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北洋、保定工职、河北工学院以及南开、耀华、广东、浙江等中学的代表，23日，在南开大学开会，决定接受教授、教师的诚恳劝告，暂时停止罢课26日复课。
5月30日，天津市长杜建时召集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女师、体专、水产、工商等院校负责人，商讨“劝阻”学生“六二”游行事宜。
6月1日，天津各报刊登杜建时《敬告青年学生》一文，说什么“六二”是共产党所规定的反战日，青年学生不要受人利用，轻举妄动。
中午开始，在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两校学生宿舍前加强了警卫；下午，南开、北洋两校校门前一度中断交通，禁止学生外出。北平取消“六二”游行、只在校内开群众大会举行抗议活动的消息传来天津，学联也作出类似决定。
6月2日，天津当局为了防止南开学生再次出动游行，在八里台到六里台的街道上布满了军警宪特，五六十辆军车架着机枪，往返行驶，囚车也停在学校不远的地方。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南开学生在校内举行了“死难于内战、饥饿及反内战军民烈士追悼大会”，学生代表在会上表示：决心用生命完成死者的志愿。
北洋也取消了游行计划，只罢课一天，校内贴了许多“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幅标语。天津其他院校也罢课一天。
从“六二”反内战日的倡议发出那天起，人们就对它有不同的看法，事后又对它进行了总结。“五二”运动的高层领导人之一钱瑛，在1947年7月就深刻地提出了总结性意见。王汉斌、袁永熙在《回忆钱瑛同志对我们的教导》一文中说：
“七月（按指1947年7月）王汉斌到上海汇报，钱大姐一开始就要谈‘六二’是怎么回事？王汉斌把经过情况作了汇报，钱大姐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提出搞‘六二’全国反内战日的号召很不策略。你们北平靠近解放区，北平提的斗争口号，别的地方不知道是北平自己搞的，而以为是解放区、党中央的意见，有力量要响应，没有力量也要响应，使一些地方如武汉、沈阳、青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钱大姐还指出，在国统区总的力量对比仍是敌强我弱，我们的斗争只能采取突击的形式，速战速决，使敌人措手不及，像你们这样事先公开宣布我们的斗争部署和日期，事实上会使敌人有时间准备镇压。这种不考虑条件、不区分情况的决定是错误的。”
当然，平津学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在罢课抗议活动中，表现了高度的英勇气概，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华北学联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提高了策略水平，及时取消了“六二”游行，从而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保护了广大学生的革命积极性，积蓄了强大的革命后备力量，这是值得认真汲取的宝贵经验教训。
团结起来，为了明天全国学联正式成立
随着“五二”运动的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感到“团结就是力量”；在南京“五二”血案后，便提出了重建全国学联的问题。
5月22日，京沪苏杭高校代表在中大召开会议，讨论了“应如何加强各校联系及世界各国学生联系”？一致议决：“确定联合会（按指四区学联）组织，召集人――负责召集会议，秘书处――处理会务。决议由南京区担任上项工作。”
5月23日，京沪苏杭18校联合会第三次大会，就组织全国学联的宗旨、组织原则等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正式召开筹备会议日期，一致推定中大代表担任全国学联章程起草人。
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决定讨论重建全国学联的会议以上海局所在地――上海为宜，遂于6月17日在上海召开有中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出席会议的有南京区学联、华北学联、上海区学联、浙江区学联、河南区学联、武汉区学联的代表。会议决定6月18日下午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推选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确定成立大会讨论事项为：审查章程草案；收集并研究提案。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于1947年6月18日在沪正式召开，出席者有南京、上海、浙江、江苏、华北、河南、武汉（南京代）等七区代表，另外还有昆明区学联、天津北洋大学、青岛山东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保定师范专科学校、西昌康专等校均致电大会表示完全赞同参加，声明绝对遵从大会的一切决议。由于上海警备司令部声称这是非法的集会，严行取缔，因此不得不改为秘密进行，先在麦伦中学，后在沙逊大厦等处开会。大会会期定为三天，议程为：第一天讨论并通过章程；第二天讨论提案；第三天为各地学生运动的报告及检讨，并对今后学生运动的方向及工作之开展作广泛的交换意见。在讨论章程和提案时，各代表均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而和谐，大会于20日闭幕。大会所通过的章程之要点和重要决议案如下：
一、章程的要点：
（1）宗旨，团结全国学生共同努力于学术之研究及生活之改进。团结全国学生共同争取国内民主和平之完成。团结全国学生与世界各国学生取得联系，共同争取民主，促进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
（2）会员以区学生联合会为单位。
（3）组织：会员大会下设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关，理事会下除设立秘书处及外务、学术、福利三部分，并增设基金筹募、反饥饿反内战、及人权保障三特种委员会。
二、重要决议：
（1）决议发布下列各文件，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告全国师长书。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学生家长书。告世界青年书。
（2）出版机关刊物，并搜集有关学生运动之资料编印学运文献。
（3）号召全国同学开展助学运动及防痨运动，并普遍设立考生服务机构。
（4）加强各区联系。
中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6月20日举行，出席的有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由南京区代表主持，决议：
（一）推定各部负责者，秘书处：上海区，外务部：南京区，福利部：浙江区，学术部：平津区，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平津区，人权保障委员会：武汉区，基金筹募委员会：上海区。
（二）于各代表返校及各种文件整理完毕后，由秘书处及各区学联发布本会成立消息。
（三）号召各区学联庆祝本会成立。
（四）向社会部补行登记。
（五）编成通讯方法。
（六）发表抗议政府暴行书。
7月，正式公布了《中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发表了《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宣言》宣布全国学联成立后的奋斗纲领如下：
（一）为求独立和平民主强盛的新中国早日实现而奋斗。
（二）反对美国杜鲁门主义，反对〔美国〕对华经济侵略、政治干涉、军事援助的侵略政策，驻华美军立即全部撤退。
（三）立即制止内战，结束专制独裁，依照政协路线解决国内问题。
（四）反对摧残人民，屠杀青年，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身体等基本自由。
（五）提高教育经费，至少占全国财政总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彻底改善学校设备。
（六）保障学生最低生存权利与学术思想之自由，增加公费名额，增加私校补助金，抢救失学青年。
（七）改善教职员待遇，月薪依照物价指数递[增]，教师有讲学行动的自由。
（八）提高全国学校学术水准，反对党化教育，思想统治，特务暴徒驱逐出校。
（九）求全国青年自身更好的团结，并推动社会各界人士，扩大爱国民主运动，共同奋斗。
（十）联合全世界青年，肃清世界法西斯残余，巩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民主。
全国学联的成立，象征着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8年被国民政府解散的全国学联又重新茁壮成长起来了。全国学联成立后，曾经举行记者招待会，召开庆祝成立大会等，以争取公开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由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全国学联不久就转入半秘密状态，随后又迁往香港，从事国际学生交往和国内各地学联的联络活动。1949年3月，在解放后的北平，举行了全国第十四届学生代表大会，追认这届学联为第十三届全国学联。
迎接新的战斗
“五二”运动发生、发展、落潮全过程的基本史实，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论断是正确的，即：“五二”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气势磅礴的伟大的学生运动，它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基本政策及其腐朽的统治，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奋起，因此，说它标志着学生运动已发展成为国内的一条战线，即与人民解放军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五二”运动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可以从国民党当局对这次运动的镇压窥其一斑。下列数字足以充分说明国民党当局镇压这次运动的规模之大、残暴之极是在中国学运史上罕见的：据12个大中城市不完全的统计，从5月18日到6月2日这半个月内，军警宪特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天津、北平、上海、广州、武汉、青岛……血案；国民党当局枪杀学生三人，伤学生470余人（重伤106人），逮捕学生873人（《东北日报》1947年6月5日称，6月1日黎明前，国统区各大城市有2000多学生和市民被捕）；其中，上海、开封、重庆等地被捕的学生中有130余人一直关押到8月、9月，甚至1949年初，才获释放，而重庆的张现华、杨翱、易仲康、张永昌一直监禁在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解放前夕的“一一二七”（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壮烈牺牲。
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这样残暴的镇压，有没有达到它所需的目的呢？实际上，它所获甚微，所失至大。有些城市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学运的冲击波在工人中的连锁反应被防止了，国统区后院的“火”似乎是被扑灭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虚假的现象。因为广大学生不仅没有被吓倒，相反锻炼得更坚强，而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却赤裸裸地自我暴露无遗，起了反面教育教员的作用。从此，全国人民对它的内战、独裁、卖国的本质再也没有怀疑了，也就是说，它已基本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即使它的信誉不等于零，往好里说也是低得微不足道了。总之，这次运动对国民党当局政府上的打击是沉重的。
“五二”运动，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它进行回顾和反思，它确实为历史提供了不少能给人以启迪的东西。李飞在1987年南京大学举办的“五二运动研讨会”上说：“五二运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值得我们从各方面加以研究，深入挖掘其宝藏。”这里，我们仅就中大的运动情况提出如下三点体会：
一、关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五二”运动是党领导的，这是这次运动所以能够在南京这个军警宪特控制极严的首都首先发难，并比较顺利地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的关键。那么党又是怎么样领导学生所向披靡的呢？“五二”运动不是谁“制造”的，谁也不可能“制造”像“五二”那样的运动，“制造”的运动决不可能是伟大的群众运动。“五二”运动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激化的产物，而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在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指明方向、原则，然后帮助地下党基层组织、新青社领导小组从实际出发，按群众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权衡利弊得失，做出适当抉择，每走一步都力求使运动遇到的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大的运动证明：“领导”不容扭曲为“包办代替”，包办代替必然脱离群众，必然扼杀群众的主动精神，从而，使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
二、关于群众运动问题。
“五二”运动是党领导的，又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两者相结合的范例，而其核心在于群众是运动的主人，群众高度发挥了主动精神。这表现在运动中许多事情包括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不是由地下党组织、新青社领导小组或个别党员“说了算”，群众只能“照办不误”，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学生的代表机构（中大的学生代表机构是系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的。中大系科代表大会是严格按民主程序办事的，它的决定确实体现了学生大多数的意志。因为，每个系科代表对重大问题的抉择表态，都受到本班级的制约和监督，如代表不按选举班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可能随时被罢免、撤换。这就是说，民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运动是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也关系到运动的成败。群众之间对有些问题意见有分歧怎么办？中大的经验是：通过系科代表大会的辩论，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逐步使之趋于一致。
三、关于进步学生的骨干作用问题。
“五二”运动中，进步学生（包括地下党员、新青社员、民盟成员、工社社员、进步群众组织成员等）是运动的骨干力量，地下党组织、新青社领导小组、民盟支部就是依靠他们，并通过他们团结了学生的大多数，使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从中大的运动来看，充分发挥进步学生的骨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般地说，广大学生虽然是热爱祖国、不满现实、不畏强暴、追求真理的，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主要是中间状态的学生，往往容易“卷入”反饥饿斗争，但是，涉及到反内战这个当时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偏见、踟蹰不前。这时候，就有赖于进步学生的耐心说服；而进步学生之所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与他们生活在广大的学生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没有半点特殊化，在斗争中又能以身作则，奋不顾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坚定地站在运动的前列。进步学生这种言行一致的感染力很强，有利于增强共产党员形象的光辉，吸引着广大学生走到一起来了。
“五二”运动，或者说，它的第一个回合，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孕育这次运动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尖锐了。这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它发动的内战中处境越来越不妙，为了喂肥大炮，它不得不加紧滥发钞票，随之而来是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扶摇直上（南京的大米：5月1日每担19.8万元；6月1日涨到35万元；12月1日达到65万元）。涨风如此炽烈，学费势必随之猛升。中大是全公费学校，应缴学杂费春季是5000元，秋季为5万元；至于私立大、中学的学杂费，已涨到中等经济水平的家庭也难以承受的程度。因此，社会上要求抢救失学危机的呼声更加高涨起来。
客观情势这样严酷，而当时学运已由高潮转入低潮，各城市的情况又很不一样，有些地方学运的进步力量受到相当大的摧残（上海学生被捕60余人，其中地下党员不少；重庆全市学生被捕229人，地下党员大部分被捕了），显然，各城市学运的领导都面临着采用什么形式才能较好地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引向深入的问题。
暑期前后，许多城市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的精神，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首先，理顺各地党的领导系统，在坚持平行组织和单线领导的原则下，发展学校中党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中大的“新青社”、北大清华的“民青”等等）；同时，更广泛地加强同学生群众的联系，巩固和扩大校内校外的同情运动和阵容，使同情运动集中于反迫害，要求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教授、记者和民主人士。许多学校运动的领导层还自下而上地总结了运动的经验教训，探讨如何把广大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深入到城市各个阶层和农村中去，开展一个普遍的社会宣传运动，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变成各阶层的联合斗争。经过酝酿，在暑期里，首先是上海，接着是南京、北平……开展了一个自救救人的助学运动，更广泛地团结学生，准备迎接新的更大的战斗。
（摘自《五二运动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