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宫里忙宫外。吴永随后巡视各处馆舍，遍问各官起居颇尚周帖。只是沿途所见兵士，不免纷扰居民。于是复回宫门，晚间入见太后，陈明兵士扰民之状。
太后说：“这帮子东西，很是可恨。我在途中，已饬马玉昆严办，正法至百数十人，均令枭首居庸关，还是不能禁止。但今天，我授你旨意，见有抢掠兵士，不问属于何军，准即就地正法！”
吴永得旨，是夜往来巡视，马不停蹄，直至四鼓，这才回衙门小睡片刻。
次日拂晓，吴永整衣出衙。刚到街口，瞥见一群兵士正抢劫一家典肆。肆伙跪诉道左，乞为作主。
吴永的随从有马勇6人，立刻喝令拿办。
吴永道：“圣驾在此，你等乃敢白日行劫！我已奉太后旨意，得就地处置。”
当场拿获6人，悉有赃物，立命斩决。典肆近西门，肆前有“腾蛟起凤”牌坊，即将首级枭示坊柱。见者栗然，自此稍安。
但连日乡民报告，各方溃兵，到处掳掠牲畜骡马，每天都有十数起。北方的农民，以骡马耕作，如被掳掠，则来春怀来人民都无法耕种，遗患无穷。但没有兵力，不能禁止，且在此百忙之中，又何法可以兼顾？彷徨搔首，焦急不得策略。忽然想到现在统领禁军的是提督马玉昆，只有与他商量。于是急急驰往马玉昆处，告之以故，请军队为怀来人民造福。
马玉昆说：“这事情嘛，当然是应该办的，但怀来县境如此辽阔，安能处处派兵守护？”吴永说：“不。他们抢掠牲口，都要携往别处贩卖。本县的七里桥，实为其出境总路，请马军门在此处派兵驻扎，只要见到无鞍的骡马，便是从乡间掳掠而来，可以严加盘问，如讯问得实，即与截留，并将游兵严办数人，此风即可遏止。”
马玉昆说：“这样倒还容易。”
当即调兵一哨，驻扎七里桥。一二日间，盘获骡马至80余匹，就地正法10数人，抢风顿息。马玉昆选好马4匹，剩下的都送到县衙门，说：“这都是你的境内的东西，依法当统归地方存案，我今特向你讨要这4匹马，何如？”
吴永说道：“如此，怀来人民受赐已是至厚；此区区者，又何足言？”
马玉昆感谢不止。
当天，吴永复至宫门外，请安叫起，奏明此事，太后甚为嘉许，奉谕：“我与皇帝驻跸在此，城内外不许有枪声。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可即擒拿处斩。我尚拟再住一日，一切供支，你可以量力为之。你也须要稍为将息，毋过劳苦。”太后体恤如此，吴永为之感泣。
一连两日，这个荒城僻县，千乘万骑，贵要云集，吴永奔走伺应，几无一刻宁息。宫门传呼叫起，每天一定三次，吴永疲于奔命。而随扈军士宫监，数千百人，日需供给，数尤不够。沿城10里以内，蔬菜、牲畜、粮食、草秣，悉索已尽，还是听不到有启跸的期限，吴永内心焦急，惶惶不可名状。
吴永猜想，皇太后皇上在此不走，可能犹有徘徊观望之意。这里离北京很近，得到消息比较方便。如果与联军交涉得当，或许可以转道折回北京。
到第三日，供应食物已渐形支绌。前两日，乡民进献蔬菜以至日用百物，大筐小笆，相属不绝，屯集街市如山积。但到今天，骤觉稀少。城中居民的东西，多半出供官需。倘若再这么驻下去，吴永便无法供应了。
当天，吴永去见军机大臣刚毅。刚毅也很担忧的样子，说道：“如此小县，安能任万乘供应？一驻再驻，尚不言启行，难道就不为东道主留点余地吗？”
到了中午，吴永终于听到了“次日启跸”消息。但又须八面张罗，尽力筹备一切，以能勉强对付，恭送出境。
下午叫起入宫，太后询问行驾部署，吴永一一奏答，太后不断颔首。
第二天，皇太后皇上的逃亡大军，终于离开了怀来县城。看来，已经攻入北京的西方联军，没有任何有利于皇太后的消息，她不得不继续逃亡下去。
吴永长长地舒了口气。而这口气一泄，立刻动弹不得了。接连3天的劳顿，嗓音嘶哑了，脸也肿了，腿脚再也抬不起来。怀来城街道，都是大鹅卵石填砌，吴永接连3日碌碌奔走，这时再看靴头，已洞穿两孔，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但他知道，从今以后，他还要跟着走下去。
罪己诏，义和团变成“拳匪”
国破山河在，今后又如何？从逃亡的头一天起，慈禧便决定同西方谈判求和。为此，她必须有所表示，至少，有一个求和的姿态。此时，她的心境，只向吴永一个人有过一次诉说：
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
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看来，她要向西方求和，又要尽量洗刷自己的责任。但这不能在屋里说说就算的。她必须要她的意思，通过正式的途径，让西方人知道，以为谈判求和打通道路。
于是，破天荒地，8月20日，在慈禧逃离紫禁城的第5天，她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罪己诏》。诏书中，“义和团”已经变成了“拳匪”：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及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既有侮祸之极，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联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陷危。国土成墟，衣冠填空，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庇护耶？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民教之怨，愈积愈深，拳匪乘机，浸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来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但是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戗虐良民。而拳匪专侍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老百姓皆畏兵而爱拳，拳势由此大炽，拳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近40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叫嚣，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公大臣之罪也。
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请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躬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蒙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所难。
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既往之衍尤，实欲儆将来之玩泄。近20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现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天心国脉之转机。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然而，虽说可把一切都归结为“拳匪”、“首祸王公大臣”、“扰民的军队”以及“改革的步伐太慢”等等原因，但朝廷的“纵拳”谕旨可是太后掀起动乱的铁证。白纸黑字，可有什么办法吗？
10月26日，慈禧抵达西安建为行宫。头一天，便下达谕令：
本年夏间，拳匪衅起，凭恃城仕，挟制朝廷，当时所颁谕旨，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由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谅能默喻。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著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即公历6月20日宣战日）以后七月二十日（公历8月14日，为洋兵攻入北京之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
这就是说，要把所有的“纵拳动乱”的文字，全部销毁。
她似乎觉得，这样一来，至少，她自己的命可以保住了。总之，她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下一步，就看李鸿章和西方和谈的本事了。
第五节 鸿章北上，秋风宝剑孤臣泪
梁启超先生治史，勇于大胆设想，大发议论。
刘学询立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说：“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
年轻时代，李鸿章就是个有着伟大理想的人。
然而，李鸿章所给予大上海的，远远不如大上海给予他的东西更多。
李鸿章的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这些“爱国主义者”。
这一篇被称为“瓦德西论中国”的文论发表后，西方舆论大哗。
两广独立案，孙中山的犹豫
两广总督李鸿章接到朝廷谕其北上旨令，迟迟未行。大局糜烂，他一个人到了北京，也无法力挽狂澜。
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说（译文）：
庚子年间，倘若李鸿章仍然是直隶总督，那么，这场义和团大乱而引起大祸，有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由于李鸿章肯定反对宣战，会和袁昶和许景澄一样，被慈禧给杀了。而上天偏偏不让这场灾难早早地消弥，偏偏不让李鸿章早一点死去，却一定要为李鸿章设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其一生的历史有一个更加影响巨大的结果。
自从7月以后，西方联军向北京压迫过来，于是朝廷又一次让李鸿章担当全权议和大臣的历史使命。
这时，如果为李鸿章本人设想一下，他有三种选择：摆脱朝廷，拥两广自立，为亚洲创建一个伟大的民主的新政体，这是上策；带领他的兵马北上，为保护皇上而剿灭义和团，以此与各国交好于前，这是中策；按照朝廷的谕旨而入京与西方人谈判，投身虎口，这是下策。
对于那个上策，只有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的人，才敢于实行，李鸿章不是这样的呀！他在40年前，年轻力壮的时候，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何况现在他这个80老翁呢！所以希望李鸿章可能采取上策的人，不是深知其为人的呀！
要李鸿章实行中策，这还差不多。但当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朝廷的大臣中有想暗害李鸿章的，给他加上一个称兵犯阙的罪名，那么，他可就骑虎难下了。这不是找死吗！这时的李鸿章正思考如何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所以，中策也不是他能够实行的。
这样，就剩下下策了。对此，李鸿章深思熟虑一番，知道，倘若单骑入都，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他迟迟不走。他知道，只要朝廷仍然由主战派主持，而北京城不被联军攻破，则和议根本就没有条件。所以他在接到了朝廷的谕旨之后，想方设法，好几个月都不到北京去。
梁启超先生治史，勇于大胆设想，大发议论。先生给李鸿章的历史定位，大抵如是。但李鸿章却并非没有实行上策的可能。在他北上之前，一场由孙中山策动的、颇有戏剧性和神秘性的“两广独立”筹议，曾经紧锣密鼓地演习了一番。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
1894年6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希望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寄希望于李鸿章，因为李鸿章是洋务派的旗帜，甚至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然而，李鸿章并未理睬孙中山和他的上书。
忽有庚子之变，国家动乱，有机可乘。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一阵，以求一战”。孙中山说：“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
为此，孙中山双管齐下，一面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
那么，怎样说服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呢？
说来难以置信。孙中山有个国内革命的赞助人，名叫刘学询，乘一次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了孙中山，返国后便打入李鸿章的内部，竟然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而另一个可以接近李鸿章并说服他的人，是香港总督卜力。
这一内一外，说服的力量自是非同不可。而且其方案对李鸿章来说也很有诱惑力：
只要李鸿章同意“拥两广而独立”，那么，孙中山和他的全体兴中会会员，将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辅佐他成为一个新国家的领袖。
刘学询对李鸿章说：“如果您有意罗致孙中山，那么，我可以设法让他立刻来广东，听从您的命令。”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但“颔之”。这就是同意了。
刘学询立刻给孙中山写信，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饼。他兴奋地说：“倘若此举成功，真是大局之福，所以不妨一试。”
6月17日，西方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的当天，孙中山带着杨衢云、郑士良和一个叫宫崎寅藏的日本人，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前去迎接，邀请孙、杨二人“过船开会”。
然而，孙中山犹豫了。他决定自己不去参加会议，而派别人去。
一个传闻说，孙中山所以不去，是因为他的“香港同志报告，知道李鸿章尚无决心，其幕僚制定了一个设陷阱诱捕孙中山的计划，而那个设计陷阱的人，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铁杆同志刘学询”！所以孙中山“不欲冒险入粤”。
然而，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那个所谓的“传闻”乃是无稽之谈。谈判之前，孙中山等要刘学询告诉李鸿章，如果李鸿章确有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第一，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第二，借款10万元给孙中山。
刘学询立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说：“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但孙中山仍然没有赴会，仅派宫崎、清藤幸七郎、内围良平三位日本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3个日本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只有3个日本人前来，李鸿章当然不必出席。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乘暗夜回转香港”。
后来，谈判人之一宫崎在其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中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
这其中的“他人”是谁？是孙中山吗？可以肯定的只是：此时的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萦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向西开去”。
宫崎等拼命“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
孙中山到越南的西贡去了。
6月21日，中国政府对外宣战。此后，“东南互保”议成。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朝廷命他迅速来京，并恢复了他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只是更多了一个“议和全权大臣”。中外一致喧嚷，解救中国“非李鸿章莫属”。
孙中山对上次谈判的失败似乎后悔了。他再次希望与李鸿章建立联系。
这时，香港总督卜力出场了，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的“掮客”。
7月2日，孙中山派代表来香港与卜力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行“两广独立”。
为此，卜力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中国绅士向我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也正在向这个革命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
7月13日，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卜力再次电告伦敦，“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
英国政府同意了卜力的意见。
于是，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
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
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遭到英国政府的制止。于是，卜力决定在李鸿章路过香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欢迎声中登陆。他拜会了香港总督及各国驻香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抵达香港海面。
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5年驱逐令尚未期满，不准登岸。
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李鸿章会谈。孙中山在香港口岸外的海面上焦急地等待着。侥幸心理驱使他抱有某种幻想：李鸿章来到了香港，“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他在船上等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到来。
卜力与李鸿章终于会面了。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
李鸿章说：“我不能违抗皇帝的意旨，我北上的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绪共同签署的。”
卜力敦促李鸿章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
李鸿章婉言拒绝，并转守为攻。他说：“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作为香港总督，您应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
但忽然，李鸿章话音一转，问道：动乱之后，“英国希望谁当皇帝？”
卜力心想，中国不是有皇帝吗？于是回答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政府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
根据卜力的记录，这时，李鸿章说，在北京的动乱中，“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然而，“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
李鸿章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你们将会选择谁来当皇帝？你们是不是要选择一个汉族人？”
卜力在后来的记录中认为：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
但当时，卜力的回答是：“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听到这样的回答，李鸿章说：不管慈禧太后有什么过错，她仍然“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但是在伦敦，英国殖民部根据李鸿章与卜力的会谈纪要，断定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但无论如何，李鸿章认为与孙中山联合没什么意思，再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
在本来已经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孙中山倒显得非常热衷起来。他再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登上李鸿章的坐轮，并让随李鸿章北上的刘学询再次进行劝说。
但刘学询无可奈何地告诉陈少白：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
18日，李鸿章启程北上，“两广独立”这场秘戏，至此彻底终了。
洒泪珠江，国运衰微的悲叹
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离粤赴沪。
广东将军、巡抚以下官员在珠江口岸天字码头列队，为李鸿章送行。
登上“安庆”轮，只见大清国的国旗正迎风招展，李鸿章感慨万千。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面国旗，其监制者正是李鸿章。而且，国旗就是今年，在1900年的动乱中设计完成的。当时，李鸿章上奏慈禧，提出制做国旗。慈禧当即恩准此议，并责成李鸿章着手办理。
李鸿章呈送了几个方案，有以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为图案的草稿，慈禧阅了样稿，几度推敲，最后钦定采用黄龙旗为国旗。
皇帝是“天之骄子”，是“龙种”，是“真龙天子”。龙，是皇帝的象征。天下者，乃帝王一人之天下，国家是孤家之国家，那么，代表国家的旗帜――国旗，制作成象征帝王的“龙”旗，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至于龙呈黄色，是慈禧民族意识的产物。清朝创建之韧，编满人为八旗，黄旗乃八旗之首，是其代表色。而且，黄色象征着“金色的阳光普照神州”，有大清帝国前景光明的内涵。
但此时此刻，李鸿章仰望黄龙旗，看不到丝毫的光明前景。
虽已登轮，但“安庆”轮“待潮未行”。这时，李鸿章召南海知县裴景福登轮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