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覆巢危卵置人喙
骄横的伊藤等人醉心于称霸亚洲，征服世界，根本听不进李鸿章这番语重心长的忠告。
李鸿章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少走几百米不行吗？纵然你再走几千里，难道能将我国人民全部消灭吗？”
李鸿章警告伊藤：“你们这样做，英国是不会甘心的，必然出面干预。”
伊藤说：“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
李鸿章坐着马车返回住处的途中，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持枪击伤左颊骨，血流不止，子弹未出，当即晕倒在车中。
伊藤立即用讥讽的词语说：“尺寸之土，都是王家之地，怎么能够分荒凉与繁盛？”
皇帝掌握官僚机器的运转，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人，包括各级官吏，都匍匐在他的权威之下。
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马关条约》的盘剥
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行进中，创造出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辉煌文明，不仅把人类自然经济文明形态推向顶峰，而且为世界商品经济文明的衍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昔日的“西人”正是借助“四大发明”而步入资本当家作主的殿堂。而泱泱大国的天朝大国却始终蹉跎在自然经济文明的辉煌中，太多骄傲与自豪积淀的同时，也积淀了太多的惰性和虚妄。要求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改变其历史步伐，没有巨大的危机与诡惑是不可想象的。鸦片战争的失败而有“睁眼看世界”；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而有洋务运动起步；而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也正是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拉开帷幕的。
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把清王朝制度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无能暴露无遗。但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既无力打赢一场对外战争，也无法承担战败的罪责，却习惯性地把失败的后果转嫁给它的臣民。国际矛盾转化成了国内矛盾。国内危机加重了。威信扫地的王朝又被这一危机逼上了一条充满坎坷的改革之路。
甲午战败对中国人心灵的伤害只是一个方面，更严重的后果还是在战后，中国人要为自己的战败付出昂贵的代价。
1895年2月10日，战争败局已定，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翁同（等人，“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都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11、12两日，光绪两次召集军机大臣议事，经慈禧核准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开复革职留用处分，迅速赴京“请训。”李鸿章受命来到北京之后，于2月22日与清廷大臣商讨对日议和方针。针对日本政府来电中提出的全权大臣须能谈判割让土地等事件的要求，军机大臣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李鸿章认为：“割地之说，不敢承担。”翁同（则认为，如能办到不割让土地，纵使增多赔款也值得努力。孙毓汶、徐用仪主张割地议和。理由是：不说割地，便不能开办和谈。光绪皇帝问李鸿章有关海防方面的情况，李回答说：“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召对之后，李鸿章又与奕？和各军机大臣到传心殿议事。李鸿章再次表示：“割地不可行，和议不成，只有归。”徐用仪、孙毓汶两人仍以危词申论，“意在撮合割地之说”。翁同（仍坚持己见，“赔款胜于割地”。李鸿章又提出借助英、俄之力，拒绝日本的割地要求。孙毓汶、徐用仪“以为办不到”，翁同（则极力支持李鸿章的意见。散会之后，李鸿章同孙、徐两人同访美国公使田贝。随后，李鸿章还单独拜访了英国公使欧格纳。李鸿章之所以不主张割让土地给日本，在于他考虑到：“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害攸关，英、法、俄等列强有可能对此事进行干涉。23日，李鸿章再次参加军机大臣会议。他请求以曾任驻日公使、通达日语并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相识的儿子李经芳随行。
为了不致因割地问题而引起列强的干涉，李鸿章一面先后访问了美、俄、法、英、德等国驻华公使，请其“电知本国”；一面电会驻英、俄公使“速赴外部秘密商托。”然而，李鸿章争取列强出面调停的活动，结果毫无成效。他在2月25日给张荫桓的电文中说：“连日为地之事与各使商论，都说非此不能结局。”他无可奈何地哀叹：“借助仍难着实，不肯用重力，恐怕无济于事。”他鉴于英、俄等国，“无切实相助语”，而“中国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性”，不得不由反对割地转到主张割地求和的态度上来。
3月2日，美国公使田贝正式发来通知说，日本方面已经决定马关作为中日谈判的地点。光绪皇帝迫于形势，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他在《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中略称：敌人的欲望“甚奢”，不割地不能开议。“但能力图自强，愿不嫌暂屈以求伸。”至于商议土地一条，“我当斟酌形势方域，力与辩争。兵费也须从容商定数目。苟有利于国家，更何暇躲避怨谤。”这时，李鸿章的决心已下定，即使因割地赔款而遭到国人的斥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3月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肯定李鸿章的行动方针，令其“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定议条约，以减轻他从早到晚的忧愁，而慰中外之望。”同时，由奕？等人公奏慈禧批准允行。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李经芳、张孝谦、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及美籍顾问科士达等正式随员33人，登上德商礼裕、公义两轮，于19日到达日本马关。
1895年3月20日下午，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互换国书，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伊藤说：“贵国在派遣你中堂大人之前，就愿意和好。但前次派张、邵两位大人来这里，似乎不是诚心和好。你中堂大人官品尊宠，责任重大，这次奉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在是出于诚心。”李鸿章表示：“我国如不是诚心修好，一定不会派我来。我没有诚心讲和，也不会来这里。”进而，李鸿章主张中日两国“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不要轻动衅端，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他对伊藤等人说：“在亚细亚洲中，我们中、日两国最为邻近，而且系同文，怎么可以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是。如果互相寻仇不已，则有害于中国者，未必于日本有益处。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却不轻启衅端。我们中、日两国既在同一个洲，也当效法欧洲。如我们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就应该尽力维持亚洲大局，永结和好，这样我们亚洲黄种之民，就不会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了。”应当说，李鸿章这一席充满外交辞令但言简意赅的谈话，在平衡国际势力的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然而，此时骄横的伊藤等人醉心于称霸亚洲，征服世界，根本听不进李鸿章这番语重心长的忠告。
3月21日，中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由日本提出了停战议案。日方停战的条件是：中国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铁路、军需，限三天之内答复。李鸿章当即问伊藤：“现在日本并没有到大沽、天津、山海关，为什么条款中竟要占据这三处？”伊藤回答说：“议论停战，两国都要均沾利益，中国以停战为有益，日本就要占领这三处作为抵押。”李鸿章问：“这三处中国士兵驻扎在那里的很多，日军占据了，他们到哪里去？”伊藤回答说：“随便去哪里，只须划定两国军队之间的界限就行了。”李鸿章问：“天津衙门很多，官员怎么办？”伊藤回答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谈。请问，我们的议案，你能否照办？”李鸿章回答说：“关系重大，不能不先谈这些问题。天津是通商口岸，日本也将占领吗？”伊藤回答说：“可暂时归日本管理。”李鸿章又提出：“这三处是险要之地，如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已经先占据了这些地方，岂不是反客为主了吗？”伊藤回答说：“别的办法还没有想到。现在两国相争，日军准备攻占各地，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本士气有妨碍，所以我们要先占据险要地方作抵押，才不至于吃亏。”李鸿章又说：“我是直隶总督，这三个地方都由我管辖，日军占据，对我脸面有关，请问伊藤大人，你设身处地想想，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双方讨价还价，会谈没结果。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抗争，尽管并不意味着全面地维护国家民族利权，但他希望这种权利的丧失尽量降到最低限度。于是他主张先不讨论停战问题，直接商讨和约。因日本一时拿不出和约草案，所以商定在三天之后再会谈。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前，李鸿章对伊藤明确提出：“希望议和条款不要再像停战条款那样逼人太甚。”伊藤得意地说：“我想不会太甚。”李鸿章又说：“我恐怕苛刻了，难商量。但愿贵大臣顾全大局，所拟的和款应当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及，就很幸运了。”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处处都得小心行事，在每次会谈之后，他都随时电奏清廷，候旨遵行。当然，他也同时将自己的看法向清廷作了汇报，以供决策时参考。在这次会谈之后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他明确表示：日本要挟太甚，自然无法答应。建议在山海关、天津、大沽一带严加戒备，创造国内军事形势来配合他在日本的谈判。光绪帝看了李鸿章的密电之后急令奕？等人与各国驻京公使面商，他们认为中国应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同时，各使又表示停战期内中国可以“支补”日本军费，其余条款则“万难允许。”
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日方代表举行第三次会谈。伊藤态度强横，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条件同意两人之间所订的和约，不须批准，就可立即生效。他还以战争相威胁说：“会谈商订了条约，如不能实行，不但有伤国体，而且必然又要发生战争。”李鸿章回答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出京时奉有谕训，所以多次对贵大臣说必须考虑到我们力所能及，如果能行的就应允，难以实行的就必须慢慢商量。”紧接着，李鸿章向伊藤索取和议文本，但伊藤仍然拿不出来，推说明天再谈。随后，双方又谈论了其他一些有关这次中日战争中的问题。
一是关于战争的责任问题。李鸿章援引美国前总统格兰德游历中国时对他说的“不可轻言战事”的话加以发挥，“我一直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这次起衅，贵大臣难道不知道不是我的本意吗？”伊藤极力为日本开脱罪责，说什么“战争伤人甚多，但是有时候两国之间的形势所逼，不得已而开战。”李鸿章动用中国特有的思想武器，试图加以反驳：“战争不是仁人所为。况且今日器械锐利，杀人更多。我年纪老了，不忍心看到这种事。”讽刺伊藤“年富力强，还是雄心勃勃”。伊藤话题一转说：“战争开始时，议和很容易。当时我们的条款很简单，未蒙贵国同意，很是可惜。譬如人走路，相距几里路，不会有冲突，现在只有几百米，回头就难了。”很显然，日本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推给中国。李鸿章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少走几百米不行吗？纵然你再走几千里，难道能将我国人民全部消灭吗？”伊藤只得以“两国战争与人民没有关系”来打圆场。
二是关于日军侵略台湾问题。伊藤问道：“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的民情如何？”李鸿章反问道：“贵大臣说到台湾，想必要攻占，不愿停战大约就是为了这个吧？”他警告伊藤：“你们这样做，英国是不会甘心的，必然出面干预。”李鸿章继续说：“听说英国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意。”伊藤又说：“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李鸿章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一个行省，不能送给他国。”这次会谈，由于日方的蛮横无理仍未达到实质性的结果。然而，当李鸿章坐着马车返回住处的途中，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持枪击伤左颊骨，血流不止，子弹未出，当即晕倒在车中。医生建议动手术，手术后必须静养。但李鸿章极力加以拒绝。他的理由是：“国家非常艰难，议定和约，刻不容缓，我怎能延误时日以误国呢？生死有命，宁死也不动手术。”这件事是否系日本政府精心策划所为，因缺少证据不能臆测，但肯定与“马关议和”有关，很可能是日本人对于本国政府发动战争带来的灾祸不满，也很可能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仇视。各国舆论则纷纷指责日本违反国际公法之举。日本政府害怕因此而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强国则有可能乘机出面加以干涉，不得不决定无条件休战。3月30日，由李经芳与日方签订了为期三周的停战协定。
4月1日，伊藤博文将日方所议的媾和条款交给李鸿章，共计十款，其中最重要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要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二是要清政府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三是要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四是中日间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五是开放北京等七处为通商口岸；六是日本臣民有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得输入机器等权利。李鸿章随即电告总理衙门，“请先核明代奏”，同时又采纳美籍顾问科士达的建议，拟定答复“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两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累数千言”，于是月5日送交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手中。但日方不同中国讲理，于次日发出照会，胁迫李鸿章对媾和条款做出明确答复，否则将进攻北京。李鸿章对割地数处、赔款数亿之举不敢轻易做主，立即电告总理衙门，说日本的注意力“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如要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超过一万万两，让地恐怕不止台湾和澎湖。但我万万不敢擅自应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7日，光绪皇帝电示李鸿章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到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怎么忍心轻易谈割弃？”责令李鸿章“直抒己见”，“不得退避不言”，并“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1亿两为断，去与日本人竭力申谈。”8日，李鸿章遵旨复己见：表示不敢轻易割弃台湾，敌军已占据之地，能争回一分是一分，敌军未占据之地，丝毫不能放松力争。至于赔偿日本军费问题，李鸿章也表示如果日方坚持一定要在3亿两，那么能不能允许增加一点，请求预先指示，否则就只有罢议归国一条路可走了。同一天，李鸿章又致电总理衙门，主张割让奉天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府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数目则以1亿两为限。9日，李鸿章根据这一设想，拟定和约修正案，由李经芳递交给日方，第二天，伊藤博文等坚持赔款在2亿两以上，割地对象是辽东半岛、澎湖等处，声称日本条款“已让到了尽头。”针对日方这种态度，李鸿章立即电告总理衙门表示：“我已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
4月10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了第四次正式会谈。一开始，李鸿章试图贬低一下伊藤博文。李鸿章说：“您的家乡长门乃是人物荟萃之地。”伊藤语带讽刺回答说：“不比贵国的湖南、安徽。”李鸿章也不示弱：“湖南如同贵国的萨马斯，最崇尚武功，而长门如同安徽，差多了。”伊藤受了奚落，毫不客气地说：“这次是中国败了，而不是安徽。”会谈就这样由争口舌之利而转入正题。伊藤拿出和款的文本交给李鸿章说：“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迅速签订。我已经准备了条款的节本了，以免彼此争论，空误了时间，中堂大人你看了这个节本后，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句话可说。”态度十分蛮横，既不准置辩，又肆意恫吓。李鸿章当即予以反问：“难道不准分辩吗？”伊藤回答说：“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看了一会条款说：“第一款要求赔偿军费2亿两，为数巨大，不能担当。”伊藤威胁说：“减到了这个数目，不能再减了。战争再打下去，赔款就更多了。”李鸿章解释说：“这个数目，已经无力担当了。再多更不能担当，还请再减一些。”伊藤对之加以拒绝。李鸿章反复陈述，中国没有钱，借款则利息太重，还不起。伊藤说：“这不关我的事。借债还款，这是中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