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张坤
走进霞浦曾经的下洋片，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临港大工程、大企业。但在几十年前，这里曾是连绵起伏的棉花地。随着霞浦及柴桥一带棉花的大面积种植，带来了收购的难题，于是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在霞浦镇东设立了一个棉花站，称之为“下洋棉花站”，方便当地棉农卖棉。
如今，下洋棉花站已经关闭了20余年之久，但在它存在着的26年时间里，给当时的棉农及工作人员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日前，记者辗转寻找到了当时棉花站的工作人员、种植户等相关人员，还原了下洋棉花站从建立到关闭的那段历史。
早期，霞浦人卖棉花要翻过林大山，走十几里路运到新碶棉花厂去卖
在霞浦人的眼中，老329国道以北的地方都称之为下洋。据有关史料记载：霞浦古称“下浦张”，相传南宋名将张千忠嫡孙到该地定居，因张姓家屋外有“浦”，故称下浦张，后人雅称霞浦张。民国十六年（1927年）建霞浦张镇，简称霞浦，1936年置霞浦镇和九峰、下洋两乡，1956年5月合并霞浦乡，1988年8月撤乡建镇，2003年8月撤镇建街道。下洋所处的位置就是镇东、董王、礁碶、林大等村一带。过去，这里的人们以种植水稻为主，还有部分从事海涂作业，其中又以晒盐为主。
下洋地区种棉花的历史，记者无从考证，但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大面积种植应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围涂开始的。“以前，这里种棉花只有少量的。”今年69岁的王铁伟是霞浦街道董王村人。60年代初，他从宁波农校农机系肄业后，回到了生产队里，与棉花打上了交道，而且一弄就是20年。他告诉记者：“1951年到1953年，劳改队来我们这里围涂，有了五丰塘，大家就开始在这里种植棉花。”
据王铁伟老人回忆，当时的棉花品种叫“德字棉”，当地人称之为“本地棉”，但这种棉花结出来的棉桃只有三瓣，产量不高，大概每亩只能产皮棉五六十斤。
“60年代初，在国家顶困难的时候，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了。”霞浦街道镇东村人张敏春说，“当时生产大队里的田地，基本上是一半种水稻，一半种棉花。”
在下洋棉花站建站之前，霞浦乃至柴桥一带生产队里种植的棉花，到了采收的季节，都是运到新碶棉花场去卖。“当时霞浦人种的棉花，要翻过林大山，走十几里的路，运到新碶去卖。”王铁伟说。
1964年，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为了方便生产队卖棉，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选址镇东村建起了“下洋棉花站”
一来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二来是生产队里看到棉花的经济效益不错，下洋一带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张敏春老人带着记者去原小洪舍自然村北侧寻找当年棉花站的“遗址”，但镇东村已整体拆迁，现在那里的路已经不通了，老人站在一处厂房前告诉记者，过去沿海边这一带，都是种植棉花的。他说：“当时霞浦有四个村是半棉花区，也就是一半水稻、一半棉花。”
在老人记忆中，种棉花是“顶”苦的事，一年到头下来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棉花经济效益比较好，所以大家种植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比水稻要好，最好的时候，生产队里能做到2元多钱一工，而且一年能做三百六七十工。”张敏春说，一般种水稻的生产队，一个工只有一元七八角钱，而且一年只能做到三百多一点个工了。
“1963年，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决定在镇东村新建一个棉花收购站，方便各生产队卖棉花。报告打到县里（当时的镇海县），很快就批了下来。第二年建好后，赶在棉花采摘的时候就开始收购棉花了。”当年参与下洋棉花站筹建的张惠琪老人说，他当时在柴桥供销社采购商店任职，因其曾管过渔行，镇东村有的生产队副业以“串网”捕鱼为主，捕上来的鱼要到渔行去卖，因而他与镇东村很多人比较熟悉，所以供销社派他去负责筹建一事。
“棉花站选在镇东，主要是因为有个镇东碶，可以方便运输。”
据今年81岁、曾担任过镇东大队（村）会计、党支部书记的张根来老人说，那个年代，物资运输基本上是走水路，而镇东碶可以泊船，经镇东碶用船可以将物资运往新碶、宁波等地。
“棉花站选址是在当年的棉花地里，连一条骑自行车的路都没有。”张惠琪老人说，当时县里的土地审批权限最大只有3亩地的面积，所以棉花站里批了2.99亩地，建设了仓库、小车间、收购场地等，后来又与大队协商，用大队里的土地建了食堂等辅助设施，大概总占地面积在3.5亩。
镇东离柴桥有一段的路程，为方便管理工程，张惠琪就住在生产队的茅草屋仓库里。“没有床铺，垫些稻草，再铺上席子，就睡在地上。”张惠琪对当年建站的事情印象深刻，吃饭是自己用煤油炉烧的。
“建站用的砖块、石头、木材、毛竹等都是通过海船运到镇东村，再人工一担一担挑到工地上。”张惠琪说，木工是木业社里请的，泥工是泥业社里请的，一个净劳动力的工资是1.98元，其中还要上交10%到社里，落到个人手上只有1.8元。木业社、泥工社是穿山综合社里的，综合社的性质相当于当时的一种社办企业。
既要到柴桥供销社里搞物资，又要管工程，记工账，有时还要回社里开会，当年30岁的张惠琪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柴桥和镇东之间，加上吃住条件较差，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没能完全康复。“因为我还负责采购商店里的其他工作，棉花站建好之后，我就回到了柴桥。”张惠琪说。
那个时候，棉花的收购政策是国家“统购统销”。“我们收购棉花是不赚钱的，棉花收购上后，都是通过镇海县特产公司调拨，用木帆船从海上直接运往宁波的和丰纱厂等地。但特产公司会付给我们手续费。”张亚康说。据张亚康回忆，他从建站初期开始直到1996年退休，除了1977年到1981年调至大榭棉花站四年外，一直在下洋棉花站工作，并担任过较长时间的站长。可以说，他见证了下洋棉花站从无到有、由兴到衰直至关闭的过程。
“当时筹建的时候，采购商店派我和另外一个叫张惠琪的同志一起过来，负责建设棉花站。”今年79岁的张亚康同样记忆深刻，棉花站建好后，张惠琪回到了采购商店，而他则留下来做了棉检。
当时收棉花是硬碰硬，没有半点人情可讲
棉检的工作，就是对送来的棉花进行级别、衣分、水分等方面的检测。衣分是指籽棉上纤维的重量与籽棉重量的比，通常用百分率来表示，是评定棉花品种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衣分也就是皮棉占籽棉的比重。从衣分指标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吨籽棉可以产多少皮棉。“棉花收购，首先要对棉花进行检测。”张亚康说，生产队里送来的棉花，先随机抽出一斤，进行试轧，看看能轧出多少重的皮棉，如果能轧出四两，那么就定为40%的衣分。还要拉长度、测量水分等，这样就可以给棉花定级，确定棉花质量的好坏。
据张亚康介绍，棉花一级最好，最差的要算等外级了。“我们收购的棉花里，一级的棉花几乎没有，229也很少，主要以329为主。”
应该来说，棉检犹如“判官”，虽不能决定收购棉花的“生死”，却能决定收购上来的棉花的好坏等级，是棉花站里最“吃香”的工种。“那个时候，大家思想都很好，虽然我们很吃香，但从不会因个人人情而乱定等级。”张亚康说，即使棉花站算错了账，占了农民半点利益，最后也都是会退还给生产队里。
张亚康告诉记者，有一年，棉花站里收购工作快结束了，到仓库里一盘点，却发现“多”出了两万斤左右的皮棉。“即使有水分，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啊。”张亚康说，后来，大家都来查找原因，发现是因为试轧的小车（轧花机）装得不对，给生产队里算得衣分少了，所以才导致“多”出了皮棉。“我们到上面如实反映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把这些‘多’出来的皮棉退还给各生产队。”张亚康说，后来，他们又重新算账，把这些“多”出来的皮棉的钱退给了各生产队。
董王村棉花“以虫防虫”的探索引来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
棉花一般是在清明前后种植，到中秋前后开始采收。“当时，每年的4月12日，公社里都要开动员大会，召集各大队、各生产队队长、棉花站站长等人，就当年的棉花种植任务和收购任务进行部署动员。”王铁伟说。
由于“德字棉”产量太低，后来，公社从慈溪引进了一种新品种叫“岱字棉”。“这种棉花结出来的棉桃有四五瓣，每亩可产皮棉一百多斤。”王铁伟说。记者后来从张根来老人的一本老账本里看到，1975年，镇东大队全村的耕地面积是2676.10亩，其中水稻1350亩，棉花1047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105斤，其中九队最高，为亩产130斤。
在20年与棉花打交道的过程中，最令王铁伟引以为傲的是，他们“以虫防虫”的探索还引来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王铁伟说，其实有这样的探索纯粹是一次偶然。7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生产队里有一个妇女因脚被划伤，在家里躺在床上休息，突然发现挂蚊帐的竹竿里有一只不知名的蜂飞进飞出，特别奇怪，于是她把这件“怪事”告诉了王铁伟。那个时候，王铁伟是霞浦农科站里的一名农技人员，他来到这位妇女家里，打开竹竿后，发现里面的竹节里藏有棉铃虫等虫子20来条，他认为这应该是这只蜂把这些虫子捉来，藏在竹竿里，作为繁衍出来的下一代的食物的。
这件看似很普通的“怪事”却引起了王铁伟的注意，“为何不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以虫防虫，这样以后棉花就可以少打农药了，即省钱又安全。”于是，王铁伟便前往浙江农业大学找到了一位叫李参的教授。“李教授在查阅文献后发现，这种蜂叫黄唇蜾蠃蜂，国内分布已知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地，国外分布于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王铁伟说，李教授的研究还发现，这种蜂国内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502年，但一直未被有效利用。
后来，李教授便和王铁伟一起在董王大队做了两年的试验，利用它作为害虫天敌加以利用。“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发表在1975年第2期的《昆虫学报》上，题目叫‘黄唇蜾蠃蜂及其利用的初步研究’。”王铁伟说，因为此事，《宁波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还专程来采访过他。不过令王铁伟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种蜂的繁殖率太低，最后这种做法没能得到有效推广。
每年9月1日开秤后，棉花站前就每天都是排队卖棉花的队伍
棉花收购的季节性很强。“几乎每年都是9月1日开秤，一直收到过年之前。”张亚康说，那个时候棉花站里的正式职工加上站长顶多也就六七个人，每到收花的季节，柴桥供销社就会派人过来帮忙，再请一些临时工。
吴全华是镇东村人，当兵回来后当了四年的大队支委，后来担任过八年的镇东大队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我当兵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吴全华说，刚开始的时候，各个大队或是生产队里都有轧花机，生产队里的棉花都是轧好后，把皮棉卖给棉花站。
在吴全华的印象中，每年棉花站开秤后，只要是晴天，就有排队卖棉花的队伍。“非常忙，柴桥、霞浦两个公社里的棉花基本上是拉到这里来卖的。”吴全华说，当时他们大队里各生产队卖棉花是轮流的，今天这个队卖，明天那个队卖，“不然大家都挤到一块去，卖不了不是浪费时间吗？”
轮到时，生产队里会指派几个劳动力过去的。“有手拉车拉来的，也有拖拉机拉来的。”吴全华说，棉花站就设在镇东，大队与棉花站的关系也很好。当时棉花站门口的路不好，拖拉机开到棉花站里要绕很大的弯，后来大队还专门重修了一条路，这样拖拉机就可以笔直开进棉花站了。“当然，棉花站对大队也很照顾，那个时候柴油很紧张，棉花站还通过供销社的关系，经常给大队弄些柴油票。”吴全华对这些记忆颇深，直到现在，棉花站里的许多工作人员他都能叫上姓名，张亚康、陈亮、吴修纪、胡宗品等等，甚至知道他们大概的住处。记者也是通过他，找到了几位棉花站的老职工。
张根来老人也告诉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镇东小学扩建的时候，还借用棉花站的房子，给学生们上课。
当时在大队支部担任支委的张敏春主要负责小学的扩建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具体是1975年还是1976年，老人也记不大清楚了。“那个时候，学校里有一百多名学生，算上校长一起老师也就五六个人。”老校舍要拆掉扩建，学生就没地方上课了，大队支部与棉花站商量，借用一下棉花站的场地给学生们上课。“上半年学校扩建，棉花站里还没有收花，一些房子刚好空出来，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敏春老人说，当时学校扩建，泥工、木工及帮工都是村里的人，大约半年时间，新的学校就建好了。“九月份学生开学，就搬到新学校里上课了，棉花站也可以正常收购棉花了。”
1984年，实行分田到户，农民种棉积极性很高，下洋棉花站收购的面积有8900多亩。那是下洋棉花站最辉煌的一年
1983年至1984年春，分田到户后，各个生产队也不轧花了。于是，棉花站里开始收购籽棉，自己加工皮棉了。
“紧邻棉花站的几间房子，开始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仓库，后来分田到户，仓库用不上了，刚好棉花站里要，就给他们了。”吴全华说，当时棉花站还给村里安排了几个临时工的名额。
“生产队的轧花机，被棉花站都收了上来，由棉花站统一加工。场地不够了。”张亚康说，“也就是在那一年，下洋棉花站进行了一次扩建，与村里协商，将附近原来生产队里的五间仓库盘了下来，重新弄了一下，还购置了发电机、打包机、皮滚机和轧花机等。”
分田到户后，农户们种植棉花的积极性更高了。“下洋棉花站里国家计划棉的种植任务是6500亩，实际上收购的面积有8900多亩。”张国本是礁碶村人，当时是村里的植保员。每年收购棉花的季节，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棉花站里帮忙。对当时棉花种植的面积，他一口就报了出来：“下洋棉花站的收购范围包括柴桥的养志、大湾，霞浦，还有大碶的塔峙等地。”
张国本虽然是在棉花站里做事，但他基本上也是以“下乡”为主。“每天到各个生产队里，看看棉花的采摘进度，如发现情况及时向棉花站汇报。”张国本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一趟镇海特产公司。“每个星期都要把收购上来的棉花样品，送到特产公司去化验，看看长度、衣分等是否符合标准。”张国本说，如果错掉了，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甚至要把这个批次收购的棉花退还给生产队里。不过还好，在他的手上，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1984年，是我们棉花站收购棉花最多的一年。”张亚康说，那一年收购的皮棉有16000担。
也就是那一年，胡宗品来到了下洋棉花站。虽然在下洋棉花站只待了短短三年时间，但见证了最辉煌的时候。“光车间里的临时工就有八九十个。”胡宗品说。
胡宗品原是霞浦林大人，以前在生产队里管抽水机。每到下半年，不用抽水的时候，他总要到梅山棉花厂里去帮忙做几个月，后来，梅山棉花厂办起了化工厂（也就是后来的上阳啤酒厂的前身），他又去化工厂里做事。厂里领导看到胡宗品技术好人品也好，便到大队里把他“要”了过去，变成了一名工人。“一直到1984年，我老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照顾一个老人，实在忙不过来，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便把我调到了离家较近的下洋棉花站。”胡宗品说，到棉花站上班后，他主要负责车间工作。
胡宗品告诉记者，当时棉花站里有20多台轧花机，从慈溪请了八九个师傅过来，还有几十个女工负责拉花、喂花、送花等工作，棉花轧好后，送到打包车间，每包180斤，上面注明几级棉花，还要写上“下洋棉花站”几个字。在那个时候，能够到棉花站里当一名临时工，也是一份不错的差事。
镇东村村民张贤君1980年开始到棉花站食堂工作。他回忆说，那一年，下洋棉花站的工作人员加上临时工，有130多个人。
后来，当地农民开始改种其他作物，而且土地逐渐被征用，下洋棉花站无花可收，于1998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据《镇海县农业志》记载，棉花曾是镇海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镇海是浙江省9个重点产棉县之一，同时也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之一。“1985年，撤县设区后，棉花由指令性生产改为指导性计划，并且取消棉花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同时受到农村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植棉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其他作物，严重挫伤棉农植棉的积极性，造成种植面积、总产、收购量锐减。”
“分田到户后，我们又种了几年棉花，但后来国家收购的价格不稳定了，种植棉花的人就越来越缺了。”张敏春说，他们家1985年开始就没种棉花了。
“后来，棉花的收入反而不高了，大家都改种西瓜、毛豆等经济作物了。”张国本一直在下洋棉花站里，直到它关闭的那一天。他告诉记者，以前收购旺季的时候，打包的工人每天都忙个不停，后来，每星期甚至每半个月才来一次。
随着北仑的开发建设，霞浦一带的农村土地开始被逐渐征用，用于建设临港大工程、大项目，棉花种棉面积更是一落千丈。“镇东村原本有2700多亩土地，从1994年开始征用，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全部被征用完了。”现镇东村文书李鹏飞告诉记者。霞浦下洋的林大、董王、礁碶几个村和柴桥养志、大湾的情况也跟镇东有些类似。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骤减，棉花站收购的棉花也越来越少，站里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少。“1988年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棉花站了。”此前，曾在棉花站食堂工作了八年的张贤君说，后来棉花站承包给了一位名叫陈亮的职工，但实在是无花可收，棉花站无以为继，两年后就没有再收购棉花了。
张亚康虽然1996年退休了，但他一直关注着下洋棉花站的“命运”。“后两年，棉花站实际承包给了个人，但一年比一年收的花少。”张亚康说，个人承包的两年里，第一年大概收了1700担皮棉，第二年只收了三四百担，“没办法，无利可图，只好关门了。”
从1964年开始收购棉花，到1990年关闭，下洋棉花站走过了26年的风雨历程，给当地的棉农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也给那一代人留下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回忆。
（本文摄影：陈张坤）
（2013年1月17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