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这次登上政治舞台之时，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黑暗的大地上出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也开始觉醒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要求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长期分裂的局面。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面前，段祺瑞的反动本性非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变本加厉地与人民为敌了。他在《临时执政令》中宣称“革新政制，与民更始”，实际又怎样呢？身临其境的冯玉祥颇有感触地说：“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绝，使国家和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而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割，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同时他又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攫利，与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
段祺瑞在宣言中，置当时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愿望于不顾，宣布了“外崇国信”，即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持它们的特权。这一卖国政策，使正因中国革命运动兴起而惴惴不安的帝国主义吃了一粒定心丸，它们为之欢欣鼓舞，在段祺瑞上台的当天，就决定承认这个卖国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尤为高兴，竟破例地召开了庆祝会，芳泽公使介绍各国公使分班前往执政府致贺。12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国公使团召开会议后向执政府递交的照会中说：“愿意帮助临时政府解决各项困难问题”；“对于临时政府尊重既成条约一事表示欣慰。”此后，段祺瑞又同法帝国主义进行秘密交涉，并通过了自己曾强烈反对过的“金佛郎案”，干出了曹锟之流不敢干、未干完的卖国勾当，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沦为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走狗了。
他在对内实行反动的军阀专制统治方面，也表现得更加突出。11月10日，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北上宣言》中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当时，召开以人民代表为基础的国民会议，由人民解决国家大事，结束军阀专制统治，这是人心所向。然而，段祺瑞则顽固地站在反动军阀立场上，害怕并反对人民参与国家大事，提出召开一个由实力派军阀参加的“善后会议”。11月21日，他一意孤行，发出了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的通告，抵制国民会议。这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29日，上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宣言，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接着，北京、天津、南京、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广州100多个团体的2万余人在宣告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同时，举行了示威游行。1925年1月29日，段祺瑞悍然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善后会议要兼纳人民代表、军制财政最后决定权在于国民会议的两项条件。2月1日，他包办的善后会议开场，到会仅86人，不足法定人数，3月1日，与其相对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0多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会议。李大钊主持大会，并作了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重要讲话，对善后会议予以揭露和抨击。
多年来，段祺瑞身边的无耻文人在他的头上已经堆砌了不少的溢美之词，但他还嫌不足，常常沽名钓誉，往自己脸上贴金，几乎逢人便讲他如何如何敬佩孙中山。事实完全相反，他不仅在政治上与伟大的革命家势不两立，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极端仇视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了。段口蜜腹剑，幸灾乐祸，并为孙中山的葬礼设置了重重障碍。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李烈钧等国民党人议定将其遗体在协和医院入殓，把社稷坛作为治丧处和停灵处。段祺瑞对此也百般刁难，派了一个姓王的代表说：“执政府对在社稷坛治丧，表示不能同意。”李烈钧听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气得发指眦裂，怒斥这个家伙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次日，段祺瑞又鼠首两端，写信给李烈钧表示赞同在社稷坛治丧。国葬之日，万民悲恸，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和群众每天达10万余人。而他竟玩弄手段，先声言要亲自主祭，可到时候又变了卦，说什么听到谣传天安门前有些可疑的人要暗算他，还编造说因为要穿礼服，但因脚肿不能穿鞋而无法前来。李烈钧对他在如此严肃的丧事上反复无常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向前来吊唁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发表演说，说：“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并当场揭露了他编造的理由，于是，群情激愤，守门的学生不让他派来的致祭代表、内务总长龚心湛走中路，而从侧路进灵堂。第二天，他又派人前来解释，李烈钧当即写信痛斥他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这个厚颜无耻的军阀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1926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吴佩孚又勾结起来，在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靠拢革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掩护奉军进攻天津，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十分蛮横地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无理要求。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多艘军舰在大沽口进行威胁。
帝国主义列强的蛮横，激怒了中国人民。17日，北京大学学生开会，决定把段祺瑞赶下台，另组国民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同日，北京各界代表去执政府请愿，要求中国政府驳斥八国的最后通牒，请愿代表与执政府卫队发生了冲突，被打伤了多人，从而使各界群众更加愤怒，决定第二天开展更大规模的爱国斗争。3月18日，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罪行。下午1时20分左右，2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到执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面见群众代表。卫队旅长急忙向他请示，他凶相毕露，恶狠狠地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大作，手擎红旗的爱国女学生首先中弹倒地。手无寸铁的群众后退，卫队还继续追赶射击，爱国群众当场被打死47人，被打伤155人，李大钊等也由于掩护群众而负伤，执政府门前横尸累累，惨不忍睹，这就是段祺瑞一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对他的暴行十分气愤，怒不可遏地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惨案发生后，段情绪暴躁，态度蛮横，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下令通缉群众领袖，甚至大放厥词，推卸罪责，说什么：“共产党闯袭国务院，京师军警竭力防卫”“聚众暴动，法所不容”等等。
1926年4月，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退守北京。段祺瑞及其党羽为奉军作内应，图谋把国民军赶出北京。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发现了他的阴谋后，于4月10日晨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并要逮捕他。他提前30分钟得到消息，仓皇逃入了东交民巷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幢楼里。过去，他无论军事上兵败还是政治上失势，都不往这里跑，因为躲在家里也安然无恙，不了了之。他知道，当时的对手同自己是一丘之貉，本属一类，斗来斗去，无非是争权夺利，一般不会加害其身，这次却迥然不同了，站在自己对面的是革命的人民群众。“三一八”之后，爱国学生誓不罢休，天天要和他算账，为死难者报仇，使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大人物也自知罪孽深重，因此，总是不寒而栗，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只有东交民巷是他得以栖身的庇护所了。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的力量是真正强大的。不是吗，当年凶神恶煞般的“北洋之虎”，在它的面前，不也都变成了纸老虎，进而又变成丧家之犬了吗？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又溜回家中。4月17日，他通告复职，并向张作霖、吴佩孚摇尾乞怜，但吴佩孚宿怨未消，电令京畿驻军监视他，并逮捕安福系分子。他又企图转为联奉拒吴，可是，张作霖也不愿理他。这样，他才自知到了穷途末路，再难于有所施展了，于是，发表了一个“退休”的通令，长叹道：“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滨一民，终其余年所欣慕焉。”20日，他狼狈下台，当天下午，乘坐张作霖给准备的专车，逃往天津。
第七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一）
从1920年起，张作霖开始将目光转向关内，虎视北京。
张作霖的公开表态使皖系产生幻想，也使总统徐世昌产生请张作霖进行“调停”的念头。
在煽动段祺瑞动武的同时，徐树铮还秘密策划了一个杀害张作霖的阴谋。
7月11日，张作霖正式下达了出兵的动员令。
皖系虽被打倒，直、奉两系却取而代之，成了北京政府的“太上皇”。
对于张作霖的主动献媚，日本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
吴佩孚见张作霖跳了出来，正好借题发挥。
张作霖获悉高士傧、卢永贵作乱，就想起了张宗昌。
扩张受挫
劳而无功的“调停人”
经过几年的钻营，张作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北王”，在东三省站稳了脚跟，“人心不足蛇吞象”，随着奉系军阀势力的发展，张作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已不再满足于当一个“东北王”了。从1920年起，张作霖开始将目光转向关内，虎视北京，力求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内部直、皖两派日趋激烈的倾轧，恰好为张作霖向关内扩张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
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便分裂成直、皖两大派，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不断地发生矛盾和冲突。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虽几经曲折，却始终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1918年，段祺瑞虽然被迫与当时的直系首领冯国璋同时引退，分别辞去国务总理与代理总统的职务，共同拥戴徐世昌为大总统，但他仍担任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段祺瑞利用这一身份，并依靠手中掌握的“参战军”和由安福系控制的国会，继续把持北京政府，专横弄权，致使大总统徐世昌形同“傀儡”。皖系军阀，特别是段祺瑞的心腹干将徐树铮及其他安福系政客的胡作非为，激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直、皖两派的矛盾和冲突再一次激化，发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冯国璋卸职一年多后，于1919年12月死去。曹锟、吴佩孚遂继起成为直系的首领。为了同皖系对抗，曹锟首先联合属于直系的五省督军，即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河南督军赵倜，组成五省同盟；然后又争取和拉拢奉天督军张作霖及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站在自己一边，将反皖的五省同盟扩大为八省同盟。
张作霖与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关系本来一直很好。在夺取东三省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他得到过皖系的不少帮助。作为回报，张作霖也曾在直、皖两派的争斗中，支持段祺瑞，反对冯国璋。此时，张作霖却一反常态，助直反皖了。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皖系因其倒行逆施早已声名狼藉，成了众矢之的，张作霖惯于顺风使舵，不愿再为遭人民唾弃的皖系张目；而更重要的是皖系的扩张政策，特别是徐树铮染指东北地区的野心侵犯了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段祺瑞不得不将“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并派他的心腹干将徐树铮为主管。按照段祺瑞的旨意，1919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授以节制内蒙、新疆、陕西、甘肃各省军队的全权。徐树铮上任之后，在西北地区独揽大权，练兵购械，设立银行，发行公债，创办垦牧公司等，俨然成了大西北统治者。徐树铮的所作所为，不仅激怒了直系军阀，也触犯了张作霖的利益。1918年，张作霖即因徐树铮擅用奉军名义，冒领军费，为自己招兵买马一事，曾严厉地斥责过他。现在，徐树铮又想同自己分庭抗礼，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使张作霖不能容忍。他下决心联直反皖，把徐树铮赶下台去。
为了研究反皖的具体行动计划，1920年3、4月间，以在奉天为张作霖祝寿和在保定追悼阵亡将士为名，反皖的直、苏、赣、鄂、豫、奉、吉、黑等八省代表，先后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议。此后，吴佩孚便从湖南带兵北上，进驻河南、直隶两省的战略要地，直接准备对皖系作战。徐树铮也急忙由外蒙的库伦赶回北京，调兵遣将。直、皖对立已发展到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地步。
张作霖虽然已经秘密地加入了反皖同盟，但为了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在公开场合，他却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表示要在直、皖之争中，采取“中立”政策，并呼吁双方克制，尽可能和平解决彼此的争端。张作霖的公开表态使皖系产生幻想，也使总统徐世昌产生请张作霖进行“调停”的念头。皖系一方面为张作霖的姿态所迷惑，另一方面也担心奉系在直皖之争中站在直系一边。为防患于未然，皖系也对张作霖采取了拉拢政策。徐世昌本是个没有实力基础的“光杆”总统。因受到皖系挟制，徐世昌对皖系的跋扈也很不满，故对直系反皖持同情态度。但他也不敢过分得罪皖系。当直、皖矛盾日趋尖锐时，徐世昌颇感左右为难。为了寻找摆脱危机、避免战争的途径，他决定电邀张作霖、曹锟等人同时进京，让张作霖在直、皖两派中进行调停。
于是，以奉系为后盾的张作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接到徐世昌的邀请电报后，张作霖欣然从命。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乘坐由两连卫队和四挺机枪保护的专车，威风凛凛地开抵北京。北京的军、警、政各方长官，均到车站迎接。尤其是皖系对张作霖的到来，表现得特别殷勤。徐树铮亲自跑到廊房车站欢迎张作霖，安福系的头目、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曾毓隽，则专门拨款在北京奉天会馆大兴土木，为张作霖准备行馆。不料，张作霖对皖系的讨好反应冷淡，甚至拒绝去奉天会馆居住，而住到了化石桥奉军司令部。
张作霖抵京第二天，即6月20日起，他开始正式充当直、皖两派间调停人的角色。
首先，张作霖拜谒总统徐世昌，陈述他本人和直系对当时靳云鹏内阁的意见。靳云鹏因内阁受到皖系和安福系政客的挟制无法行使权力，已多次向徐世昌提出辞去总理一职的请求，致使内阁陷于瘫痪状态。张作霖认为，参加责任内阁的阁员必须和衷共济才行，如果各阁员同床异梦，则难免产生各种政务纷争。因此，他提出，解决内阁危机的惟一办法是挽留靳云鹏，同时解除担任总长的三个安福系政客，即李思浩、曾毓隽、朱深的职务。这个意见基本反映了直系的要求。对此，徐世昌表示赞同，并请张作霖去劝挽靳云鹏。张作霖随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劝靳云鹏销假复任。但靳云鹏却以身体有病为由，没有答应。靳云鹏觉得皖系干涉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他即便复任，也难有作为。
接着，6月21日，张作霖去北京南郊的团河会见段祺瑞。他也向段祺瑞提出了挽靳复职的主张，并劝告段祺瑞不可庇护徐树铮等人，以免发生意外，损害自身“半世之名望”。段祺瑞则表示，他无意反对徐世昌，自己既不想组阁，也不想当副总统，甚至暗示可以举张作霖当副总统。对于靳云鹏内阁问题，他说，已劝过靳云鹏数次，无奈靳云鹏执意不干，但他同意再派人劝靳云鹏销假复职。
因曹锟未到北京，6月22日，张作霖带着部属王乃斌、张景惠，偕苏、鄂、赣、绥、豫、察、新疆等省区代表，乘车前往保定，与曹锟、吴佩孚等人磋商。在当晚的会议上，吴佩孚作了一个态度强硬的发言，他说：“国事如斯，佩孚身为军人，食国之禄，保国之责，义所难辞。部下士兵，虽不敢谓久经训练节制之师，但亦颇知大义。如安福系不顾国家，徒以破坏大局大事，佩孚虽能容忍，诚恐部下义忿，亦难压抑。”他提出，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第一，解散安福系；第二，免除徐树铮筹边使，卸去其兵权；第三，将上海和议总代表王揖唐及安福系政客担任的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免职。随后，各省代表亦相继发言，表示支持吴佩孚的意见，并作了补充。最后，会议一致决定了五条办法：第一，靳云鹏复职；第二，内阁局部改组，撤换安福系三总长，补提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第三，撤换王揖唐和议总代表之职，取消上海和议，由中央与西南直接谈判；第四，解散安福系；第五，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据说，张作霖对前三条表示赞同，对后两条未置可否。他表示：自己这次是为进行调停，不愿趋于极端，并决定回京后相机行事。如果前三条能顺利解决，则其余或者暂可不提，等靳云鹏内阁复职后再从长计议。
从张作霖的上述态度看，他虽偏袒直系，但也不愿把事情闹僵，尚存有和平解决双方冲突的幻想。
6月23日晚，张作霖从保定返回北京，次日，他即将保定会议的意见报告了总统。徐世昌的看法与张作霖比较接近，表示对保定方面提出的意见可以酌情采纳，但不能操之过急。
正当张作霖奔波于京、保之间，积极为靳云鹏内阁复职努力时，徐树铮及安福系的政客们也在平湖开会，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不承认靳云鹏复职，而拟提周树模组阁，以抵制各方面的留靳主张。对直系提出的解散安福系，解除徐树铮兵权等问题，当然更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