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预计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待增加兵力之后再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军决战。
“作战计划”详细地部署了日军的活动：
“在7月20日前，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一部在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第20师团在天津、唐山、山海关地区展开……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郊的第37师，根据情况对南苑的第38师一并攻击。以第20师团随即将132师击溃。在陆军攻击之前，先以空军航空部队主力对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和南苑进行空中攻击，尔后协助地面作战，并随时迎击中国空军的作战。”
就在这份完整的“作战计划”诞生的时候，受命参战的日军正长驱直入地向目的地直逼：
已进入华北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由原驻地向作战前沿阵地行动中。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酒井镐次少将指挥下，于11日夜从东北公主岭出发，13日到达承德，经古北口16日到达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铃木重康中将指挥下，正日夜兼程地向高丽营集中；第20师团于11日紧急动员，16日由朝鲜出发，向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前进；驻屯军旅团步兵第1联队主力位于丰台，其余在通县和北平；步兵第2联队主力、炮兵联队主力和骑兵队、工兵队，预计在18日可到达通县集结。
日军在拼尽心力把他们的“作战计划”变为实际战争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军队的行动会对他们造成的障碍。陆相杉山元有个规划：7月19日之前驻屯军可做好作战准备。用他的狂言说就是“万事俱备，只待进攻”。为此，他的策略是：一面与中国交涉，拖时间，一面又必须把这种交涉变为有限的交涉。这就是说：我既要拖住你，不能让你向我开枪，又要牵着你，随时都能向你射击。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多数人急于发动战争，狂人杉山元自然是挑头者。杉山元和第一部长石原交换意见后，提出了与中国政府“有限期谈判”的要求。这时，石原再也不坚持自己“不扩大”的意见了。
17日上午，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首相因病未到会。会上，杉山元代表陆军中央部提出和中国政府进行“有限期谈判”，及其具体意见。对此，外相、海相和藏相持反对意见。杉山元坚持自己的主张坚定不改。经过争论后，通过了杉山元的提案。杉山元还提出了预定在19日动员国内三个师团进入华北的意见，也获得会议通过。
经过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陆军中央部的有限期交涉内容及要求是：
一、规定7月19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
（1）要宋哲元正式道歉；
（2）处罚责任者，罢免第37师师长冯治安；
（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
（4）7月11日的停战协定改由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29军。因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到来时所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
三、在期限满了以后，即使中国方面履行我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第29军退出永定河东岸地区。
四、本帝国一贯期望把局面局限于华北，并求得就地解决的意图。因此，向南京政府提出：如果中央军恢复原状，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妨碍就地解决。
这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通牒。
也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大城户三治大佐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提出通告：“中国中央军如果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的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完全由中国方面承担。”
还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代理驻华大使日高信六郎会见国民党外交部长王宠惠，强词夺理地宣称，在华北中国军队多于日本军队，日军受到“威胁”。因此，日本增兵华北是“完全有必要的”，而中国派遣中央军到华北是“扩大事态”。日高通告国民党政府：（1）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和行动；不得妨碍在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于7月19日答复。
又是7月17日这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29军提出了限期要求，限定7月19日前答复驻屯在13日决定的七项要求。
7月的黑色，黑色的7月！
宋哲元说：“我不是宋哲元。”
宋哲元惴惴不安的心境一直没有得到抑制，而且在一天天加剧。给人的感觉是，华北地盘上的大大小小事情全揽到了他的怀里，每一件事都难为着他，煎熬着他，使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是决策者，涉及到对日交涉的事，必须他拍板。不能没有宋哲元，华北的天地需要他撑着。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人们确实都这么认为。
宋哲元难当呀！
这不，眼下日军提出要他答复七项要求，要他向日军道歉。说实话，让他痛痛快快地答应日军的这七条，他没这个胆量。至于要他去赔礼道歉，这并不是太难的事，不就是低一下脑袋，说几句谴责自己的话吗？这好办，能做到。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全局，宋哲元不会在乎个人受辱。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宋哲元毕竟不是在地里锄苞谷苗的庄稼人，我是29军的军座，是坐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头把交椅上的首脑人物，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宋哲元不是宋哲元。这话不好理解？其实真真切切就是那么回事。宋哲元就不是宋哲元嘛……
他在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罢，就这么一回，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求个和平……”
他就这样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宋哲元找张自忠请求：老弟呀，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张忙说：我听你的。
不必研究目的和办法，这些日方会都作为现成“礼物”放在了那里，现在所缺的是拿着这些“礼物”怎么送到目的地。路线也不必自己选择，日方都清清楚楚地指给了你。
宋哲元说：“今晚你就答复桥本群，我们大体上承认他们的七项要求，该办什么手续，全由你主办就是了。”
张自忠不能不接受这个重任，但是，他也不能不提醒军座一个问题：
“日军给我们的最后限期是7月19日，今天才是17日，就是说还允许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事情。”
宋哲元：“不必等到最后的日子了，这档子事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压在心上总是个沉重的石头，把它早早揭去了，就可以轻松地干点事。”
张自忠不语。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接下来，宋哲元就该和张自忠谈谈如何向日方道歉的事；他说：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特别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要找你谈谈，你是我信得过的人。”这话极是，张自忠承认。不过，今天这事让他作难，不要说对于道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更无法代替军座去道歉。道歉也是有个规格的。
显然，宋哲元猜到了张自忠的心事，便一语道破地说：
“我没有让你替我履行这件事的意思，而是想请你谈谈，我何时去道歉，怎么个去法，这些你总该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这么一说，张自忠倒真想起了一件事，便给军座献策道：
“昨天田代皖一郎病逝，日方已决定18日为他举行葬礼，按惯例这葬礼是非去不可的，就乘这个机会你去见见香月，该说的话说出来，一举两得，岂不很好！”
宋哲元高兴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就这么办！”
他终于长长地嘘了口气。
高天上，一排小鸟斜着翅膀飞往极远……
宋哲元与香月清司的会面具有三重意义：
为田代送葬；
向日方道歉；
拜见香月。
应该说，香月的态度还算热情。他的傲慢在这之前已经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鹰二在张自忠面前抖完，现在该他出来圆场做好人了。对宋哲元的来到，香月是这样理解的：这是没说道歉词句的道歉。所以，他很欢迎，说：
“很荣幸见到宋将军，中日两国一水之隔，本该是朋友嘛。我来到华北任职，人生地不熟，离开宋将军关照我是寸步难行。”
香月说着拿眼睛的余光斜视一下宋哲元，他很想知道宋对自己的话有何反应。
宋哲元极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觉得两只手放在哪儿也不合适，便举起双手互相搓了搓，说：
“阁下太客气了，我们的关照谈不上，倒是要请贵军高抬贵手。我想阁下对贵军在华北的作为不会不了解吧，民众积怨太深，我们虽然做了许多解释，也……”
香月忙打断了宋的话，他极不情愿宋在这时候讲这些事，说：
“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让变为昨天的历史，相信我们还会有美好而愉快的合作的！”
宋连连说：“是的！是的！”
香月该露杀机了。时机一到，他就威胁宋哲元说：
“陆军省已经来电催问贵国限期答复日方七条要求的事了，至今未见贵军的正式答复，不能不令人焦急。当然，我的焦虑肯定是解救不了宋将军，一旦限期一到，后果就难收拾了！”接下来他便把免除冯治安师长职务、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附近等七条要求又喋喋不休地重述了一遍，话语里充溢着要挟和火药味。
宋哲元说：“这些条件我们原则上都接受，只要和平有望，中方是不会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
香月说：“好，人都说将军是个痛快人，今天我领教了。和平有望，这话说得好！中方接受七条，和平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宋哲元的激情在拜见香月时被鼓荡得心花怒放，他真恨不能变作一只喜鸟，将自己与香月的谈话通报给更多的国人。
他自以为满载而归，红扑扑的脸膛像喝足酒一样滋润，逢人就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卢沟桥争端已无问题！”
长长的黑夜还未过去，幽幽的暗影又要来临。
参加完葬礼的第二天，宋哲元乘专车从北宁线离津赴平。香月赶来送行，劝他：
“宋将军，你别去北平，到别的地方落脚或索性就呆在天津也好。”
宋哲元并没有细想香月的劝阻是什么意思，香月也没有说明他为啥要操这个闲心。也许说者和听者都把这当成了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宋哲元对香月说：
“我必须到北平去一趟，好督促部属们遵守协定。总不能我们在这里讲得好好的，下面各行其是嘛。”
香月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列车随着震耳的铿锵声稳稳地西行。
一阵刀尖在玻璃板上划过的刺破耳膜的怪叫声从荒原上响起，列车猛地一栽，停在了杨村西侧的大桥边。
什么事？宋哲元问，他的心加剧了搏动。
随员报告他：桥下出现了地雷。
宋哲元的脸色瞬时变得苍白。
幸亏都是些没有安装引信的地雷，使宋哲元免于一难。
后来弄清了，这是日本人搞的鬼，只不过掏钱雇来埋地雷的人都是中国老百姓，他们有意糊弄日本人，没有安装引信。
宋哲元蓦地想到了离开天津时香月的劝阻，真不知该感谢他还是恨他。
列车驶过杨村大桥以后，宋哲元仍吓得不住地擦额头的汗珠。
接着又发出了一起绑架事件，那是冲着张克侠的。
日寇收买了张克侠的司机张林阁。没有什么奇怪的，当他看到日本人的怀抱就是他最终的舒适的人生摇篮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背叛了自己跟随多年的主人。日军早已知道张克侠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要谋杀他。张林阁心甘情愿地当了凶手。
这天夜里，张林阁，还有另外三个日本浪人，按照日寇的指使，携带匕首、绳索，穿街过巷，来到张克侠所住的东四7条8号。张林阁是活地图，他不仅知道张克侠的家以及从什么地方越墙最隐蔽最安全，而且还知道张克侠身边没有警卫，张的家里除了他的太太就是两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娃儿。家贼难防嘛！
在翻墙进院之前，张林阁再次给三个浪人壮胆，说：“什么也不用怕，进去踏开门就能抓住张克侠。”
一个张克侠可以从日寇后里换得白花花的银元一大堆，张林阁早就馋得流口水了！可是张林阁和几个浪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翻墙入院后，就被一个壮汉发现，这汉子身强力壮，精通武术，他立即与四个歹徒展开了拼斗，一个浪人被打伤，躺在地上直抽筋。另外三个歹徒见势不妙，七撞八碰地拉开大门，匆匆逃却。
这个壮汉叫路明，是传令班的班长。
原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对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展开了强烈的攻势，时不时有党员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张克侠与党组织之间联络人的中共北方局联络部长萧明便建议张克侠加强警卫，以防日寇的暗害。张克侠接受了这个建议，便抽调传令班班长路明住进了自己的小院内。他的家里从此有了警卫员。
张林阁跳进张家住宅杀人的事很快就在北平风传开来了。正义的民众都在谴责日军的卑鄙、阴险行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地雷炸桥、入院杀人，他们就是要加害坚持抗日的29军的高级将领。
地雷没有炸着宋哲元，宋长叹一声：万幸！
歹徒没有杀掉张克侠，宋又是长叹一声：万幸！
这两个“万幸”加在一起，也没有把这位军座惊醒，他仍然对“和平谈判”抱着希望，他仍然忙忙碌碌地与日军交涉。
就在他进行这一系列的“和平使者”的工作时，当然不可能不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北平的气氛与天津迥然不同，卢沟桥前线两军在对峙；北平城在戒严；所有的部队都在备弹药、挖工事准备作战；市民们出出进进表现了极度的不安静……
宋哲元心理很乱，情绪很躁，身体很累，他对随员说：“把门窗都给我关上，我要睡觉！”
第八节 步步退让终难忍，睡狮怒吼创新声（二）
毛泽东称赞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蒋介石把办公室搬上了庐山，把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公务带进了别墅。
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蒋总裁无暇疗养。
夫人宋美龄坐在丈夫对面感叹道：
“这是休息吗？不是！政府任何一件本来该你知道并要你最后定夺的事情，现在并不因为你上了庐山就越过你。想想看，这些日子里，接二连三追上庐山要你决策的事，你推卸过一回吗？”
夫人不是发牢骚，而是心疼丈夫。他确实太劳累了。
对于夫人的这番感言，蒋介石听见了，但没有理会。稍停，他只是说：
“该我拿主意的事，我原本就不该推卸，也不敢推卸呀！这，不难，我能做到。困难的是，我在拍板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胆小了，多疑了，前怕狼后怕虎，好像脚下的每块地上都埋有地雷。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夫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着丈夫。但是，很快她就笑了，说：
“倭寇入侵，国难当头，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这国人都知道，我看得更清楚。大家不会亏待你这份珍贵的责任感，起码会把你对中华民族的这份良心牢记不忘的。”
蒋介石忙摇了摇头，并伸出手摆摆，说：“个人的名利荣辱我不图，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安然无恙地走过这个危难岁月，我比什么都知足。好啦，咱们不谈这些了，我还要批阅公文，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侍从扶宋走下。
蒋介石坐在桌前批阅一份他已经看过的文件。那如椽的大笔在他手里迟迟不敢落下，写不出他早就考虑成熟了的批示。无奈，最后他只好划了一个不很圆的圆圈。
这个夏天他在庐山，心也沉重，脑也沉重，手也沉重……
时间就是这样沉重地过着。
这时陈布雷送来了日本政府提出的那个限期交涉、最后通牒式电文，蒋介石接过立即读了起来……
这似乎是一份读不完，咬不碎的电文，他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但是，他没叹息。日本人提出的这些苛刻的条款实在是欺人太甚。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看了一条，就气恼得不想再读下面的一条，可是他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看下去……
一份电文，他读了起码有一个小时，读出的味儿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需要思考的问题，都是一些烫手的、必需立即决策的火烧眉毛的事。他深感脑汁之不够用，局势太乱，他无法在静态中去处理事情。他需要帮手，不是要人家为他分担忧愁，而是请他们听听他的一些想法。这个世界太嘈杂，但他又不能独处，只有身边真正坐着一位知己者时，他的心似乎才可以宁静下来。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陈布雷。
陈布雷从1927年在南昌见蒋介石开始到1948年自杀“殉主”，跟随蒋介石22年，他抱着蒋、蒋搂着他经历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期间，蒋介石的重要讲话、文章大多出于他之手。可以说在蒋介石的所有秘书中，陈布雷包揽了蒋介石政治舞台上的全部重头戏。不可否认，“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观念贯串他的一生，但他也有激进、革命、爱国救国的一腔热血。
陈布雷为蒋介石所撰写的“名篇”，大多诞生于抗战之后。其中以《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以及眼下即将出台的《庐山谈话》和这之后发表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最为著名。尤其是《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曾与张子缨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一起被时人称为抗战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联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