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阳
清晨，步行去学校上班，路上常能遇见尾部冒着滚滚浓烟的农用车呼啸而过，那方头方脑的车上坐满了头戴橙色安全帽，手持各种工具的民工朋友们。按规定，货车是严禁载客的，他们这么早出门，想来是为了回避交管部门的检查。在暗暗为他们安全担忧的同时，也让我回想起插队务农时搭乘铁牛（拖拉机）进城的情景。
三四十年前城乡交通远不如今天方便，每天经过我插队的霞浦开往宁波的客车就那么十来个班次。我所在的生产队离陈华仅一两里地，按理我该在那里上车，可陈华是“停靠站”，有时客车因各种原因，不停也不靠。有几次我背着行李，兴冲冲地来到车站，眼睁睁看着车子一次次在我面前扬尘而去，末了只得黯然返回。那种心情如今想起来还那么真切：沮丧、无奈、冤屈、恼怒，真恨不得把那些大包小袋扔到河里去！为此，逢年过节我们几个相邻大队的知青宁可往东步行三四十分钟到霞浦车站去乘车。即便如此，在霞浦车站候车室的长条凳上“候”上一两个钟头，也是常有的事情。冬日，一旦3：40的末班车过去后，你再要想去宁波，没门！这时你若去买车票，为人和善的站长老张边卷起手中的红绿指挥旗子边笑呵呵地说道：“今末歇手，明朝趁早嘞。”因此，家里若来了上海等地的远道客人要返回时，往往需头天预购车票。偶尔能买到老张用圆珠笔编上的“1”号“2”号的票子，那就如同吃了定心丸——明天客人坐车，准有座位！
插队的第二年，个别大队有了拖拉机，其中数河东大队那台沪产“丰收35”型最显风头，草绿色的车体，巨大的后胶轮，高大气派。运转时柴油机的轰鸣声柔和而有力，其威势远远盖过了“啪啪”作响的“蚂蚱”（手扶拖拉机）。拥有拖拉机的大队的知青们将此看作一件喜事。何喜？能搭车去宁波呀！最高兴的要算河东的阿龙，他带着炫耀的神情告诉我们：“我们大队的‘丰收’常去宁波，以后我要回家可就方便多了。我已经搭过一次车，哦，那可比坐山前大队的‘蚂蚱’舒服多了……”有知青忙打断阿龙的话头：“下次你搭车可要提前通知一下哦！”这下阿龙的声气低了八度，支吾着说：“看机会，看机会哪。”
其实，这种机会并不多。其一，那时的拖拉机手包括驾驶“蚂蚱”的都是蛮“牛”的，你和他没有铁的关系，他能让你随随便便地爬上他的车斗？其二，就算同意让你搭车，还有许多“纪律”呢，诸如“不许告诉其他人”“不要带行李”“到某个角落等候，不要让人看见”等等。那年冬种结束，阿龙告知通山大队的好友阿国可搭“丰收”去宁波的消息。次日阿国背着两袋队里分得的地作货，如约到王家桥边等候“丰收”。车倒是来了，可那位机手不顾坐在车斗上的阿龙“停一停”的呼喊，在略略减速的同时用不屑的目光斜着瞟了路边的阿国一眼，一踩油门，“丰收”一溜烟地跑了。事后阿国多次对着我们吼道：“神气什么，又不是开飞机！以后我一定要开上四轮（拖拉机），除非我们大队永远买不起它！到时候你们哪个要去宁波，我绝不推辞！”次年“双抢”前夕，通山、书院和我所在的大队三队合一，购了一台宁波产的“东方红20”型四轮拖拉机，三个大队轮流使用。遗憾的是阿国壮志未酬，喜欢跟车轮打交道的他直到离队仍未能掌控那台“东方红”的方向盘，因为他无法和队里那些“具备条件”的本地青年抗衡（返城后他成了宁波某饲料公司车队长，那是后话）。
其实，阿国的搭车经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都曾有过。诚然，机手们也有自己的难处，频繁的农机安全会议使他们不敢贸然行动。但让人搭车时“看人头”也是实在事，一般来说女知青搭车就要方便得多，这就难怪阿国对那次的遭遇耿耿于怀。
搭乘拖拉机在当时属无奈之举，除了不安全之外，坐在车斗上的感受也是自晓得的。
1971年农历腊月，随着春节临近，知青们早就备好了宁波市民居民限量供应的年糕、糯米等紧俏货，急性子的提前回城了。这时一队的知青阿英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东方红’近日要去宁波。”带着笨重的年货，能在生产队的晒谷场就近上车，谁不开心啊？当晚找到机手立哥，一番恳求后，算是勉强应允。按捺住兴奋的心情，我默默等待着动身的日子。不料，次日中午开始下起了大雪，西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雪片日夜肆虐大地，皑皑白雪让山野成了银色世界。白天未化的积雪入夜又结成了冰，公路上一片静寂。偶能见到车轮绑上了铁链的军用卡车，小心地走着蚁步。看阵势老天爷并无收兵的意思，我赶紧托人买客车票，得到的却是“客车全线停开”的消息。想到孤身要在这冰窖般的破屋里过年，顿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好在几天后云开日出，冰雪消融。
那天早上七八个人喜滋滋地爬上了“东方红”。车斗上早已堆放了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和沉甸甸的簟箩。不知谁想得周到：在冰冷的车斗上垫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既避震又御寒。
车子“突突”地行驶在满眼残雪的公路上，车头排气管冒出的黑烟借着凛冽的寒风吹到人们身上，尽管背朝着车行的方向，可脸上还是痛感难消。女人们将用花围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脑袋缩在衣领里，通红的鼻翼下淌着两股清亮的液体。三个捂着大口罩的知青谁都不提一个“冷”字，大家顶着风声和发动机的噪声，扯开嗓门尽情说笑。其实，谁无寒意？寒风穿透我身上厚实的“派克”大衣，直让我暗悔临行时少穿了一件毛衣呢，只是不愿说破而已。
呵呵，回家的感觉太好了！
不久车子翻越育王岭（那时的育王岭坡度要比现在大），这时发动机噪音明显变大，车头黑烟更浓。立哥见状下令：“空车行驶。”大家遵命，步行上坡。
一个多小时后临近汽车东站，人们纷纷下车。可脚刚沾地，就有人喊“脚麻，脚疼”，似乎受到了感应，众人一齐跺脚、跳跃或一瘸一拐地在原地打转……
和严冬时节相比，夏季搭“铁牛”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次年7月的一天，我搭邻队的“蚂蚱”到宁波罐头食品厂投售番茄。小小的车斗层层叠叠装载了几十只木条箱，其高度几近两米！我和押车的岳哥斜坐在车斗两侧十来厘米宽的铁板上，双手紧紧攀着捆扎箱子的粗麻绳。为图个凉快，更是为了避开交警（记得当时“蚂蚱”进城是不准搭乘人员的，“四轮”则不同），故天刚亮就启程了。前方机声“啪啪”，脚下车轮滚滚，沙质路面在眼皮底下飞速后退，一路晨风拂面，自觉神清气爽。嘴巴乏味吗，“老鼠守着米缸”呢，信手取个大番茄，三两口就下肚，解饥又解渴。
可是午后离厂返乡时就不同了。从西门口直到大河路，我和岳哥一路“练猴戏”：“蚂蚱”接近红绿灯时，机手减速行驶并“报警”：“有警察！”于是我们迅速跳车，紧接着撒腿追赶“蚂蚱”；过了路口追上“蚂蚱”，又飞身上车……想想这一路有多少红绿灯啊。最要命的是过灵桥，不知为啥，那天桥西和桥东的上游百货商店一带都加了岗。长长的一段路，上桥、下坡又拐弯，在那段要道上是不允许“蚂蚱”慢速行驶的，这可苦了烈日下的我们。待通过最后一“关”后，浑身汗淋淋的我用草帽掩面，仰瘫在车斗上，而行驶中的空车斗无异于一台“震骨机”……
毋庸讳言，知青们热衷于搭乘拖拉机，除了图方便之外，还为了省车费。那时的交通费按经济收入来算，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如今我家里还有一张被撕去一角的旧车票，票面印有“霞浦→宁波东，票价0.84元”。我务农的几年中，队里一个全劳力按10分计工的日收入，始终未能突破9角（此况极普遍），何况“底分”仅五六分的知青们。试想，在大田里苦干两天的报酬，仅够买一张进城的车票，若有机会搭车，谁肯放弃？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迅速发展，惠民工程年年添新。如今城乡客运已实现公交化，756路、758路、759路、783路、768路等等，五六条线路的公交车穿梭般地往返于北仑东部和宁波之间。纵然在夜幕下，还能看到亮着红色线路指示灯的客车奔驰在公路上。市民卡六折、学生卡三折、老年卡免费等优惠措施，让人们方便出行的同时又得到了实惠。今年春天，久未碰面的上海插友阿祥从沪返乡祭祖，说起北仑的公交票价羡慕不已，直冲我说：“强，强，那能介强嘞？”（沪语：便宜，便宜，怎么这么便宜啊。）
说来好笑：写到此，作为当年拖拉机上的“旅客”，我的脑子里竟忽然冒出一道算术题：用今天一个普通百姓的日收入能买几张往返宁波、霞浦的车票呢？
（2011年12月28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