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使教会与国家分离，使教会与学校分离，并宣布信教与否是公民的私事，完全有自己的自由。
此外，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废止等级、婚姻自由、保护儿童等一系列的法令。
1918年2月7日（俄历1月25日），苏维埃政权以法令公布，正式废止旧历，采用公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进行。
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五天（11月12日），苏维埃政权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接着又公布了《工人监督条例》。实行工人监督的目的，在于防止资本家破坏生产和打击资本家的反动。这样，苏维埃政权便逐渐地使资本家工厂由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
通过一系列的法令和措施，铁路、航运、对外贸易、银行等企业，也都分别由苏维埃政权所接管了。
由于土地法令的执行，工农联盟进一步加强了。1917年底，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与此同时，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合并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决定。
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因此，苏维埃政权在胜利地发展着。1918年3月12日，列宁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政权已经不仅在大城市和工厂区建立，并且已经深入到穷乡僻壤了。”
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标志着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和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建立，它使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的体系，它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一个永远不能恢复的致命伤。
世界革命的高潮
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很快便从行动中表现出来了。
还在1894年，列宁就曾预言：“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列宁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前进的，换一句说，各国无产阶级也是和俄国无产阶级并排前进的。十月革命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发生。
缅甸当时还是印度的一个行省，1918年，在那里实行了抵制英货的运动和掀起了群众性的对英国殖民政权不合作的运动。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的许多企业中，爆发了罢工事件。
此外，阿富汗、埃及、伊拉克、伊朗、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菲律宾等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它们要求独立，驱逐殖民者。斗争形式各种各样，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等等。有的是以大规模反侵略战争来对待殖民者的侵略。例如，1919年5月3日，英国殖民者挑起了第三次侵略阿富汗的战争，阿富汗曾以6万军队抵抗了英军34万人的侵略。
综上所述，十月革命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而且促起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从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统治。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壮阔的巨流，形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决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堤防，不论是在统治的中心，或者是在辽远的后方，帝国主义的支柱都不再是稳固的了。
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中国的报纸上即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消息中说：“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
从这时起，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不断地在中国报纸上出现着。由于消息来自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因此情况的报道也是比较混乱的。例如在11月份的报纸上，忽而说“新政府似已得海陆军多数赞助”，忽而又报道“里林（即列宁）党失败说”；忽而报道“克伦斯基已恢复势力”，忽而又说“极端派似未失败”。因此，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真消息难以传出”。有时，报纸编辑部就干脆以“一塌糊涂之乱状”，来作为俄国革命消息的标题。至于把布尔什维克党称为过激党，则是当时报道中一个普遍的说法。
除报纸外，在当时出版的个别的杂志上，也有反映十月革命的文章。
但，不论报纸或杂志，在最初的报道中，都是比较混乱的，其态度是不明确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敌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俄国革命局势的稳定，中国的舆论也逐步比较明确起来了。1918年2月间，中国的报纸上登载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俄国……政府……公布公文声明，凡以前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后概行作废。”四月间出版的《劳动》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的一篇文章则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
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即力图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北京政府以帝国主义的态度为转移，拒绝和苏俄发生关系。1917年11月间，苏维埃政府曾经询问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和中国，是否同意于12月1日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北京政府和其他协约国一样，对这个呼吁拒绝答复。
当时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拒绝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虽然苏维埃政府将他免职了，但是北京政府仍然继续和他保持关系。1917年11月27日，俄国公使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同北京政府签订关于偿付庚子赔款期限的协定；12月19日，他又参加了关于税率协定的签字。
当时驻俄国的中国公使是刘镜人，在1917年11月-12月间，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就同刘镜人进行过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谈判。1918年1月，外交人民委员部正式向中国公使馆建议，具体谈判废除沙皇政府所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并签订新的协定，以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虽然北京政府的个别代表对苏维埃政府的建议感到很大兴趣，但是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及他们驻北京的外交团。因此，北京政府不仅没有采纳苏维埃政府的建议，反而对苏俄采取了敌对的行动。
中国民间和北京政府的态度不同。
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对俄国革命发表评论表示：“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但它称道的仍然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这篇社论指出：
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曰建设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之民主国家，使国内之各民族各阶级举为平等，而个人之法律上人格皆为尊重。换言之，求人权及民权之伸张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实现也，求吾国之永久和平也。
上海《民国日报》是在孙中山指导下办理的，系当时各大报中之较进步者。文中内容显然是以孙中山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二月革命的，因此，它不了解十月革命为什么要使“新政府颠覆”，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所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又经验之，乃尤较我国为甚矣。”
但到1918年5月间，《民国日报》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便进了一步了，报纸的消息中说：“俄国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而已。至属地问题则亦以放任主义立反前专制政府压迫之政策，务使人民悉登乐土。对于邻邦，则深不满意于日本侵略政策”。又说：“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府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所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并强霸之主义决难实现于今日矣。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
文中所说“放任主义”，似指民族自由联合和自由分离的民族自决权。《民国日报》向中国人民宣扬了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及这一政策的远景，并指出中国也应向俄国人学习，这在中俄关系上实令人一新耳目。孙中山后来曾说：“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类产生了一个大希望”，这不是偶然的。
1918年，孙中山还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庆贺十月革命的成功。电文中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宁接到来自遥远东方的这封友好的电报，很受感动。
同年8月1日，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向孙中山致意说：“人民委员会给予我一个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在几个月前代表南方国会致工农政府的贺词一事表示感谢”。又说：“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
孙中山对十月革命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真挚动人的，充分体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不屈不挠、寻师觅友、追求真理的精神。孙中山关于十月革命的贺电，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列宁、向俄国革命所表达的敬意和关怀。
据另一种记载说，苏维埃政府在1920年曾派出一个代表到达福建的漳州，会见了广东军队的领导人，并递交了列宁的署名信。列宁的信件和这位代表的致意，均十分热情地关怀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
但，孙中山究竟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看十月革命的，对其本质还缺乏了解。真正向中国人民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本质和阐述了它的伟大意义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就是较急进的密切联系实际的民主派，而且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又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在十月革命爆发后能够很快地理解它的本质和意义，并在它的影响下，能够较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还在1918年初，李大钊就向他的友人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林伯渠当时正在南方跟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封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比较观》。这篇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一革命的历史意义。文中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中还针对当时的混乱报道，告诉中国人民不要因为“一时之乱象”而“抱悲观”，而应“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同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论文，继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并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统统都要被摧毁、扫除，他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他号召中国人民向十月革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以《新纪元》为题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进。
李大钊关于论述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内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介绍，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够恰当之处，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除李大钊外，在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中，如陈独秀等，也都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
陈独秀本来对俄国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抱有很大的兴趣，他把那次革命当作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并和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对同盟国的作战联系起来观察（他认为协约国是代表民主主义的，同盟国是代表君主主义的）。十月革命爆发了，由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叛乱以及苏维埃政府和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1918年3月）等事件的发生，曾使陈独秀迷惑不解。他以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看十月革命，不理解克伦斯基政府为什么要被推翻，更不理解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对苏维埃俄国抱着保留的态度。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影响在中国的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步明确起来了。1919年2月9日，他指出：“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4月20日，他更明确地说：“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鲁迅当时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并进一步解释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既然自觉地和“革命的前驱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此，当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的时候，他也抱着同情和寄予希望的态度，称十月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他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的杂感说：“他们（按：指俄国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后来（1934年），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谈到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时也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
蔡元培对十月革命也表示过公开的看法。这位自由主义的教育家，竟认为列宁是托尔斯泰学说的继承者，他说：“过激派首领列宁等，本来是抱共产主义，与托氏相同，自然也抱无抵抗主义，所以与德人单独讲和，不愿与协商国共同作战了。”他还说：“过激派实是误用托氏主义”，又说“用兵力来压制异党”，是违反了托尔斯泰的学说等等。
蔡元培所以这样讲，中心意思是在宣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认为德国政策实行的是尼采的强权主义，俄国政策实行的是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协约国政策实行的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他说：“误用托氏主义的俄人失败了，专用尼氏主义的德人不久也要失败了，最后的胜利，就在协商国（即协约国）。协商国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义。”
以上，是蔡元培在1918年10月18日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说。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又在11月15、16日连续发表演说，除了继续指出“强权论消灭”“互助论发展”外，并以《劳工神圣》为题，指出参加此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只有在法国的15万劳工，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蔡元培不理解十月革命，也不认识协约国的本质，但是他喊出的“劳工神圣”，却迎合了十月革命开辟的新时代的潮流。
胡适对十月革命似乎没有立即表示什么态度，但是他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大肆宣扬了一番美国。他在欧战演说中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
以上，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态度，左右翼的阵线，还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在社会其他各阶层中对十月革命是如何反应呢？大体上有这么三种情况：
第一，在劳动人民中，传说着俄国的“穷人党”胜利了。他们以惊喜的态度奔走相告。
第二，在小资产阶级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如北京大学）中，传说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传播有着较久的历史。
第三，在上层的一些封建官僚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敌视报道，视“过激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在酒席宴前说到“过激派要来了”的时候，无不吓得面色如土。
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
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把它视为最大的不祥之物。从这个新生的婴儿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强盗就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1918年上半年，帝国主义者开始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英法军队在苏俄北部登陆，援助当地的反革命叛乱，并纠合一帮白匪组织了“北俄政府”。
同年1月，日本巡洋舰驶进了海参崴，英国巡洋舰跟着也进来了。4月，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登陆；接着，英、法、美等国的军队也相继开到。
1918年2月间，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他们肆意攻击苏维埃政权和德国签订和约，说什么“东亚和平深恐为之扰乱”，认为“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
同年3月25日，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5月16日，中日两国军事代表（北京政府以靳云鹏为首，日本方面以斋藤为首），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中规定：“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若有必要，两国协同派遣之。”“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并互相交换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此外，还规定了使用中东铁路的办法。5月19日，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与此相类似的《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9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其中规定：“中日两国各派遣其军之一部，对于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各取军事行动……期指挥之统一及协同圆满起见，行动于该方面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日本签订这个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十月革命，同时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了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日本利用这个协定，曾向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附近地区调来了6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段祺瑞政府签订这个协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根据这个协定，段祺瑞也曾派遣了一支部队到外贝加尔，参加了那里的作战。段祺瑞政府虽然也曾声明进入俄国作战是为了援助协约国抗击西伯利亚的德奥势力，并说什么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但实际上，它干的却是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可耻勾当。
这一协定，受到了中国学生的坚决反对。
还在1918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即获得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他们就进行了集会和散布传单的活动。5月上旬，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救国团。但是，他们的活动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学生们决定一律罢学回国。
留日学生回国是分三起走的：一起至上海，一起至北京，另一起为直接回本省者。据5月17日报载，仅至上海者已达1400余人。如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就是这次回国的。李达回国后，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学生代表进行联系；黄日葵回国后，也到了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其他经东北三省回来者也很多。回国学生在上海设立救亡团本部，在北京设分部，各省则设立支部。救亡团在国内展开了请愿及各种宣传联络活动。学生们在泣告同胞书中说：“我同胞乎，速起反对密约，头可断，血可溅，此约不可认也。士农工商，其各奋起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