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斋和北京大学第二院大门口以及人行道两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如：“坚决拒绝八国最后通牒！”“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辛丑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当时北大同学，除了极少数受了个别教授的影响，主张专门读书以外，大部分同学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有的虽不十分关心政治，但从这次最后通牒事件看到个人不能安心读书，国家前途异常危险，也想通过游行请愿伸张民气，所以当这一游行请愿的决议传播以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兴奋异常，积极准备参加。
我看到通告以后，心里非常激动，决定第二天去参加集会请愿。随即到西斋阅报室去看报，想从报纸上得到更多的消息。在阅报室遇到李家珍同学，便邀他到我的寝室谈谈。
李家珍是湖南醴陵人，21岁，和我同在预科读书。他个子瘦长，说话带着一口醴陵腔，态度活泼和蔼。
我说：“明天请愿，我们一块儿去。”李家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去吧，要走很远的路。”同屋的张常春同学也劝我：“春天了，不要太累，怕吐血病复发。”我想了一会，坚决地说：“不要紧，明天一定去。”李家珍沉痛地说：“帝国主义实在欺人太甚！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游行请愿，当然是应该的！”张常春接着说：“在家里也是坐不住的，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谈了一会，李家珍起身要走，我陪他走到房外。宿舍的人行道上三五成群，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口里唱着歌曲，都在为第二天游行请愿作准备。人行道两旁的标语增多了，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等。
我回到寝室，和张常春约好，早睡早起。但睡下以后，心里却在翻腾。想着国家前途危险，或许政府可能接受群众要求，拒绝最后通牒，那末，自己就算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想起看到的许多标语，便又起床穿衣，拿了一张白纸写上两条“读书不忘救国”的标语。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东方一片红，没有风。我洗完脸，就拿着标语到西斋传达室要了一些浆糊，贴了一张在西斋大门口。走到第二院，红门上已经贴满了，我只好把我写的标语贴在大礼堂外面的柱上。
吃完早饭，我便和张常春一道去找李家珍。李家珍说：“我们去买几个面包带着，请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结束。”我们买了面包，便一同走向第一院操场。沿途遇到好几群同学，都是到第一院操场去集合的。
操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红艳艳的太阳，照在红楼的玻璃窗上，闪闪发光。等了一会，同学们几乎到齐了，郭春涛代表学生自治会讲话。他说：“请愿是爱国的行动，爱国是青年的义务，也是青年的权利。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无完卵’，个人离开国家，是不可能生存的。”他勉励大家听指挥，守秩序；要坚持到底，不要单独行动。然后在一个同学的领导下，把那天的口号喊了一遍。一个个拳头向上高举，一双双眼睛表达了无比的愤怒。在国旗和校旗的引导下，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
天安门广场北面，临时搭了一座主席台。中间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交叉着两面国旗。旁边是孙中山撰书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北京大学的队伍站在最前排。不一会，工会、商会和学校的队伍陆续到齐。会场上万头攒动，旗帜招展，大家面对着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精神焕发，情绪激昂。
主席台上宣布开会。首先由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讲话。他报告了集会的意义，接着说：“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打开大门，让日本帝国主义把奉系军阀引了进来，并且只许他们打人，不许我们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接着由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兆熊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志讲话。李大钊同志分析了日、英等帝国主义者提出最后通牒的卑鄙目的，然后说：“现在和《辛丑条约》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是有英勇抵抗外患历史的民族，帝国主义者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但是，我们要救中国，就要奋斗，要革命。”在他们讲话以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出发请愿了。在示威大会旗帜引导下，北京大学学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等。后面有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商会的旗帜。北京各私立大学，如朝阳、民国、中国、平民等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紧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沿东长安街东进，到东单牌楼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发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高响入云，前后呼应。除了唱《国际歌》外，还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除汉奸！除汉奸！”歌声雄壮，与口号声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铁臂高举，旌旗蔽空。当队伍经过扶桑馆（当时的日本侨民宿舍）门口时，大家走得特别慢，几乎是停了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口号声像巨雷一样隆隆不断。
大队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远远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都已紧闭，全副武装的卫士分作十余层排列在大门外。李家珍红着脸说：“奇怪！难道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当敌人吗？”这时大队继续前进，从执政府东面铁门进去，走到执政府大门外操场上停下来，和卫士们面对面站着。后面的队伍操场容不下，就停在铁门外大街上。
大会主席团向卫士长交涉，要他们开门让我们的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贾德耀出来跟群众见面。回答是：“段执政和贾总理都因公到天津去了。大家都回去，明天派代表来。”这时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李家珍急得顿脚说：“岂有此理，真是老奸巨猾！”突然有人高声喊了一句，“见不到段祺瑞，大家回去不回去？”雷一般的声音回答：“坚决不回去！”“段祺瑞快出来！”
忽然哨声响了，接着响起了枪声。有人喊：“不要怕，是空枪！”李家珍也说：“不怕，不敢打人！”但我们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向后转，旁边一个男青年忽然倒下了，一看子弹从颈项穿过，鲜血直流！这时枪声很紧，李大钊同志站在人丛中间，双手向两旁挥动，口里大声喊：“赶快走开！快到操场外面去！”我和张常春、李家珍一道往大门对面（即操场南面）的房子里跑（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马圈），人们拥挤，简直是被抬着走的。我的一只鞋被人踏脱了，蹲下去拔鞋，起身后被人挤到一边，张常春和李家珍两人都不见了。越过门廊，南面有几条巷道，我被挤着往中间一条巷道走去。转了一个弯，靠墙站了许多人，张常春也在那里，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要我靠墙蹲下。我问他：“李家珍呢？”他说：“不知道，一挤就不见了！”那时，巷道里已经挤满了人，后面还有许多人陆续挤进来，我只好和张常春一起蹲下。枪声仍然很紧，子弹打在瓦上，和雨点一般，叮当作响。我想：“今天不知死伤多少人！”又挂念李家珍，心里非常难过。
过了一会，枪声停了。我们正准备出去，忽然闯进来一队卫士，端着安上刺刀的枪，指向我们，喝问：“你们来干什么？”没有人回答。一个卫士收了枪，从我身旁走过去，在一个中年人面前停下，又把枪指向他，喝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中年人回答：“来看热闹的。”那卫士收了枪，一个嘴巴打过去，口里说：“把皮帽子摘下来！”“把眼镜取下来！”就这样，那一队卫士各找穿着较好的人要东西，我和张常春跟着其他一些人，便趁这个机会，跑出马圈。走过门廊时，又有十几个卫士，掮着枪，手拿木棍，排列成行，拦住去路，用木棍向跑过的人群乱打。群众鱼贯而出，跑得很快，我的头部被打了一棍，张常春的右手被打了一棍。走过操场时，看到横着几具尸体，却都不认识。
通过操场，跑到铁门边，被一道六七尺高，一丈多宽的人墙拦住了。我睁开眼向人墙一看，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男、女青年和小孩，最底层还有自行车。有的人还在挣扎，有的人已经不能动弹了。呻吟、喊叫的声音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惨不忍闻。有人像登山一样，从人墙上爬过去，气力小的，还没有爬出这道人墙，脚踩在人缝里，拔不出来，就被人压倒在下面了。我望望张常春说：“出不了这个门，索性等一会再说。”这时，我校一个爱好足球的黄某（忘记了他的名字），忽然跑过来对我说：“来，我拉你出去。”他跳在人墙上，用手把我和张常春先后拉了出去。
铁门外大街上横躺着几具尸体，鲜血一摊一摊的，行人绝迹。我们三人急急忙忙步行回校。到了第二院门口，看见围了一堆人，正在谈论什么事，他们听说我们受了伤，都走拢来问长问短。我问：“李家珍回来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看见。
我无精打采地走回寝室，和衣倒在床上。一个同学给我送来红药水，我起来搽了一点。张常春邀我去吃饭，我也无心去吃，似睡非睡地躺了许久。大约下午5点钟时，张常春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把我叫醒，说：“这次死伤好几百人，我校也死了三个同学，听说有李家珍！尸体抬回来了，放在第三院！”
这真是晴天霹雳！李家珍果真牺牲了吗？我将信将疑，拉着张常春就往第三院跑。在第三院大礼堂里，站了许多人，我挤向前一看，果然并排停放着三具尸体，左面一具就是李家珍。他的脸色惨白，眼睛闭着，手握着拳头；胸前长袍上穿了一个洞，旁边的棉花都烧焦了！我一阵心酸，不觉流下了眼泪。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天阴沉沉的，从上午10点钟起飘起了雪花，整个北京城为一片阴森悲惨的气氛所笼罩。学校无形中停课，同学们彼此见面，所谈的都是惨案经过和死者的善后问题。有的说，这次惨案是段祺瑞、贾德耀等事先策划的，死伤的都是纯洁无辜的青年群众。有一个小学生周正铭，只14岁，被打得烂酱如泥。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相继被杀，张静淑也中了四弹。杨德群中弹后还能坐起来，竟被一个卫士在她的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当即死掉！有的说，有的尸体当天晚上衣服都被卫士剥光了。
‘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北大举行，会开得特别庄严壮烈。因有他校师生及工人、市民前来参加，便在大礼堂边操场上临时搭了一座礼台。各界送来大批挽联、花圈，礼台的前后左右及礼堂四周、整个大院所有高高低低的墙上都挂满了，但还挂不下，又在第一院操场四周墙上挂满了，总数约达一万余副。各式各样的传单和标语遍贴校内和校外，除了惨案前用过的口号，标语外，又添了“铲除贪官污吏！”“铲除卖国军阀！”“枪毙‘三一八’惨案祸首！”“为三一八死难烈士报仇！”“三一八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出席追悼大会的人非常多，还不到开会时间，操场上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等候开会。当报告惨案经过和宣读祭文时，有人号啕大哭，有人掩面而泣！最后喊口号时，全场情绪激昂，引吭高呼，声震屋瓦！
除北京大学外，其他大学和一部分中等学校也都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反动政府畏于群情激愤，只好装聋作哑了。
鲁迅一段未见诸文字的谈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先后在段祺瑞、张作霖的血腥统治下。各大学学生纷纷离京南下参加北伐军事活动。我们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奉北京执行部领导人李大钊（守常）同志的命令，迁往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旧兵营，继续转入地下活动。5月25日黎明，大钊同志从俄国大使馆住所轻轻走进我们打地铺的大房间，招呼我跟他去谈话。大概是在使馆人员住房的楼下小房间里，电灯未熄。桌上摆着一叠叠的文件。看来他可能彻夜工作，并未休息。他以亲切而沉重的语气说：“世军同志，奉军进驻北京，情况更坏，我们为了保全革命力量，扩大工作范围，大部分同志已分散到外地工作。你最迟在今晚或明晨要离开北京，绕道太原、陕北、去兰州，按照‘二大’会议的指派，成立省级党组织。”并口头介绍在兰州冯玉祥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同志，要我们密切合作，同时又叮咛说西安刘镇华正在围城，不能通过，必须从北边绕道。关于成立省级党组织的人选也作了决定。谈话很简单，送我出门时又说你最好设法在离校（北师大）前，再去仔细检查有无遗漏的同志名册及文件，我告诉他早已检查销毁无遗。在离京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去看望鲁迅老师，并把打算向他提出的请求和建议也大略告诉了大钊同志。他同意了，并一再叮咛注意安全。天已大明，正好下大雨，我借了一把雨伞，遮住头部，从靠紧营房的乌利洋行后门，避开侦缉人的监视，飞快地钻进停在门前一辆带篷的人力车，直奔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十二号先生住所。我早已考虑好如何应付门前的侦缉队。下车时雨已停了，我仍然张着伞，只见门房里坐着穿灰色大褂的两个彪形大汉。看大门的工友站在门口，我故意使个眼色大声问：“刘××在家吗？”（其实并无此人）因我经常去看望鲁迅老师，他明白我的意思，便应声说：“在家，可能还在房里，你自己到各房间找找看。”我在正院各房门口东绕西绕，来到西侧小院门口，一个箭步跨进鲁迅先生的住院。雨后的早晨，小院显得格外幽静。我看见鲁迅老师（是我在北师大的老师）立在窗前石阶上，以慈祥宁静的神态正凝望着什么。他经常在写文章休息时，喜欢站在檐前一株石榴树下，观察枝头的蜘蛛网。我还未来得及落下雨伞，他闪电般的眼睛，已经看到我了。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还没有走？”我跟他边往房里走，他边问几个师大和北大同志的情况。我告以多数都离京南下了，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同迁往俄国大使馆。他显然流露出不放心的神情。进屋后，他坐在平时写文章的那只旧藤椅上，手指着他旁边的木椅，要我坐下。先生接见我们时多不先说话，只是凝思默坐。我首先将李大钊同志安排我们迁往俄国大使馆旧兵营及派一部分同志去外地工作的情况约略汇报了几句，他注意地问：“守常住在哪里？”我告以住在俄国大使馆的楼内，经常和我们谈话，听同志们的汇报。他日夜工作，身体稍稍瘦了些。先生面部出现了不大放心的表情说：“俄国大使馆并不安全啊！要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