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黎元洪主张任命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恢复民国6年时他下台前的原状，在直系各派的一致反对下，遂改任颜惠庆为总理，由于这届阁员们不肯就职，根本无法行使职权。
7月，在“保派”势力的压迫之下，黎任命唐绍仪组阁，仅仅两个月，就被“洛派”的王宠惠内阁取而代之。如是，短短数月之间，阁潮迭起，更替频繁。汪大燮、王正廷、张绍曾内阁先后粉墨登场，直到吴佩孚自感“洛派”势力已处孤立状态，暂时屈服于曹锟，“保洛之争”暂告段落，黎元洪才稍有适从，得以苟延残喘。
1923年初，曹锟在“保洛之争”中获胜，已不满足于在后台作牵线老板的角色，迫不及待地想戴上大总统的桂冠，黎元洪在他眼中已成为碍手碍脚的累赘。为赶走这个几个月前由自己费尽心机拉来的黎大总统，他到处招兵买马，拼凑各种俱乐部，大造“黎元洪任期已满，应当另选”的舆论。
6月7日，在曹锟的唆使收买下，张绍曾内阁全体总辞职，想以“阁员倒阁”的手段“驱黎拥曹”。翌日，北京驻军的步军、毅军首领及警察代表500余人身着制服，腰挂佩剑到总统府请愿，借口内阁无人负责向总统索饷，实际上也是由曹锟导演的驱黎闹剧的一幕。
8日，天安门前讲台高筑，由曹锟智囊边守靖雇用的数百名“公民团”举行“国民大会”。高呼反黎口号，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
9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及警察总监薛之珩再次带人到黎宅索饷。
一连数日，黎宅外有军警围宅索饷；“市民请愿团”手持小旗，高呼“总统退位”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内有旧部故交众叛亲离，抛他而去。通向外界的电话线早已被掐断，水电全无，黎元洪坐困家中，形如囚徒。他派人致函国会，声明自己已不能在京自由行使总统职权，欲将政府迁往天津。
6月13日中午，黎元洪在美国顾问和几位侍从陪同下，仓皇逃离东厂胡同，登上去天津的专车。临行前，黎元洪将总统印信托付姨太太黎本危，叮嘱再三，命其携至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珍藏起来。在他看来，只要总统的印信在握，大总统的桂冠就不会失去。
黎元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早已奉曹锟之命在杨村车站“恭候”他的到来。
总统专列刚一进站，王承斌即率军警跳上车厢。王先是假意劝解黎总统回京，后是直截了当追索总统印信。车到天津，黎元洪一眼瞥见林立在窗外两侧荷枪实弹的军警，当场问王承斌：“我不把印信交出来，你敢把我怎么样？”
王承斌狡猾地回答道：“既是如此，就委屈总统在车上仔细地想想。”
说罢，王承斌下令摘去车头，将黎一行困在车厢里，竟自回到省长公署歇息。黎元洪等下车不得，求援无路，连前来探望的儿子也被拒之站外。接连几小时过去，黎元洪饥肠辘辘，悔恨交集，痛不欲生，一把掏出手枪，想了却残年，幸亏随员眼快拦挡，车厢内一场虚惊。
晚上10时，酒足饭饱的王承斌来到车厢，再次索要印信，并威胁黎等不交印信谁也甭想出车厢半步。
惶惶一天，早已体力不支的黎元洪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只得把实情全盘托出，乖乖地按照要求给黎本危打去交出印信的电话。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北京方面告知印信已经到手，王承斌这才把在车站软禁了一夜的黎元洪释放回家。临行前，王承斌掏出拟好的宣布总统自动辞职的电稿，硬行强迫软弱无力的黎元洪签字就范。
待黎元洪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住宅，立即通电全国，恳请国会惩办劫车夺印，拘禁总统的王承斌。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两天后，两院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大总统因事不能行使职务，自6月13日起，黎元洪所签发的一切命令概不生效的决定。黎元洪又一次被人从总统宝座上踹了下去。
黎元洪在王承斌劫车索印的恶作剧后大伤元气，但又绝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的寓所中，他一面将事变经过通电全国，一面接连致函国会和各国公使，声言他是在直系军阀的暴力威胁下，不得已出京赴津的。黎元洪断然否认总统职权已被解除的说法，依旧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并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试图用这一招拉拢在广东的孙中山。与此同时，他还四处派人联络在野的奉、皖两系军阀，幻想成立以他为首的“反直同盟”。
为维护其大总统的合法地位，黎元洪不惜从银行贷款12万元，在天津亮出“国会议员招待所”的招牌，以来津议员可得500元“车马费”的肥差招来议员，打算凑足法定人数，在天津召开国会并成立政府。不凑巧的是，此时曹锟在北京贿选的丑剧已经开场，这位贩布出身的直系头领出价远高于黎元洪的“车马费”价码，拉走大批议员。况且，在野实力派军阀也无意支持两手空空的“流亡总统”。这样，黎元洪在天津组织政府的企图破灭了。
奉、皖两系军阀不甘心曹锟“大选”获胜，为增强反直势力，在沪部分议员蠢蠢欲动，准备再次利用黎元洪。1923年8月，议员刘楚湘、褚辅成等致电黎元洪，劝黎速来沪，主持大局。此间盛传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密电致黎，催其火速于9月13日前赶到上海。黎元洪见有卢永祥为其后盾，跃跃欲试之心再起。9月8日，黎元洪借看病为名，乔装改扮，在日本人严密保护下，乘日船铁诚丸号秘密前往上海。一到十里洋场，满心欢喜的黎元洪真以为收拾残局非他莫属了。于是马不停蹄地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各国记者，公然表露在国会尚未作出正式决定之前，他作为总统不能随意去留，言语之间反直意向十分明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卢永祥与直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剑拔弩张，江浙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浙各界忧心忡忡，惟恐黎元洪的过激举动导致兵戎相见，祸及己身。因此，黎元洪的在沪停留便成为他们的一块心病。曾电催黎元洪南下的卢永祥也因时局骤变对黎表现出一副冷淡态度，闭口不提筹组政府之事，只是轻描淡写地作出欢迎黎元洪来上海作寓公，来去自由的表示。江南名士张謇对黎的到来则“冷静自处，闭门谢客”。国民议员张继更怒斥黎元洪为“第一叛徒”。上海警备司令何丰林贴出告示指桑骂槐，对黎元洪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黎元洪万没想到，满怀希望而来，却落得万人唾骂，连自身性命也难于保全的地步。
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后粉墨登场。黎元洪感到大势已去，毫无回天之力，悻悻东渡日本歇息倦体。半年之后，又悄无声息地返回天津，隐居张园，静度晚年。
第五节 曹锟：一场游戏一场梦
曹锟当时被称为直皖两系的“双栖者”。
徐树铮的诱惑，打动了曹锟的心。
曹锟又忽然称病，并向段祺瑞提出辞去两湖宣抚使。
曹锟看到当副总统的美梦真的要实现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锐到京进行竞选活动。
曹锟非但既花了钱，又没当上副总统，而且还闹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欢喜。
然而，曹锟这次没有再上当。
曹锟一声令下，甘石桥议员俱乐部仰其鼻息。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之后，把他的政治资本输得精光了。
“双栖”于直皖之间，难圆副总统之梦
曹锟，天津人，字仲珊。幼失学，以贩布为生。1881年投淮军为兵，旋入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被任为右翼步兵管带，累升至北洋陆军第一镇统领。1903年改任第三镇统领，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出关驻扎。1905年日俄战争后，曾残酷镇压东北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武昌起义，奉袁世凯之命南下镇压。袁称帝，称他为一等伯，被派至四川对抗护国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段祺瑞为了使四川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的地盘，任命曹锟为四川军务会办。后来，段祺瑞为了保全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使曹锟也成为自己身边的“赵子龙”，又把他及所部第三师调回京畿。1916年9月，他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从此，他又成了段祺瑞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1917年5月，“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依附于段祺瑞的各省军阀纷纷宣布独立，给黎元洪施加压力。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尽管如此，他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并未结下深怨。对伴随着“府院之争”同步进行的张勋复辟活动，他也有所默契，多次派代表参加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7月1日，张勋宣布复辟。翌日，他发电表示赞成，其用心是想捞到一个直隶总督的职务。可是，张勋的伪命一下，他看到自己只捞到一个直隶巡抚，并没有高升一步，就大失所望了。由于他的军队驻守京畿要地，是段祺瑞进行反对张勋复辟必须依靠的军事力量，所以，当段祺瑞派人游说他时，他就又立即表示反对复辟。他之所以见风转舵这样的快，据说还有一个秘密，就是段祺瑞许给他一个副总统的位子，以此作为换取他的支持的一个条件。因此，段祺瑞马厂誓师时，他担任了两路讨逆军总司令，向北京发动了进攻。张勋复辟失败后，他的政治投机获得了成功，捞到了直隶督军兼省长的要职。
不久，在北洋军阀集团中，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矛盾日益加深，裂痕不断扩大，明显地分成了直、皖两大派系，在北京政府内也形成了新的“府院之争”，在冯国璋、段祺瑞的角逐中，曹锟的态度开始是骑墙的，像一棵墙头草，随风倒，两面讨好。因此，他当时被称为直皖两系的“双栖者”。
1917年11月18日，冯国璋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和对南用兵，指使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征得曹锟的同意，并以他领衔发出了促进南北和平，表示愿意充当“调人”的通电。当时，他对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做了无可无不可的答复。可是，通电发出后，他看到对段祺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了不使段祺瑞怨恨自己，又于20日给段祺瑞打一个长途电话，说这个通电未经他本人同意，不负责任。他本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头号大将，又身为直隶督军，驻守京畿要地，因此，他的向背对北京政局关系甚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段祺瑞从他出尔反尔的表白中发现，可以利用他来压制冯国璋及其主和派，于是，便在他的身上大作起文章来了。
皖系为了把曹锟拉到主战派一边，派阴谋家徐树铮到天津兴风作浪，呼风唤雨，对曹锟采取了投其所好、大施诱惑的策略。徐树铮对曹锟说：“主和派如果成功，将来副总统一席属于长江三督之领袖李纯。你如果主战，我们一定推你作副总统。”这个副总统之约，完全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阴谋及其钓曹锟上钩的诱饵。其实，段祺瑞、徐树铮毫无让曹锟当副总统之意。段祺瑞长的是旧脑瓜筋，在官场中看重出身和资格，对自己当统军时身为协统的黎元洪十分看不起，对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更不放在眼里，哪里会让他当总统？更何况段祺瑞这时已尝到了有军权的冯国璋当总统给自己带来的苦头，绝不会再让一个有军权的人当副总统。
徐树铮的诱惑，打动了曹锟的心。他舒舒服服喝下了段祺瑞、徐树铮送来的“迷魂汤”后，立即接受了徐树铮的指使，于21日又单独发表了一通电，主张以南方军队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以另一种论调支持了主战派。12月2日，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召开了“天津会议”，曹锟在副总统预约券的吸引下，在这次会议上代替张勋做了主战派“督军团”盟主，并表示“我愿意战至最后之一人！”在“督军团”的逼迫之下，冯国璋无路可走，12月15日，宣布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和第一路南征总司令。1918年1月8日，以他为首的“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决定由十六省区军阀联名催促冯国璋迅速颁发对南方的讨伐令。2月6日，他让其弟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汉口刘园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督师前进。他命令吴佩孚代第三师长兼前敌指挥，于3月18日占领了岳州，然后又进长沙，取衡阳。在占领岳州的第二天，他和长江三督及一些省区的军阀联名发出了请段祺瑞再起组阁的通电，说：“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允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这位直系大将为了实现自己当副总统的心愿，不惜如此卖力地提高皖系头子段祺瑞的“声望”。
可是，段祺瑞于3月23日再次组阁不久，曹又忽然称病，并向段祺瑞提出辞去两湖宣抚使。他这样做，非但不是真心实意，而且还包藏着祸心，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病”？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呢？原来，这次对南方用兵，他出兵最多，除第三师外，还有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可以说拿出了全部“家当”。可是，段祺瑞重新上台之后，却委任了自己的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攫夺了曹锟卖力抢来的地盘，为此，曹锟心怀不满，这是他忽然称病的原因之一。曹锟原想也像以前黎元洪兼湖北都督，冯国璋兼江苏都督那样，自己也当上副总统并兼任直隶督军，可是，就在他督师南下并将捷报从前方频传给段祺端的时候，从后方传来这样的消息：段祺瑞为扩大自己的实力，拟调徐树铮代替他为直隶督军。曹锟认为，这是调虎离山，他心中更为不快，这是他忽然称病的原因之二。于是，他开始消极怠工，并指使吴佩孚以作战疲劳为借口，要求把前线军队调回直隶休息。这些军队都是在湖南作战的主力，如果把它从前线撤下来，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就前功尽弃了，因此，段祺瑞对他的“病”非常关心，急忙南下犒师，对其进行疏导，还停止了“调虎离山”。
表面上看，曹锟的“病”霍然而愈了，然而，口头的解释不能消除心中的疙瘩，从此，他始终耿耿于怀，并做下了“病”根，时发时愈，果然，过不了几天，他又“病”了。5月29日，他不请命就回到了天津，还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起来表示厌战，这样，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主和派的领袖。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准备向北京政府提出停战撤兵的要求。可是，会议开起来之后，风向又变了，由主和变为主战。这种变化的原因也并非高深莫测，还是他的个人得失所决定的。会议期间，徐树铮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坚守“副总统之约”，并说：“你不赴前方是可以的，但请仍主战；你的军队不再打仗也是可以的，但请莫撤防。”于是，他觉得副总统到手有望，所以又主战了。20日，北京政府特派他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因此，印铸局专门为他铸了一颗三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当时的特任官的印还要大得多。段祺瑞想以这顶大帽子诱骗他重上前线。可是，他已经着了副总统的迷，其他一概不为所动，每天躲在花园里饮酒看花，毫无南下之意。因此，7月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上，他仍旧就副总统问题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树铮主张：“先立功后送副座”，而他则坚持“先送副座后南征”，争争吵吵，毫无结果，不欢而散。然而，他们各自的意图都暴露无遗了。
就在天津会议鼓吹继续对南方用兵的时候，曹锟手下的战将吴佩孚却在湖南的衡阳前线与南方部队频频接触，进行罢兵息争活动，双方还暗中签订了停战协定。8、9月间，吴佩孚发动了“电报战”，坚决反对徐世昌为大总统，猛烈抨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之策”，使段祺瑞陷入困境。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多次予以斥责，也通电表明心迹，但这不过都是作表面文章而已。这时，段祺瑞想来想去，觉得如果曹锟当上副总统，吴佩孚不至于如此，于是，段祺瑞决心采取绥靖政策，选曹锟为副总统，不再同他兜圈子了，也不考虑他出身的低贱和资历的浅薄了。段祺瑞一面派人到保定劝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约束，一面亲笔写信给梁士诒、王揖唐，向安福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段祺瑞信中说：“比者副总统选举，请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锟督战湘中，功绩昭著，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曹锟看到当副总统的美梦真的要实现了，喜出望外，派他弟弟曹锐到京进行竞选活动。
国会中的安福系议员们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按其旨意规定了每张选票2000元，由北京政府预垫曹锟军费150万元移作选举费中开销。不料，在准备工作就绪后，节外又生枝，国会中发生了新变化。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议员是捧徐世昌的，听从徐世昌的指挥而不受段祺瑞的调遣。除此之外，安福系的议员们看到副报上登载曹锟以10万元的重金纳刘喜奎作小老婆的消息后，觉得自己的身价才2000元太低了，同刘喜奎相比差得太悬殊了，因而大骂曹锟是个悭吝鬼，也决定不投他的票了。对此，曹锟并不退让，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们选我出来保你们的江山，叫我掏腰包是不应该的。选徐世昌的运动费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在我的军费项下开支，也是不合理的。况且我已汇过80万了，没有力量再拿出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