”两字的休战旗下，叶名琛收到额尔金和葛罗的最后通牒。英国人提出在同北京谈判之前，要进入广州，占领河南和沿江炮台及其他无理要求，法国人则特别强调马神甫被杀以及法国人和被保护者损失的赔偿问题。他们还限叶10天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叶名琛不仅否定了洋人的进城权，而且还指出修约也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马神甫的受审和处刑则是正当的。至于赔偿损失，法国人应向英国人去要，因为广州的混乱是英国人直接造成的。
虽然叶名琛按照自己的一贯原则驳斥了英、法两国的无理要求，但是他对于局势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变化确实毫无把握。可是他料想英、法两国不会突然间发起进攻。一年前，英国侵略者炮击广州城后，叶名琛曾采取了一些备战措施，但是在广州恢复平静以后的几个月里，防范又松懈了。特别是他在香港的探子曾送来密报：11月下旬英国女王命令万万不能妄动干戈。由此他推断英国人要求中国赔偿，不过是因为印度兵变使其穷乏至极，想用中国的赔款稍济其急罢了。所以他想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定是虚张声势。而一条乩语又给叶名琛以极大的心理安慰。他的父亲有些学问，尤其喜欢扶乩，笃信占卜。叶名琛将父亲接到广州后，特意在广州观音山麓建了一座精舍，名为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两位仙人，让父亲在此修身养性，以占卜扶乩为乐。一天，叶名琛的父亲忽得一乩语，谓过了12月30日（十一月十五日）便可无事，于是马上告知叶名琛。平安无事自然是叶名琛求之不得的了，他喜出望外，真的相信这种自欺欺人之谈是上天的预言了。他甚至十分乐观地认为“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根本不做军事准备。
西方来的基督徒们可不受东方“上天预言”的控制。12月26日，英、法侵略者送来了最后通牒，重申以前提出的五项要求，限24小时答复。叶名琛也没含糊，当即表示“通商可行，余皆不准”。或许，他还迷信着那句让他心里踏实的乩语。然而英、法侵略者岂肯善罢甘休，从12月28日清晨开始，全面进攻广州城。广州随之失陷。
当广州沦陷之后，曾一度谣传叶名琛已经逃走，有的说是已经自杀。但是巴夏礼获得密报，知道叶名琛正躲藏在粤华书院，遂率领100余名英国兵于1858年1月5日前去搜寻。等他们赶到书院时，早已是人去楼空，仅见一位老者在那里看书。经过严厉诘问，老者说叶名琛五天前就离开书院了。英国侵略者不肯就此罢手，将老者押到巡抚衙门。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这时已经成为英、法侵略者傀儡的柏贵竟然说出叶名琛的藏身之地，还派人领到左都统署寻找。他们一窝蜂似地冲向左都统署，撞开紧闭着的大门。这时正在署中的左都统双龄自称是叶名琛，英国侵略者知道他是有意冒充，所以并不理会，开始大肆搜寻起来，最后在后园八角亭内找到叶名琛。
叶名琛被俘后，巴夏礼叫他随警卫前往侵略者司令部，他突然发问：“你是什么人？竟敢用我的语言对我讲话？”在侵略者的司令部中，叶名琛仍身着朝服，顶戴花翎，端坐在太师椅里。尽管已经成了侵略者的阶下囚，他依然不卑不亢。当天晚上，他被押上“无畏号”军舰，泊于白鹅潭。他说，他上船来是为了会见额尔金，但是不知道额尔金是否如约来会，他决不再等候了。“无畏号”移泊香港时，包令曾去看他，请他题字，遭到拒绝。直到此刻，叶名琛还以为额尔金是想求他签订约章而出此下策，所以做好进行外交斗争的准备。可是他在“无畏号”一天天地空等待，也没有任何结果。因为英国人非但无意与他谈判，签订约章，反而觉得用一艘有用的船囚禁叶名琛，不值得，正考虑将他送出中国。在额尔金看来，加尔各答对于叶名琛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逃跑的机会很少，无须严格管制。
就这样，叶名琛带着衣服、食物、银钱等在武巡捕兰镔，家人许庆、胡福，厨子刘喜，剃头匠刘四的随同下，于2月22日由香港启程赴印度的加尔各答，被囚禁在威廉炮台里。后来，叶名琛移居大里恩寺花园楼上居住。当从中国带去的食物用罄以后，家人要在加尔各答购买一些，以备日常之用时，叶名琛坚决不允，而且还说：“我所以不死而来到这里，是因为当时听英国人说要把我送到英国去。听说英国国王以明理著称，我很想见他一面，当面理论。既然两国已经和好，为什么无端挑衅，究竟孰是孰非，满心希望折服英国国王，而保存清王朝的国家体制。从那时起，我早已将自己置之度外，原想能够始终其事，不料日复一日，总不能到英国。滞留于此，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然用完，又有何脸面食用外国之物。”因此，翻译官送来的食物他也拒绝不用，并且不听劝告。1859年4月9日，叶名琛因为“不食周粟”而亡。显然，他就是由于没有围着侵略者的指挥棒转，满足他们修改条约的要求而客死异国的。
正像额尔金所表白的那样，列强决心靠武力来压迫中国获得一切。不列颠和法兰西的军队不仅攻陷了广州城，而且掳走了多年来一直拒绝接见各国使节，拒绝修改条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们采取如此野蛮的侵略行径，是想既达到在中国南方武力示威的阴险目的，又可以借此逼迫清政府同意修改条约。而昏庸腐朽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对英、法侵略者在广州的肆虐、进犯似乎并未表示出无法遏止的愤怒，还是让那位做了“海上苏武”的叶名琛负担一切责任吧，而对侵略者扶植的柏贵傀儡政权则予以承认，并谕令柏贵以情理开导列强，看他们是否有悔过之心；如果他们退出广州城后，仍乞求通商，可以相机筹办，以示中国皇帝对四夷的羁縻、宽容之心。
把叶名琛掳走后，英、法等国的使节们仿佛出了一口恶气，并登堂入室成了广州城的主宰。然而这并不是目的，他们要同清政府进行交涉，达到修改条约、扩大侵华权益的目的。1858年2月11日，英、法全权大使同时签署了致北京的清政府大学士的照会，宣称他们不久便将赴上海准备进行谈判，并且还提出有关和解的条件：公使驻扎北京；外国人自由前往内地游历，增辟通商口岸；改订内地子口税章程；按期修订关税税率；剿灭海盗，保护教徒。而且他们还警告说：如果在3月底以前中国没有全权大臣到达上海，或者是大臣的权限不够大，或者是要拒绝接受一切有关和解的条件，那么他们就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美国公使列卫廉接到英、法两国照会原稿抄送件后，正式声明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在要求修约的国家中又多了一个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俄国一边附和英、法两国，一边自以为是地责备清政府：如果在过去外国都能被允许直接与北京的朝廷往来的话，或许一切困难和麻烦都可以避免。俄国还借口中国拒绝接见本国使节，因而有理由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有北极熊之称的沙皇俄国，对中国早就有领土野心。为了达到目的，俄国施展了威胁、恫吓、哄骗、欺诈等手段，不断派遣探险队，进行所谓的远征，想把中国西北部、北部的大片大片领土窃为己有，划入俄国的版图。这个濒临波罗的海的欧洲国家，通过海盗式的探险活动，企图开辟一条通向太平洋的道路。1857年沙皇俄国第四次武装航行中国内河黑龙江，擅自建立近20个哥萨克村屯。同时，俄国海军总司令普提雅廷也积极准备出使中国。他从陆路来到恰克图，希望能够直接前往北京，但是遭到拒绝。于是，这位海军总司令便直接抵达大沽口。在大沽口，中国官员不准已经成为俄国公使的他继续前进，但答应将他的函件转到北京。不久，普提雅廷被告知，中方的复文要在恰克图交给他，因此要他返回恰克图。等在大沽口外的普提雅廷没有这样做，而是在1857年11月直奔香港。
在香港，普提雅廷见到另外三个要同中国修约的国家代表。虽然，英、法两国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对手、敌人，而且这场战争的硝烟此刻也没有完全散尽，但是在攫取中国权益的战场上，前不久还兵刃相对的敌人转眼之间冰释前仇，变成互相援之以手的伙伴，侵略的魔爪握在一起。1858年3月29日，普提雅廷在给额尔金的一封信中，向英国大献殷勤：“帝国政府亟盼目前在中国的纠纷达到愉快而满意的结果，并且命令我对各国全权专使可能向北京朝廷提出的一切代表共同利益的要求，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压迫清政府修改条约的过程中，又多出一个志同道合的支持者，英、法两国全权大使自然很高兴。因为从此以后，使用武力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而外交上却是四国使节共同行动。
3月底，四国使节先后由香港抵达上海。在从香港出发前，他们将英、法、美三国致大学士裕诚的照会及俄国致军机处的公文请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代为转递，要求清政府派遣钦差全权大臣到上海来谈判。对此，咸丰皇帝仍然坚持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些洋人“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厌之求”罢了。他在给大臣们的廷寄中，命他们转告英、法全权大使：叶名琛处理失当已被革职，现改任黄宗汉为两广总督，劝他们返回广州，同黄宗汉进行谈判。对于普提雅廷提出的无理要求，他指出根据中国与俄国缔结的公约，从未让与俄国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利。俄国公使的使命既然是勘定沿黑龙江的中俄疆界，中国也已派遣了谈判代表，所以俄国公使应该前往黑龙江。
说实在话，英、法等国要求修约的频繁活动和近来广州事态的恶化，确使咸丰皇帝烦躁不安，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贯态度。这位当朝天子1850年3月即位时，年仅19岁。生活在龙宫里的天子应该享尽天下的乐趣，而他却总是被这乱成一团的事情所缠绕，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他不仅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而且不愿和被视为蛮夷的外国人往来，即使有些不得已非处理不可的事情也要由离天子之都远隔万里的广东去办理，以免使都城和王朝统治受到某种影响。纵然有什么恶性事件发生，离心脏地区还远着呢！可是咸丰皇帝所面对的是那些有着先进武器装备，而又贪得无厌的列强，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落后于中原文明的周边民族和国家，赏赐些珍玩，稍示羁縻便俯首称臣、口称万岁，最起码也是相安无事了。然而他的思想被幽深的紫禁城和紧闭的国门禁锢住了。他的行为方式也很难有所改变。可悲的是，中国的军政大权完全操在这样一个人的手中，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在由北京前往广州的途中，曾到上海，与上海、江苏的官员探讨如何处理好对外交涉的有关事宜。但他没敢在上海逗留，也没与正在上海的四国使节取得联系，就急如星火地日夜兼程奔赴广州，准备在那里恭候四国使节并开始进行交涉和修约谈判。
而在上海的四国使节却无意返回广州。额尔金觉得英国的对华策略非常英明，对中国的清政府施加压力，应该是在北方，不能够在广州。只有对北方施加压力，才能取得使中国皇帝屈服的预期结果。葛罗的看法与额尔金的意见完全一致。列卫廉所受的训令虽与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不同，无权参加联合用兵，因此遭到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冷淡，还被英国记者讽刺为“最卑怯者”，但他本人却主张改变和平政策，以强硬的言辞和有效的武力达到目的。然而美国政府坚持认为既然英、法两国已经准备动武，美国正好可收渔人之利，所以不同意列卫廉的看法。为了改变尴尬境地，列卫廉与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打得火热，交往甚密。俄国与美国有些相似之处，虽未参加联合军事行动，但对到手的好处决不会放手，打着支持各国使节为着共同利益而采取各种行动的旗号，以“沾”更多的好处和便宜。
为了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各国使节陆续北上。普提雅廷在4月9日第一个启航，额尔金在4月10日，列卫廉在4月11日，葛罗在4月15日先后离开上海，前往天津。
大沽口外风云变幻
不久，平静的海面上出现了桅杆，1858年4月13日黄昏时分，大沽口外首先驶入了俄国的船只，随后各国船只纷纷到来，到4月20日葛罗乘坐的船最后一个抵达大沽口外。这样，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准备在这里通过武力、外交等手段进一步压服清政府修约。葛罗虽然来的最晚，可是一到便照会额尔金，先是责怪英、法两国海军没有及时地将舰船集中在一起以壮声威；接着就提出一项计划，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大臣在六天内给予圆满答复，如果六天之内答复未到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话，英、法就要采取行动，占领大沽炮台，以迅速而果断地向清政府显示铁腕。第二天，额尔金就表示完全赞同葛罗的计划。经过美、俄两国公使同意后，4月24日照会便送到岸上，交给中方。
咸丰皇帝万万也没有想到英、法、美、俄四国使节竟闹到大沽口外来了，而他对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洋人腻透了，根本不想和洋人打交道。再加上他虽然正值青壮年，但是身体一直很虚弱，没有充沛的精力，而他身边的那一群群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美丽动人的嫔妃，也够这位皇帝消磨时光，损耗精神的了。因此他常常无精打采。尽管如此，作为一国之君主，还要挽救这令人棘手的危局，解决这乱麻一般的难题。因此，他大伤脑筋。一想起停在大沽口外、虎视眈眈的四国使节，他就坐卧不安，甚至不愿意大臣们提及此事。咸丰皇帝明知四国使节来者不善，各心怀鬼胎，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可既不希望也不敢与洋人开仗。因为太平天国在南方各省的发展已使咸丰皇帝十分头痛了，而为了镇压这场民众斗争国库已空。究竟该如何对付洋人呢？咸丰皇帝没有十分成熟的办法。
在四国使节陆续出发北上天津之后，两江总督何桂清曾经向咸丰皇帝献上一计，即联络美、俄，对付英、法的“以夷制夷”之策。尽管何桂清也非常清楚美、俄两国阴险狡诈，想趁火打劫。可是，在这次四国使节联合行动中，英、美之间存在着不十分和谐的地方，而俄国舍英就美的倾向也较明显，如果能够设法离间，以夷制夷，就可以削弱敌人的力量，以解中国燃眉之急。
这有如天方夜谭的计策却拨动了咸丰皇帝的心弦，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以夷制夷”上面了，没有再考虑其他任何对付乘着军舰来到大沽口外，以求一逞的四国使节的办法。他指示直隶总督谭廷襄在接见各国使节时要分清先后，要先俄使，后美使，再法使，最后英使。让谭廷襄注意利用“夷性反复，好争体面”的特点，施以词色，让俄国公使感到中国皇帝对他要比对英国全权大使优渥。如果美国公使的确与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做法不同，也要使用羁縻之策，达到离间美、俄与英、法两国的联系，从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那么，以武力为后盾的列强，是否会成全了咸丰皇帝，中了他“以夷制夷”的圈套呢？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与列强的交涉过程中，清朝政府官员很少能够把“以夷制夷”玩得得心应手，取得实际效果。因为洋人十分阴险狡猾，而硬着头皮去办交涉和进行谈判的清朝政府官员大多很心虚，对对手心存畏惧，外交局面对中国也常常不利。
4月24日，清政府接到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同时递交的照会后，立即派仓场侍郎崇纶前往交涉。崇纶于1854年在天津曾接见过英、美等国使节，可这次英、法等国使节则以他不是全权大臣，而且职位太低为由，拒绝和他进行交涉。28日直隶总督谭廷襄照会各国使节。这一照会是游击陈克明、守备张振熊在当日傍晚分别送给各国使节的。虽然，谭廷襄的照会公认为写得很得体，但是，各国使节们还是发现中国钦差大臣姓名的位置比外国官员姓名的位置整整高出一块儿。这些专爱寻衅滋事的外国使节于是便以此为借口退回照会，要求修改。
惟独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没有退回照会。他以为款式的不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表示愿意接受次日在岸上会晤的建议。
俄国公使普提雅廷50多岁，神情冷漠，此次与英、法、美等国使节前来要求修约，是想为俄国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虽然，他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没有强大武力作后盾，但是，侵华野心很大，试图以中介人的身份，周旋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使节之间，两边活动，两边得好处。因而在最初的照会中，普提雅廷就明确表示如果清政府觉得情况不妥，需要调解人的话，他愿意担当这个角色。
4月29日上午，普提雅廷如约与谭廷襄举行会晤，会晤是在岸上进行的。谭廷襄极周到地接待了普提雅廷，设宴款待，请他品尝了许多点心。在近三个小时的会晤中，普提雅廷介绍了列强的修约要求和打算。他见谭廷襄在接到英、法、美三国使节退回的照会后，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便劝谭廷襄在30日再递送一份款式比较妥当的照会。谭廷襄表示可以考虑。就在会晤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的炮艇毫无顾忌地越过了拦江沙，其中六艘进入内河。消息传来，会场立即骚动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谭廷襄大为不快地对普提雅廷说：我们皇帝曾严令决不准任何战船驶进内河，否则就要用炮火彻底摧毁。普提雅廷急忙劝阻谭廷襄先别激动，仔细考虑一下采取行动的后果。他说：为了国家的幸福和安抚那些乱糟糟的省份，无论如何也不要去触怒英国和法国军人。宁肯不服从皇帝的这道命令，也不要去做明显不利于皇帝的事。一番话说得谭廷襄也不好再固执己见。其实，谭廷襄也怕一旦下令开火，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便听从了普提雅廷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