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晚，清华大学的一些右派分子冲到救国会办公室捣乱，他们叫嚷说：“拥护西安事变”“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两个口号“不通”，声称“政府还要继续讨伐！”接着就翻箱倒柜，抢劫救国会文件，搜查救国会负责人和民先队员宿舍。然后，把文件、《清华周刊》和其他救亡书刊，搬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民先队和进步学生闻讯，由杨学诚带头，跑步赶到操场。右派学生顾虑寡不敌众，被吓跑了。学校当局也乘机寻找各种借口，明令解散清华救国会，《清华周刊》也在寒假被勒令停刊了。
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为嚣张。12月26日，他们在杨立奎、熊梦飞的策划下，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所谓“庆祝”蒋介石“脱险”的集会。会上，杨立奎、熊梦飞等人相继讲话，大捧蒋介石，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后决议：
一、通电慰问蒋介石；
二、查办民族解放先锋队；
三、取消绥远后援会；
四、请求政府处决沈钧儒等七人。该校反动学生在杨、熊等人指挥下，组织了一个所谓“武力清共团”，专门殴打进步学生。
东北大学学生分成两派，少数学生借故另行组织所谓“文法学院同学会”“正、义团”，到处张贴反动墙报、标语。北大少数右派学生指责北大学生会为少数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体同学公意，声言要组织一个“非常学生会”。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也有一部分学生发表书面声明，攻击“北平学生联合救国会为一般人所怀疑”，说什么“学生团体乃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之组织，不应妄谈政治，乱发主张”，并退出学生会，另组织一个“良心社”。中国大学、朝阳学院等也有同样事件发生。
面对国民党特务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学联和民先组织各校进步同学，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和丑恶表演，以及蒋介石虽然接受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其镇压和破坏革命运动的政策却丝毫没有改变的事实，使党内外广大进步青年非常愤慨，同时又怀有无限的忧虑。
为了进一步宣传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将广大爱国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必须使大家认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因此，刘少奇于1937年1月15日在《火线》第69期上发表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形势》，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国大局好转之关键。”“西安事变，不独没有引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使抗日战争推迟，而且可以使中国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提早。”与此同时，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学委负责人开会，传达和宣传党的指示。随后，学委负责人又分别召集大学干事会和中学部负责人开会，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要求他们回校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在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之后，北方局和刘少奇要求平津的党员去说服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广大进步学生，使他们拥护党的主张，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为此，党通过民先队和学联在各校组织了许多有关当前形势、方针政策和国家前途的讨论会、座谈会，引导大家对“蒋介石该不该杀”的问题发表意见。经过讨论使大家认识到如果杀蒋介石，就会为亲日派制造内战提供口实，造成两败俱伤，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翁之利；放了他，则有利于逼蒋停止内战，使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实现。
北平民先队部于1937年1月，印发了《目前形势的分析》。该文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民先队目前的政治主张：
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二、要求国民党中央军立即集中绥远抗日；
三、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保障爱国自由。
广大青年学生在党组织、学联、民先的帮助、教育下，认清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消除了疑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统一学运，端正思想
1937年1月4日，受反动当局操纵的北平市“新学联”在师大教理学院粉墨登场，并抛出了《平市“新学生会”成立宣言》。“新学联”是由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御用团体，由北平学生中的几个特务外围组织――复兴社、诚社、中华社、中社中的反动分子所控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志成中学代表是学生会的代表外，其余都是各校的少数右派学生代表。报纸称这个“学生团体”为“新学联”。
“新学联”成立后，国民党中训部曾明令他们设法将学生组织“统一”在“新学联”名下。其基本做法是充实“新学联”，消灭旧学联（北平学联）。“同时对于倾向中央之教授与学生多与之发生密切联系，其灰色分子应多方设法联络，务求其无形中改变态度，则学运组织统一有不期然而然矣。”可见，“新学联”成立的目的，在于分化瓦解抗日救亡力量，与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分庭抗礼，并取而代之，从而将学生爱国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新学联”在成立宣言中，攻击北平学联“犯了欺骗陷害热诚爱国青年的行为，露出别有阴谋附和叛逆的证据！”说什么北平学联“受民先操纵，而民先已受张、杨收买”。这时，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履行联共抗日的条件。他首先将张学良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随后继续调兵遣将，进逼西安，同时加紧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破坏，以助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中共北平学委分析了形势的发展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防止抗日救亡运动的分裂，争取早日实现全民抗日，在学生中提出了“统一学运”的主张，号召建立统一的学联及学生会，更广泛地团结群众，共同救亡。
北平学联和民先在党的指示下，本着极大限度地争取团结广大学生群众、共同救亡的目的，开始了反对分裂、争取学运统一的斗争。并把学联纲领改为：
（1）抗日救国；
（2）拥护政府和平统一及团结御侮的国策；
（3）协助政府办理一切社会公益事业。
北平学联在与“新学联”的斗争中，首先严正指出“新学联”的分裂行为是有害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并在《为团结同学巩固组织告全市同学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进行的分裂学生工作，却正是亲恨仇快的工作，中了敌人分裂中国的诡计”，“这不但是救亡运动的损伤，而且将永为遗憾地成为北平学生运动历史的不幸。”其次，北平学联向“新学联”及广大师生表示了团结合作的诚意，并提出用民主的方式改组及恢复学生会，争取学生运动的重新统一。2月28日，北平学联发表了《再度呼吁学运统一宣言》，开诚布公地对过去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并果断地提出“愿在抗日救国、健全学生生活的旗帜下，进行合并”。与此同时，北平学联决定再次争取自己的公开合法地位，更大范围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初开学时，经过与校方的说理斗争，各学校学生自治会开始了重新选举。选举中，“新学联”利用金钱贿赂，请吃饭、看电影、听戏等办法进行拉拢。凡接受贿赂的，都要把选举证留下，由右派学生代填被选举人。但是，接受这种贿赂的人很少，右派学生在选举中终于失败。这样，各校学生自治会通过公开选举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为统一学运创造了前提条件。4月，北平学联再次致信“新学联”，建议两个学联同时撤销，由各校学生会代表重新组织学联。同时，派出代表与“新学联”谈判。“新学联”面对北平学联符合民主程序的建议，惊慌失措，迟迟不予答复。他们在一次与北平学联代表的辩论中，理屈词穷地说：“你们有你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北平学联代表问他们：“你们的主张是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新学联”代表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事后，“新学联”竟以“北平学联未在政府立案”为由，拒绝了北平学联的建议。
为了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统一学运，学委还根据广大青年的特点、兴趣和爱好，及时地作出决定，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便推动抗日救国工作的开展。当时把这种工作方式叫做“生活路线”。1937年春，学联组织了两次规模很大、包括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的春季旅行活动。第一次去香山，参加的有3000多人，并邀请了很多艺术学院的师生来演出。其中崔嵬和张瑞芳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大家的欢迎。每次演出后，崔嵬的藤箱子里的钱总是满满的，他们马上把这些钱交给学联。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有5000余人，这次除演出杂技、组织歌唱、游艺外，还演出了临时排练的揭露非法审讯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的话剧《开庭》，反响非常强烈。最后，观众一致提出通电全国，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救国会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在这些活动中，民先队员们有意识地接近中间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从而消除了误会，增进了友谊。
除此以外，北平学联和民先也注意用各种纪念日来教育、团结群众。3月8日国际妇女节，北平大学女院和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女学生百余人，到圆明园联合组织纪念活动。3月12日，北平各校学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在香山碧云寺中山先生衣冠冢前举行公祭，有500人参加，老同盟会会员李锡九应邀到会讲演。大会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恢复总理三大政策，并通电全国请求一致主张；
（二）通电全国，拥护中央收回领事裁判权；
（三）请中央切实遵照总理遗教，重拟国民大会选举法。
北平学联和“新学联”的斗争发展到1937年的“五四”，更趋于激化。这天，北平学联原定在师范大学举行纪念大会，后来，了解到“新学联”也要开纪念会，于是就与“新学联”商定在师范大学联合举行。北平学联的这一决定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扬和同情。这天下午，北平学联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秩序井然地在师大操场坐下。大会开始后不久，早有准备的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带着一群童子军赶到，他们手拿棍棒，疯狂地向学联代表打来。台上的国民党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等人，鼓动暴徒猛打。北平学联的代表们不愿伤害童子军，便一面进行自卫，一面保护着台上的其他代表撤离会场。代表们来到平大法商学院后继续开会。一部分进步教授在会上讲了话，支持学联的斗争。这次斗争，学联方面由于没有准备，有30余人受伤。
会后，北平学联出版小册子，并利用合法斗争的手段向法院起诉，进一步揭露“新学联”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反动教授参与殴打进步学生事件，本已引起教育界和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而反动教授杨立奎又以维护旧礼教自命，通电攻击进步教授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更激起文化界的义愤，他本人也因此名声扫地。“五四”纪念会事件后，广大中间学生认清了“新学联”的真面目，重新团结在北平学联周围。从此，“新学联”陷于空前孤立的状态，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最后的准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标志着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实现。在学生运动中，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工作也获得了极大的开展。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芸生于1936年12月底-1937年5月，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的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侈谈抗日应以国民党为中心。他提出：“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并把北方青年运动出现的分裂归咎于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所遗留下来的惰性作用”，劝诱学生“不要为那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妄图阻止爱国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正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劝诱北方青年离开战斗时，党内持“无条件统一论”的右派分子徐芸书等人也出来与之呼应。他们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了《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声称：“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责任。”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的政治系统的独立”，“彻底转变到民族统一阵线的政策的路上来”。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这股逆流，丝毫也阻挡不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刘少奇、凯丰等同志先后发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左派》《“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等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与建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等问题，帮助广大党员、青年提高认识，自觉地肃清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彭真还到清华大学找有关党员干部谈形势、讲政策，分析党同徐芸书等人分歧的实质。彭真又亲自找徐芸书谈话，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帮助，但他拒绝接受。其后徐因坚持错误，被开除党籍。由于党的及时教育，广大党员认识到右倾投降主义者实质上是国民党的应声虫和俘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反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了党的队伍，使右倾投降主义刚一露头、还没有蔓延开来时，就受到驳斥，使改良主义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一二？九”运动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1937年上半年，中国上空已是战云密布。日本侵略者调兵遣将，不仅加强了华北驻屯军的数量，在古北口建筑炮台，也重兵于北宁线一带，而且把大批军舰开到青岛、上海及长江各口岸。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紧准备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一面又装出和缓的姿态以掩盖真相。日本外相佐藤高唱“和平外交”，提出“经济提携”和“文化提携”。他还公开出面拉拢蒋介石，诡称要改变过去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蒋介石这时仍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极大的幻想，热望调整中日国交。同时，他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对内继续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一部分学生为日本的“和平外交”所迷惑，看不到危机将至，反而唱起了“中日矛盾下降”“华北可以苟安”的论调。同时，一些学生对国民党政府既声称与共产党合作，又镇压民众运动很不理解，思想上很是苦闷。党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准备抗战这三统一的任务，首先加强了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形势政策的教育。党在民先队中普遍召开座谈会、讨论会，讨论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及学生运动的任务等问题。通过激烈的争论，广大民先队员认识到，中日大战已迫在眉睫，所谓“中日提携”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宣传，是日本帝国主义麻痹中国人民的策略。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准备。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民先队员们认识到，要积极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这是巩固和平、实现抗战的关键，那些只要抗日、不要争取民主的思想是错误的，它将断送抗日救亡运动的光明前途。
很多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党通过民先队和学联，多次举办时事讨论会、政治报告会、座谈会，还向同学们推荐、介绍进步书籍和刊物。许多同学经过这些学习提高了认识。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华北学生请愿献旗团”，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实现民主、实现抗日的诺言。献旗团代表了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山东六省和北平、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张家口七市的学生群众。虽然献旗团遭到软禁，但沿途联络了南方的学生，扩大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时期，党在学生群众中做了一些备战工作，特别注意对广大学生进行军事教育。为了加强训练，民先总队部设武装部，民先队设军事干事和武装干事从事这项工作。党还派来了袁也烈、朱明两同志担任军事教官，帮助学生学习军事知识，掌握军事技术。学联武装部还专门组织了游击训练班，并印发游击战术纲要，领导学生学习游击战的理论。在游击战演习中，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北风凛冽的严冬，学生们到红山口举行雪地行军，在炎热的夏天，到西山举行野营。
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俞启威、民先总队长雷骏随、清华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林一山等前往参加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并就北平学生代表提出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这次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华北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准备抗战。刘少奇特别强调，抗日战争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朱德还特意嘱咐王震带北平代表到桥儿沟附近山里练习打枪。北平学生代表们带着老一辈同志的殷切期望，满怀信心地离开延安，回到北平传达党中央的重要指示。
暑假里，民先和学联组织了广大爱国学生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学生们组织了许多小组到西山一带的农村进行宣传。他们演出的活报剧和救亡歌曲感动了周围的群众，许多人流下了热泪。29军的官兵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广大的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积极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从1935年12月9日到1937年“七七”事变，经历了19个月的时间。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继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长期黑暗统治，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二？九”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抗战动员运动，它预示了民族革命风暴的来临，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一二？九”运动代表了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一二？九”运动的实践证明：孤立的与广大人民群众隔绝的学生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更不能在反动统治下长期坚持下去。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将青年学生这支革命的方面军与工农群众的革命主力军相结合，才能汇集成强大的革命洪流，这是青年运动惟一正确的道路。
“一二？九”运动正确地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和争取了各界抗日爱国力量，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促进了29军在卢沟桥事变中，奋起抗战。在斗争中，学联和民先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逐渐克服了左、右倾思想的影响，初步掌握了将秘密斗争与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团结群众、保存实力、打击敌人的斗争策略，保证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中国学生运动走向成熟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与广大工农相结合、与全国人民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爱国主义者锻炼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成果。“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造就和准备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对它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性结论。他指出：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
（摘自《一二？九运动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