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兆钧
“咕咕，咕咕……”山旮旯里的布谷鸟又啼春了。在上世纪70年代初，每逢春耕开始，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就会因牛力不足而犯愁。公社里的春耕备耕会议早在谷雨节前就开过了。上级领导要求各村一定要不失时机地搞好春耕生产，还多次强调“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对农民来说，春耕生产是重中之重，可谓“一年之计在于春”。
我们柴桥镇公社后所大队第十四生产队原有水稻田61亩，其中10余亩坐落在“吉祥岙”半山坡，俗称“梯子档田”，额定包产任务只有外畈田的一半。由于当时农村经济落后，生产队家底薄积累少无钱买耕牛，所以只有一头老黄牛。老黄牛已有十多年“牙龄”，老态龙钟，行动缓慢。春耕在即，耕牛饲养户专门给牛“进补”，早上一勺一勺地给牛喂“焐番薯干”，晚上耕牛回牛舍后，养牛户又会给牛灌半斤糯米酒。但由于自然规律，老牛套上牛轭总是四蹄蹒跚，一天时间耕不了两亩田。队长心里一嘀咕，按照这样的速度，60多亩水田耕完头畈田至少要花30天。
队里的“包队”（联队）干部在一次队长会议上，了解到我队的牛力不足这一实际情况，就向公社领导做了汇报，寻求解决办法。刚巧当时原县农机部门有几辆手扶拖拉机指标分拨到基层，动员有经济条件的生产队打报告申购。队长获此“情报”，连夜召开队委会，决定动用仅有的4000元公积金买辆“铁牛”救救急。队委会几经斟酌，形成决议并催促队长第二天就去公社办手续——因为拖拉机数量有限，所以越快越好。
队里购买手扶拖拉机的事儿定下来了，那么安排哪位青年去开呢？队长一时又犯了难。当时我们队里二十几岁的青年有四五个，大家都想学技术当机手。尤其是一位队委的儿子当夜就到队长家去报名，要求学开拖拉机。队长心想：若点头同意唯恐社员背后议论“开后门”，要是婉言拒绝又恐怕事后影响队委团结。正在左右为难时，队长夫人灵机一动，建议再次召开队委会“少数服从多数”。队委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终于做出决定：这位队委的儿子和另一个青年一起去培训班学习手扶拖拉机驾驶技术，回来后“人停机不停”两人轮回耕作。
没几天，县农机部门举办的手扶拖拉机培训班结业，这两位青年驾驶着银灰色崭新的手扶拖拉机“哒、哒、哒”地驶进了村庄。拖拉机的机头喷着鲜红的油漆，前面有一颗五角星，水箱右侧铸刻着“安徽蚌埠机械厂制造”的字样。跑运输时人坐在车斗前的靠背椅上，双手扶手刹运行自如。耕作时卸下橡胶轮胎换上铁抓轮，调档换速与人同步行进。在仓库前的晒谷场上，全队男女老少团团围看，甚觉稀罕：“铁牛真的要耕田了！”
次日清晨，春风拂面，晨雾缥缈，在岙门口的田畈上，鲜嫩的紫云英绽开朵朵紫花，犹如银河系的繁星闪闪烁烁；田垄边水沟旁一大群田鸡（青蛙）相互追逐、鼓噪不息；紫燕成双成对在头顶上空飞舞；羽毛洁白的白鹭在刚翻耕的黑土地上漫不经心地觅食泥鳅和小鱼。田埂上站满了观看拖拉机耕田的农民，他们个个笑逐颜开，面露喜色。首先由两位新机手向大家作汇报表演，随后三四个青年人高挽裤脚争相下田驾驶“铁牛”过瘾。眼看太阳已升至半空，人们依然留恋不去，这可急坏了生产队长。他站在田畈上大声招呼：“别再看了，快来干活喽！”几经催促大家才慢慢离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黄牛可惬意了，它被养牛户拴在凉爽的树荫下“咯噔、咯噔”地嚼食鲜嫩的草料，时而用尾巴甩一下叮在身上的牛虻和苍蝇，乌黑的牛眼眨巴着斜视田畈上轻快耕作的“铁牛”，似乎在埋怨人们“喜新厌旧”，时隔不久，牛鼻孔上喷出一股牛气，似乎在说：“哼，要是油燥了看你怎么办！”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夜之间土地全部承包到户，农民生产方式从“大呼隆、大锅饭”到一家一户自由经营，生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也经过折旧作价卖给个人。这样一来拖拉机耕田按亩分收取机耕费，拖拉机手成了“香饽饽”“富裕户”。每年春耕开始，许多农户头天晚上就到机手家预约、拉关系。第二天一早，拖拉机旁就站满了求耕的人群，有时甚至出现“抢油桶”的情况，谁拿到了油桶谁就可以先轮到拖拉机耕作。为了早日完成耕耙任务，有些农户还热情邀请机手吃点心，田角里堆满了大西瓜，唯恐机手不肯品尝。所以在农村联产到户的头几年，也是拖拉机手最风光、最吃香的年头。
进入21世纪后，农村产业结构全面调整，农民按市场需求自由种植，花木生产成了当地农村的支撑产业。轻巧的3马力手扶拖拉机，替代了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这种蚂蚱型的“铁牛”可装在农用脚踏三轮车上招揽生意，能在大棚内来回耕作，售价在3200元到4000元之间，颇受花农欢迎。看来“铁牛”在农村还将继续运行，依然受到农家青睐。
（2009年8月10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