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左倾错误给北平左翼文化运动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革命文化战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终于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压迫，战胜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迎来了革命斗争的滔天巨浪。这一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特点时所说的：“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的进一步扩张，中日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积蓄了多年的火山终于爆发了。12月9日，随着北平爱国学生的第一声怒吼，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终于开始了。
第四节 抗日怒潮席卷中华，北平学生挑灯夜战
日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华北的目的。
蒋介石宣称：“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
真是“大难将至，民族将亡”！
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女一中学生会在学校礼堂组织了歌剧《茶花女》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给灾区。
为了大声喊出那多年积压在心底的呼声，不少人挑灯夜战，通宵未眠。
华北危急，北平危急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整个东北之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日军先后攻陷山海关、热河，突破了长城各口，玉田、通州也随即陷落。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不仅为日军控制华北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以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扬言如不接受其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30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日本军用飞机也在平、津两地连日举行低飞示威。国民党政府慑于日寇的军事压力，派亲日派将领何应钦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协定》规定撤销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职务，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禁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
就在何、梅谈判期间，日寇又在察北挑起事端。6月5日，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张北县，被我当地军官扣留。11日，日方以日军被“恐吓”为借口，向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提出对察哈尔省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再次威胁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又屈从日军的要求，于27日派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规定从“满洲国”国境附近撤走宋哲元的29军和察哈尔省内的排日机关。上述两个卖国协定，使日本侵略者实际上控制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初步实现其分离、控制华北的野心。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武力占领华北，除采用军事威胁迫使国民党政府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外，还策动汉奸卖国贼和地痞流氓搞武装暴乱，要求所谓华北五省（冀、察、晋、鲁、绥）“自治运动”，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华北的目的。1935年6月27日，汉奸白坚武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指挥下，带着中国流氓和日本浪人300余人袭击丰台火车站，夺得国民党部队铁甲火车两列。他们并策划夺占北平，然后以“东亚同盟军”的名义发表宣言，组织“自治政府”。但是叛乱很快被我驻军击溃，白坚武逃回天津。
9月24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提出了对华北的三点主张：
（一）把反满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日本内阁同时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和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两个方案。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步子进一步加快了。
五天以后，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县的汉奸暴动，攻占香河县城，他们以反对田亩赋税为借口，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叫嚷要实行“自治”。这就是所谓香河事变。一个月后，在离北平40里的通州，原国民党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11月25日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伪政权。日本飞机马上为这幕“自治”丑剧散发“庆祝”传单，并在天津大修兵营和军用仓库，为大举进攻北平做准备。除此以外，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人的积极策应下，“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华北自治救国军”等形形色色的傀儡组织纷纷出现，“华北自治运动”的丑剧愈演愈烈。日本侵略者还不断威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迫其同意“华北自治”。
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日寇的武力面前早已吓得亡魂丧胆，其头子蒋介石不仅派人与日寇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塘沽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屈从日本政府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即“华北自治”）的要求，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初又委派宋哲元和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而且在日寇“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幌子下，高叫“敦友睦邻”，奉行不抵抗主义，并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6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邦交敦睦令”，规定：“凡是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7月7日，蒋介石反动当局就“《新生》事件”再次发布命令，称“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从此，报纸刊物上再也看不到“抗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而代之以“抗议”和“××帝国主义”了。
这个时期，蒋介石反动政府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北平城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大学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现代座谈会等抗日团体相继被取缔，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横遭迫害。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下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十分嚣张，华北已是名存实亡。但是，蒋介石却依然高嚷“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在蒋介石粉饰着堂而皇之的“救国”与“牺牲”言论的不抵抗政策下，北平城实际上已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中。北平近郊丰台火车站附近驻扎的日军常在那里骑马演习，北平城门洞开、交通要道布满了日军岗哨，日军坦克横行街衢，飞机在北平上空自由通行，日本浪人在北平城内外开设鸦片烟馆、白面馆、赌场、妓院，甚至鸣枪抢劫，污辱中国妇女。日本政府还向北平各大学派了一些进行特务活动的所谓“日本留学生”。
北平国民党当局，已在仓皇撤退，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团城的玉佛，一一装箱南运。在前门火车站，党国要人们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逃。教育界吵嚷着准备上“最后一课”。东北大学要搬到西安，清华大学要迁到长沙。整个北平城，人心惶惶、谣诼纷纭：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进占北平城，下午又传晚上来，真是“大难将至，民族将亡”！
目睹这个险象环生的局势，北平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准备为拯救民族危亡，为唤醒民众而呐喊、战斗。
艰苦条件下的救亡活动
就在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蒋介石反动政府妥协投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这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10月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推动了全国，首先是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积蓄在人们心中的抗日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那些经历了“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战斗洗礼的爱国青年，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准备迎接新的抗日风暴。
北平自1933年以来，一直在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严密控制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切救亡活动均受到残酷镇压。直到1935年6月，宪兵三团撤离北平，宋哲元的29军进驻北平后，形势才稍有好转。在这期间北平党团组织连续遭到几次大的破坏，许多党团员被捕，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留在城内的几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和到北平寻找党的关系的党员仍在坚持斗争，终于在1935年五六月间，设法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王学明担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彭涛、冷楚等。市工委指定谷景生担任左联、文总党团书记，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工作。党组织虽然恢复，党员人数依然很少，力量也很薄弱。当时全市有组织关系的党员仅十余名，团员也不过20多人。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省委指出：现在在北平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还很困难，也不宜对国民党展开正面进攻，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去揭露国民党的卖国罪行，在公开的场合可以利用各种团体开展工作，以便掩护党进行救亡活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北平党团组织决定充分运用和推动党的外围组织，开展救亡活动，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队伍。
北平党组织首先着重发展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人出面发起，于1934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此时北平分会约有七八十个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些大、中学校建立了武装自卫会小组，涌现了一批武装自卫会骨干分子。如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蒋南翔、牛荫冠、韦毓梅、吴承明、黄诚；北平师范大学的武尚仁、敖白枫（高锦明），北京大学的刘导生；东北大学的宋黎、关山复，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女一中的郭桂英（郭明秋），镜湖中学的孙敬文、刘杰等等。武装自卫会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学生，并在其中发展了一些党员。
各大中学校里还有一些爱国进步学生参加了左联、社联、语联等团体的活动。此外，各校还建立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如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在这些团体中，学生们热烈讨论着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国民党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不让民众抗日？”“当前国难重重，还能不能安心读书？”“国家这么黑暗，青年人该怎么办？”等等。一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书籍和当时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火线》《北方红旗》《实话报》等的传播，起到了回答这些问题，提高青年思想认识，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作用。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利用其特殊条件，开展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燕京大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中国的文武官员、军警宪特是不敢干预的。因此，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执行主席王汝梅（黄华）和委员陈翰伯、龚维航（龚澎）等人就利用这一条件，以个人名义发起组织时事座谈会、东北问题研究会等，定期开会讨论华北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等时事政治问题，参加者各有二三十人。他们还出版不署名的壁报，提出反独裁、要民主；反卖国投降，要团结抗日的主张。与燕京大学毗邻的清华大学，有着一层民主办学的外衣。进步学生利用这一条件，通过《清华周刊》《清华副刊》，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和抗日救国的思想。清华大学进步教授杨秀峰、张申府等在课堂上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介绍苏联革命文学，启发了学生们爱国、抗日救亡的思想觉悟，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经过党团组织及党团员、进步学生的一系列艰苦工作，广大青年学生从严酷的现实中，逐渐认清了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违背人民意志、违背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只有人民起来抗日救亡才是出路。
抓住时机，准备行动
1935年夏秋，河北、山东发生了黄河大水灾，广大农村、田庐被淹，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北平街头也出现了无数灾民。
中共河北省委在党内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论黄河灾患与党的任务》、《为黄河大水灾告华北灾民劳苦群众书》等文件，号召群众自己起来成立自救团体，同时指示中共北平市委领导群众，开展水灾赈济活动。
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8月间，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开会，参加者有彭涛、周小舟、姚克广等，讨论了关于筹备成立黄河水灾赈济团体的有关事宜。
9月2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宣告成立，女一中的吴闺箴被推选为临时主席，清华大学姚克广为记录。会后女一中学生会主席郭明秋和同学到北平社会局立案，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黄河水灾赈济会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女一中、汇文中学、崇实中学、东北大学等大中学校中成立了分会，并将二三十个学校的学生组织，重新恢复或建立起来。各分会会员积极响应总会号召，通过组织义演等方式，为灾民募款、募实物。女一中学生会在学校礼堂组织了歌剧《茶花女》义演，门票收入全部捐给灾区。清华大学共募集了2000余元白洋和大批衣物，师范大学在一周内募集了冬衣500余件。随后，师范大学学生杜润生、清华学生牛荫冠、东北大学学生王振乾、杨旭等作为各校学生代表，携带捐款、实物到河北、山东灾区进行慰问活动。赈灾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促进了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党的《八一宣言》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北平。市工委的彭涛、周小舟等人从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报》和《共产国际工人通讯》上看到了《八一宣言》。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办的法文图书馆也出售载有《八一宣言》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一些进步学生买到后，如获至宝、秘密传阅。党的主张由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代表民族的利益，所以充分表达了广大学生群众的要求，也为他们今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彭涛、周小舟等人主张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提出抗日救国的要求。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赞同。11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由李常青直接领导，谷峰（谷景生）任书记，成员有彭涛、周小舟。
在黄河水灾赈济会活动的基础上，中共北平市临委不失时机地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直接领导北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女一中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北平学联的领导机构：主席是郭明秋（女一中），秘书是姚克广（清华大学），总交通是孙敬文（镜湖中学），总纠察是邹鲁风（东北大学），交际是王汝梅（燕京大学）。北平学联机关设在女一中。学联党团负责人为彭涛，由李常青直接领导。
这时，东北的形势已非常严重，形形色色的傀儡组织纷纷成立，华北地区行将沦为日本的第二个“满洲国”。11月下旬，学联党团的彭涛、周小舟、谷峰和学联的郭明秋、姚克广等人，针对当前的局势和广大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多次在北平西城劈柴胡同附近的一个洋车厂里秘密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青年要有所行动，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运动。
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项议案。同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在全体学生大会上，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联络各大中学校一起参加全市学生统一的请愿行动。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又发出通电，请求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
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为实现所谓“华北特殊化”，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来，震惊了每一位爱国者。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在12月9日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又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代表们对是否请愿游行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彭涛认为当前的形势如遍地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一个号召，群众就会起来响应。他的分析得到大家的赞同。他又提出，在请愿开始时，由那些进步势力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到进步势力较弱的学校呼口号，欢迎他们参加。他还建议，如果请愿不成，当即转为示威。会议还就请愿的时间、路线、口号等做了具体的部署。会后，代表们怀着征战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将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各自的学校。
凡是接到游行通知的学校，再也平静不了了。那些昨日还在为民族危亡而忧心忡忡的爱国学生，想到明天的统一行动，一个个既兴奋又紧张，为了迎接这盼望已久的时刻，为了大声喊出那多年积压在心底的呼声，不少人挑灯夜战，通宵未眠，积极地忙碌着、准备着……
第五节 揭开历史新篇章，古城再次发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