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奉军曾缴获皖系军阀的12架飞机。这些飞机都被运到奉天，成为创建奉系空军的基础。1921年1月，奉军正式成立航空处，以当时的参谋长齐赓云为处长。以后，又在奉天东塔修建飞机场，并开始招收和训练飞行人员。但是，由于空军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故在1922年春天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虽然已有了空军，但空军发挥的作用有限，相反，直系的空军倒占了优势。战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都深感必须进一步加强空军建设。首先，奉系将原航空处改名为“东北航空处”，张学良任航空处总办。按照父亲的旨意，张学良上任后不惜花费重金广延人才，添置飞机，同时设立航空学校，训练空军军官和飞行人员，并选派青年到外国航空学校受训。两年内，奉系即先后从法国购进了新式飞机两批，共40架。加上原有飞机和从其他国家购进的飞机，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奉系空军已有近百架飞机，分别编成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五个飞行队。此外，对诸如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各类地勤人员等方面的建设，亦有了长足发展。相比之下，直系的空军建设却停滞不前，致使奉系在空军实力上很快超过了直系。张作霖也为此感到骄傲，乃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夕，他在致曹锟的挑战书中，竟说出“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的话来。
与空军相比，奉系在海军的建设方面则显得相对薄弱。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奉系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海军。战后，张作霖下决心要建立海军。为此，奉军正式建成了“航警处”，任命沈鸿烈为少将处长，负责筹建海军。沈鸿烈，清末毕业于日本的海军学校，受命之后，他邀约了二十多个同学到东北，为奉系办海军。沈鸿烈首先在葫芦岛设立东三省航警学校，作为训练海军官兵的基地。接着，又先后购买了一批船舰。起初，航警处所购买的只是一些旧商船，买来以后加以改装，使之成为“军舰”。以后，航警处又从日、俄等国买了两艘旧舰。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奉系已有经过改装和修理的军舰四艘，张作霖将其分别命名为“镇海”“威海”“定海”“飞鹏”。这些军舰都不是正式的军舰，因此，经过两年的努力，奉系虽有了“海军”，但力量仍极薄弱。
奉系扩军成就最显著的，要算兵工厂的建设。奉系早就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设在奉天。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奉天兵工厂的规模很小，技术也很落后，只能制造步枪、机枪的子弹和手榴弹。战后，张作霖决定大规模扩建兵工厂，并投入近2000万的巨资。张作霖还任命杨宇霆为东三省兵工厂督办，任命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担任过陆军部次长的制炮专家韩麟春，为东三省兵工厂总办。他们招揽了国内外大批的“兵工专家”，又从德国、丹麦等国购来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从事军火研制和生产。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24年，东北的兵工厂不仅能生产枪支弹药，而且可以制造大炮，并达到了年产七五生野炮200门、十二和十五生重炮100门，月产步枪1000枝，日产子弹40万发的生产能力。这样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不但在国内兵工厂中是首屈一指的，甚至能与日本最大的兵工厂媲美，故被一些日本人称为“东方第一”。尽管东北兵工厂的生产，尚不能完全满足奉军的需要，但也确实解决了奉军在武器、弹药供给方面的不少问题。
一番整风经武，扩军备战，张作霖舔平了伤口，磨尖了利爪，奉系的东山再起也有了实力基础。
第九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三）
广泛争取同盟者
张作霖深知，单靠局促于关外的奉系，难以撼动树大根深的直系军阀，只有广泛争取同盟者，才能从根本上动摇直系统治的基础。在国内，张作霖致力组织反直的“三角同盟”；对外，张作霖则继续争取日本的援助。
所谓“三角同盟”，指的是张作霖联合广东的孙中山、天津的段祺瑞共同反直而形成的奉、粤、皖同盟。
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就同孙中山拉上了关系，而且彼此间早有约定，由孙中山在南方进行北伐，牵制直系吴佩孚的兵力，张作霖则在北方率奉军打击直系。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受阻，双方合作未成。战后，双方又加强了联络，奉、粤双方信函和人员的往来更加频繁。
孙中山在致张作霖的信中提到，“诸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张作霖为了拉拢孙中山，立即派韩麟春送上10万元，并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先送给先生10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然而，由于韩麟春从中克扣，孙中山实际上只拿到3万元。张作霖起先不知实情，直至收到孙中山的复信，信中说：“雨公所赠3万元，我已分给各同志矣，烦代致谢！”张作霖这才晓得其中的蹊跷。他大骂了一顿韩麟春，并吩咐部下说：“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么点钱，不成话，赶快再给孙先生补送7万去。”
为了同张作霖具体商讨反直计划，1922年9月，孙中山特派汪精卫为代表赴奉。张作霖热烈欢迎，专门为汪精卫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邀请奉天各界人士出席作陪。张作霖本人则身着大礼服，亲自主持宴会，并发表了赞扬孙中山的热情讲话。张作霖还同汪精卫进行了秘密会谈。当时，汪精卫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建议：在军事上，首先由广东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向长江以南的直军进攻；接着，奉军入关，直捣北京。如此南北夹击，一举打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对粤方提出的方案，张作霖基本赞成，但他强调奉、粤双方分头进行，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汪精卫还谈到讨伐直系胜利后，如何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的政治方案。他认为，应按孙中山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张作霖对此并不赞同，不过也许是因为担心影响三角同盟，他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只是敷衍说：“只要打垮了曹锟、吴佩孚，什么都好商量”。事实上，奉、粤双方虽然在打倒直系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并因此而结成了同盟，但在政治上彼此的主张截然不同。孙中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军阀统治，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他当时已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正逐步走了联俄、联共的道路。可张作霖却对“三民主义”毫无兴趣，只是为了取代曹锟、吴佩孚，实现自己对全国的独裁统治。不过，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奉、粤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尚不重要，并没有影响彼此在军事上联合反直的计划。当汪精卫表示，希望奉天方面继续给予孙中山以经济资助时，张作霖倒也十分慷慨，立即决定再送50万元现金给孙中山，并拨出一部分武器、装备支援孙中山，助其返回广东。据奉系海军司令沈鸿烈回忆，1923年5月，张作霖曾派他带着60万银元，12门火炮及一批迫击炮、机枪、步枪、子弹等，乘镇海舰南下广东，把钱和武器、弹药送给孙中山。尽管张作霖拿出来的钱、物并不算多，但对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来说，却如雪中送炭。孙中山对此也很感激，他在后来致张作霖的信中说：“一年以来，屡蒙雨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
1924年9月，即第二次直奉之战前夕，为了进一步加强奉、粤双方的合作，孙中山又派长子孙科，带着自己的亲笔信，经大连去奉天，拜访张作霖。当时，奉、直双方已剑拔弩张，张作霖十分忙碌，但仍然非常热情地接见孙科。此次访奉，孙科对张作霖的印象极为深刻。孙科本以为张作霖既然是草莽出身，一定是身高力大，粗鲁忄票悍，充满杀气的人。亲自见到张作霖后，才发现他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举止不俗、谈吐爽快，倒像一个书生，根本不像当过胡匪、马贼的人。更令孙科吃惊的是，张作霖虽然读书不多，但终日精力充沛，几乎每天早饭后，帅府的秘书长就带着秘书与应办的公文，到张作霖的办公室里来，然后依次给张作霖读各地来的函电公文，向他报告军政方面的情况，请示处理意见。而张作霖对每一件函电公文也都仔仔细细地听，然后口头宣布处理意见，由秘书记录办理。有一次，张作霖办公时，孙科也在场，亲眼看到张作霖思维敏捷，答复问题也十分干脆利落。那天秘书先后给他读了100多件公文，张作霖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处理完毕。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孙科若非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孙科深有感触地称赞说：“雨公真乃关外奇才也！”奉、粤联盟的巩固，为奉系打败直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联孙的同时，张作霖也在积极地联络段祺瑞及残存的皖系实力派卢永祥。虽然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张作霖因痛恨徐树铮，曾助直反皖，但即便在那时，他也不愿直接攻击段祺瑞。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以后，张作霖又力主保护段祺瑞，并处处庇护失意的皖系政客和将领，以便将来为自己所用。下野后避居天津的段祺瑞手中虽无兵权，但其政治影响不容忽视。段祺瑞需借重奉系实力，而奉系亦要倚重“段老前辈”的这面大旗。双方约定，先协力倒直，胜利后由奉张推举段祺瑞重新上台。
直、皖战争后，残存的最大的皖系实力派就是担任浙江督军的卢永祥。势单力孤的卢永祥，指望得到奉系的支持，使自己的地盘免遭直系侵夺。张作霖也认为，支持卢永祥对反直有利，故奉张与浙卢也在反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张作霖为了支持卢永祥，也给了他一笔经费。卢永祥也派自己儿子卢小嘉，到奉天拜访张作霖。当时，孙科正好也到奉天。张作霖除亲自接见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张学良出面应酬卢小嘉和孙科，社会上便一度盛传在奉天开了所谓的“三公子会议”。
经过张作霖的努力和其他各方的响应，奉、粤、皖三方确实结成了一个对付直系的“三角同盟”。尽管这个同盟也很松散，但毕竟对孤立直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组织反直力量外，张作霖还利用直系内部的矛盾，对直系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同段祺瑞一起，对冯玉祥进行拉拢和收买，并与他达成共同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秘密协定。
冯玉祥虽是直系的一员大将，但他与曹锟、吴佩孚早有矛盾。由于吴佩孚过于跋扈，又夺了冯玉祥在河南的地盘，冯玉祥憋了一肚子气。张作霖侦知这一情况后，便和段祺瑞共同策划，要把冯玉祥拉过来。1923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时，张作霖曾授意张学良派人前往祝贺，与冯玉祥搭上关系。以后，因冯部经费困难，张作霖又暗中给予接济。此外，张作霖还通过段祺瑞策动冯玉祥脱离直系独立。一番努力果然没白费，张作霖与冯玉祥初步约定，一旦直、奉交战，冯军与奉军相遇时，“均向天空鸣枪”，互不攻击。冯玉祥的这一态度后来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国内广泛争取同盟者的同时，张作霖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张作霖退守东北，宣布东三省“自治”。尽管张作霖并没有放弃向关内扩张的野心，但毕竟很合日本政府的心愿。日本政府认为，东三省不受北京政府节制，对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扩张是有利的。因此，日本很乐意帮助奉张。1922年12月22日，外相内田康哉训令奉天总领事说：如果张作霖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的治安”，这不仅是张的利益所在，就是对在“满蒙”具有错综而深刻的利害关系的日本来说，“也是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日本政府“对张的和平政策”，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援助。
正是根据上述方针，1922年10月，日本将存于海参崴，包括步枪、大炮、炸弹、飞机等价值约100万元的军火卖给张作霖。次年2月，日本又将购自意大利，存于天津的一批军火转卖给奉系。8月，日本再一次将价值约368万元的军械运至奉天。为了避免其他西方国家的指责，除直接供应军火外，日本还帮助奉系扩建兵工厂，以满足奉军日益增长的军火需要。正如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其驻华公使的指示中所说：“关于供给武器一节，限于列国关于禁止供给中国武器协定的继续存在，日本政府不能只限于考虑、满足张作霖的要求，倒不如使其设立兵器制造所以求自给。”
不过，日本的支持决不是无偿的，而是要通过张作霖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蒙”的侵略权益来补偿的。这一点张作霖也心知肚明。当时，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主要是进一步攫取东北的路权，掠夺东北的自然资源和租借土地等。日本特别将延伸与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的建设，作为其扩张活动的重点。
1922年间，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修通后，日本就力图修筑郑家屯至洮南的铁路，以便于它向“满蒙”西部扩张。为了减少阻力，日本直接找已经宣布“自治”的张作霖交涉和疏通。张作霖很快应允，双方达成协议：由满铁先付810万日元工程费，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负责作保”。协议签字后，郑洮铁路即由满铁开工铺设，1923年11月竣工运营。
1922年10月，张作霖不顾吉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又批准日商泰兴公司与吉林省合办天宝山至图们江的轻便铁路。天图路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吉林至会宁铁路的一段。日本修成此路，就为吉会铁路的修筑创造了条件。1924年10月，天图路正式修通。
日本的贪欲是无止尽的。郑洮铁路即将修通之际，满铁又制定出“促进满蒙铁路”的方案，向日本政府建议：以贿赂张作霖为手段，五年内再铺设总长为1163公里的五条铁路，即洮南至齐齐哈尔、开原至朝阳、通辽至开鲁、长春至扶余、吉林至会宁。日本修筑这五条铁路的目的，是要将它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东北。1923年12月，山本内阁批准满铁的计划，并令满铁立即付诸实施。1924年1月，清浦奎吾内阁成立后，又重申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并在其《对华政策纲领》中规定，当前日本不仅对“南满”，而且要向“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为此，日本应对眼下东北的实权派张作霖继续给予支持，以巩固其地位，同时充分发挥南满铁路公司的功能，大力促进与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的实现。
日本政府的撑腰，使满铁更加有恃无恐地加紧攫取东北路权的活动。1924年4月，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出面，就上述五路修筑计划向张作霖试探。因慑于全国和东北人民的反对，张作霖不敢全部答应日本的要求，只表示修筑洮南至齐齐哈尔的铁路可以协商。
洮齐铁路对日本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日本将自己的势力伸向北满的重要通道。因此，既然张作霖作了妥协性表态，日本便紧逼不放。为迫使东三省当局正式同意签署修建洮齐铁路的合同，松冈洋右以“贷款”为名，给张作霖200万日元作为诱饵。此外，为了避免刺激苏俄，满铁决定将洮齐铁路的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二十七八公里的昂昂溪。这样一来，铁路就不必穿过中东铁路了。“得人钱财，替人消灾”，1924年9月3日，即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前夕，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奉天省长王永江与满铁理事松冈洋右签署了洮南至昂昂溪铁路的《承办建造合同》。合同规定，由日方借款1292万日元，年息九厘，作为该路的建筑费用。此路于1925年5月正式开工，1926年7月竣工通车。
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张作霖出卖了部分路权，但日方供应的数百万元的武器，对于即将与直军开战的奉军来说，却犹如杯水车薪，不敷使用。1923年8月，张作霖先是通过关东厅长官的一位代表，后来又通过他自己的日本顾问本庄繁，再次向日本提出供应军火的要求。但日本政府仍担心西方列强的反对，不敢完全答应张作霖的要求。了解本国政府态度的本庄繁当时曾以“私人意见”答复张作霖说：“虽然帝国对东三省一向是特别慷慨的，但是，它不能满足转让军火的全部要求。因为这将是对国际信义的一次破坏。”但本庄繁又说：“一旦来自外部的武力在东三省境内制造任何动乱，即便没有预谋的侵略行动，帝国也总是决意当机立断地予以制止，无论敌手是谁，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您在关内的军事活动而言，帝国总是要求您谨慎行事，以便东三省的秩序得以维护。而且，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南方反直军队的势力伸展到长江以北的局面。”可见，日本虽然继续表示支持张作霖，却不愿让张作霖拿着日本提供的军火到关内打仗。
但张作霖经过两年多的卧薪尝胆，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作好了与直系交战的准备之后，再也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要向曹锟、吴佩孚射出他的复仇之箭了。
“真是天助我也”
当张作霖在关外埋头整军经武，准备报仇时，曹锟、吴佩孚在关内已因倒行逆施而声名狼藉。独霸北京政权之后，曹锟，尤其是吴佩孚“色骄志矜，不可一世”，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政坛丑剧。
起初，曹锟、吴佩孚玩的是“法统重光”的把戏，在恢复旧国会的幌子下，驱徐拥黎。1922年6月，总统徐世昌被直系赶下台，而黎元洪则被直系重新抬出来当总统。黎元洪手下无一兵一卒，一切大权都操于曹锟、吴佩孚之手，无非是直系的牵线木偶。仅仅一年光景，直系就迫其下台，给曹锟让位。他们先是派人以“索饷”等名义到黎元洪家骚扰，后来干脆将黎元洪家的电话和自来水切断，逼黎辞职。黎元洪泡不下去了，不得不离京，可他将大总统的印信也随身带走。因此，当黎元洪的座车到达杨村时，直系又派兵将他扣留，不许擅离车站一步，直到黎元洪将印信交出才放行。此即直系演出的轰动一时的所谓“劫车索印”闹剧。
黎元洪一走，曹锟便迫不及待地要去填补这一空缺。但是，为了使自己接任总统“合法化”，直系又不得不玩弄一下“选举”的把戏。于是“劫车索印”的闹剧刚落幕，另一场“贿选总统”的丑剧又开了场。
由于名声不佳，曹锟自知要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足够的票数决非易事。要是用枪杆子硬逼，又担心万一议员们犟脾气上来，硬是“捣蛋”的话，自己反而进退两难。为了万无一失，曹锟使出了另一手，即用金钱贿买议员。国会共有500多个议员，每人一票，曹锟决定以每票5000元到1万元的不等价格发给议员们，此举果真奏效，一个愿买，一个愿卖，议员们见钱眼开，把曹锟这个大总统“选”了出来。
曹锟做的是“总统梦”，吴佩孚孜孜以求的则是所谓的“统一大业”，君临天下。在以武力击败奉系之后，吴佩孚便越来越迷信武力的作用。他以为，直系已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因此，这个前几年还拼命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吴佩孚，如今也举起了“武力统一”的大旗。他今天派兵到四川，明日又挥师到湖南；一会儿讨伐福建，一会儿又打广东。总之是要使所有的反对者臣服。鬼迷心窍的吴佩孚忘了，他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同当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一样，结果只能是到处树敌，众叛亲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