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夏天，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从欧洲来到中国，由广东到了天津。可是他并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递照会，而是直奔北京。三口通商大臣急忙飞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讠斤，请饬城门拦阻。就在这时，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出面了。他自称法国是葡萄牙的友邦，愿意为该国使节担保，请该国使节基玛良士暂住法国驻华公使馆中。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讠斤坚持认为：所有凡是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照例是不准擅自到北京来的。更何况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此次前来，又不在天津呈递照会，哪有这种道理？假如这个恶例一开，从此不论是哪个国家，都会照此行事，一定会出现十分混乱的局面，成何体统？！
一向能言善辩的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被说得一时语塞，无可辩驳。过了一会儿，他才接着请求按照各口领事代办通商之例，葡萄牙呈请签订条约之事，一概不明确提出，而由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代办。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作为法国宾客，留在北京，而有关的条约商议、交涉事宜，则惟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是问。条约议定之后，仍然回到天津画押，并在天津互换。在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巧舌如簧的辩白面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讠斤也无言以对，只好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不久，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便拟定好了条约草案，基本上是摹仿了中法《天津条约》，但内容略有减少，而没有增添。经过与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商议、交涉后，哥士耆起草的这个条约草案为清政府原则接受。在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将议定的条约原本奏报后，得到批准，奉旨钦派大臣前赴天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妥善办理。于是，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带领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来到天津，与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恒祺和崇厚于1862年8月13日（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在天津举行了条约签订仪式。这个条约共54款，由于是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起草并出面与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商议、交涉的，也就是说是由哥士耆一手包办的，所以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未得列入会议衔名。但是，葡萄牙获得了1858年英、法、俄、美四国《天津条约》中所包括的一切特权，包括最惠国待遇；规定了解决条约解释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由各国公使仲裁；对澳门现状的承认等等。双方互换条约批准书的时间以两年为限。
该条约议成之后，却一直没有互换。直到1887年12月1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因洋药即鸦片缉私一案，重申前议，特由庆郡王奕？、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与葡萄牙使节罗沙签订中葡《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共54款，主要内容包括：葡萄牙人永居澳门，界址俟派人会订再立专约，协助中国在澳门征收洋药税等。
1863年春，丹麦使臣拉斯勒福泛海至天津，越过天津径赴北京以议定条约。当时任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的黄恂急忙飞函通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讠斤等人立即照会英、法等国驻华公使：丹麦使臣无故来京，已饬在城门拦阻。不久，英国使馆照复：丹麦使臣是英国使馆的宾客，请勿禁止入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怕引起英国人的不满，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遂置之不问。
几天以后，丹麦使臣拉斯勒福也没有露面，倒是英国人威妥玛出面找到清朝政府官员，代替丹麦使臣请求清政府准予签订条约。恭亲王奕讠斤告诉他：丹麦使臣初次来华，不遵中国定章，越过三口通商大臣来京议约，显然是轻视中国，所以断难允准。威妥玛急忙解释道：丹麦与英国是姻娅之国，关系非同一般。接着他又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允许法国公使为葡萄牙等国代请换约为例，再三恳求奕讠斤允准议约。奕讠斤因威妥玛语近要挟，很难力拒，可又担心答应得太容易，其他国家更会纷纷效尤。于是，他说：丹麦使节如果想要清政府允许议约，必须遵照中国定章，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呈递照会，讲明来历，恳请奏明特派大臣赴津，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才能允许议约，否则决不能行。
威妥玛无言以对。告辞后不久，他便派人送来一份照会，以此后外国使节到津，应令天津领事官告诉中国常例等，暗中为丹麦使节认错。另外，威妥玛还致函三口通商大臣，代为说情，并奏明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专照中葡《天津条约》商办。随后威妥玛携带该使照会及所拟条款、章程、税则草案，交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恒祺、崇厚。恒祺等人发现条约草案，是以中英《天津条约》为蓝本的，而且还增添了新的条款，当即驳令修改。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威妥玛的主谋，想借机扩大各国在华侵略权益，以便将来各国一体均沾。果然，威妥玛出来申辩说，丹麦与英国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他代办此事，所以便仿照中英《天津条约》文义定约，未完全参照中葡《天津条约》条款。
于是，双方迭次会晤，逐款辩论，对条约草案分别删除更改。经过长达数月之久的谈判，中丹《天津条约》于1863年7月13日（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举行签字仪式。恒祺、崇厚与拉斯勒福分别代表各自国家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共55款，签订后，不仅英国公使馆内充满欢乐，连美国公使馆内也洋溢着愉快的气氛。这因为自从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以来，凡是一些改变的、为各国侵华势力所不断要求的内容，都写进了中丹《天津条约》。清朝政府对外国开放的商埠增加到16个，包括长江两岸的南京、九江、镇江及汉口在内，虽然南京仍然掌握在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手中。此外，还规定了过境税办法，对洋货或土货改运沿海口岸或别国者，订立退税制度，各国商品可畅通无阻地流入中国内地。宣布中国沿海贸易对外国开放，这是其他条约都没有规定过的。在海关税则条款内，取消了从牛庄及烟台运豆出口的禁令，意味着外商能包揽中国土特产品的出口。这一切，用美国公使浦安臣的话来说，就是“对我们全都有莫大利益”。难怪他将中丹《天津条约》称为“最有利的条约”了。
1863年10月6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与荷兰签订了中荷《天津条约》。这个条约共16款，特别规定给予荷兰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天津条约》中所包括的一切特权，并且还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从1861年起，一些欧洲小国，纷纷效法英、法、美、俄等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更雪上加霜，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出笼，与英、法等国驻华公使馆的从中帮助、代办是分不开的。可见公使驻京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附着在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恶赘。
万国旗：从天子脚下升起
1860年底，为了在北京建造公使馆，英国率先选中东交民巷北、御河西的梁公府。经与恭亲王奕讠斤商议，以每年1000两白银租下。法国人也不甘后人，把目光对准了更为宏伟壮丽的肃王府。由于肃王府属清朝开国八大功臣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邸，所以奕讠斤未敢轻易答应，经过反复商谈，最后才改为东交民巷路北、台基厂南口西的纯公府。当法国人看中纯公府，准备每年花1000两白银租为公使馆时，纯公府的主人纯堪正奉命在直隶（今河北省）遵化守护东陵，家眷仍在公府内照常生活。他们万万也没料到就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府第，迁徙他处。
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以主人的身份进驻由纯公府修葺而成的法国公使馆。次日，英国公使卜鲁斯也大摇大摆地进驻由梁公府修葺而成的英国公使馆。同年，俄国公使巴留捷克进驻位于东交民巷北侧、御河西的俄国公使馆。它是在英国公使馆南，即原俄罗斯馆。1862年，美国公使浦安臣进驻设在东交民巷路南、御河西的美国公使馆。同年，德国公使列斐士也来了。他成了建在东交民巷路南、洪昌胡同西的德国公使馆的主人。此后，比利时公使金德俄固斯德、西班牙公使克维度、意大利公使费三多、奥国公使嘉理治、日本公使副岛、荷兰公使费果荪等纷至沓来，进驻设在东交民巷的各国公使馆，悬挂起各式各样的国旗。从此，万国旗从天子脚下升起。
公使驻京，是列强多年的梦想。特别是英国政府从《南京条约》签订后，就一直要求派公使进驻北京，名义上是为了表明并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英国是和中国平等的，实际上是为了驾驭清朝政府，“以便用外交压力来维护一整套条约权利”，进一步残酷地压迫、掠夺中国。同时，英国要求公使进驻北京，还有另外的考虑，即俄国早已在北京以不同的名称建有一座公使馆――俄罗斯馆。在英国人看来，俄国人凭借着这个俄罗斯馆有办法使中国当权者从心理上歧视其他国家。加上从1853年开始的克里米亚战争，英、俄又是对手，而俄国人在中国黑龙江一带的频繁活动，更引起对中国同样怀有侵略野心的英国人的不安，所以他们觉得同北京的清朝政府建立直接关系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事情。其他列强也想通过公使驻京，进一步驾驭清朝政府，维护、扩大侵华权益，干涉中国内政。
从19世纪50年代初叶列强开始奏起了修约狂想曲，公使驻京便是其中的一段乐章。历经数年，直到陈兵大沽口外，才写入《天津条约》中；而到出师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离，才由《北京条约》的完全承认而生效。英、法等国不停地变换外交谈判、军事战争等手段，俄、美等国助纣为虐，坐收渔人之利，德国、葡萄牙等国步其后尘，终于使多年的梦想变成为现实。列强们可以通过驻在北京的公使，影响清朝政府，进行一笔笔交易，干涉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权。英国人阿思本就直言不讳地说：“公使驻京实现以后，即可由清朝皇帝代替英国海陆军来执行警察任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惩罚那些对外国人不完全驯顺的官吏。”
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列强们也相应调整了对华政策，加强了与清朝政府的勾结，而为了获取中国人的好感，改变自己国家的形象，各国驻华公使还十分阴险地乔装打扮起来。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继承了其兄额尔金的衣钵同意使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清朝政府官员，但又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朋友。美国公使浦安臣秉承美国政府旨意，极力提倡所谓的合作政策，即“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护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俄国公使巴留捷克更大言不惭地说：“俄国不曾希图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他本人“若是能在把西方文明像接枝那样接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么就觉得太愉快了”。
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后所进行的第一笔政治交易就是支持慈禧太后、奕讠斤等人发动北京政变，上台掌权。早在英、法侵略者撤兵之后，在北京的奕讠斤等人便奏报咸丰皇帝：外国人是守约的，可以用信义笼络。他们以为严格遵守条约，外敦信睦，隐示羁縻，对清政府统治便不会有大害。外国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也不是为“争城夺地而来”，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也“决不至别启争端”，可以相信外国人的承诺。同时，奕讠斤等人多次恳请咸丰皇帝早日回銮。可这时咸丰皇帝对外国人还心存疑虑恐惧，认为外国人不来则已，一来必起争端。他根本不信外国人的什么许诺。肃顺等人也表示，皇帝返京后，外国人便要来挟制，皇帝势必又将去而复返，再度西狩，未免太不成事体，所以不必急着回京。
驻在北京的公使们从中看出某些迹象，觉得加紧笼络、扶植恭亲王奕讠斤才是希望，而肃顺等人并不驯服。因此，公使们不仅仅满足于照会清朝政府，表示除奕讠斤外决不承认任何地方官有权办理外交；希望和支持奕讠斤领导未来的中国“外交部”等举动了。英国公使卜鲁斯暗中和奕讠斤频繁往来，“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而对肃顺等人，他则充满敌意。因为卜鲁斯深深地感到：“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已确实承受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总是说热河不能允准，不论这话是真情还是饰词，总是十分有理，无从驳倒的。”为改变这种状况，驻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更积极地拉拢和扶植奕讠斤等人，以待时机。
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死在热河行宫，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朝政，扶载淳即位，年号“祺祥”。载淳生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与肃顺等人争权，并暗中与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讠斤取得联系，召他到热河商议大事。奕讠斤遂以奔丧为名，请求赶赴热河。行前，他特意派文祥会见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此行的意图就是向慈禧太后解释清楚英、法等国丝毫不存在敌意，同时，他还要努力削弱阻挠朝廷回北京的势力。实际上，这完全是为了征得英国公使的同意和支持。当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对外国人不放心，担心外国干涉时，奕讠斤在热河就向她们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同时，他又强调要发动政变并保证成功，非早回北京不可。因为北京现在驻着外国公使，必须依靠他们的势力，得到他们的保护和声援。她们完全相信了奕讠斤的话，消除了疑虑。而受奕讠斤笼络领兵驻守北京一带的胜保的武力支持，也进一步增强了她们的信心。与慈禧、慈安两太后密谋后，奕讠斤很快返回北京，进行政变的准备工作。
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载淳间道回京，咸丰皇帝的灵柩由肃顺等人护送。11月1日，慈禧太后等人回到北京，当日召见奕讠斤等人。次日发动政变，将载垣等人革职拿问，后分别处死或遣戍。3日，授奕讠斤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桂良、文祥等人任军机大臣。后改年号为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人被处死的罪状之一就是“不能尽心和议”，这表明政变的成功者们没有忘记列强的支持，要坚决投靠外国侵略者。对此，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当然非常满意，卜鲁斯就颇为自得地说：“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其实，北京政变的成功，确实离不开英国公使。就拿慈禧、慈安两太后偕载淳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来说吧，英国公使卜鲁斯本人“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时的行列。”他对北京政变后颁发的那个上谕也很赞赏，认为它“实是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为有利的文件”。在他看来，所以会转向有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方向，“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公使在清朝政府内部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并且“有效地帮助这一派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还与清朝政府相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列强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转变，而事实上也毋须以太平天国为筹码，逼迫清政府接受无理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所以“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法国人表示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太平军。俄国公使更猖狂，提出派军人来北京帮助清朝政府，教铸枪炮，一并教演，以镇压“发捻”；另外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天国起义军。俄国公使在1860年11月19日午后，向恭亲王奕讠斤等人辞行时，除重申赠送枪炮以外，又谈起俄国出兵助剿问题。尽管奕讠斤对沙俄出兵助剿十分赞同，但是由于最高决策者咸丰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封疆大吏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被搁置下来。
可是，奕讠斤、文祥等人一直主张借师助剿，希望英国出兵，剿灭太平天国起义军。在1861年1月文祥就曾对英国公使秘书威妥玛说：“只要我们能够平定叛乱，样样都会好办。”而他以为只要有了英国的武器和英国的部队是能够平定叛乱的。不久，奕讠斤又约见威妥玛，以长江开航会引起英国人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冲突；捻军的进军，使咸丰皇帝认为热河比北京更安全些，迟迟不能回銮为借口，翻来覆去地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并如何帮助他们。为了求得英国出兵，奕讠斤不仅竭尽全力地证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严重阻碍了英国人的商务，英国人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行动，而且在威妥玛等人起身离开时，还以多种不同的说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能不能用武装人员或军官来帮助他们。
奕讠斤、文祥等人的苦苦哀乞，终于有了一点反应。1861年2月19日，英国公使卜鲁斯照会恭亲王奕讠斤，“本大臣早拟派领事各官前赴九江、汉口两处，并欲使上下大江良贾之船，必无阻碍……倘有阻隔，我水司军门合务当从严惩创。现在近洋所统大军甚众，即遇匪徒胆敢拦遏，必克相胜。”英国公使卜鲁斯准备从长江沿岸发动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进攻了，首要目的是维护英国在华的特权和利益。尽管在这以后，卜鲁斯仍指示威妥玛：“他们（指清政府）自己应该采取可能的方法以图自保。我们可不直接给他们援助去平定叛乱。”但是到1862年1月1日，当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英国侵略者这才又深深感到通过外交手段，不可能逼迫太平天国让步，履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的各项条款，于是便开始采取武装干涉的手段了。而清朝政府在2月8日发布“上谕”：“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当时，在上海驻有一支英、法正规军，另外还有所谓的洋枪队。
1862年2月，英国公使卜鲁斯同意了英军关于联合法军进攻上海附近青浦、松江一带太平天国起义军，于强占各城后交给由华尔指挥的洋枪队协助清军守卫的行动计划。通过驻京公使之手，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局面已经形成。3月，卜鲁斯上书外交大臣罗塞尔，态度鲜明地说：“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指太平天国起义军）继续威胁着上海，向叛军进行攻击是完全正当的。这样一个打击，可能使他们今后与我们所占领的地方保持一个较远的距离。”后来，他还训令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刽子手戈登：“我们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动机。”
美国公使浦安臣是1861年奉派来华的。12月21日到达上海，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了宁波，英、美领事早已宣布中立。他就认为美国领事不该宣布中立，在他眼里，“承认叛军，就违背了条约义务！”令浦安臣感到忧愁的是美国“没有一个正规兵和水手在这地区”。美国志愿兵都被编入英国部队中。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浦安臣会特别器重华尔的洋枪队。
1862年7月，美国公使浦安臣抵达北京后，在晋见恭亲王奕讠斤时，双方便“讨论中国的叛乱，削平叛乱的方法，及美人华尔依照西洋标准所训练的中国军队之胜利等等”，浦安臣还建议应该组织一支人数较少但更有效率的军队，作为削平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工具。而到此时，华尔的洋枪队已经变成以美国人为主的国际强盗队，所以，他特别介绍华尔的弟弟去晋见美国总统林肯和国务卿西华德，对参加联合剿杀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华尔更是大力推崇：“现正训练中国军队，运用洋枪已训练好了的队伍，约2000余名，在他勇敢指挥下，最近获得好几次胜仗。”所以当华尔死后，浦安臣一边向国内报告，一边向清政府力争，推荐另一个美国人继任，以联合英、法侵略者及清军共同剿杀太平天国起义军。
正是在各国驻北京公使与清政府的密切合作下，太平天国起义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败。1864年8月1日，奕讠斤接到曾国藩600里驰奏送来的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陷落的消息后，当天便向各国驻北京公使报捷。美国公使浦安臣立即回信：“这一消息，给我以无言可喻的快慰。”
由于北京政变得力于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处甚多，所以他们感到“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正因为如此，这些居住在天子脚下的各国公使自认为他们的首要责任，除了既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外，也“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可实际上他们对于清政府及其大臣们所谓的教导、劝告，首先考虑到的依然是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他们所标榜的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这与他们不择手段地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严密监视清政府履约情况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国家的侵略特权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