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7月11日，宋哲元偕同邓哲熙等人到了天津。
驻津的军地领导人迎接宋军长归来，人数既不多也不少，态度既不热也不冷。宋刚一进宾馆好些迎接的人就撤退，这样的战乱年代，谁家没有一摊子急着要办的事处理！
宋哲元留给天津人最深的直表的印象是瘦了，也黑了。正因为黑，更显其瘦。大家觉得他的精神状况也不佳，走路没精打采，缺少山东汉子素有的虎气，仿佛被人抽去了一根筋似的提不起精神。可能是病拖的吧，不，也许是熬愁的！
他住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迎接他的秦德纯和张自忠留下来，说是唠嗑儿，其实是了解谈判的情况。这是他最关心的事。
这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宾馆里很静，大部分窗口的灯都灭了。夜虫一声接一声地鸣啼着，月儿也很明，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宋哲元似乎感受不到这些美景，他显得疲惫地往沙发上一仰靠，说：
“怎么样，谈谈情况！”
心照不宣，听者都明白这“情况”指的是什么。
张自忠有点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抢先说话：
“成了！”他这人有习惯，高兴的事有意吐半句，吊你胃口。这时他望了宋哲元一眼，宋一下子坐起，他才接着说了下去，“今天晚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和日方签订了三项停战协定。”
“哪三项内容？”宋关切而焦急地问。
张自忠逐一说了一遍。根本不用看“协定”，他背熟了。
宋哲元反复地咀嚼着日军的三条要求好像在嚼块槟榔：
“第一，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可以做到。第二，由保安队维持宛平城的治安，29军撤出。这一条其实我们已经做了。第三……”
不知何故，在念叨这些条条款款时，宋军座脸上的表情一直是木木的，没有张自忠想象中的那种喜色，直到默诵完了，他才又往沙发上一仰靠，说了一句话：
“还行！”
随之长嘘一口气，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站在一旁一直惴惴不安的秦德纯马上明白了：军座对他们的努力是满意的。他便不由得有了几分得意，对宋说道：
“日方一再强调要把这次事变地方化，就地解决。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宋不以为然地反问一句：“愿望？愿望值几个钱？我要的是他们的行动！日本就会只说大话不兑现。”
秦不再言声了。行动？是的，日军太不够意思了，他们总是谈归谈，干归干。每次谈得好好的，就说撤军吧，我们撤了，他不但不撤，还增兵。你抗议吧，他还尽是理由……
张自忠见宋哲元一提上日军兑现纸上诺言的事，秦不吭声了，便主动出来圆场，解围，说：
“日本国内的‘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斗争得蛮激烈，据说‘不扩大派’占了上风，这次停战协定的签订也体现了他们的‘不扩大’方针……”
宋哲元打断了张自忠的话：
“你信那个吗？什么扩大不扩大派，那是他们内部一派咬一派的专有名词，侵略中国，他们都是一个派。要不，为什么把他们的部队开到了中国？我们不能相信他们那一套鬼话，当然，现在能签订停战协定，这毕竟是好事。不能麻痹，还是要看他们的行动。”
接下来，宋哲元询问了本军的战备工作以及在卢沟桥附近的部署情况，他很满意。末了，他再次重述了自己的一贯思想：
“总之，我们欢迎协定的签订，但是不能高枕无忧。德纯、自忠，你们对驻卢沟桥的部队包括驻在桥附近的部队，要进行一次教育，要大家忠诚守国，绝不辱国……”
秦、张满口答应。
之后，他们便研究起了如何落实“协定”中所提出的三项内容……
夜深了。
有雨飘来，窗子关得紧紧的。雨水只好顺着窗棂滑下。屋子里一阵凉意。
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却不觉着疲倦。他们兴致勃勃地、一厢情愿地杜撰着卢沟桥的和平，华北的和平……到了兴奋处，还有朗笑传出。
远处，夜色罩着的山峦，一排叠一排，像不规则的海浪。
次日，宋哲元仍然兴致未尽，公开发表谈话，对张自忠等人与日本所签订的停战协定予以接受。他说：
“卢沟桥事件已经和平解决，战事不至于再起了。”
满心的欢愉写在军长的脸上，仿佛枪声硝烟已经永远地从卢沟桥头消失，和平真的降临在这里，他抹了抹刚刚剃过的光脑壳，好像在挠痒痒，接着说下去：
“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吃。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一向讲话不很流畅的宋哲元，今日突然变得满嘴流畅，词语丰盈。
他在倾泻一腔激情！
宋哲元曾经是“长城抗战英雄”，他的名字留在了那一块块民族基石的青砖上。现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他仍然没有失去“抗战英雄”的崇高威望。要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企盼着他回来。要他回来像当年鏖战在长城线上一样，带领我们不屈的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只是，今天听了他这番自作多情的为国人描绘的这幅太平盛世的讲话后，更多人向他投去了疑惑的目光。毕竟卢沟桥的枪声响得太紧太密，因而也就太隐蔽，宋军长能不能有穿透这枪声的眼力，而看得更远更深一些呢？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宋哲元发表“和平演说”的头一天，日本政府已经公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声明。
宋哲元进了屋，摔上了门……
7月雨浇醉了华北平原，一片郁葱葱的高粱苗覆盖着干渴得冒烟的土地。土地吸收水分的吱吱声令人解馋。
积聚的水珠儿卧在高粱叶的小槽里，叶儿颤栗着，却舍不得将水珠洒掉。
雨季，承受不了这压力。
枪声，穿透了雨帘。一个少女在雨中走，没有撑伞……
泡沫砌起来的和平鸽正轰然倒地
森林没有背影。
云彩遮不住阳光。
这些日子，日本东京的天气因为阵阵海风反而变得比北平还燥热，沉闷。
海滨的游泳人比往年少了许多。海水寂寞地漫上了滩。
错位……
内阁会议举行之前，依例要先召开五相（首相、外首、陆首、海首和藏相）会议。
1937年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这次五相会议就是一个议题：就日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关于增兵中国华北的方案统一认识。
读者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这时候，在北平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正兴致勃勃地追到南苑机场见了已经登机准备起飞的日军桥本群参谋长，告诉他：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我们将这个几乎与日本五相会议同时发生的镜头“定格”在这里，两相对比，不仅能看到日本帝国那虚假的诚意，更可以看到他们的奸诈和卑劣。
刽子手在行凶之前几乎无一例外地脸上要挂着狰狞的笑容。
五相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陆相杉山元的态度十分强硬，他完全可以坐着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站起来了，且手舞足蹈，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
“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我们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迅速派往中国华北。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说到这儿，他示意让参谋本部的人宣读了增兵华北的那个方案：
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
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
从国内抽调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
海相对杉山元的意见投了反对票。他也站了起来质问：“动员这么多的部队进入华北，如果做了动员，没有必要派兵怎么办？”
杉山元回答说：“这，你可以放心，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事情。”
首相和外相也认为海相的看法不无道理。
杉山元等人经过杜撰、扩大，又提出一个问题：“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在肆意地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侨民。”
为了证实自己的谬论，他们竟然拿出了血淋淋的例证。
正是这一依据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参谋本部的出兵方案得以通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红口白牙地说过“只要我活着就别想有一兵进入中国”这番豪言壮语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同意向中国派遣援军的原因。就连不久前还保证过维护国际道义的首相近卫在这次会议上也同意了向另一国大量出兵。但是，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透露说：“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战斗的军队调动，近卫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点头了。”
的确，当时通过的出兵方案是有这样的所谓制约条件的：必要时实行派兵。但应只限于保护侨民和中国驻屯军的自卫安全的必要时才实行动员；动员国内部队只能理解是当前准备性的打算。
会上，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这位长官还有个建议：将向华北“出兵”改为“派兵”，也被会议采纳。
绝不仅仅是几个字的改动，它标志着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升极的缺口一旦打开，很快就呈现着蔓延、泛滥之势，日本帝国一天一个态势地向全面侵华战争发展。
下面，我们用时间排队来透视日寇是怎样搞“战争升级”的――
7月11日15时20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获得通过，并议定：“要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
7月11日16时，首相近卫、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和陆相杉山元，到叶山皇室别邸见驾，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天皇批准了他们的奏请；
7月11日17时15分，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参见天皇，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得到批准；
7月11日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竭尽全力为他们的武装侵略行为进行无耻的辩护，声称：
“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我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29军虽曾尽力和平解决，但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攻击，造成我军相当死亡，而且不断增加其第一线的兵力……他们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谈判……”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对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7月11日18时35分，日本参谋总长载仁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五十六号”命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所辖的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力主力、空军六个中队、高射炮二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讯、汽车等部队各一部去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并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于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
7月11日19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五十七号”命令。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必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7月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士和新闻界代表开会，他以按捺不住的狂热口吻宣讲了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决议，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
在此，不能不提到近卫首相，他在极短的时间里以两副面孔出现，先后作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两个决定。起初他坚决反对给华北派兵，眼下他竟然一反常态成了派兵华北的强硬派。这只能说明他对发动战争早就有充分准备和决心，是他用自己无法抹掉的实际行动撕下了蒙在他脸上的遮差布。
7月11日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准备命令，海、陆、空各军种都紧急动员起来了。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协商后，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其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对于作战任务，“协定”中规定：平津地区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由海军为主担任警戒。在上海、青岛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作战。
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在华北作战，空军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作战，空军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三个师团（最少两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华北平原上，青纱帐在灼人热风里碰碰磕磕地唱着歌。
卢沟桥边，有人用泡沫堆砌起来的和平鸽正悄然地破裂……
雨季未过，聚积在高粱叶槽里的雨水越来越多，沉甸甸的。叶儿在颤栗，它不是承受不了这超载的负荷，而是在向人们昭示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冲击、碰撞……
日本国里，到处被一派杀气腾腾的气氛所笼罩。
原先的所谓对卢沟桥事件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的稳健派的论调一时间几乎绝声，打开东京每天出版的报纸，覆盖版面的基本上全是一个腔调：“以强硬的态度面对中国”，“中国军队又在卢沟桥非法射击”……一股空前的侵华狂潮已经在日本国内一日胜似一日地掀了起来。
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化，告诉人们这是无法避免的了：卢沟桥事变终于要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了！
宇宙不会在嘈杂声中毁灭。
一切事物都在按照合乎自己本性的规律在运转。
没有想到吧，日本军界、政界高层集团里，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反对政府发动这场战争。
何人？
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的“黑匣子”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帝国海军最著名的战将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法西斯疯狂向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他在日本海军省担任次官。在日军内部是否要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问题上，他站在“不扩大派”一边。
山本五十六对他的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
“陆军中的这些混蛋们，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
山本没有喝酒的嗜好，但非常喜欢喝咖啡和抽烟，尤其对抽烟很讲究。在他宣布戒烟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英国时买的上等雪茄香烟送了人。
好像要故意考验山本戒烟的决心似的，这时候他的同乡好友、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回国。特地给山本带回一些英国的名牌雪茄，他说：
“老朋友，上等货，保证你会喜欢！”
山本很认真地谢绝了，说：
“请你替我保管吧，等这次事件过去后，我一定抽。”
“你是说中国的卢沟桥事件？它惹得你动这么大的怒气！”
“这帮混蛋们根本不懂得战争，他们只是想过过战争瘾而已。”
松平恒雄果然把这些雪茄保管起来了。他等着这件事情过去后再拿出来给山本。当然，他更了解山本的脾气：对中国的这一仗如果日本败了，他也是不会开戒抽烟的。
人们会感到山本太古怪，他为什么舍出如此大的决心“反对”在中国反动一场全面战争？这除了他对陆军惯有的反感情绪外，还有更深的一个原因：当时日本正在“满洲”进行以对付美国和苏联为目标的五年战备计划。山本和“不扩大派”认为，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美国和苏联。因此他们不主张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中，而给美苏可乘之机。这样，“五年计划”就有泡汤的可能。
如果谁以为山本五十六是对中国人民发善心，因而放弃对中国的侵略，那你就太善良了。这个曾经指挥着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整个西太平洋，骄横不可一世的大军阀，同样把中国视为他猎取和征服的目标。只是与一般的法西斯战贩相比，在于他有更多的计谋和理智，因而他就更懂得如何更好地侵略别国。
在关于“戒烟”的事情上，山本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蒋介石不认输，我就不再吸烟。”
他后来的行动给他这句话作了注释，说明他主张一举击垮中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中国华北心腹要地。日本陆军的这一“成功”，强烈地刺激了包括山本在内的海军战贩们的野心，也给了其动力。他们意识到不管你承认与否，其实日本已经全面卷入了对中国的战争，这时候海军不推波助澜地发动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要想在短时期内击败中国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日本很快在中国取胜了，那是陆军的功劳，没有海军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