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上看，最早发动这种联合的是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它在各地成立的各界联合会中是较早的一个。它在成立后，不仅积极组织代表进京请愿、从事拒签和约运动，而且连续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络，推动各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如韩致祥（麟符）曾被派赴外地活动数月。经联络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结果，到9月份，“其已成立各界联合会者如下：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其尚在组织中者如下：开封、芜湖、上海、郑州。”同年9月中旬，又派出刘清扬等三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起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鼓吹建立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重要性。当时前来上海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湖北代表施洋等人。
6月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对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它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一起，曾先后派许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汉等地，依靠各地学联，促进了那里的各界联合会的建立。
到11月中旬，各地建立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已达50多个。
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到有十几个省的各界联合会的代表，共数十人。
刘清扬主持了大会，她在致词中指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宗旨是：
“（一）救国家于水火；（二）促国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
孙中山的代表和章太炎也曾到会祝贺和发表演说，他们的讲话虽然指出了人民团结和行动一致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强调恢复国会和“护法”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
其他代表在祝词中也都强调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重要作用，有的还指出“不可将工界看得太轻”，正是“因有中国三十万华工在外做工”，中国政府才得以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施洋当时是湖北代表，又是筹备员，他在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过程中，建树很多。该会的“组织纲领，函电宣言，以及劝告全国农工商学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由施洋起草，为大会一致通过的《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宣言》中指出：“今之世界，端在多数国民之自决，决非少数人所能支配。故群众自动，已成世界人类图存之定义。”宣言回顾了：“数月以来，国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虽受种种压迫，不少顾却；大义当前，决不退让”，从而指出：“人类之精神贵团结，不取涣散，而尤赖有正当之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而建立的，它的性质，“纯为平民之组织”，“一洗从前崇拜首领之旧习，以力谋公众之幸福，不受少数人之操纵。合各界为一体，以觉悟人群为主旨。”
大会产生之联合会机构，分评议、执行二部。施洋、刘清扬等都在其中任职。施洋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主任，不久（12月9日），又被选为常任委员（常任委员共九人），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他的“热忱毅力，夙所共佩”。
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爱国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被反动派视为“内地屡次发生风潮”的“根据地”。直至1920年5月6日，它在京沪反动当局和法国使、领馆的密谋下，才被查封。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和筹建人员中，虽有许多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参加，但其性质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从其宗旨、宣言和活动来看，还看不到受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组织的建立却反映了当时群众爱国运动的一种总趋势，即由各地的自发斗争进一步组织起来。特别是反映了群众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大联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他们一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时，就将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无敌于天下，什么帝国主义、军阀，都不在话下。
对闽案的声援
鲁案未平，闽案又起。
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乘机扩大势力，更不许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动之发生。
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有时焚毁日货。但驻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团，竟于11月16日午后六时，集众数十人，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击伤学生七人，击毙一人，并伤市民多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驻福州的日本侵略当局，不惟不对凶手严加惩治以谢罪，反而电请本国政府借口保护日侨派舰来闽，进行讹诈。为此，福州学联向全国各地的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电文说：“……衅由彼开，损失均在我国……只论强权，不问是非，军阀卖国政府昧心隐忍，与之交涉处处让步。虽因外交暗弱，究竟由于亲日关系造成失败，不能彻底坚强抗争，反而摧抑民气。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
闽案发生后，全国各界联合会于当日便接到福建学联的急电。因此，联合会自11月17日起，便连日急电各地团体、报馆，请一致声援。23日，它又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12月1日就闽案电各地学联，要求“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痛陈日人并吞吾国之野心，此次在闽之横暴，唤起国人一致力抗”；“对于日货须特别加以抵制”；将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促其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
闽案消息传到北京，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11月29日，北京学生约5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分为30队游行示威。这次游行，在人数上，是比较多的。在组织上，学生们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还组织人专门负责侦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警的动静。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100多种传单，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在《泣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青岛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躏，原闽人意料所及，故虽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实贻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奋斗。奋斗矣，又恐力弱致败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为自卫计者，请共努力行之，我闽人愿尽死以活同胞也。”联合会还提出了“抵货十人团”的办法：
一、宗旨：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用日币，不接济日本原料和粮食；
二、组织：十人一团，举一个代表，负连带责任；
三、责任：团员及自己家庭绝对实行本团宗旨，每人并须劝导十家实行本团宗旨；
四、报告：各团进行结果，报知各地学生或其他团体，由学生会或其他团体公布之。
12月7日，学生们又联合北京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的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并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关于12月7日的这次天安门大会，人数空前，影响很大。中美通信社的报道是：“是日不期而（与）会者共有七十六团体，人数共达十万，于斯可观民气之盛。”当日，“各界所发传单，计有五六种之多，所携小旗上书‘众志成城’‘福州问题严重抗议’‘山东问题反对直接交涉’‘打破强权’‘时日曷丧’‘准备宣战’等等字样。”
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时复电福州学联，表示慰问和支援；并电北京政府，促其对福州事件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即有各团体的代表和演讲员轮流在五个讲台上演讲，详述福州惨案经过，听者无不义愤填膺。下午两点正式宣布开会后，又有各团体相继讲演，并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复福州学联的通电。会后，当场焚烧了自五四半年多以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日货。“在场焚烧日货约有十余车，内有肥皂盒、脸盆、手巾、东洋钟等。”焚烧日货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达数万人，包括学生、工人、商界、报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个团体，其中有30多个学校的学生（包括小学生）和商会的80多个行业的公会，还有一部分码头搬运工人、人力车工人、油漆泥瓦工人等。游行队伍各举旗帜，高呼口号，情绪之激昂和热烈，为五四以来所仅有。各马路商店，亦都休息半日，在门前备好茶点，欢迎并慰劳游行队伍。
天津国民大会曾散发一《宣言书》，其中写道：“五四运动以来，吾津设各界联合会为全国倡，诸君子惨淡经营，奔走尽瘁，半载有余，而沪上全国各界联合会始告成立。天下事，有志竟成，精神所注，金石为开，此已足见吾国民程度之猛进非常矣。今则于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之后，又值闽事发生，各省纷纷开国民大会，吾津人士，亦义愤填膺，起而为外交后盾，则国民自决之进步，固吾中华民国之大幸也。”宣言在提出“力争闽案”、“严防直接交涉”、“抵制日货”三项宗旨之后，号召说：“救闽也，救鲁也，救国也，皆自救之计也。自救之效果，皆须由自救之宗旨而取得之。嗟呼！吾国有卖国贼盘踞于中，有日人窥伺于外，又有凉血动物出没于社会，国亡无日，可为寒心。吾数千万同胞，如其愿亡国、亡身，自处于奴隶牛马之列，则亦已矣！否则，则各发天良，各争义愤，视闽事、鲁事如己事，一致对外，而不容恶政府之通敌以误国，庶几吾黄帝神明之遗胄，或可绵延而勿绝也。死生存亡，视此一举，惟请诸同胞，亟起而图之。”
“福建惨案”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各界即在12月3日召开大会，表示对闽案声援。接着山东学联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学生来省于12月25日开联合大会，并拟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以声援福州学生，加强闽案交涉。但济南反动当局竟于23日将学联取消。学生要求恢复未准，遂于24日一律罢课，并拟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命军警包围各校，阻止学生外出。学生奋不顾身，冲出重围，被军警殴伤多人。
济南学生在要求恢复学联的同时，又提出在新年放假期间联合演唱新戏进行募捐的要求，但这项活动又遭反动军警的破坏，学生被打伤多人。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职员的极大愤怒，宣布自1月2日起停职罢教。最后，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教师、学生遂于1月19日复课。不久，寒假已到，运动受到一定影响。
上海距离福建较近，消息也较灵通，声援活动也进行得较早。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上海各界大会，并邀请了福建代表报告“福州惨案”经过。大会从下午2时开至6时，最后决议提出八项要求，要北京外交部迅即交涉、坚持，其电文如下：
“北京外交部鉴：福州日侨击毙我国学生，并伤商民军警，彼国政府反派军舰前往。此间各界异常愤激，特于本日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到者三万余人，公决应向日本政府要求八条”
（一）更换驻闽日领；
（二）由日本政府谢罪；
（三）慰恤死伤者；
（四）惩办犯罪日人；
（五）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
（六）惩罚驻闽日领署警察长；
（七）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
“（八）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即乞尊重民意，迅即提出交涉，始终坚持，誓达目的，慎勿故示弱点以辱国招祸也。上海各界大会叩。漾（23日）。”
12月2日，上海学生会评议部还作出了如下的决议：
“（一）福建交涉实中国存亡之关键，唤醒国民，激励民气，决非一日之游行演讲足以藏事，故议决通告各分会，自本月三号起停课四日，全体出发演讲，散发传单，及要求各路商店填写永不进日货之志愿书。（二）各分会宜于停课期内，从速组织国民军，其办法宜仿照童子军，编列号目队数，设一总司令主持一切。”
除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嘉兴、南昌、如皋、武汉、九江、长辛店、南通、镇江、昆明等地都展开了声援闽案的活动。所以，这一运动的声势也是浩大的，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12月1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致各地各团体的电文中，提出三项“自卫之方”：“一、以演说、游行、传单等促全国人之觉悟；二、积极抵制日货，不供给日本米粮煤铁及种种原料，以促日人之反省；三、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以厚人民实力。”联合会号召各地“一致进行，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从这个电文来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锻炼的人民群众，觉悟又有了很大提高，已提出“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以厚人民实力”的要求了。
声援闽案的斗争后，爱国运动还在持续发展，如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学生反对反动派镇压、逮捕学生等运动，也是很有声势的。但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到1920年，已是尾声了。
（摘自《五四运动史》）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呢？毛泽东曾对此作过生动的论述。他说：
（此时）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舆论等方面的准备，而且直接参与发动了5月4日的上街游行示威。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噩耗传来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义愤填膺，怒火中烧。5月2日，北大学生2000余名举行集会抗议，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杂感》一文，鲜明地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5月3日，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指出：
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话。
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直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学生们虽然在5月3日还不能直接读到陈独秀的这篇文篇，但其中的思想在他们中间早已广为流传。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
“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各院校的青年学生代表，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
正是这个小组，在五四运动的发动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从5月4日到6月上旬，陈独秀和李大钊利用《每周评论》这个阵地，组织舆论支持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为五四运动呼号，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讲。800余名学生又遭军警逮捕，分别关押在北大法科讲堂和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消息传出，陈独秀无比愤慨，对被捕学生十分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时间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鼓舞人们。
陈独秀这位敢说敢为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也“直接行动”起来了。当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三罢斗争日益高涨时，他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同高一涵到北京嵩祝寺旁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了。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斗争纲领，影响全国，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陈独秀的“直接行动”，早已引起京师警察厅注意并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
据探报陈独秀等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并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印刷机关实属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开地址，分别按名严密监视，并将该印刷机关派员检查，以遏乱萌。下开列：
陈独秀闻住一区界内未知确否；
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及邓康、陈为人等名单和住址。
在此之前，即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时，陈独秀在沪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道：
“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恶浊之社会也。”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明知处境险恶，但他勇往直前不退缩，像普通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于6月11日晚，在新世界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一场灾难从天而降，他身体力行地书写了真正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的被捕如同重磅炸弹爆炸，引起全国震惊。自6月13日起，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福州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以显著位置发表消息、评论，刊登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的通电与函件。顿时，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多方营救”，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据理为陈独秀的革命行动辩护，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出狱。安徽各界也纷纷投入营救活动，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为安徽人，于是旅京和旅沪皖人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安徽省长吕惆元也致电吴炳湘：
“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毛泽东在他所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专门撰写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称赞陈独秀当时在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他指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说：“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答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又热情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引起孙中山的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
“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听了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反动当局的种种阴谋终未能得逞，不得不于9月16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出狱。
98天铁窗生活，使陈独秀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同时，他也冷静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其未来，对日后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他应邀秘密到武汉讲演，但国内各大报均以大字刊登消息，引起北洋政府更加不安，于是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待他回京时再加逮捕。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发觉后，立即告知李大钊，李大钊与高一涵等紧急商定，派人到火车站将陈独秀巧妙地接至他处，方免再被逮捕。北京不是陈独秀久留之地。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发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则跨坐在坐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佯装成出外收账的商人模样。骡车得得地前行，沿途关卡处以及住店食宿，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开口讲一句话，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这样一路顺利到达了天津，陈即由天津乘轮前往上海。在送往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心心相印，相约分别在南北方联手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大业。
（摘自《中国百年政治风云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