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都统姜桂题本是北洋派的一名宿将，原任直隶省提督。1913年被袁世凯派到热河任职。他在热河经营了八九年，有相当深的根基。北洋军阀分裂后，姜桂题依附于皖系。后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他虽失去靠山，但仍盘踞于热河。由于姜桂题不是奉系线上的人物，张作霖早就想把他从热河赶走，将邻近东三省的热河纳入奉系势力范围。尤其是在当上“蒙疆经略使”之后，张作霖更是迫不及待地要驱逐姜桂题。此次吴佩孚夺取两湖，正好给张作霖一个夺取热河的借口。
1921年9月，张作霖一面命部将汲金纯率二十八师从锦州向热河推进，准备以武力驱逐姜桂题，一面对软弱的北京政府进行胁迫。为此张作霖演了一出“摔印逼宫”的把戏。他派参谋长乔汉章携带“蒙疆经略使”的印章和辞呈进京，送交总理靳云鹏。乔汉章交印和辞呈时，一言未发，将东西放下就走。靳云鹏当然懂得张作霖是在为热河的事发脾气。靳云鹏和张作霖是亲家，又是靠张作霖的撑腰才当上总理的，二话不说，赶紧召开内阁会议，作出决定，调姜桂题为陆军巡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这一任免令下达后，姜桂题一度想反抗，冷静后一琢磨，觉得自己绝不是张作霖的对手，但他想在临走前再捞上一票，转而求张作霖同意他延期若干天，待罂粟收完再向汲金纯交接。罂粟是热河的大宗收入，是姜桂题及其部下的主要财源。既然姜桂题已答应让出热河，早一天晚一天自然已无多大关系，张作霖便“大度”地答应了姜桂题的要求。大约拖到10月份，汲金纯才正式到热河就任都统职。
就这样，张作霖又如愿以偿地取得了热河的地盘。另外，绥远都统马福祥虽非奉军嫡系，但他是经张作霖同意才担任都统的，再说，奉军邹芬部就驻防在陶林县，谅马福祥不敢不听命于奉系。因此，在热河问题解决之后，张作霖才算真正控制了内蒙三特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满蒙王”了。
张作霖利用皖、直矛盾，不费大气力，就捞了大实惠，但张作霖的拼命扩张，也使他与直系的矛盾和冲突凸显出来。由于奉系的野心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力，张作霖不得不吞下由此而酿成的苦果。
“武斗”前的“文仗”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今日联甲反乙，明日便联乙制甲，从来没有固定的敌友关系。直、奉两派军阀也是如此。
直奉两派矛盾的最初表现，一是对善后处理的看法不同，二是各自都想拼命夺取更多的战利品。除此以外，在两派头目之间，特别是张作霖和吴佩孚互不服气，互相藐视，最后终于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直皖战争时吴佩孚虽然只是一个师长，但他的野心却不亚于张作霖。在直系军阀内部，曹锟虽是吴佩孚的上司，但曹锟比较懦弱，缺乏主见，主意大多由吴佩孚拿。打败皖系，吴佩孚作用最大，战争结束后，即被英、美舆论和社会各界捧为“大英雄”。吴佩孚本人益发变得骄横起来。他见奉系在战争中出力不多，夺取胜利果实却非常起劲，尤其看不惯张作霖行事霸道，处处排挤曹锟，操纵北京政府。他斥责奉系争抢皖系败军枪械是“强盗行为”，甚至在直奉两派联席会议上当着张作霖的面说：“奉方不过是在皖系主力已溃的情况下，才参战的，这等于从我们手里夺取胜利果实。”
张作霖对吴佩孚也抱有成见，他认为，直系头目是曹锟，他只能与曹锟平起平坐，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却处处要出头揽事。尤其是听了吴佩孚的当面指责后，张作霖更是勃然变色，立即对曹锟说：“三哥，今天这个会是咱俩商议要事，如果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有好几个师长呢！”为照顾曹锟的面子，吴佩孚不得不悻悻退出会场。他怀了一肚子怒气，会后对自己的参谋人员说：“他张胡子自己觉得不错，我不得势则已，一朝得势，我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认识认识我这个师长。”此后，他选择了洛阳为练兵地点，大肆扩军备战，誓死要同张作霖一决高低。
当然，直、奉间的矛盾与争斗，根本原因还在于两派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拼命争夺地盘和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奉系要夺取蒙疆地区，直系便要控制陕、甘两省。张作霖要拉两湖的王占元，将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吴佩孚便下决心夺取两湖地盘，自己当两湖巡阅使。奉系挟制靳云鹏内阁，以“征蒙”名义多得了一部分军费和武器、弹药，直系就大骂北京政府不公平，厚彼薄此。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也认为靳内阁一碗水没有端平，便摔印逼宫，迫使靳内阁只好把热河都统的位置给了奉系。如此你争我夺，彼此间的冲突急剧升温。
奉、直两系的矛盾，当然也与他们背后都有外国支持有关，直、奉两派军阀的矛盾，也反映了英、美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尖锐冲突。
就张作霖的主观意愿而言，皖系倒台后，他确实希望并积极争取日本能像支持皖系那样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够实现向关内扩张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于冲汉去日本朝野活动，就是这个目的。此外，张作霖本人也通过各种途径与日本驻华公使、日本在东三省的各类重要人物接触，并尽量将吴佩孚说成是英、美的代理人，同时标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对于张作霖的主动献媚，日本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是把张作霖看成是东北的一个地方亲日派来支持呢，还是将他当作未来中国的统一者来援助？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和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基本上都持后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张作霖就是第二个段祺瑞，有能力在整个中国推行亲日政策，并限制欧美列强的渗透。因此，日本应当像支持段祺瑞一样支持张作霖。不过，这种意见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观点。另一部分日本人，如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日本参谋部驻北京特派员坂西利八郎等人却反对上述主张，持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将张作霖当作第二个段祺瑞是危险的，因为公开地支持张作霖向关内和南方扩张，可能导致与其他列强的纠纷。
日本政府，主要是在任的原敬内阁，倾向于第一种看法，也就是说，日本应当支持张作霖，但这种支持同过去一样，是支持他巩固对东北或满蒙的统治，而不是支持他向关内和南方扩张，当于冲汉在日本拜访了原敬首相之后，原敬在日记上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显然，原敬所强调的是便于日本在东三省扩张。
原敬内阁的这一立场，在1921年的第一次东方会议上不但得到重申，而且阐述得更明确了。参加这次东方会议的，有日本驻中国东北和山东、朝鲜、西伯利亚等地有关的民政、军事部门的官员。经过磋商，会议最后作出了两项与“满蒙”有关的决定。一项决定强调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表示必须在确认日本在这个地区享有特殊地位和利益这个事实的前提下，才可以和与这个地区有关的其他列强交往。另一项决定则强调，在“满蒙”地区维护日本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必须通过张作霖来进行。决定写道：“一般说来，在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的稳固地位的过程中，帝国应当给予张作霖以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援助。”但是，如果“张作霖为了实现他在中央政治事务方面的野心而寻求帝国的援助”，援助就不会呼之即来。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正如某西方学者所说，“张作霖应该接受日本的恩惠做东北的统治者，而不应该做统一中国的候选人，他根本就不会是第二个段祺瑞”。
这个决议还附有细则，说明关于军事和财政援助应该通过何种渠道交给张作霖。细则规定，由于1919年日本与其他列强签有协议，禁止向中国售运武器，故日本不能直接向张作霖供应武器，日本只能援助张作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便使奉系能在武器生产方面自给自足。至于财政援助，细则规定：“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根据情况给予善意的考虑，要紧的是应以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应当采取在合办企业中投资的方式进行，以便避免列强的疑心和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张巡阅使也决心逐渐地努力增进实际的中日合作，例如，在关于租借土地、经营森林和矿产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方面，都能尽心尽力地合作；如果他决心做出每种努力去落实所谓共存共荣的原则，并搞出现在和今后联合管理的办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冒险交谊，那么，东三省的财政就能够自发地不显眼地繁荣起来。”
很显然，日本政府要求张作霖做的，是放弃征服全中国的野心，巩固其在满蒙的统治，维护和扩张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只要他这样做了，就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然而，张作霖却不满足做一个“东北王”或“满蒙王”，而要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1922年初，当他准备以武力同直系摊牌时，张作霖再度呼吁日本的支持。他派自己的日本顾问町野拜访了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派于冲汉与日本关东军和驻奉天总领事会谈，企图说服日本，帮助他击败直系。
面对张作霖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日本方面分歧仍很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土冢正助以及关东军都十分看好张作霖，极力主张日本政府给予支持。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志郎说：“日本必须支持张作霖。这不是是否支持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派别的问题，而是将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赤土冢的看法与之相同，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把张作霖描绘成正以冉冉升起的太阳般的权势，雄视全中国。但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态度却谨慎得多，另有一些日本人，如东京参谋本部驻北京特派员坂西利八郎也警告日本政府说：轻率地做出支持张作霖的许诺，可能带来损失惨重的后果。
东京的态度十分谨慎，没有采纳关东军和驻奉天总领事的主张。为了说服所有张作霖的热心支持者，内田外务大臣于1922年1月19日给赤土冢总领事发来一份急电，再次重申东方会议确定的基本政策。该电指出四点：
一、目前，在中国政治事务中，张作霖是个主要军阀，不论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外国，都不受欢迎。从华盛顿会议看来，他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困难，并且，他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也极可疑。
二、支持张作霖将意味着日本不得不面对危险。令人难以置信，供应军火会长久不被发现。显然，人们不会为惩罚土匪的借口所蒙蔽。况且，很可能，张作霖会在自卫中宣传他获得了日本的支援，不管发生了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情，一旦消息走漏了，日本不仅要遭到张作霖的政敌还会遭到中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的批评和反对，还要牵累我们的外国事务和外国关系。因为英、美支持吴佩孚，我们日本就支持张作霖――这将导致盎格鲁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对抗。
三、张作霖公开声称是亲日派。可是，到现在为止，根据我们的经验，他的历次亲日表示只是出自他对自身利害得失的考虑，而不是出自任何坚定的原则和信念。只要看一看他的实际行动，就知道他是靠不住的。此外，另一方面，吴佩孚并非必定反日。究竟他是否确定反日，很可能要取决于从现在起日本将采取什么行动。援助张作霖就要激起吴佩孚的严重对抗，考虑到吴目前在中国部分中心地区手握大权，是否应当考虑，无论如何，要避免采取冒这样大风险的举动呢？
四、除了上述意见以外，向中国供应军火，将是对有关列强签订的禁止向中国供应军火的协议的破坏，也将与日本政府至今所主张并谨慎坚持的中立、公正和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驰，因此，我认为日本目前没有任何必要改变迄今所遵循的政策。
内田的这份急电，对于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能支持张作霖击败直系，作了非常详尽的说明。当然，有些是真心话，有些则是虚伪的，如坚持所谓的“中立、公正和不干涉政策”，等等。
然而，对于内田的指示，赤土冢却不赞成。他再一次致电外务大臣，争辩说，吴佩孚的胜利就意味着张作霖的失败，终将对日本产生不利。他坚持援助张作霖，并提议以日军在哈尔滨的军火库存，供应张作霖所必需的武器。其他在华的日本军官也都与赤土冢持同样的态度。不过，日本外务省并未因此改变方针，仍然要求赤土冢等人贯彻已定的基本原则。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外务省的方针并没有完全得到执行。赤土冢及关东军的军官们非但固执己见，而且自行其是，还是给了张作霖不少实际援助。对于奉天总领事与外务省的矛盾做法，连张作霖也感到很困惑，搞不清日本究竟对他是什么政策。因此，1922年3月底，即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张作霖在南满铁路公司奉天公所所作的演讲中谈及“中日合作遏制欧美”时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日本政府的政策正在改变。遗憾的是，目前，我无法理解日本对我奉行着何种政策。如果这个政策认为应当援助张某人，就请援助我，如果认为不应当援助，也请说明白。有句谚语说：‘不要雨后送伞’。”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尽管日本政府不肯公开援奉反直，但直、奉间的矛盾却在激化，张作霖也没有停止进行反直战争的准备。
1921年底，由于无法摆脱财政困境，加之交通系又策动倒阁运动，靳云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不得不辞职，让位于交通系的头目梁士诒。
交通系原由一批野心颇大的政客所组成，民国初年就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1915至1916年间，因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声名狼藉。交通系的头目梁士诒从清末起，即任职于财政及铁路、交通部门，并参与创建交通银行。袁世凯病死，段祺瑞当政以后，梁士诒集结一批政客，如朱启钤、叶恭绰、周自齐、汪有龄等人投身段祺瑞门下，控制了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并在北京丰盛胡同组织了所谓的丰盛俱乐部，网罗100多名议员，成为新国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后，靳云鹏重新组阁，交通系骨干周自齐、叶恭绰入阁分别担任了财政、交通总长。但因交通系与靳云鹏不睦，1921年5月靳云鹏改组内阁，将周自齐、叶恭绰排斥出阁。但改组后的内阁因无法解决财政困境，没过几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交通系对周自齐、叶恭绰被排挤本来就不甘心，便利用他们对国内财团的控制，乘机掀起倒阁风潮，并酝酿由该系头目梁士诒出面组阁。
但梁士诒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除必须征得徐世昌总统的同意外，还必须取得奉、直两派军阀的支持。为此，梁士诒首先派叶恭绰到奉天游说张作霖。叶恭绰抵奉天后，即以三寸不烂之舌，一面吹捧张作霖，说“中国政局，非公莫属”；一面向张作霖献计献策说，要称霸全国，必须做到三点，即：一要多筹军饷。这就要靠交通系的协助；二要联络南方，合作倒直；三是先要控制中央财政，才能有效地控制北京政局，而要控制中央财政，必须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听叶恭绰这么一吹，张作霖果然动了心，立即拿出几百万元来借给交通银行，然后亲自跑到北京，要徐世昌改组内阁，踢掉自己的老亲家靳云鹏，提名梁士诒组阁。徐世昌对此并无异议，但直系却不点头。梁士诒为了得到直系的首肯，又去拜访曹锟，并答应组阁后为直系筹集300万元军饷。曹锟、吴佩孚一听，便表示：“姑且让他干一下。”
于是，1921年12月24日，在奉、直两系的保荐下，徐世昌命令梁士诒任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国务总理，代替已辞职的靳云鹏。
梁士诒内阁建立后，明显倒向奉系，惟张作霖之命是从，直系自然大为不满，尤其是梁士诒推翻了组阁前为直系筹300万军费的诺言，更激起直系的愤慨。于是，吴佩孚便伺机倒阁。恰好，梁士诒上台不久，就在办理中日外交上栽了跟头，因而被吴佩孚抓到把柄。
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中、日两国正就山东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日方坚持，中国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路，而此种借款必须附有聘用日本技师及会计长的苛刻条件。日本提出这样的条件，仍是想变相地控制胶济路的经营权。但靳云鹏内阁怕激起民愤，不敢答应日本的条件，谈判因此而未有结果。
梁士诒上台以后，为讨好日本，竟密令中方代表团接受日本条件，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梁士诒内阁的这一卖国行径，既激起了国人的反对，也为吴佩孚和直系提供了倒阁的借口。吴佩孚立即抓住此事不放，全力攻击梁内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直系打在梁内阁的身上，痛在奉系的心里。张作霖又气又急，挺身为梁内阁辩护。直、奉双方由此而开展了一场“电报战”“舆论战”。
1922年1月5日，吴佩孚首先发出通电，向梁内阁发难。吴佩孚在电报中说：“毒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者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昆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
吴佩孚和直系的严厉指责，给了梁内阁以沉重打击。梁士诒做贼心虚，便于1月7日发表了一份倒填日期的“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梁士诒的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卖国丑行。但这个事后伪造的“微电”一出笼，第二天就遭到吴佩孚的揭露，称其为“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伪”。在吴佩孚的带动下，直系的各省督军也纷纷发表通电，痛斥梁士诒，支持吴佩孚。
张作霖一看梁士诒陷于被动，不得不亲自出面致电北京政府为之辩解：“梁内阁‘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情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放讥弹。”“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以措乎？国是何望？应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俾竟全功。”由于梁内阁卖国事实俱在，故张作霖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
吴佩孚见张作霖跳了出来，正好借题发挥。他一面将梁士诒卖国的证据，予以公布，一面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张作霖。吴佩孚在通电中说：“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甘效前驱。”吴佩孚已把张作霖称为“梁士诒之谋主”“全国之公敌”了。在吴佩孚发表此通电的同时，直系六省的都督、省长也由吴领衔，联名发出请北京政府罢免梁士诒的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