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多次力谏张作霖，尽可能不要卷入关内事务、以战争去扩张地盘。他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王永江知道杨宇霆是个主战派，且对张作霖的影响很大，故又写信给杨宇霆说：“现在潮流新起，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以腾笑别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于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国家而已。”恳切希望杨宇霆能影响张作霖改弦更张，“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之先声，固三省长治久安之大计”。
但张作霖从未满足于做一个“东北王”，不管王永江怎样地苦口婆心，张作霖都不肯放弃对关内事务的卷入。有时候，为了抚慰一下王永江，尤其是在他处境困难需要王永江支持时，在表面上他也会答应采纳王永江的意见，但那纯属口是心非的敷衍之举。一转脸，他就会将自己的允诺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把戏，在郭松龄倒戈事件发生前后，张作霖又耍弄了一次，结果导致王永江负气以笔杆子倒戈。
“当郭松龄举兵进军奉天时，张作霖为了争取王永江等一批奉天文官的支持，维护他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曾明确许诺，今后一定要缩减军队，厉行节约，开发边疆，整顿财政，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三省经济方面来。王永江也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张作霖，出谋划策，帮助他渡过了难关。郭松龄被击败后，张作霖也一度表现出诚心履行允诺”的姿态，让王永江等人提出改革的方案。王永江以为张作霖真的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便认真地提出：首先必须缩减军事开支，将东三省兵工厂每年高达2300万元的支出压缩到它的十分之四，将奉军正规军现有的十几个师缩减到三四个师。王永江还建议：由张作霖个人特支的每年高达1000万元的费用，应全部取消。如果实现这样的方案，奉天的财政状况将大为好转，但奉军也将因此丧失入关发动进攻战的能力，只能在东三省进行防御。这也正是王永江想达到的目的，正如他在该方案中所说：“从现在起，我们要抛弃那种过分依赖武器的旧观念，必须努力维护东三省的安全并使工业复苏，以此来设法改善连年战争所造成的贫困，此后不问与我们无关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事务。”
军队本是包括张作霖在内的所有军阀的命根子，是军阀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依靠军队向关内扩张，更是张作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宿愿。因此，王永江苦心孤诣拟定的方案，再次被张作霖束之高阁。
发觉又一次受骗上当，王永江再也无法忍受了。1926年2月19日，即在奉军重新占领山海关之后一个月，王永江以养病为名，离职回到金州老家。像郭松龄一样，王永江想以此举迫使张作霖改弦更张，只是他所采取的方式与郭松龄不同。
王永江理财能力堪称一绝，张作霖少不了这条臂膀。他派人到金州劝慰王永江，恭请王永江及早回任，但却没有对王永江提出的改革方案作任何表示。王永江见张作霖不肯回心转意，心灰意懒，决定辞职。3月2日，他派自己的儿子到奉天面见张作霖，转交自己的“辞呈”。王永江在“辞呈”中首先回顾说：“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接着，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张作霖一再挑起战端，“知进不知退”，“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最后，他进一步谈及辞职的原因，写道：“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改，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在如此形势之下，即使“永江在职，不过等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无裨于将军也”。“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门，倘将来时局变换，有可以实修内政之时，苟余年未尽，尚可勉效驰驱，今非其时，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能。”
张作霖看到辞呈后，即复电挽留，但仍闭口不谈王永江所提的批评。王永江见张作霖毫无悔改之意，又于3月5日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辞职理由，并再次希望张作霖改弦更张。他写道：“永江前请辞职，非畏时局之难，亦别无难言之隐。惟前鉴所谓实事：交通、屯垦、教育、吏治诸大端，皆非财政莫举，而财政尤非金融稳固莫办。今日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向官银号支取，是以金融紊滥，财政亦无从整理。”“若将军能幡然变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改营生产事业，汰粮秣厂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节用以养民，停发钞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永江虽竭驽钝，死而后已，其又何辞！否则，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入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惟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可见，王永江并非真想辞职，如果张作霖采纳他的意见，他是愿意返任，为奉系效力的。
但是，王永江的要求是张作霖决不能答应的。他后来虽然又派张学良、吴俊升和东北官银号总办彭贤专程到金州劝驾，想给足王永江面子，可王永江仍不愿从命。
对张作霖来说，王永江的辞职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它表明，他和奉系集团的路已快走到尽头了。就连王永江这样的能人，都已感觉到技穷力竭，谁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
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曾先后任命莫德惠和刘尚波代理奉天省长。他们的才能远不及王永江，在财政上自然毫无建树。张作霖一意孤行，继续穷兵黩武，而东三省的财政状况则继续恶化，直至最后崩溃。
“反赤”是条死胡同
张作霖虽然为王永江的辞职而怏怏不快，可耳边似乎也清静了许多，仍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内战之中。他的下一个目标，首先是要击败国民军，至少要将国民军从京、津地区赶走，然后重新控制北京政权。
张作霖自成为“东北王”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除了空谈“救国、救民”外，从未正式宣布过政治主张。张作霖处事待人，只以是否对自己和本集团有利为准则，如果要谈什么“主义”的话，他奉行的就是“封建主义”和“实用主义”。但是，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张作霖渐渐感到，他和奉系集团提不出吸引人的“主义”和“思想”，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他也开始谈论起“主义”来，甚至异想天开地要补充“三民主义”，提出一个所谓的“四民主义”，即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后，再增加一个“民德主义”。可是，由于人们对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他自己也并不重视，故所谓的“四民主义”根本兜售不出去。以后，张作霖自己不再提什么新的“主义”了，但却对三民主义妄加评论，肆意攻击，尤其反对共产主义。他曾对一个日本记者说：“三民主义之范围，极为广泛。研究至于极点，或亦与共产主义相同，抑与共产主义相近，固不可知。惟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也。”像其他封建军阀一样，张作霖利用一般百姓对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不甚了解，将其统统归结为“赤化”，并给所谓的“赤化”加上各种罪名，如“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借以恐吓百姓，蛊惑人心。正是在“反赤”这一口号下，张作霖实现了与吴佩孚的联合，发动了反对国民军的战争，迫使国民军不断地收缩阵地，退到了京津地区。
张作霖大为振奋，1926年2月24日，又在奉天召开有高级将领与顾问参加的会议，确定派张学良等人率大批奉军入关，并制定了进攻国民军的新作战计划。
3月中旬，张学良所部奉军和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开始在直隶及京津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并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滦州、唐山、天津等地，国民军又被迫退至北京郊外。
在此期间，仍占据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发现段祺瑞执政府的安福系政客企图暗中勾结张作霖，与奉军里应外合，遂于4月9日派兵包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及安福系政客们被迫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924年秋上台的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国民军全部撤离北京后，段祺瑞一度发表复职通电，并派人与张作霖、吴佩孚联络，寻求给予支持。不料，张作霖、吴佩孚都不屑一顾，段祺瑞自知无趣，只好离京返回天津，再也不提复职一事。从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到5月13日颜惠庆内阁成立，其间一个多月，北京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4月间，奉军、直鲁军，还有由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直军，继续威逼国民军。国民军自知难敌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进攻，遂于4月15日完全放弃北京，撤退到北京西北的南口。随后，直、奉两派控制了北京城。
国民军退出北京之后，直、奉两派一方面继续调兵遣将，协攻南口，另一方面则开始就如何处理北京政局进行协商。
不论是吴佩孚，还是张作霖，此时都想控制北京政府，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故在讨论中，双方因意见分歧，难免又要发生争吵。
4月25日，代表直系的齐燮元、王怀庆和代表奉系的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在北京举行首次会商。会上，齐燮元将吴佩孚关于解决北京政局的三项意见提了出来：一是护宪，即继续维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的宪法，因为这一宪法是直系当时制定的。二是曹锟下野，以颜惠庆组织摄政内阁。直系深知曹锟因贿选总统名声不佳，后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囚禁了一年多，无法重新执政，不得不割舍。但吴佩孚却坚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的颜内阁重新上台执政，以维护直系的面子和利益。三是由王怀庆任京师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是直系的人，这一条的用意不言自明。
这三项意见，自然不合奉系心愿，尤其是对护宪、颜内阁两项，奉系更是不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系就拼命攻击过曹氏宪法和颜内阁，且当时颜内阁还发布过通缉张作霖的命令。不过考虑到两派仍须团结对敌，奉系表示可以继续协商。
两派未达成一致，吴佩孚却执意要按自己的意见办。他一方面大造舆论，申说“护宪”之必要，一方面电促颜氏组阁，并要求张作霖支持颜氏内阁。张作霖为促直系加速进攻国民军，不得不虚意敷衍。他一方面致电吴佩孚，表示：“对于政治、法律问题，悉请吾兄主持，放手去办。”另一方面又提出“政治公开”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批评吴佩孚“一人包办”的做法。张作霖还提出，他愿同吴佩孚会晤，进行磋商。
吴佩孚见张作霖并未强烈反对，遂于5月中旬宣布颜惠庆内阁复职，在表面上暂时结束了北京的无政府状态。不过，由于得不到奉系的真心支持，颜内阁虽然上了台，实际上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张作霖对颜内阁的消极抵制，终于使吴佩孚认识到，北京政局的问题如得不到奉系支持，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他决定响应张作霖的建议，亲自出马到北京与张作霖面商。为了取悦于张作霖，吴佩孚免去了一贯主张联冯反奉的直系大将靳云锷的职务，同时派代表赴天津，与张作霖的代表举行预备性会谈，为两巨头会晤作出具体安排。
6月7日，直、奉两方的预备性会谈在天津正式开始。会谈中，奉方代表郑谦、张景惠极力表示反对吴佩孚的护宪主张，并详细申述了反对的理由，同时表示颜内阁可在形式上成立，但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成立后颜惠庆即须辞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王圭代行国务总理“摄政”，以待将来正式解决。这表明，奉方虽在“护宪”问题上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颜内阁的问题上却作了让步，给吴佩孚留了一点面子。会谈期间，张作霖也已由奉天入关抵达天津，他在接见直方代表张其煌、张志潭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我是民国十三年颜内阁的通缉犯，他在北京复职，又要我去北京，岂不等于我去自首嘛？”经张作霖这么一点破，吴佩孚的代表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7月11日，预备性会议终于达成三项临时协定。该协定规定：直、奉双方军事合作到底，讨冯结束后，直军以全力图粤，对付南方的北伐军，奉军必要时可出兵援助；对于护宪问题，双方均不再提及，颜内阁成立后，即以杜锡王圭代行国务总理职，以待将来正式解决；另选新国会。
预备性会谈结束后，张其煌带着上述三项协定内容，到保定向吴佩孚汇报。他说，如坚持“护宪”和颜阁，必与奉方决裂，于大局不利，现决定颜内阁摄政过渡，已为直方保留了面子，大可因势乘便。吴佩孚听后觉得有理，遂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对协定表示接受。
分歧的消除，为两巨头的会晤扫清了障碍。北京政府为欢迎张作霖、吴佩孚进京，在从北京东车站到张作霖的行营顺承王府、从北京西车站到吴佩孚的行馆王怀庆住宅的两条路上，张灯结彩，铺满黄土，采取了迎接清朝皇帝的礼仪。6月26日，张作霖及其随从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天津乘专列抵京，然后在北京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分乘50辆汽车驶往顺承王府。6月28日，吴佩孚也由保定乘专车到达北京，张作霖派张学良、张宗昌登车迎接。当天上午9时左右，张作霖又首先拜访吴佩孚。吴佩孚一见到张作霖，就说：“以前不谈，今后合作。”张作霖听后也很高兴，张口“吴二哥”，闭口“吴二哥”，叫得十分亲热。中午12时，吴佩孚到顺承王府回访张作霖，两人还换了兰谱，拜了把子，并合影留念。由于大部分问题都在预备性会谈中得到解决，故两巨头会晤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两次见面加在一起，也不过半个小时左右。除说些客套话外，张作霖和吴佩孚再次重申了合作的“诚意”，并约定：关于内阁问题，暂时维持杜锡王圭内阁，俟军事结束后再组正式内阁；关于军事问题，继续共同打击国民军。吴佩孚表示，他将独立指挥所部进攻南口。张作霖则十分大方地表示，关内奉军、直鲁联军“悉听吴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
两巨头会晤后的当天晚上，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王圭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为两位大帅接风。宴会正进行时，突然听到“咣”的一声响，张、吴的随从人员以为出了事，一下子紧张起来，纷纷拔出手枪。但定神后一查，原来是外交总长顾维钧所戴的礼帽从衣架上掉下地发出的声音，让大家虚惊了一场。
中南海的宴会结束后，张作霖、吴佩孚均于当日夜离开北京，分别回到天津和保定。此后，按照约定，吴佩孚担负起了攻打南口国民军的指挥责任。
南口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隘口，北有居庸关和八达岭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国民军虽退至南口，实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加之凭险据守，直奉两军的进攻颇不顺利。
南口之役实际上从4月下旬即已开始。4月22日，吴佩孚即电令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靳云鄂等，迅饬各部并力向南口进攻。但是，由于直系将领靳云鄂的消极和奉军的袖手旁观，南口之役进展不大。5月底，吴佩孚下令解除靳云鄂的职务。6月初，又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直系分三路进攻南口，另请奉军进攻多伦，直鲁军协攻南口。
两巨头在北京会晤之后，吴佩孚进一步加强了对南口国民军的攻势。但是，由于7月初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吴佩孚不得不抽调一部分直军南援，加之进攻南口的直军田维勤部两个团投降国民军，致使直军兵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不能不让直鲁军和奉军担任进攻南口国民军的主力。8月1日，为迅速解决南口之敌，吴佩孚又亲自上前线督战，指挥各军向国民军发起总攻击。经过数天激烈战斗，8月8日，奉军胡毓坤部攻占了居庸关。8月9日，奉军和直军、直鲁军的其他部队，也分别攻占营子城、偏坡峪、铁卢沟、毛司台、落马坡等要隘，这样，南口已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军虽竭尽全力抵抗，仍难以阻挡敌军进攻，不得不于8月13日开始有步骤地退却。根据国民军总部的退却令，宋哲元、鹿钟麟、石友三、韩复榘所属各部，均先后自多伦、南口等地退往绥远。8月14日，奉军于珍部进占南口，南口之役基本结束。
然而，就在吴佩孚指挥直、奉军攻下南口前后，南方的北伐军也占领了湖南。吴佩孚来不及休整，便不得不将进攻南口的直军迅速撤往河南、湖北，以抵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样一来，南口之役的胜利成果，便全为奉系所得。张作霖高兴异常，立即通电报捷，大肆宣扬奉系的胜利。接着，张作霖又论功行赏，命褚玉璞为直隶督办，汤玉麟和高维岳分任热河、察哈尔都统。原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次虽然也出了力，但因他曾助郭松龄倒戈，反被张作霖罢免了所有职务。李景林痛哭流涕之后，深知自己已不为张作霖所容，只好离去，从此“以剑术遨游四方”，度其余生。
经过这次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张作霖不但夺回了热、察、直三省区和京津地区，而且重新控制了北京政府，开始了他对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在独占华北之后，张作霖又祭起“反赤”大旗，对进步人士极尽摧残、压迫之能事。担任《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的邵飘萍，因为经常发表揭露各派军阀罪恶的文章，被张作霖控制的警察厅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处死。此后不久，《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因得罪了奉系军阀，而惨遭杀害。当时不少人认为，自民国以来，北京的新闻界虽然经常受到历届反动军阀政府的压迫，但新闻记者被公开枪毙，这还是第一次，可见奉张对进步人士镇压之严厉。此外，奉军集团还经常以反对“赤化”为名，对北京各大学进行搜查，对所谓犯有“赤化”嫌疑的进步师生公开进行通缉，整个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奉张的倒行逆施反而更激起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愤恨，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说：“从此以后，一般民众知道赤化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反赤就是烧、杀、奸、掳、军用票，所以，他们日思赤之再来，并深知惟赤可以使他们自救。”
“安国军”不安国
就在张作霖苦心经营，为重新夺取华北地盘对国民军大打出手之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正式开始，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