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在和会上的蛮横，使人们对和平十四条产生了怀疑。威尔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了。2月9日，《每周评论》登载的随感录中说：“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按：孙大炮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威大炮是帝国主义头子，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随感录并且根据五国垄断和会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问题：“公理何在？”
由于中日密约的宣布及威尔逊所表示的无能为力，中国各界群众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开始破灭，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卖国贼的痛恨。4月16日，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华侨联合会、对日外交后援会、救国会、四川同乡会、陕西同乡会等团体的代表，召开团体联合大会，其决议中便说：“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不断地揭露卖国贼的罪恶，并启示人们向其展开斗争。4月20日的随感录中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亲日派的名字，并指出：“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手拿上面写着‘卖国贼’三个字的旗子，送到车站。”4月27日的随感录中更具体地写道：“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中掷去”。同日的随感录也具体地揭露了陆宗舆：“有人说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合办的，有人说完全是日本的银行，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为了吉黑两省金矿森林借款的事，那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给中华民国农商总长、财政总长的信，满纸的贵国、贵政府。这中华汇业银行到底是哪国的银行，陆宗舆到底是哪国的人，我们实在弄不清楚！”
山东人民对山东问题最为关心，因此对卖国贼也最为痛恨。4月20日，10万3700百余群众，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力争山东主权之决心。大会在致巴黎中国外交代表的电中说：“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二十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没世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
4月底，威尔逊的五国共管说传到中国。对此说，虽有某些亲美派分子（如欧美同学会成员）表示赞同，但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如：“旅沪各省商帮因昨日（4月25日）报载青岛问题有由五国管理之说。引为大辱，异常愤激，群向商业公团探闻办法。”全国和平联合会在4月26日致巴黎中国外交代表的电中则说：“青岛问题，本会曾电请由德直接交还，刻据报载暂归五国管理，再交中国，我国民誓不承认，务恳坚持到底。”世界和平共进会、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等团体，在其电文中也说：“近闻北京政府电命对日让步，五国复有公管青岛之说，中日秘约，犹未取消，国人闻之，悲愤莫名。”
大概由于威尔逊的和平十四条说的太漂亮和太动人了，所以当五国共管说传来的时候，有的人还幻想这不是事实，“多望该消息为不确。”
但是，幻想究竟是幻想，事实究竟是事实。威尔逊不仅真的作过这样的建议，而且就是这个建议也为日本所拒绝，最后是在美国的妥协下，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权益，一律直接让与日本了。
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三条已经决定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真是达到了极点。也只是在这时，人们对威尔逊的十四条、公理战胜强权等幻想，才真正是破灭了。5月4日出的《每周评论》，指出：“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由“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威大炮”，又到现在的“一文不值”，说明中国知识界随着美帝国主义面目的一步步暴露，对其认识也逐步加深了。
列宁说：“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在事实上表明，标榜为‘西方民主’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露了这个真理。”
对巴黎和会幻想开始破灭的时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帮助中国人民提高了觉悟，使中国人民从此投入了新的战斗。
第六节 古城怒吼：五四爱国风暴席卷天安门
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使人的心情不好受；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传来时，使人更加烦躁不安。
学生们已经无心再去读书，也无心再去娱乐，而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满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礼堂，在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夜幕已经降临，北河沿法科礼堂内外，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
大家议论行事很迅速，面上都带着很愁很怒的颜色。
3日晚上北大学生血书“还我青岛”的那块衣襟，也悬挂在这里，很是激动人心。
当队伍向赵家楼进发的时候，军警戒备更加森严了，便衣特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了。
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
追悼大会上悬挂着北京内外各界送来的三千余副挽联，郭的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
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京大学学生当年从事集会活动的地点，大都在以下两处：
一处是在马神庙（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学生宿舍，即校本部西边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在沙滩红楼建成以前，北大学生们的食、宿，主要都在这里，因此，各种消息首先在这里传播，许多活动首先在这里展开。这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海报、布告、通知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
另一处是在北河沿（现为东华门北大街）的法科（即后来的第三院）礼堂。凡是人数比较众多的集会，特别是联合其他各校的集会，大都在这里举行。例如，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日本驻京公使小幡于2月2日至外交部施加压力，全国哗然。“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2月）5日晚间，北京大学学生在法科开全体大会，到会者2000多人，举出干事十几人，分头进行，并联合各学校的学生，电致巴黎五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使人的心情不好受；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传来时，使人更加烦躁不安。
噩耗终于传来，并且得到了证实。5月1日，上海《大陆报》之北京通讯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身为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证实了这一噩耗。
在此以前，当4月下旬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国的时候，各地各界人民均已愤慨万分。4月20日，山东人民10万余人已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当时，山东的爱国人士纷纷到北京来活动，北京的爱国人士也纷纷到山东、上海等地去活动。
5月3日，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包括学界、商界、政界、军界等，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讨论怎样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当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作出下列决议：
“（一）5月7日在中央公园（现为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协会还发出了下面这样一个通知：“本会因山东问题，消息万分险急，特定于本月7日，即国耻纪念日，午后二时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讨论对付方法，届时到会，入场券由本会临时在门口分赠。”
但，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5月4日的示威游行了。
北大学生是从蔡元培那里得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的。许德珩回忆说：“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另一个当事人张国焘也曾回忆说：“1919年5月2日下午7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腆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应采的步骤。”
具体情节，略有出入，但时间、发起等情况基本一致，可以作为许文的佐证。
5月3日（星期六）夜晚，本应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但北大校园内沸腾起来了。学生们已经无心再去读书，也无心再去娱乐，而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满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礼堂，在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边走边议论，大骂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也埋怨自己上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当，有的学生很幽默地讽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也正是在这时，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下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他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号召说：“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这是陈独秀为第二天（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所写的文章，学生们虽然在5月3日还不能直接读到这篇文章，但是其中的思想已经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和接受。
夜幕已经降临，北河沿法科礼堂内外，挤满了来开会的学生。除北京大学1000多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
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两人做记录，并推许德珩起草宣言。
有一种材料说：大会曾请北大新闻研究会的导师、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形势。
在大会发言的学生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
大会在热烈鼓掌声中，一致作出如下决定：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
（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在会上还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按：指《每周评论》报道章由日回国时，群众愤激用小旗子投掷章的状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子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纷纷捐掷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
会议结束后，学生们更加忙碌地分头筹备起来。住西斋的北大同学一夜未睡，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准备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准备大旗、小旗、标语等，有人热情地把床单扯作旗帜用。许德珩在回忆中写道：“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
5月3日晚上，除了北京大学学生在积极准备外，有的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其学生社团也在秘密地活动着。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当时北京高师的学生周予同，曾经作过如下的回忆：“4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团体（指同言社，即工学会，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示威运动。5月3日的晚上，曾开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以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陆、章。当时有一位同盟会的老同志秘密的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并且设法去弄手枪，但结果没有成功。他们议决带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去，预备毁物放火。”周在另一篇悼念匡互生（五四当日首先进入曹宅者）的文章中也说：“我们在5月3日夜里秘密召集社员（指同言社，即工学会）在操场角落的小室中开会。我们觉得同时在开会讨论这件事的，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和我们同性质的小团体。当开会时，大家颇有点争辩。有些人只主张一种普遍的示威游行，有些人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关于高师的这次会议，当时的亲历者于力（董鲁安）也曾回忆说：“五四运动最初是由北大和高师等校学生发动起来的。还记得在五四前一天的整日间，有些人是在为着翌日天安门开大会的准备事项而忙碌着：印传单、糊小旗、编口号和计划游行路线等等工作。晚间，高师操场北端的西花厅里，会集着以工学会为基干的十几个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游行后，还要前往东城赵家楼胡同安福系巨子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的计划，并布置届时分给每个人应担负的任务。”
关于高师的这次会议的情况，以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说得最为详尽，匡在1925年写的《五四运动纪实》一书中回忆说：“在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议案议决的前后，各学校的各小团体都有一度的会议。北京高工、高师各校的全体会议，那自然是应有的文章。现在我要特别告诉读者的，就是前面所说过的那些小团体在这个时候活动的真相。5月3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学会开全体会议，由会员提议讨论‘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大多数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的鼻息，作国内军阀的走狗，并且惯以构成南北战争以快意的曹、陆、章，就决定次日联络各学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并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住宅的门牌号数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5月4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就由这个工学会的代表实地联络的结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各校的热烈分子――20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的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
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5月4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确实不是偶然的。当然，也应该指出，这个秘密计划只是少数人知道，“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动事件的。”
虽然有的学校已经在5月3日晚上筹备，但是有的学校还不知道5月4日的计划。因此，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在5月4日的上午10时，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了一个各校学生代表会，学生们在短促的一个半钟头内，议决了下列几件事：
（一）拍电国内外
（二）唤醒各地国人；
（三）预备7日的国民大会；
（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
“（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这次会议开得很紧急，“大家议论行事很迅速，面上都带着很愁很怒的颜色。”会议后，各学校代表便迅速返校准备下午的游行去了。当年的会议参加者周予同在回忆中说：“5月4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到会的有数十人，我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大家讨论了游行示威的进行办法，决定散布‘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斗争口号。那天由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20人左右，大多属于高师的工学会，高工、北大的共学会等组织。大家相约暴动，准备牺牲，有的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写了遗书。”又说：“被推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段锡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组织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准备用暴动手段惩罚卖国贼的秘密决议和准备。”
天安门集合
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高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是那样的庄严肃穆，是那样的令人起敬。
这里，是中国人民引为自豪和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爱国运动，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像今天这样宽阔。原清朝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衙门均在这一带，天安门至正阳门的南北路上，还东西对衬着两排厚厚的红墙，天安门前的左右均有三座门挡着东西路口；两边的华表就在金水桥旁，也不像现在这样宽的距离。
虽然如此，但天安门城楼那种富有民族形式的建筑，仍然象征着祖国的庄严。天安门前槐柳的摇荡，也使人神往。加以这里场地适中（四通八达），在当时来说也还算宽敞。所以，群众聚会，多在这里进行。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个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
关于参加这次集合游行的人数，一向有3000和5000两种说法。后来回忆的人，多采用5000的说法。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档案所存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电，其说法是：四日，北京大学等十数学校学生二三千人，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前集合，拟赴各使馆争议。当日，京师警察厅是派有密探跟随游行队伍前进的，而且这份材料又是吴炳湘的密电，看来，“二三千人”不会是缩小之说。根据这条档案，参照各报所载，大体可以断定：游行人数3000之说是比较真实的。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首先发起者，但他们却是最晚到达天安门的。这是因为，他们的队伍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次长）和几个警察阻拦了，不准他们去参加游行。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和教育部的代表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辩论，最后突破阻拦，队伍才急速向天安门进发。
当北大学生队伍到达天安门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各校学生，热情地向他们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