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们所说的牙雕，从广义上讲，是指以象牙、兽牙、兽角、兽骨为材料进行的雕刻工艺。从狭义上讲，就仅指象牙雕刻。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兽类的骨、牙、角同石头、木材一样，最先都曾被用来制作生产或生活用具，进而才从用具逐渐演变为可供人欣赏、把玩的工艺品。例如石头，尤其玉石，它在原始社会因为被用来制作生产或狩猎的工具，所以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之分。后来，随着铁器、青铜器的出现，石器便逐渐演化为石雕艺术作品——石雕佛像、石雕神兽动物即是；其中的玉石更被人类视为宝物，雕琢成各种令人喜欢的摆设、佩饰与挂件，并赋予各种祥瑞意义和文化内涵，直至今日，仍备受人们青睐。牙雕也如此。因为木材容易腐朽，石头、玉石坚硬而不易雕刻；事实上，远古时代遗存至今的文物中，最能表现先民雕刻水平的还是牙雕。中国的牙雕同玉雕一样，也源远流长。
一、牙雕艺术的萌发
中国的牙雕艺术肇始于何时呢？从考古中我们发现，旧石器时代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山顶洞人，就已经有穿孔兽牙做成的装饰品，这其实是人类审美意识和原始艺术的萌发。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骨、角、象牙制品的使用范围扩大，数量也逐趋增多。1982年陕西西乡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雕人头像，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十多件用以吹奏的骨笛，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骨雕作品。
清象牙浮雕人物庭院纹笔筒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刻花庭小盅、象牙鸟形匕、蚕纹象牙雕圆形器，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象牙雕作品，距今也有7千年历史。
除上述器件之外，像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回旋纹透雕象牙梳、嵌松石骨筒，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雕筒，以及江苏吴江县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骨匕等等，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牙雕作品。山东宁阳出土的回旋纹透雕象牙梳，是利用一段弧形象牙皮雕制的，长16.4厘米，宽8厘米，上宽下窄。
梳身呈现3条自然的平行线条，上面透雕S形纹饰（即“回旋纹”）。纹当中刻小“T”字，纹外围以界框。界框上端有3个圆孔，下端则雕成16条长长的梳齿。既实用，又有审美价值。泰安出土的象牙雕筒，表面竟镶有绿色的松石，色彩的搭配如此柔和、协调，令人叹服。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低下，那时的匠人不仅能掌握阴刻、圆雕甚至镂雕技法，而且还想出以镶嵌的办法来装饰、点缀作品，充分反映了远古祖先们的智慧和才能。据我们所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器物共19件，除象牙梳2件外，还有象牙琮7件，象牙筒10件，器物周身都雕有不同的纹饰，十分精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还发现有獐牙勾形器、骨珠等，后来又出土有精工细琢的骨雕花筒、雕花骨匕、骨梳等。这些牙雕器不仅质量好，品种、数量多，而且分布面广，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华夏民族已经萌发了牙骨雕刻艺术。
二、商周时期的牙骨雕
商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开始崭露头角。奴隶主们为维护统治，极力推行着礼仪制度，青铜礼器于是应运而生，并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其他工艺的发展并未受到阻碍，当时的牙雕就很盛行，牙雕器具的用途也比较广泛。这从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就可见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同时又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
她死后被厚葬。妇好墓一个墓穴就埋了564件骨雕器。这些骨雕作品除实用器具之外，大多为装饰品，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器相比，无论雕工还是纹饰，都有明显差别：
（1）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其雕刻风格与同时期的玉雕基本相似，浅浮雕应用广泛，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有。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主纹用浅浮雕表现，再略作减地处理，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以加强色彩的艳丽，产生对比效应。我们仔细考察存世的一些精美商代牙骨器，如夔龙扳金象牙杯，发现这些牙骨器的制作，可能包括镂刻、彩绘、染色等工序。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与雕刻的纹饰比较吻合。正由于这样，商代牙雕比过去的作品要精美得多，这是艺术走同成熟的一种反映。
（2）商代的牙角器以小见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统治者推崇青铜器，青铜器用以祭祀和饮宴，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气势；一是牙角器同玉器一样，都受原材料的限制。难以制作戊大型器物，所以就只能作为小型礼器（如牙琮等）或饰物、佩件面世，而且在工艺上同玉器一样，都以浅浮雕为主。
（3）它们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的纹样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狰狞的饕餮纹，神异化的龙形纹、鸟纹，以及蝉纹、蕉叶纹，作为主流纹饰，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
青铜器作为礼器，商代巫觋用以“通天地”。因此，玉器，牙角器仿效青铜器的上述纹样，其实也都与商代流行的崇迷信、祟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它不仅透出一种神秘的威力，而且还具有象征“协上下”、“承天运”的祥瑞意义。今天，我们从安阳市设墟妇好象牙杯和虎形扳金象牙怀上，就能见到这样的雕镂精细的图案。
妇好墓出土的这两件夔龙扳金象牙杯，本是一讨，高分别勺30.5厘米和30.3厘米，口径11.3厘米和12.5厘米。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象牙根段本来是空心的，因材造器，巧具匠心。环形似觚，侈口薄唇，腰部内束。杯右侧的銴，亦用象牙制成。杯身右侧靠近口、底的地方，凿两个上下对称的小圆孔，由此插八扳金榫，使杯身和扳金珠联璧合，非常谐调：杯身通体雕刻精细繁缛的花纹，由杯口至切地处，形成4个花纹段：第一段为口下部，刻有三组饕餮纹，其眉、眼、鼻处，均嵌绿松石；第二段为颈部，也是三组饕餮纹，眼、鼻、口嵌绿松石，在口下则雕大三角纹，口两侧刻对称的倒夔纹；第三段为腹部，刻变形夔纹，眼以绿松石镶出；第四段近切地处，同样饰有三组饕餮纹，目字形眼，大鼻翘目，口均向下，眉、眼、鼻、口处均镶绿松石。除此之外，纹饰区段之间，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线。象牙杯的扳金部，呈夔龙状，头冲上，宽尾下垂。鐾上端两面雕鸟形纹，勾喙短冠，眼镶绿松石。扳金背中部雕一兽面，其下又雕一突起的兽头，双角上竖，口、眼、眉镶绿松石。
妇好墓中的虎形扳金象牙杯，杯身呈筒状，亦通体雕刻饕餮纹、鸟纹和夔纹，并衬以雷纹地，上下两层雕刻。它的敞流外侈，扳金上则雕虎纹。
现在很多收藏青铜器、古牙雕的人，都想了解饕餮、虎、夔龙在古人的认知领域里，究竟有些什么寓意。《吕氏春秋·先识览》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这是战国时期吕不韦等人的认识。青铜器纹饰中，还有貌似虎食人的。因此，秦汉以后，很多人就把饕餮、虎视为“恶兽”了。这种看法其实不符合商代的实际情况。目前，学术界主要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饕餮、虎、龙乃商人心目中的神兽，饰纹中有形似食人者，实为神兽食鬼魅，义在避邪求吉；一是觉得这些饰纹中的神兽并非食人，而应理解为人与动物（神兽）的另一种关系。因为，张开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是把两个不同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兽口下的人可能就是作法通天的巫师。这样，饰纹中所反映的“神兽衔人”，就是一幅巫师作法，借助于他的神兽（动物）助手而达到通天的场面纪实。
相传夔龙也是一种神兽，形状如牛，苍色无角，单足，却能行走，并能呼风唤雨，叫声如同雷鸣。
综观商代的青铜器饰纹和牙雕器饰纹，我们发觉，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一般都不张口，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牙雕的盛行还有赖于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例如象牙，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安阳殷墟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这说明四千多年前，中国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类动物出没其间，约一千年后的商代，这种生态仍然存在。《吕氏春秋·古乐》载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就是说，当初商人驯服大象，用于生活乃至战争，给居于黄淮间的东夷人造成灾难。后来，周公调遣军队才把大象赶到了江南。这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象主要生存于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不一样。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常有犀牛角。到了商代，人们喜欢田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殷王“逐犀”，且时有收获——少则一二头，多则十余头，最多一次获得71头。这说明犀牛在远古时代，在中国中原地区也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动物。犀角在当时常被制成酒具，人们称之为“兕（读sì，寺）觥”、“兕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遗存之物。我们只能从西周时期的兕觥青铜仿件中窥见它的形状。
中国的牙雕业发展到西周时，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尤以牙骨笄为多。在工艺技巧上，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出土的圆锥形笄，圆度精确，弧形规正，故有人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手摇加工“车床”。
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商代的华丽繁密，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西周的牙雕作品遗存甚少，今日所能见到的也属凤毛麟角。
三、春秋、战国时期牙骨雕刻内容的变化
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速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地主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整个社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事物也随着发生深刻的变化。艺匠们经过长期创作实践，这时已经发现同样进行雕刻，象牙较玉石容易运刀，较兽骨容易磨光，象牙的纹理又细腻，且质厚色美，光洁如玉，因此情有独钟，视之为理想的雕刻材料。这时，黄河流域大象繁衍，获取大象也并不困难。所以，象牙作品的数量大增，结果导致了象牙雕从牙骨雕刻中分离而独树一帜。
春秋、战国时期的牙骨雕，受玉雕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商代的饕餮纹已不多见，代之以谷纹、云雷纹、螭纹和几何纹的流行。谷纹，又称“乳丁纹”，寓意雨雪如母乳一样，供万物生长。螭纹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龙纹。这些纹样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逐渐从过去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产生对人生、对大自然的恐惧，而祈求神灵的庇佑，转变到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后，进而祈求上苍予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渴望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种纹饰内容的变化，既说明先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的进步，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情况，具有很可贵的文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的牙骨雕，以河南陕具号国墓和洛阳市中州路春秋墓出土的象牙剑鞘为最典型。这两件器物均用整块的象牙雕琢而成，前者外壁满雕螭纹，后者外壁浮雕几何纹。这两柄剑的把手也是象牙雕制的，把手上镂雕的4条棱线，与剑鞘上的4条棱线连成一体，显得挺拔、慄悍。从整体造型看，则显得朴实无华。这一时期的象牙雕刻，其实更多的是摹仿玉器雕刻，所以，纹饰纤细、密集，线条短促，装饰花纹通常都占据了器物表面的大部分空间。它的圆雕题材，多为龙、虎、走兽，肌肉丰满，富有动感。
春秋、战国时期其他牙骨雕件，器物表面有漆绘图案的，那是为增强装饰性而设计，但因漆层容易剥落，出土后原有的面貌往往都已破坏，看不出所以然了。
四、转换期牙雕艺术
前文述及，《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记载。然而，到秦、汉时，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捕杀以及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分布范围也迅速缩减到西南地区。中国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骤减，以至于变成当时达官贵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这样，秦汉时期牙骨雕刻行业的维系与发展，它的方式也从“就地取材”，转换到“外出觅材，精工雕作”上，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给自足的丰华态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整个中国牙雕发展的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之前。
期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仅是汉代的器物。
西汉以来，广州（番禺）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逐趋频繁。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时粤地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珍珠）、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近二十年来，广州、湖南的汉墓出土文物中，也多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1984年在广州市象岗开掘汉代南越王墓时，从墓中藏宝物的西耳室中，就清理出5枚原支的大象牙，经考证研究，断定为非洲象牙。这说明汉代象牙的来源，除东南亚、印度之外，还来自非洲。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作品的纹饰大致可划分成三类：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饰；三是摹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高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簟，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汉末，《魏书·韩务传》也有“韩务除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的记录。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伊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
五、辉煌与繁华中的唐代牙雕
唐代继隋统一中国后，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当时政治强大，经济繁荣，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上，也非常频繁活跃。据史书记载，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在艺术和宗教文化上往来很多，当地盛产的象牙、犀角和珠宝，时有进口，数量、质量也比较可贵。这样，唐代牙雕业的发展便有了比较厚实的物质基础。再说，中外艺术和文化的交流，这对当时牙雕艺术的繁荣和表现题材的开拓，无疑也是一种促进。
唐代牙雕艺术繁荣，但当时能享受它的，非上层统治阶层莫属。这些艺术品往往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旧唐书·舆服志》有“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的记载。笏，古代官员朝见时手中所持的狭长板子，又叫“手板”，是用以指画或记事的。执笏朝见，始于周朝。到了唐时，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持象牙笏，当时象牙用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据《大唐六典·尚署令》记载，唐代朝廷还常在每年二月二日中和节，以镂刻十分精美的牙尺或木画紫檀尺赐王公大臣。这种牙尺从形式上看，像是古代量长度的器具，实际上是皇帝用以恩宠近臣，示信示戒的。汉唐时，朝廷诏书写在一尺长的木板上，称“诏板”，又称“尺一”。唐代朝廷用象牙、紫檀这样珍贵的进口材料，由艺匠们雕镂而成，作为礼物，而且选择中和节那天赐予近臣，就寓有祥和的意愿了，能得到这礼物的近臣，也自然会感受到是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当年白居易有诗《谢中和节赐尺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
唐代牙尺，后人多称之“拨镂牙尺”。所谓“拨镂”，指施以雕镂之外，多先行染色之法，《正仓院考古记》载曰：其法“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它色者。”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所创的牙雕工艺。
唐代拨镂牙尺，现在上海博物馆珍藏了1支，日本国的奈良正仓院珍藏10支：“红牙拨镂尺”6支，“绿牙拨镂尺”、白牙尺各2支，均由当年日本遣唐使或唐朝使者从中国带去。
上海博物馆珍藏的牙尺，长30.25厘米，宽3厘米，厚0.55厘米。正、反两面都用单线为栏，内以双线等分为10个方格。
每格等距，相当于3厘米。以牙尺两端的蕊心点测量，计30厘米等于唐制1市尺。它的正面，单数方格中浅刻鸟兽，复数方格中细刻花卉；背面的10个方格中，其中8个刻禽兽、花卉，2个刻亭台楼阁。3厘米见方的地方，刻镂的图案精细华美，从放大镜中检视，所刻花木充满生机，鸟兽富有活力，都具有毛笔勾勒意味。像这样细微的刻镂，工匠的腕力、目力至为重要，非深厚的功底而莫为。
唐代上层社会还盛行礼仪腰带上附嵌饰件。这种被称之为的带饰，它的多寡，是官位高低的标志。制作的材料，也有严格的规定，依次为犀、金、玉、银、榆石、铜、铁、黑木等。而且，即便用犀制成，犀的质地、品种不同，也成为区分官位高低的重要标识，《新唐书·车服志》曰：
“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车马无饰金银。”
这里面所说的“通犀”，是当时最为名贵的一种犀角。所谓花犀、斑犀，则是表面生有斑点的犀角。《旧唐书·舆服志》还记载，唐代上至帝王太子，下及“文官七品以上朝服者”，其冠饰都有“犀簪导”。簪导乃古代男子用以束发的一种首饰；犀簪导就是用犀角雕制而成的首饰。这一切都说明，犀角雕的用量在当时也比较大。
象牙、犀角雕件不仅盛行于唐代上层官僚中，同时也流行于文人土大夫和富贵人家。
《朝野佥载》中就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毛，非是不书”的记载。《图画见闻志》也有关于德宗年间“刺史王琦家有象牙笔管，上刻《从军行》，字画精绝，似非人工，必向光明处方可辨之”的介绍，惜无遗物传存于今。
甘肃省安西的榆林石窟，保存唐宋时期雕刻的众多佛教壁画和塑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同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一起，合称为“敦煌石窟”。在那里，我们有幸看到至今保存完好的一尊唐代象牙菩萨像，外形为骑象的普贤菩萨，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这尊菩萨像，用一块高80厘米，宽8.7厘米的象牙雕刻而成，又可一分为二，变为两片，内刻54个不同的佛传图，表现的人物有279个，车马12驾，均栩栩如生，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
纵观中国牙雕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唐代开始它又复苏、兴旺起来，唐代牙雕艺术特别是它的浅雕、精镂和细刻，为明清时期的象牙细刻、象牙平面微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六、世俗化、装饰化倾向的宋元牙雕
宋元时期，中国再次呈现民族统一的局面。因此，在经济繁荣、国力比较强盛的形势下，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创作题材适应城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便成为宋元手工艺品的一大时代特征。
宋元时期的牙雕材料，多依赖于进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象牙，一次就有7795斤。尤其在宋初百年间，因为社会经济一直向上发展，赵宋王朝对官僚士大夫的待遇非常优厚，整个统治阶层都过着豪华的享乐生活。他们对牙雕艺术的享受，也一承盛唐风绪，讲求华美。赵宋朝廷还专门设置规模宏大的皇家工艺品作坊群——文思院。在文思院所属“四十二坊”中，“犀作”“牙作”更为显目，更受垂青。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战乱，牙雕作品无一件传留下来。所以，对宋代牙雕艺术的了解就非常困难。今天我们只是从文献中知道，宋代牙雕有世俗化、装饰化的倾向；我们从同时代的大量玉雕作品中，能领略这种风貌，因为牙雕、玉雕从来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着。
宋代牙雕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工艺水平突飞猛进，其标志就是“鬼工球”的发明。“鬼工球”即透雕象牙套球，因为它怎么被雕镂成这个样子，让很多人匪夷所思，说“鬼斧神工”也不为过。“鬼工球”的外观为一个球体，表面刻镂各式浮雕花纹，球内则有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且所套的每一层空心球，均能围着同一圆心自由转动，每一套球里外都镂刻精美繁复的纹饰，显得活泼流畅，玲珑空透。这种“鬼工球”，早在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珍宝论》中，就有披露：
“尝有象牙圆球一个，中直通一窍，内车二重，皆可转动，谓之‘鬼工球’，或云宋内院作者。”
由此可知“鬼工球”乃宋代内院，即“文思院”所作，它的内外有三层。据我们所知，这种牙雕绝活后来一直还在发展，到清末竟发展到能雕内外50余层。
13世纪末，蒙古族人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定国号为元。元代统治者虽然轻视文人，导致“十儒九丐”，但对工艺却很重视，立国不久，即籍人匠42万，立局院七十余所（《秋涧文集》），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出现官办、民办两种，牙雕业就在这种态势下维持和发展着。谢瑶《金玉琐碎》中有这样的记述：“元时尚牙器。今传流者，所刻图章，刀痕深入……且复追宗古法……余尝得‘卧美人’，刀法不多而丰致殊雅。近人所制牙器虽极工整，转不及元人浑朴，盖一代必有一代佳制，非人力所可争也。”
从谢堃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元代民间已流传牙雕工艺品，“卧美人”应该是当时牙雕适应市井文化需要，产生世俗化倾向的具体表现。
目前民间流传的元代牙雕，如牙雕带扣，采用多向打孔的镂钻工艺，因此，器件上的图纹，能于三维空间展示多层次的变化，所现花草禽兽纹饰栩栩如生，它与宋代“鬼工球”竟有异曲同工之妙。元代牙雕带扣的两个搭襻，分别雕有《春水》《秋山》图案，反映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春天放鹘捕鱼、秋天射虎杀鹿的狩猎生活场面。它与玉雕中的“春水玉”“秋山玉”的区别，仅在于材质的不同。它们都是分上下两层镂雕，创立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花下压花”的立体图案。如《春山》襻，天鹅、鹘、荷叶为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之下，芦叶、荷梗、茨菰又是一个层面，所以立体感很强。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所以传世的牙雕作品罕见。但是，元代牙雕工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这也诚如谢堃所言：“盖一代必有一代佳制，非人力所可争也。”
七、明代牙雕艺术的新风貌
明代牙雕是在元代雕刻艺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明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5年）为前期阶段。这时的牙雕材料，来自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和南亚附近地区。现在我们见到的不少精美艺术品多出白于当时宫廷和官宦人家。明正德至崇祯年间（1506～1644年）为后期阶段。后期的牙雕业发展比较迅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歙州、福州、漳州和广州等大城市、商埠里，雕刻、镶嵌工艺都空前的盛隆。
近代象牙雕长寿百蝠纹宫扇
永乐年间，成祖皇帝朱棣为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开辟更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先后三次派遣“三保太监”郑和，率队出使西洋，开通了中国和海外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促成和增强了与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交往。很多象牙材料，于是也从那里进口，并送往朝廷，由“御用监”负责制作。
明代前期的宫廷牙雕作品，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绘画笔意，着色填彩都有一定的章法。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明前期宫廷象牙器，如“象牙蟠龙笔架”、象牙法轮、雕牙荔枝螭纹方盒以及牙笏等，都是一些精品。这时，广东沿海城市的工匠，也借天时、地利条件，发展牙雕工艺，著名的作品有“鬼工球”（象牙镂雕球）等；江南苏州一带，历来是工艺美术发达地区，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牙雕工艺也精益求精。但在质量、数量上，民间牙雕器与宫廷牙雕器无法相比。
明代后期的牙雕，则以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大城市为基地，随着竹、木雕的发展，逐渐繁荣，它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文化艺术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几乎同步。这些大城市同京都一样，都有不同规模的牙雕手工业，涌现出一批艺匠和雕刻大师。本书在介绍竹、木雕时，说到当时有一批文人、画家，如名闻遐迩的朱鹤（朱松龄）、朱缨（朱小松）、朱稚征（朱三松）、李耀（李文甫）、濮澄（濮仲谦）、方古林等，亦直接投身于工艺雕刻行列，他们不仅擅长竹、木雕刻，也参与牙骨雕刻之中，带来了新的雕刻技法和题材，创造出具有文人书卷气的牙雕艺术品。这一时期的牙雕器，以扇股、簪饰、剑饰和小件的印章、笔筒、笔管、笔架等文房用具居多，也有盒、碗等实用器物和部分圆雕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福州、漳州凭借海外贸易输人象牙之便，牙雕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据《漳州府志》介绍，当时漳州人以舶来象牙制仙人像，以供赏玩，“其耳目肢体均生动逼真”。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提及“闽中牙刻人物工致纤巧”。明中后期，闽粤沿海城市的牙雕，多立雕类人物，其中主要为佛道造像，还有外国的修士、圣母像等。这些人物造像，借助象牙料的自然弯曲，随形雕琢，构思新奇，面部刻画重在传神，衣饰中的花纹往往带有装饰性，刀法简练，刀口圆润自然，因而形成这一地区牙雕的独家风格。
纵观明代牙雕，它的前期发展比较缓慢，中后期发展较快，以致于全国上下，官办、民办都出现了一派繁荣、兴盛局面。
八、鼎盛时期的牙雕艺术
清代帝室于1644年人主中原、统一中国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人口繁衍的措施，收到实效，于是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少有的“康、雍、乾盛世”。太平盛世，百废俱兴，各行各业相继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的牙雕业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终于形成了中国牙雕史上的鼎盛态势。
康熙二十三年（1984年），朝廷“弛海禁”，辟广州为外贸通商港口，进一步加强海外贸易，牙雕的原材料由此而常年不断地进口。与此同时，内陆城市经济的发达、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成长，中西文化的交汇，都进一步开阔了士大夫、商人和市民的视野，导致清代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浓厚，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样，由于各方面有利因素的出现，牙雕业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牙雕艺术受到其他艺术门类以及外来文化艺术影响，也日臻完美。
清代牙雕继承明代传统，作品进一步朝中小型方向拓展。
象牙、犀角制成的笔筒、笔架、砚台、墨盒、墨床、镇纸以及文具盒、印盒、画轴、画托，是当时上流社会比较常见的工艺珍品。它的工艺多以文人故事、花鸟图案、吉祥纹饰为装饰题材，散发出浓郁的文人气息，在技艺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清代牙雕创制的大量精美的小件陈设和实用器具，也富有想象力，品种、题材比明代丰富，如象牙宝塔、云舟、花篮、花插、香筒、牙席、牙折扇、牙筷、牙杯、冠架、鞋拔、牙鼻烟壶等，造型优雅、别致，人见人爱。
纵观清代牙雕艺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前期自顺治元年始，及至乾隆六十年；主要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代康熙朝，中国的牙雕主要表现为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南派艺术以广州为代表，它的牙雕作品雕镂玲珑透剔；北派艺术以北京为代表，作品的风格古朴典雅。18世纪初叶，雍正皇帝从广州、苏州等地召征一批艺匠进宫。这批艺匠聚集于宫廷造办处的作坊内，精心设计，运用高超的雕刻技术细心制作，以满足帝王对艺术的欣赏，并融南北牙刻艺术流派为一体，取长补短，结果又产生了一个艺术流派——宫廷牙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造办处牙雕”。
造办处牙雕作品，在我国清代象牙工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的技艺异常精湛，作品往往透出精细、清雅而又庄重、威严的仪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的“镂雕夔纹象牙香筒”、台湾故宫博物院陈列的“透雕云龙纹象牙套球”，工致纤巧，真令人叹为观止。
清代还流行以象牙为主，镶嵌玉石、金银、紫檀的工艺品。
如乾隆年问的“月曼清游册”，就是以象牙雕镂成人物、楼阁，而以宝石雕成器皿，蜜腊、玛瑙被刻为山水、路径，天空则以薄漆衬托，制成浮雕镶嵌册页的。作者为当时在造办处当差的广东牙雕大师陈祖章等人，他们是根据宫廷画师陈枚的画稿，用整整100天时间才雕刻成功的。这十二帧连成的册页，描绘贵族妇女从正月到十二月，不同季节、时间里所表现的不同生活情景。
整个画面，景色斑斓，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举止神态呼之欲出，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清代历史风俗画卷。构思之巧妙，技术之高超，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
清代的犀角雕和象牙雕一样，也在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高峰。清代与明代犀角雕虽然都以高浮雕、圆雕为主要特征，但在造型上，清代的多仿商、周时期青铜酒器的造型，如觥、爵、觚等。犀角的形状、色质，原本就浑厚苍深、古色古香，雕制时造型仿古，纹饰又刻意表现商、周时代流行的蟠螭纹、兽面纹、云龙纹或蕉叶纹、卷云纹，刀法也回复到殷商时代所表现的那种阴刻、浅浮雕效果。因此，作品耐人寻味而风行一时。
清代擅雕犀角的艺匠也很多，如：方弘、尤通、朱宏晋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无锡人尤通。尤通制作的犀杯，精美之极，独占鳌头，当时就享有“尤犀杯”之誉。康熙年间被召人清宫，服务于内廷，所制“仙人乘槎（槎：读chá，原指用竹木编成的筏）杯”，备受皇帝赏识，乾隆曾赋诗咏赞：“照诸幸而逭温氏，刻杯仍此遇尤家。河源自在人间世，汉使讹传星汉槎。”这件作品，至今还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清代的牙角雕刻，分宫廷手工艺和民间手工艺两类。到了中期阶段，民间手工艺也蓬勃发展起来，先是苏州、北京，接着，广州牙雕“后来者居上”，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代中期的牙雕，多为精巧玲珑的小件陈设，造型比较奇特，并且变化多端，可以说每一件牙雕都是争奇斗胜，令人眼花缭乱。但在艺术创造上，这时却走向繁琐堆饰，图案多仿商周青铜器上的回纹、拐子夔龙纹，显得神秘庄重。这一时期创作的象牙镶嵌器物，如“万寿飞禽”挂屏，以黑漆为底，用紫檀木雕成山石、树干，而将杂色象牙雕刻、镶拼成凤凰等各种飞禽花卉，极尽工细，显得富丽堂皇。原置于上海市豫园“得月楼”的一对由象牙、玉石、紫檀镶拼的花鸟挂屏，也亮丽醒目，惟其铜攀乃錾花鎏金，厚重非同一般。清代中期的牙雕，往往表现出刀法娴熟、精雕细刻的特点，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牙雕艺人的聪明才智。
清代牙雕业的繁荣昌盛，主要表现在它的早期和中期阶段。
从咸丰开始就走下坡路了。这跟整个国势有关，因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这时，象牙、犀角来源也少；犀角更属稀有，仅少量作为药材进口。因而虬角（即海象牙）成为犀角的代用物。虬角的体积小于象牙，所制多为小品器物，与真正的象牙器无法比肩。从总的来看，清中期以前，牙雕艺术创作和生产技术规模，辉煌繁荣。中期以后，生产技术虽仍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艺术创作走向繁琐堆饰，格调不高。
咸丰三年（1853年），中国民间的牙雕艺人在广州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象牙手工业行会组织——象牙会馆。象牙会馆下设两个堂口：“慎玉堂”和“怀远堂”。“慎玉堂”设“贡行”、“洋行”两个部门。“贡行（又称·本庄”）集中了一批技艺较高的艺匠，专做牙雕贡品，是送朝廷的。“洋行”则做外销产品。清朝灭亡后，宫廷牙雕艺人散落于民间，大部分成为近代北京牙雕的从业人员，也有一些迁徙天津、上海、广州，继续他们的艺术创作。
清代牙雕在我国牙雕史上，占有光辉篇章。这一时期的牙雕器，精美绝伦，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清代牙雕还为近代、现代牙雕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这也正是清代牙雕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青睐的根本原因所在。